第15章 2、李德、博古親赴前線，“禦敵於國門之外”

前線一天天吃緊，瑞金沙洲壩那棟“獨立房子”變得異常繁忙。 “獨立房子”的主人、洋顧問李德也愈發坐不住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李德才是奧匈帝國的一名小兵。兩年後，李德作戰中被俄國軍隊俘虜，送往西伯利亞。十月革命爆發後，李德加入紅軍，開始了革命生涯。在鏖戰中，李德作戰勇敢，晉升為騎兵團參謀長。 1919年，李德成為德國共產黨黨員，在慕尼黑參加過街壘戰。他曾兩度被捕。 1924年，他在德共中央從事情報工作。 1929年春，李德被派往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 1932年春，他畢業時接到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命令：到中國去，擔任軍事總顧問施特恩手下的一名顧問。於是，李德怀揣著奧地利護照，登上火車，橫穿西伯利亞，經東北來到上海。

李德之所以被選中派往中國，大抵有三個原因：一是他有過街壘戰經驗，而當時統治中共全黨的王明路線正在搞“城市中心論”、“奪取城市”，很需要“街壘戰專家”的指導；二是他會俄語、英語。便於在中國工作；三是他有過地下工作的經驗。 其實，李德從上海派來江西時的使命只是一個沒有什麼權利的顧問。但一至瑞金，博古因不懂軍事，將軍權拱手讓出，才使之成為凌駕於中革軍委和紅軍總部之上的“太上皇”。 李德後來返回德國。 1973年，他寫成《中國紀事》一書，全面回顧了他在中國的經歷。李德在《中國紀事》上說：我表示同意去蘇區，但提出一個條件，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出一個相應的指示。尤爾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發出了幾封電報。 1933年春天，他們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大意是：我作為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受支配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沒有得到。由於技術上的原因，我的行期推遲到秋天……

這就是說，李德是一位“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而且還要接受中共臨時中央的領導。但是，李德剛到瑞金，博古、洛甫（張聞天）跟他長談，便把共產國際的指示撂在一邊了。李德在《中國紀事》中這樣回憶：當天晚上，我們還規劃了一下我們的工作範圍，我們一致同意，由我主管軍事戰略、戰役戰術領導、訓練以及部隊和後勤的組織問題。 博古把李德奉若神明，而李德根本不懂適合中國國情的戰略戰術，他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 據李德的翻譯伍修權回憶，李德身邊人員的工作程序是：不論白天黑夜，只要前方來了電報，都迅速送到“獨立房子”來。首先由工作人員譯成俄文，並根據電文對著地圖查證地理方位，繪成簡圖再送給李德。經他批閱提出相應的建議後，再由工作人員譯成中文送給軍委副主席周恩來，由他在軍委或政治局會議上將李德的建議提出討論並付諸實施。

博古當時是總書記，但他對軍事一竅不通，就把軍事指揮大權拱手讓給了李德。李德有了作為中央總書記博古的支持，博古又有來自共產國際的李德作軍事顧問，兩人相互支持。 李德來到“獨立房子”不久，便博得一個“雅號”，曰“圖上指揮家”。 他成天圍著客堂間裡的大地圖轉來轉去，一邊抽著煙，一邊用紅藍鉛筆勾勾畫畫，然後用尺子量著距離，規定著部隊行軍的進度。他甚至連一挺機關槍該放在哪裡，一門迫擊砲放在何處，都按地圖作了規定。 殊不知，他用的那些地圖，全是國民黨部隊“供應”的，好多地圖都不准確！ 李德是一位“街壘戰專家”。他曾到過紅軍大學、紅軍第一步校、第二步校、特科學校等軍校講課。講課內容都是正規軍打陣地戰的戰術。這是他的拿手好戲，又有街壘戰的實戰經驗，又有莫斯科伏龍芝軍事學院的條例條令。斯諾見過李德後在《西行漫記》中，寫下這樣的感受：“李德無疑是個有個人才能的軍事家和戰術家。”南京的國民黨將領們看到李德的一些分析他們戰術的著作時，頗為欽佩地承認：“想不到李德準確地預計到了這次巨大攻勢的每一個步驟。”

李德的悲劇在於他在伏龍芝軍院沒有學過游擊戰、運動戰的課程，而他到中國後又對中國的國情、民情、軍情知之甚微。 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以來，“地圖上的指揮家”並沒有給自己和博古帶來聽希冀的那種勝利局面。相反，硝石、資溪橋、滸灣、大雄關、邱家隘、雞公山、鳳翔峰等戰鬥，紅軍使用的“短促突擊”、“堡壘對堡壘”的戰術，在蔣軍的堡壘面前，顯得軟弱無力，那麼經不起對抗。幾個月下來，紅軍在“新戰術原則”的指導下，沒有一次戰役能像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在第一、二、三、四次反“圍剿”戰爭那樣，痛快淋漓，動輒就吃掉敵人一個師、兩個師，而且還盡是嫡系、精銳。洵口大捷，雖讓人著實興奮了一陣子，但也不過吃掉一個旅，而且好夢不再來。

李德、博古所推行的新戰術原則，在你死我活、炮火連天的戰場上經受了實踐的檢驗，讓紅軍得到了以生命為代價的血的教訓。人們逐漸對“兩個拳頭打人”、“堡壘對堡壘”、“短促突擊”等洋戰術發生了不滿和懷疑。 1933年12月，在黎川城東的團村戰鬥中，由於沒有集中紅一、三軍團主力，而且分兵作戰，致使彭德懷紅三軍團孤軍奮戰，結果只打了個擊潰戰，喪失了圍殲敵兩個師的良好戰機。為此，周恩來和朱德致電後方的中革軍委負責人項英說：“昨日團村戰鬥，如一、三軍團會合作戰，戰果必不至如此。” 1934年2月7日，周恩來在談到紅軍目前實行的堡壘戰、陣地戰時，強調指出：“我們的主要作戰形式還是運動戰，”“我們反對單純防御路線，我們要進行運動的防禦，”“從運動戰中來消滅敵人，這是最有把握的。”

1934年2月10日，林彪、聶榮臻致電軍委，提出利用運動戰消滅敵人的建議。 4月1日，彭德懷致信中革軍委，要求改變現行戰術。 4月30日，林彪就戰術、指揮等問題再次致信中革軍委。 然而，掌握中革軍委實權的李德根本聽不進紅軍領導人和前方將領的建議，一意孤行地按照自己的軍事經驗和“洋教條”指揮紅軍，指揮戰爭。他根本不相信自己的戰略戰術會有錯，他要親自上前線，在廣昌這個蘇區大門，集中紅軍主力九個師與敵人十一個師進行一場決戰，用紅軍將士的熱血和生命再搏一回。 博古聞知大加讚許，並要求軍委另組一個“臨時司令部”。同時，決定自己親自陪洋顧問到廣昌前線坐陣。 廣昌，位於黎川之南，寧都之北。縣城坐落在群山環抱的盱江左岸，是中央蘇區的北大門，為兵家必爭之地。紅軍守住了它，便“禦敵於國門之外”了；蔣軍佔據了它，便打通了通往中央蘇區腹地瑞金之門。在第二、三次“圍剿”中，蔣軍曾一度攻占過廣昌，但不久便被紅軍收復。

廣昌和建寧，作為蘇區的兩個戰略要地，李德都曾親臨視察過。 1933年11月底，博古和李德為了直接控制對前方的軍事指揮權，來到了朱德、周恩來所在的紅軍總部所在地福建建寧。這次前方之行的目的，按李德自己的話說來，是要“同周恩來、朱德討論軍事戰略戰術的問題”，進而解決“中革軍委和前線指揮部的合作中含糊不清和容易引起誤會的問題”。其實，真實情況遠沒有李德說的那麼動聽。 李德在回憶這次建寧之行時這樣寫道：我的意見是，前敵指揮部應受革命軍事委員會的領導，執行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決議和命令。但是我很快就發現，情況並不是這樣。前敵指揮部完全按自己的判斷行動，至少是中央紅軍的調動上是這樣。前敵指揮部所依靠的是它對不斷變化的軍事形勢比較了解，因為它擁有利用無線電技術進行偵察的一切手段，以及通過特務和偵察員獲得補充情報的一切力量。因此，作為軍事委員會機關的總參謀部，實際上只是獨立部隊和地方部隊的作戰領導機關，只是兵源補充、給養供應和戰士訓練的組織機構。最高軍事領導如此分成兩部分，使得一切軍事行動很難一致，更促使游擊主義現象產生，而且便於毛澤東挑起爭端，從中漁利。

從建寧一回來，由李德建議並經博古同意，前方總指揮部被取消了，博、李通過設在瑞金的中革軍委對紅軍各部直接發號施令。周恩來、朱德也只得返回瑞金。 十九路軍垮台後，蔣介石再度集重兵於蘇區邊境。 1934年2月初，李德再上北線視察，到達廣昌。這次到廣昌，李德親自向紅一、五、九軍團的將領們灌輸他的戰略戰術。 兩次前線之行，促使李德下了決心：建寧和廣昌，都是戰略要地，必須堅決守住。因此，應該在廣昌地區構築工事，以便阻止敵人的主攻部隊在對敵最容易而對我們最危險的道路上繼續向我蘇區的心臟地區進攻，並在盱江東西兩岸保證自己部隊發動突擊時安全過江。 4月上旬，敵北路軍陳誠部和東路軍蔣鼎文部相繼進到黎川南部的康都西城橋至泰宁一線。 4月10日，敵集中十一個師進攻廣昌。

其中，以第十一、第十四、第六十七、第九十四、第九十八五個師為河西縱隊，沿撫河進攻；第五、第六、第七十九、第九十六、第九十六等五個師為河東縱隊，沿撫河東岸進攻，預備隊第四十二師在河西跟進。敵人進攻正面約五公里，採用河東受阻時河西推進，河西受阻時河東推進戰法，交替築碉堡前進。 從戰爭之初的硝石戰鬥開始直至廣昌，陳誠逐步意識到紅軍這次完全與以往不同，他給蔣介石致電，說紅軍開始與他打正規戰、陣地戰了。 蔣介石最頭痛的就是紅軍的運動戰、游擊戰。打正規戰、陣地戰，他信心十足，不禁心中大喜。他對南昌行營的高級幕僚們說：“紅軍想打正規戰與我拼實力，那還不好？把重砲兵全給我開上去！” 於是乎，蔣軍嫡系在北線和東線，特別是陳誠所部配備了大量德國造的卜福式山炮。

打正規戰、陣地戰，武器裝備在某種程度上來說起決定作用。那麼廣昌戰役中，雙方的武器裝備和兵力對比情況如何呢？ 根據1934年紅軍總司令部的統計數字：紅一軍團約一萬六千人，一萬枝步槍和三百挺機槍；紅三軍團約一萬五千人，九千枝步槍和三百挺機槍，三十門追擊砲；紅五軍團約一萬人，七千枝步槍和一百五十挺機槍；紅九軍團，約九千人，七千枝步槍和一百五十挺機槍。在彈藥上，每名戰士配發手榴彈一至二枚，子彈七十至一百發，機槍配發三百至四百發子彈，砲彈約三千枚。 這便是廣昌守軍——紅軍九個師總的兵力、裝備情況：共四萬餘人，步槍三萬五千枝，機關槍九百挺，炮三十門。 陳誠軍方面，每一步兵連配備輕機關槍三挺，其類型有德國造自動步槍、捷克式輕機關槍、法國造哈乞開斯輕機關槍，以團為單位分批改用德造或比造七九步槍，排連長配備德造二十響快慢機槍一枝。蔣介石並將軍政部直轄的砲兵第一團及砲兵第五團以營或連為單位配屬各“圍剿”部隊。這兩個團是用從德國購進的卜福式七五山炮裝備而成，這種炮配有全副觀通器材，最遠射程為九千米，砲彈是複裝藥，能適應對各種目標的射擊，命中精確度極好。此外，蔣介石又將宋子文財政部稅警總團所屬迫擊砲營調到前線參加戰鬥。這種炮是法造八一口徑，裝有瞄準具，較之蔣軍所用八二迫擊砲以垂球規尺瞄準者更為精良。 陳誠投入廣昌之役十一個師近十二萬人，配有大量山炮、野炮、迫擊砲，還有數十架飛機的空中優勢。從兵力和裝備上說，與紅軍相比，佔有絕對優勢。 在這樣一種極為懸殊的陣地對抗中，紅軍無疑處於相當劣勢的境地。毛澤東竭力反對這種拚消耗的陣地戰，並把它諷刺為“叫花子與龍王比寶”。 然而，毛澤東的忠告根本不可能更改李德、博古的決心。 盱江兩岸，從建寧前線返回的紅一、三、五軍團和從龍崗調集的第二十三師，協同原在廣昌的守備部隊紅九軍團，向陳誠所部發起一次又一次疲勞已極但頑強無比的短促突擊。 戰役之初，敵河東縱隊向大羅山、延福嶂陣地發起猛攻，紅軍拼死抵抗，使敵進攻受阻。敵河西縱隊乘紅軍主力集中撫河東岸作戰之機，突破紅軍第九軍團防禦陣地，於4月14日占領廣昌外圍要地甘竹。 19日，東岸敵之河東縱隊又佔大羅山、延福嶂陣地。當日黃昏，紅軍向大羅山之敵發起反擊，多次沖殺，反复肉搏，但終未能阻止敵之進攻，被迫撤退。 第二天黃昏，博古、李德到達廣昌頭陂。與博、李同時到達的，還有中革軍委主席、紅軍總司令朱德，中央政治局委員、紅軍總政治部代理主任顧作霖等。 顧作霖原是閩贛省委書記，因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圍剿”中負重傷後長期住院治療，因此博古就讓他代理王稼祥之職。此次上前線，還有個新頭銜：野戰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野戰司令部司令員是朱德，野戰司令部政治委員則由博古親自兼任。實際上，朱德已不能發揮多大作用，不過是一個陪襯而已，李德實際上成為真正的總司令。 4月21日，即博、李抵達第二天，便以中共中央委員會博古、軍委主席朱德、紅軍總政治部代主任顧作霖的名義，發布中央、軍委、總政《保衛廣昌之政治命令》。 《命令》指出： （一）敵人已盡力採用一切方法企圖佔領蘇維埃的廣昌。 （二）我們的戰鬥任務，是以全力保衛廣昌。為完成這個光榮的任務，一切戰鬥員、指揮員、政治工作人員應有最大限度的緊張與努力，我們的堅定的堅決的英勇的戰鬥，非但能夠保衛赤色廣昌且可能消滅大量的敵人及最後粉碎第五次“圍剿”。 （三）我支點守備隊，是我戰鬥序列之支柱，他們應毫不動搖地在敵炮火與空中轟炸之下支持著，以便用有紀律之火力射擊及勇猛的反突擊，消滅敵人有生兵力。 （四）我突擊力量應努力隱蔽地接近（爬行跑步利用死角等等），以便避免在敵火之下不必要的傷亡而進行出於敵人意外的突然的攻擊。在攻擊時，應不顧一切火力，奮勇前進，堅決無情地消滅敵人。 （五）戰鬥員、指揮員及政治工作人員應記著革命戰爭是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對於任何動搖猶豫膽怯更不必說，個別的混入的敵人奸細，在戰鬥中之反革命行動應提高最大的警覺心消除之。在戰鬥中，誰都應該與最先進的戰士比。 （六）指揮員、政治工作人員應無例外在自己的部隊中，不脫離自己的隊伍亦不落後自己的隊伍。他們不僅應以個人的勇敢且特別應以正確戰術動作給戰鬥員以身作則。在他們及先前的戰鬥員領導之下，我們的部隊應繼續並提高我中國工農紅軍之光榮傳統，高舉光榮的紅旗向著偉大的勝利前進。 勝利萬歲！ 當天，野戰司令部又以“萬萬火急”電令，下達了兩道《消滅敵向廣昌前進的佈置》和《保衛廣昌的部署》。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委員會、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下達了《給戰地黨和蘇維埃的指示信》。 《指示信》稱：反對第五次“圍剿”的決戰，已經進到更加劇烈的決定勝負的緊急關頭，全蘇區的工農勞苦群眾在黨與蘇維埃的領導之下，熱烈地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圍剿”的戰爭，中心區域正在積極動員模範少先隊開到前線配合我們英勇的紅軍作戰。你們正處在這一劇烈的決戰的最前線，與工農紅軍一樣地擔負著歷史上最偉大最光榮的任務。你們的英勇的戰鬥是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有決定意義的因素之一。為“保衛廣昌”“保衛建寧”“保衛會昌”“保衛和發展全蘇區”而戰的責任，正放在你們肩上。 中革軍委《戰鬥報》，蘇維埃中央政府《紅色中華》發表社論，提出口號：“為著保衛廣昌而戰，這就是為著保衛中國革命而戰”，“勝利或者死亡”…… 蔣介石奪取廣昌志在必得，李德保衛廣昌孤注一擲。一場空前規模的殊死血戰拉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