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3、福建政府獨樹一幟，更改民國年號

鼓山會議，“閩變”的頭一天，決策層還在進行要不要“舉事”的爭論，而且十分激烈尖銳。 李濟深、陳銘樞等十九路軍的老前輩，與蔣介石積怨甚深，迫不及待地要盡快舉起反蔣的旗幟；十九路軍實權在握的蔡廷鍇，則以為時機尚不成熟，草草行事，恐難成功，主張推遲舉事。 蔡廷鍇的意圖，被李、陳誤解，以為他想打退堂鼓。因為蔡從上海調福建，委員長“十分器重”他。 造成十九路軍內部矛盾與隔閡，當然有歷史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蔣介石“抬舉”蔡廷鍇，排擠打擊陳銘樞、蔣光鼐。 十九路軍的旗號，是在1930年蔣馮閻中原大戰時樹起的。它的根底是廣東國民政府時期的粵軍第一師。後來，第一師擴編為第四軍，李濟深為軍長。 下轄第十師（師長陳銘樞，副師長蔣光鼐，第二十八團團長蔡廷鍇，第二十九團團長范漢傑，第三十團團長戴戟）和第十二師（師長張發奎）。

北伐戰爭中，第四軍戰功卓著，把吳佩孚打得連連敗退，受到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的多次嘉獎。 1930年中原大戰，蔣光鼐，蔡廷鍇第一次打出十九路軍旗號，為蔣介石力挫閻、馮於山東、天津戰場，立下汗馬功勞。 在十九路軍，若論資排輩，當依次為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 1920年陳銘樞在粵軍當營長時，蔡是其部下一個排長。十多年的戰爭風雲，其三人在十九路軍中形成一種格局：陳銘樞主政治，蔣光鼐主運籌，蔡廷鍇主督戰。 陳銘樞倚老賣老，與蔡廷鍇產生了矛盾。 蔡廷鍇在回憶他與陳銘樞的關係時說：陳長期以家長自居，把軍隊看做私人資本，領袖欲強，野心勃勃，不體念官兵犧牲奮鬥的艱難，多疑善變，遇事投機，總想僥倖地孤注一擲。這些是非、成敗、利害上我和他有重重矛盾，在私情上也彼此有隔閡，不如我和蔣光鼐做到魚水相依，同甘共苦。在閩變過程中，如不是蔣光鼐從中調解就搞不起來。

福建事變，陳銘樞是首領。他之所以急於舉事，是因為陳蔣矛盾太深。 陳銘樞開始是擁蔣的，並積極參與替蔣介石打內戰，樹立與鞏固蔣介石的統治地位，但後來卻成了反蔣的急先鋒。 從1927年寧漢分裂，到1932年寧漢由分裂到合作，陳銘樞是擁護蔣介石的。如果說，一二八抗日是十九路軍隊擁蔣到反蔣的分水嶺的話，那麼陳銘樞的分水嶺也如此。 一二八抗戰前後，陳銘樞曾一度代理行政院長，孫科組閣時，又任副院長兼交通部長。他利用十九路軍及結交一些進步文人為政治資本，提出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意見，多少有和蔣介石、汪精衛等爭奪權力的野心。因此，不容於蔣、汪政權，被迫憤而出走。 出國後，陳受到蘇聯政府禮待，研究了蘇聯政治制度，懂得了一些勞動人民當家做主的道理，同時受歐洲當時反法西斯人民陣線運動啟發，1933年6、7月間回到香港，就想聯合第三黨、國民黨內反蔣派系的民主人士和神州國光社一批知識分子，組織反對獨裁的人民陣線，企圖推翻蔣介石的統治。

陳銘樞出國前，原想推選宋慶齡出來領導這一運動，宋不同意；回國後，又想推胡漢民出來在廣州組織獨立政府，但由於陳濟棠以保持廣東半獨立為滿足，胡不願出來。於是，乃聯絡李濟深，想通過李濟深拉李宗仁、白崇禧和福建一道反蔣。 7月間，李濟深派親信幕僚尹時中為代表，攜帶政治綱要到南寧進行聯繫。李、白鑑於陳銘樞的作法過分，就以廣東不願合作，沒有後方為詞，不願參加。 李濟深和陳銘樞取得一致意見後，在香港利用西南政務委員會，聯絡西南各省實力派——湖南何鍵、貴州王家烈、雲南龍雲、四川劉湘等派駐廣州及香港的代表，與山東韓復榘、陝西楊虎城也直接有聯繫。與同情反蔣的如泰安馮玉祥、天津方振武、上海方鼎英、李烈鈞等也派有專人聯繫。

第三黨的領袖鄧演達和陳銘樞私交頗好，鄧被殺害後，該黨黃琪翔、章伯鈞、彭澤湘等人和陳也有來往，並支持十九路軍。 1933年春，該黨曾介紹大批幹部到福建搞農村工作，並幫助十九路軍辦軍官訓練班，取得一定成績。 1933年9月間，李濟深、陳銘樞等已邀該黨負責人黃琪翔、章伯鈞、麥朝樞等到香港商量反蔣之事，該黨成為陳銘樞可靠的支持者，雖然各有各的一套，然而在反蔣抗日，對農村採用計口授田的綱領上，基本還是一致的。 陳銘樞是以十九路軍起家的，有了該路軍才有福建這一塊地盤。他認為政權有了蔣光鼐（時任福建省主席），軍權有了蔡廷鍇（時任十九路軍總指揮），當會事事如意，由他支配。然而，事實上內部卻是矛盾重重，鬥爭尖銳。

“閩變”前夕，陳銘樞從國外回到香港，蔡廷鍇不避外界閒言，親往迎接，以示敬意，蔡廷鍇和他聯袂到閩。他即以太上皇自居，辦事專斷，不按手續，不擇手段，不顧蔡的威信。今日在某團體演講，明日又到某軍某師講話，大有不談革命，不談抗日民族就不能自救，自身就不能保的神氣。 陳銘樞表示應迅速組織政府倒蔣，最好是聯合廣東，廣西一道幹，如廣東不合作，即和廣西合作，兩廣都不合作，也要單獨幹。 蔡廷鍇和蔣光鼐則主張當前不應公開反蔣，只有維持現狀，搞半獨立來聚積力量，聯絡四方，訓練幹部，等待時機，有了充分準備再乾。 陳銘樞一看蔡廷鍇與之計劃不合拍，頗為惱怒，與蔡發生爭執。 蔡廷鍇說：“十九路軍是中華民族的軍隊，不是私人的軍隊呀！”

蔣光鼐出來調解雙方矛盾，他勸說蔡廷鍇：“事至如今，只好按陳銘樞的意思辦了，大家共同推李濟深主持反蔣抗日大計。” 蔡廷鍇明知軍事、財政毫無辦法，草率行事必致失敗，但也不好堅持反對，因為陳、蔣都說“不計成敗”。 蔡廷鍇到漳州召開各師師長會議，徵求下屬意見。 率兵打仗的人多不問政治，更沒有政治頭腦，縱便不滿意，也不表示態度。 蔡廷鍇深感處境維艱，很想掛印逃官。 蔣光鼐對他說：“你一旦離軍，各師師長論戰功論資格，互相伯仲，無人可以統帥。”進而又勸：“我們雖軍力、財力不足，但孫中山先生手無寸鐵也乾起來！” 從大局出發，蔡廷鍇同意舉事…… 不料，各方人馬雲集福州，在此箭在弦上之際，蔡廷鍇又唱反調，提出推遲。陳銘樞暴跳如雷。

李濟深、陳銘樞擔心蔡廷鍇變卦，也不無道理。因為，就在“閩變”緊鑼密鼓籌備之時，蔣介石兩度請蔡廷鍇上廬山、赴南昌會晤。對十九路軍將領，蔣介石是採取了一打一拉手段。 1927年北伐和1929年蔣桂戰爭，蔣介石緊緊籠絡住李濟深、陳銘樞，使其為打敗吳佩孚、李宗仁衝鋒陷陣。 李濟深、陳銘樞不聽話了，於是蔣介石又在十九路軍中開始拉攏蔣光鼐和蔡廷鍇。中原大戰，蔣介石封蔣光鼐為十九路軍總指揮，蔡廷鍇為軍長。 十九路軍孝忠“委員長”，直把馮閻打出中原。上海一二八抗戰，蔣光鼐又不聽話，與時任京滬衛戍司令長官的陳銘樞一道與日本人血戰，在全國出盡了風頭，而丟盡“委員長”的面子。於是，蔣介石開始打擊蔣光鼐，“栽培”蔡廷鍇。

這段經歷，蔡廷鍇回憶說：1932年1月，蔣介石調蔣光鼐為福建省主席，命我升任駐閩綏靖主任，當時陳銘樞在中央也已被迫辭職。綏靖主任是指揮全省軍政的，以一個多年領導我的上級長官，一變為受我領導，十分不便，我當然不願幹，蔣光鼐要我以大局為重，力勸就任。蔣介石把我提拔上來脫離陳銘樞、蔣光鼐的控制，以便利他的指揮與宰割，陰謀是非常明顯的。 約在2月上旬，蔣介石在武漢來電要我到漢口見面，當面詢問十九路軍進入閩西的情況，並告訴我福建人事極為複雜，宜多用閩人幫忙，對軍紀尤當切實整飭，辦過福建事的人，方知辦福建事的困難。他查問我兩次回廣州關於陳濟棠、李宗仁等對中央態度怎樣？我藉詞搪塞，他得不到要領。最後，他告訴我對待兩廣事情，你不及他們的策略，不可太率直輕信外間一切謠言等語。此行明確兩個問題，一是知蔣介石重用我，為的是調動福建全力進犯蘇區；一是知道蔣介石怕我和廣東、廣西互相勾結。蔡廷鍇的確受了蔣介石的“重用”，讓他身兼四職：浙閩贛粵湘五省南路“剿共”前敵總指揮，福建綏靖主任，十九路軍總指揮，十九軍軍長。

蔡廷鍇深知，委員長的“重用”無非就是利用，利用他打紅軍，為他當炮灰。蔡廷鍇的諸位上司，也曾被蔣“重用”過，但到頭來，都落得被人取代的下場。蔣介石的最終目的只有一個，消滅十九路軍。 蔡廷鍇對蔣光鼐說：“老蔣把十九路軍調到福建來打紅軍，如果不打，必授之以柄，被他消滅；如果聽從命令積極打，官兵不願意，孤軍深入，後無援兵，又必為紅軍所消滅。剿也難，不剿也難，打也完，不打也完。” 蔣介石一打一拉的慣用伎倆，刺激推動了十九路軍挺而走險，舉事兵變。 陳銘樞及其使者頻繁穿梭於香港與福州之間，引起了坐鎮南昌的蔣介石極大的不安和關注。所以，他竭力拉攏蔡廷鍇。 10月上旬，陳銘樞一到福州，蔣介石即致電蔡廷鍇，查問陳抵榕具體活動，並派飛機到榕接蔡廷鍇上廬山會晤。

蔡廷鍇藉口有病，身體不適，不能前往，婉言將飛機打發走了。 數日後，蔣介石又從廬山來電特別說明，蔡如不能離開軍中，可另派親信代表一晤。 蔡廷鍇為了解蔣介石對待十九路軍及對陳銘樞的意圖，乃電令十九路軍駐北京辦事處主任黃春和（廣東梅縣人，系蔡護國軍講武堂時老同學，相隨多年，蔡之得力助手）同陸文瀾、宋子文等一道往廬山見蔣介石。 蔣介石在廬山召見黃春和後，又讓宋子文托黃送給蔡廷鍇五十萬元。 蔣介石的算盤很明白：籠絡蔡廷鍇，只要蔡不起兵，陳銘樞縱有天大本事也無所作為。 此時的蔡廷鍇，正在打自己的算盤。他電令黃春和將五十萬元款及南京給十九路軍的物資全部運往福建。 這筆款，成為老蔣“關照”十九路軍的最後一筆。 11月中旬，福建形勢如弦上之箭，蔣介石寄希望於蔡廷鍇。他幾次直接打電話給蔡，蔡的秘書均藉口說蔡下部隊，無法聯繫。 就在事變的前三天，蔣介石還派徐康良乘飛機來福州接蔡廷鍇到南昌見面，並送來一封親筆函：十九路軍東征北伐以來，十餘年中建樹雄偉，勳績彪炳，實黨國忠勤奮鬥有光榮歷史的軍隊，豈能為一、二人之私產。值此顛危震撼之際，當必能本愛國保民之精神，而矯然有以自立，斷不能以私害公，致供任何人叛黨亂國之犧牲。尤不應因一二人反复而盲從附和，舉已往出死入生所造之勳績光榮隨之毀滅。 蔡廷鍇讀罷蔣介石的親筆信，即召集十九路軍師以上軍官會議，他說：“我雖與陳銘樞作法上有些矛盾，但抗日、反蔣、聯共三點基本上一致，我更不能出賣團體自榮。我是福建軍事領導人，福建的一切變革，容許陳銘樞在閩活動及十九路軍與紅軍妥協之事，我應負全責。我往南昌自投虎口，無補團體於萬一。” 一不做，二不休，蔡廷鍇將飛機扣下，飛行員也被看管起來。 蔣介石在南昌不見蔡來，也不見回音，暗忖福建定有重大事變，一個勁地罵蔡廷鍇“娘希匹”…… 福建事變的重要人物，幾乎都出席了鼓山會議。李濟深、陳銘樞、黃琪翔、徐謙、陳友仁、李章達、蔣光鼐、蔡廷鍇及十九路軍各軍長、總參謀長等共十餘人。 陳銘樞竭力主張刻下舉事，他說：“組織政府的人員已集中，各方代表已到齊，時間刻不容緩。蔣介石在江西的'圍剿'部隊抽不出來，義旗掛出，西南、西北、華東、華北必有響應。” 陳銘樞侃侃而談：“蔣介石七八年來政治已弄得天怒人怨。假使蔣軍十個師來犯，我一個師可去破敵兩個師，加上紅軍沿途阻擊，也有戰勝希望。” 最後，陳銘樞說：“即使失敗了，我們是抗日反蔣的，失敗也無尚光榮。” 蔡廷鍇不主張11月發難，力主再拖一兩個月看看情況，最好到翌年1月，他說：“現在舉事，蔣介石必定武力解決，加之我們聯絡了紅軍，兩廣半獨立狀況也難出現，更不用說議和希望了。再者，部隊未調整，防務未佈置，財政未籌措，後方工事未構築，雜牌軍未就範，內部敵人未肅清……” 陳、蔡意見大相徑庭。會上七嘴八舌，議論紛紛，辯論不休，爭執不下。 陳銘樞火了，耐不住了，耍起政客的恫嚇手段：“革命，就不要怕死；膽小鬼，就不要革命。”進而罵了起來：“丟那媽幾大就幾大，盡地一煲（粵語拼命之意）。不同意立即舉事通電，你就把我們統統送到南京去請功。” 事至如今，蔡廷鍇不能再爭辯了，於是，舉起了贊同次日發難的右手。 福建事變決策層的不團結，意見分歧，種下了其迅即土崩瓦解的種子。 陳銘樞的智囊團王禮錫、胡秋原、梅龔彬、彭芳草等擬好了一系列政綱，準備在會上討論。 蔡廷鍇很厭煩，說：“冗長的條文無濟於事，成敗在於軍事。” 鼓山會議開了一整天。深夜，下得山來，眾人匆匆準備。 蔡廷鍇後來說：“'閩變'就是這樣籌備未周和特別是蔣介石派飛機來接我，我竟將飛機扣留的情況下，陳銘樞排除一切，一意蠻乾地發動了。” 11月20日，十九路軍舉事，在福州南校場召開了“中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發表了《人民權利宣言》。 《宣言》提出：（一）否認南京國民政府；（二）號召全國人民及反帝、反賣國之革命勢力，即組織人民革命政府，打倒以南京政府為中心之國民黨系統；（三）於最短期內召集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解決國是。 11月22日，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通稱“福建人民政府”），設首都於福州，改年號為“中華共和國元年”，廢除原來的青天白日黨國旗，改升新國旗，推定李濟深、陳銘樞，陳友仁、蔣光鼐、蔡廷鍇、戴戟、黃琪翔、徐謙、李章達、餘心清、何公敢等十一人為人民革命委員會委員。公推李濟深為主席。 政府下轄軍事委員會（李濟深兼主席）、經濟委員會（餘心清代主席）、文化委員會（陳銘樞兼主席）、財政部（蔣光鼐兼部長）、外交部（陳友仁兼部長）、最高法院（徐謙兼院長）、政治保衛局（李章達兼局長）等機構。 舉事不久，所有參加福建事變的國民黨員宣布脫黨，第三黨也宣布解散，另行組織了“人民生產黨”，由陳銘樞任主席。 十九路軍擴編為人民革命軍第一方面軍，下轄第一、二、三、四、五五個軍，總司令由蔡廷鍇兼任。沈光漢、毛維壽、區壽年、張炎、譚啟秀升任各軍軍長。 將福建省改建為閩海、興泉、龍漳、延建四省，以何公敢、陳公培、徐名鴻、薩鎮冰兼或代省長。 隨後，福建人民政府還派十九路軍參謀處長尹時中為代表駐瑞金。 但當新國旗在舉行慶典儀式的南校場上空升起時，與會的兩萬之眾頓感惶恐。就連事變的主要發起人之一的蔣光鼐，都大吃一驚，頗為不滿。因為此事以前根本就沒有討論過。國旗的樣式，誰設計的，蔣光鼐也根本不知。 關於是否改變國家名稱，福建決策層內部分歧較大。蔣光鼐和蔡廷鍇認為：中華民國是孫中山一手締造的，國民黨旗不應因蔣介石反動而廢除；陳銘摳則表示，中華民國已名存實亡，國民黨已變質，應取消國旗黨旗。 於是乎，陳銘樞和他的智囊決定，改中華民國為中華共和國。取消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採用國家主義派分子翁照垣設計的上紅下藍中間嵌一顆五角黃星的新國旗。 泱泱大國，一時竟出現南京、瑞金、福州三個政府，各樹旗號，三足鼎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