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4、丟失黎川，肖勁光被押上軍事法庭

李德在《中國紀事》一書中這樣寫道：“第五次反'圍剿'中，肖勁光不戰而棄，帶領他的獨立部隊倉皇撤退，而讓地方部隊聽任命運的擺佈。” 當時《紅色中華》更是作了聳人聽聞的報導，說：“肖勁光把赤色的黎川城，以及紅軍用血肉換來的一部分軍用品送給敵人，做了敵人的內應。” 1934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總書記博古和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正是根據這條“罪狀”，對紅七軍團政委肖勁光，在瑞金最高臨時軍事裁判法庭實行了公審、判刑。這就是轟動一時的“黎川事件”。 “大決戰”伊始，蔣介石和博古都看中了黎川。黎川位於瑞金的東北部，與福建毗鄰，是中央蘇區的北大門。它既是中央蘇區與閩浙贛蘇區的結合部，也是蔣介石包圍中央蘇區東線與西線的匯合部。

閩贛省委和省軍區司令部設在黎川，省委書記是顧作霖，省蘇維埃政府主席是邵式平，省軍區司令員是肖勁光。 大敵當前，要不要黎川城，中共內部發生了分歧。博古和李德不顧敵強我弱的實際情況，堅持“禦敵於國門之外”，要求死守黎川。被剝奪了軍事指揮權的毛澤東，則主張放棄黎川，誘敵到福建建寧、泰宁一帶，集中紅軍主力，在運動中消滅敵人。 黎川前線軍事負責人肖勁光，贊同毛澤東的看法。他給前總發電，建議讓出空城，從側面打擊敵人。 然而，毛澤東和肖勁光的意見，絲毫未被考慮，肖勁光接到的命令是“死守黎川”。 1933年9月中旬，敵週渾元三個師乓臨黎川城下。 就在黎川告急的前一個星期，肖勁光的主力部隊全被博古調走，第十九師往福建，另一個獨立師參加硝石戰役，黎川只剩下一支七十人的教導隊和一些地方游擊隊。

不日，閩贛省委和省蘇維埃政府率機關撤出黎川城。 週渾無三個師，開始還是小心翼翼，但後來發現“空城”的秘密，於是大膽進攻。 肖勁光無法“死守”，率教導隊撤出黎川，退到六十里以外的溪口。 9月28日，黎川失陷。 失守黎川，肖勁光一時還未被“問罪”，因為理由不充分。七十人抵擋三個師，怎麼也說不過去。 肖勁光被召到瑞金接受任務。根據中革軍委關於把小團小師整編成大團大師正規部隊的決定，肖勁光奉命以原贛東北紅十軍、閩北獨立師和他所領導的閩贛軍區為基礎，組建紅七軍團。 1933年10月28日，紅七軍團正式成立，尋淮洲任軍團長，肖勁光任政委，下轄第十九、二十、三十四三個師和紅十軍南下獨立團。

1933年11月10日，紅一方面軍“前總”發出“收復赤色黎川”的命令，要求肖勁光率紅七軍團，配合彭德懷紅三軍團攻打黎川之外圍據點滸灣。然而，滸灣一戰，肖勁光非但沒有“將功補過”，相反又吃了一個敗仗。 滸灣失利後，肖勁光被召到“前總”所在地福建建寧。 一位“前總”負責人在談話之前遞給肖勁光一本《鐵拳》刊物，這是“前總”的前線刊物。接過《鐵拳》，肖勁光大吃一驚，刊物的總標題是《反肖勁光機會主義》專號，並載有閩贛省委書記顧作霖等三人的文章。 其實，批肖勁光的“機會主義”鬥爭已經開始，他還蒙在鼓裡。 一個星期前，紅一方面軍政治部就召開了黨員幹部會議，進行反對以肖勁光為代表的“機會主義”的鬥爭。紅軍總部負責人親自參加並主持會議。

會上，“揭發了肖勁光機會主義動搖的性質”和“這一機會主義路線所造成的罪惡”，“會場充滿了鬥爭精神”，強調要把“反肖勁光機會主義”的鬥爭深入到每個支部每個黨團員以至每個紅軍戰士中去。 顧作霖作為閩贛省委書記寫了批判文章。文章說：黎川失守，雖由於我們許多錯誤造成，但肖勁光實為直接的責任者。 當時肖勁光不僅有一個師兵力足以拒止至少可以遲阻敵人於硝石之線，黎川附近地方部隊和群眾，亦可廣泛發展游擊戰爭與堅壁清野，以滯止敵人前進。 肖勁光是紅軍中羅明路線的最典型的代表…… 閱罷《鐵拳》，肖勁光心裡說不出的怨氣。 “這是什麼意思？！”肖勁光問，“丟黎川，滸灣失利，原因在哪裡，前總調查了沒有？事情沒弄清楚，問題就定了勝，批判文章也出來了，而且這麼快，才兩天。這不是早已準備好了的嘛。”

“我是機會主義？！我覺得這種打法就不對。” 肖勁光不服氣，言辭尖銳地進行了辯解。 “你應該服從黨的決定。”前總負責人一錘定音。 “儘管事實可能有出入，但是黨已決定在軍隊中開展反對以你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以教育全黨和全軍。” “如果不講事實，我還有什麼可說呢。”肖勁光說。 談話後，肖勁光被關押了。 “前總”一批肖勁光，閩贛省委緊接隨後。 閩贛省第一屆工農兵代表會議上，省蘇政府主席邵式平指責肖勁光為首的“機會主義的羅明路線”，使“赤色黎川落入敵手，造成了省革委工作史上的污點”。會議強調對與肖勁光一樣退卻逃跑的政府工作人員“應當給以指責”。 彭德懷首先為肖勁光鳴不平，他跑到“前總”，說：“滸灣一戰失利不怪肖勁光，不是他的責任。這一仗是怎麼指揮的，要紅三軍團倉促趕到滸灣，敵人有飛機，有裝甲車，還有森林工事，便宜全讓別人佔了……”

其實，滸灣一戰失利，博古和李德想藉機整彭德懷。他們把紅三軍團政委滕代遠、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羅榮桓整掉了，還想再把彭德懷也整掉。由於彭德懷影響太大，未敢動手。為了在軍內反對“機會主義”，打擊擁護毛澤東路線的人，於是抓肖勁光開刀。 對博古和李德來說，很難理解曾二次到蘇聯，並畢業於蘇聯列寧軍事政治學院的肖勁光，怎麼就不熱衷於正規戰，而對游擊戰執迷不悟。 肖勁光於1920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2年轉為中共黨員。在列寧逝世時，他曾和任弼時、劉少奇等人一起作為東方民族的代表為列寧守靈。他參加過北伐戰爭，任國民革命軍第六師黨代表。 1930年從蘇聯回國被派往中央蘇區，曾任閩粵贛軍區參謀長兼政治部主任、紅軍學校校長、紅五軍團政委。在反“圍剿”戰爭中，肖勁先很快認識到毛澤東軍事思想比在蘇聯軍事學院學到的要更適合中國國情。所以，他成為了毛澤東路線的堅決擁護者和執行者。第五次反“圍剿”一開始，博古、李德為全面實行其軍事路線，借“黎川事件”在軍隊裡“動手術”，抓一批人，處理一批人。數十年後，肖勁光在談及此事時說：“'黎川事件'問題不是我個人，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而是反'羅明路線'，反'江西羅明路線'從地方到軍隊的繼續。”

“反江西羅明路線”時反了“四大”——鄧毛謝古，博古說還有“四小”——肖勁光、李井泉、陳正人、余澤鴻。 李井泉曾往紅一方面軍總司令部政委辦公室秘書長、師政治部主任、師政委；陳正人曾任中共江西省委組織部長、省委代理書記、省蘇維埃政府副主席；余澤鴻任建寧中心縣委書記、建（寧）黎（川）泰（寧）軍分區政委兼建寧警備區政委。 博古一點名，他們都少不了挨整。 肖勁光被押送瑞金後，中央召開了黨的活動分子會議，對肖勁光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博古在會上作了長篇報告，提出在軍隊開展反“退卻主義”、“游擊主義”的鬥爭。凡對臨時中央軍事路線不理解或執行不力者，都為“右傾機會主義”。 這次會議之後，“活動分子”在部隊中都貫徹執行博古的報告。

一時間，對肖勁光的鬥爭危言聳聽，貼出了博古首先喊出的“打倒蔣介石的走狗肖勁光”的口號和標語，還運用報刊、漫畫、戲劇等各種形式，大張旗鼓地對肖勁光進行批判鬥爭。博古對此覺得還不夠“殘酷”、“無情”，他對肖勁光說：“黨決定公審你。” 1934年1月4日上午，瑞金最高臨時軍事裁判法庭，對肖勁光實行了公審。 公審規模之大，氣氛逼人，在中央蘇區還是頭一次，參加大會的有中央和各後方機關代表、群眾近千人。一陣口號後，書記員宣布了對肖勁光的控告書，其“罪狀”有二：黎川失守和滸灣戰鬥“丟傷兵”。 公審前，軍事法庭並未進行預審，所以肖勁光不知何罪之有。 讀畢控告書，執行主席問肖勁光有什麼可說。肖勁光大惑不解，當著眾人面為自己辯護：“黎川失守到滸灣戰鬥，先後一個月的時間，並沒有追究我的責任，還讓我去組建紅七軍團。我被撤職查辦的罪名，是滸灣戰鬥失敗，怎麼又跑出黎川失守的說法呢？”

開始給肖勁光定的“罪名”是滸灣失利，但這一仗肖勁光只是配合三軍團作戰，不是總指揮，負總的責任或全部的責任沒有道理，彭德懷也說不怪肖勁光。於是，李德對博古說：“黎川失守要問罪肖勁光。” 執行主席又問：“不管怎麼說，黎川是不是你失守的？” 肖勁光繼續辯解道：“我的部隊全都調走了，敵人是三個師，我只有七十人的教導隊，怎麼守得住？差不多快被敵人包圍的時候，我才帶隊伍撤出黎川城，這有什麼錯呢？” “為什麼不發動群眾？”又問。 “省委、省政府都撤走了，我怎麼發動群眾？即使發動了群眾，他們赤手空拳，怎麼能對付得了有槍有炮的敵人？……” 大會執行主席無話可問。 “至於傷兵的事，”肖勁光繼續辯解：“八角亭我們傷亡三百多人，我派周子昆師的一個營，護送傷員經過敵占區到後方，途中遭遇敵人襲擊，有十幾名傷員掉隊，其他大部分都安全到達後方根據地……”

經肖勁光這麼一說，兩條“罪狀”都不成立。開始不明真相喊口號的群眾也不再作聲了。 在沒有充分理由的情況下，大會執行主席宣佈公審結果：開除肖勁光的黨籍和軍籍，判處五年徒刑，無上訴權。 公審肖勁光，毛澤東開始並不知道。雖然掛有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的職務，但軍委根本就沒有開會討論過這事。博古對李德說：“不要在中央軍事委員會談及這個問題，毛澤東對此很敏感，他們都是執行同一條路線的。”還說：“肖勁光是毛澤東比較親近的老鄉。” 公審會後，毛澤東才知道這一情況。他十分氣憤，說：“打擊肖勁光是殺雞給猴看，打擊肖勁光，就是打擊我。” 毛澤東委託賀子珍去看肖勁光，並轉達話：黎川失守是“左”傾軍事路線造成的，撤出黎川，做得對。 對肖勁光的處理，李德很不滿意，他對博古說：“判五年刑，太輕了，要殺一儆百，要槍斃肖勁光。” 在此之前，紅三團第五師十四團政委麥農本就因滸灣失利而被軍事法庭處以極刑。 這個問題提到了中央軍事委員會上討論。毛澤東堅決不同意，力保肖勁光。王稼祥也不同意，他拒絕在文件上簽字。王稼祥既是中共軍委副主席，同時又是紅軍總政治部主任。 在毛澤東、王稼祥等人的保護下，肖勁光非但沒殺，還獲釋放，並到紅軍大學任教員。 肖勁光怎麼也沒想到，情況會發生如此變化。一個“罪犯”去當紅軍大學教員！數十年後，他談及此事，感慨萬千地說：“我得以釋放，能活到今天，是毛澤東等同志同'左'傾教條主義者堅決鬥爭的結果。如果沒有中央這些領導同志的保護，我很可能被殺掉了。當時有許多好同志受打擊，多少好同志被錯殺啊。我是一個倖存者。” 紅軍大學設在距瑞金縣城十多里的一個山坡上。這裡原來荒無人煙。學員們自己動手，搭起了一排排茅草屋。 紅軍大學是根據李德和博古的意思辦起來的，所以，從指導思想到教學方法，幾乎都是仿效蘇聯紅軍學校的那一套。校長是張宗遜，後由何長工擔任。 說來有趣，肖勁光、宋時輪、週七第、蘇進、馮達飛等犯有嚴重“錯誤”的紅軍高級指揮員，此刻都成為了紅軍大學的教員。 1934年秋，中央蘇區形勢日趨緊張，紅軍節節敗退，肖勁光的心情越來越沉重。 10月10日，肖勁光與部隊一起參加了長征。 1935年1月，肖勁光抵遵義城。當天晚上，周恩來約見了他。周恩來握住肖勁光的手，說：“中央這次會議為你平反了。你的問題過去搞錯了，中央取消了對你的處分，決定恢復你的黨籍和軍籍，還要重新安排你的工作。” 四渡赤水之後，肖勁光被派到彭德懷的紅三軍團，接替葉劍英任軍團參謀長。 解放後，肖勁光擔負起創建人民海軍的重任，任海軍司令員，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