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3、大雄關之役，林彪軍旗險些被拔

1933年7月，根據共產國際總軍事顧問弗雷德的指令，中央紅軍被編組為兩大集團，即東方軍和中央軍，實施“兩個拳頭打人”戰略方針。 彭德懷東方軍這個“拳頭”，入閩作戰一路上打得很辛苦；而林彪中央軍這個“拳頭”，卻留在原地，閒置了兩個月無所事事。直到8月31日，中央軍才尋得戰機，撈到一場仗打，這就是烏江戰役。 8月29日，敵李思想第八十師進至吉水烏江一線修築堡壘，試圖在中央蘇區北線從贛江到撫河聯起一條封鎖線。 奉命在烏江一帶活動的中央軍第一師偵察部隊獲悉情況後，立即向師長李聚奎、政治委員黃甦作了報告。李、黃認為關係重大，迅即報告中央軍總指揮林彪、政治委員聶榮臻。 林彪、聶榮臻分析了烏江的情況：敵剛進入烏江地區，堡壘尚未修築完畢。烏江一帶地形易於紅軍隱蔽潛入。中央軍組成後，一直沒有動用，敵極可能麻痺、疏忽。

林、聶決心奇襲烏江，並圍點打援。 8月30日，林彪、聶榮臻率中央軍第一、第二師秘密進入烏江地區。李聚奎、黃甦第一師，切斷烏江至吉水的交通，由東向西攻擊，並箝制楓坪的敵軍；徐彥剛、胡阿林第二師和李、黃師第一團從正面攻擊烏江。 林、聶中央軍總部隨二師行動。 天助中央軍。紅一師發起攻擊這一天，適逢大雨傾盆，雷電交加，敵第八十師全然放鬆了警戒。 總攻從8月31日下午4點開始。紅一、二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李思愬師團團圍住，不到四小時，就結束了戰鬥。這一仗斃敵千餘，俘敵三千，俘虜中有敵第二三八旅旅長何文鼎。可惜李思想乘天黑混亂之際，化裝潛逃。 烏江戰役，是林彪第五次反“圍剿”前夜的最後一仗。兩個月後，這位所向披靡、驍勇善戰的“常勝將軍”，竟也在洋顧問李德的錯誤指揮下，在雲蓋山、大雄關之役敗走麥城，狼狽不堪。

1933年11月中旬，中央軍第一、第九軍團奉命在崇仁附近突破敵堡壘封鎖線。敵第七縱隊薛岳、吳奇偉發現紅軍主力後，迅速調集了五個師，欲與紅軍決戰。 第七縱隊是陳誠部第三路軍主力，是蔣介石中央軍的嫡系精銳，武器裝備優良，兵力充實，一個師強於雜牌軍一個軍的兵力，有一萬六千人。薛、關縱隊在第四次“圍剿”中遭到重創。此次，陳誠吸取了以往教訓，與紅軍作戰，絕不打運動戰，只打堡壘戰、陣地戰。 相比之下，紅軍處於劣勢。林彪部第一、第九軍團五個師不過三萬人。 打烏江，紅軍與敵是3：1，中央軍林彪佔絕對優勢，而且還是奇襲；這一回，紅軍與敵1：3，薛嶽大大強於紅軍，守在堡壘裡，以逸待勞。 林彪、聶榮臻不願意在敵強我弱條件下與敵決戰，決定不打薛岳，退守雲蓋山、大雄關。

進入了堡壘區，主動權就在薛岳、吳奇偉手中。林彪尚未到大雄關，敵三個師已搶先一步，佔據了雲蓋山、大雄關各要隘和重要製高點。林彪不得已，與敵交火。雲蓋山、大雄山一帶，均係崇山峻嶺，地形險要，易守難攻。紅軍不易展開，且無樹林隱蔽，易暴露；而敵軍則依托堡壘線，進可出擊，退可進入堡壘固守。 中央軍第一師李聚奎、黃甦部和第二師陳光、胡阿林部同時猛攻敵制高點，中央軍第十四師程子華、朱良才部阻擊箝制敵西進，配合主力側擊敵吳奇偉部。敵出動20餘架飛機和10餘門普伏式山炮、野炮及重迫擊砲，向紅軍部隊猛烈轟炸，與步兵陣地形成交叉射擊火力網。紅軍英勇衝鋒數次，均無一奏效，敗下陣來。激戰中，紅二師四團團長蕭桃明、紅二師政治委員胡阿林犧牲，紅一師師長李聚奎、紅二師師長陳光負傷，營連級指揮員傷亡甚眾。

林彪在指揮部裡看到部隊傷亡這麼慘重，心急如焚。自反“圍剿”戰爭以來，他還是頭一回這麼熊。 聶榮臻說：“不能再打了，趕快撤退。”隨即，命令紅九軍團第十四師長作掩護，讓退下來的紅一、二師向西南方向轉移。 突圍中，在通過敵毛炳文第八師陣地時，發生了險情。敵一個營突然衝到了林彪指揮部跟前，整個指揮部受到了威脅，殿後的第二師也有被敵切斷在隘路口突出不來的危險。 千鈞一發。林彪急了，霍地拔出了勃朗寧手槍。聶榮臻大聲吼道：“凡有戰鬥力的，不管是炊事員、飼養員，全部上去！”他也拔出了手槍。 林彪又氣又急地罵罵咧咧：“這打的什麼鳥仗！”他命令身邊的參謀：“往下傳，讓二師四團趕緊上來！” 林彪、聶榮臻身邊只有一個警衛排，排長叫劉輝山，江西永豐人，解放後任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劉輝山的警衛排真能打，在這節骨眼上，硬是把一個營的敵人堵住了，沒讓敵軍抄了林彪的指揮部。 第四團第一營首先趕到，一個衝鋒，化險為夷。 這次戰鬥，給林彪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1950年，他在《悼左權同志》一文中談到： 11月22日，林彪、聶榮臻向方面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周恩來作了長達萬言的《一軍團雲蓋山、大雄關、沙崗上等地附近戰鬥經過詳報》，列舉了一大堆失誤：自軍團直接以號音催五團速攻後，五團曾兩度奪取3575高地之一部，但其第一梯隊在擊退敵人奪取陣地後，未能繼續前進，以白刃拼搏與火力戰鬥追隨敗退之敵；其第二梯隊也未同第一梯隊跟進擴張戰果。在衝鋒時及擊退敵人而佔領其陣地後和在敵反沖鋒到來時，均未發揚火力。指揮員忘記了運用機關槍，沒有指示機關槍的射擊目標及陣地機槍在戰鬥中隨便擺在陣地上無人過問，槍口有的還朝著後方（二師）。全師機槍只兩枝槍帶了水，其餘均未帶水。在陣地上臨時派人去山下打水，但哪裡有水呢？這就讓咱部隊對隨時準備戰鬥的指示是不充分的，對火力的運用是不注意的。戰鬥中火力與運動的配合是差到驚人的程度。

一遇到敵人較強的火力抵抗時，或較有火力的阻攔時，就在敵前停止起來了，也不發揚火力，也不躍進，大家擠在一堆，讓敵人最有效的火力射擊和遭受敵人的手榴彈的擲，炸死炸傷枕藉。等到敵人的反沖鋒到來，敵人走近我們人堆的附近，以集束的炸彈投入我們的人叢間，一個炸彈就能炸著我們幾個人。我們當敵接近前，既不知以火力壓制敵人。當真接近時，又不以刺刀手榴彈進行肉搏的戰鬥，乘勝猛追過去。反在這時無組織地潰退下來，並且把機關槍也失了。在這戰況的過程中，師團雖命令衝鋒前進，但部隊並未前進衝鋒。這方面固然因為乾部傷亡，部隊無人指揮。證明我們的部隊的頑強性是不夠的，指揮員對部隊的掌握是很差的，戰鬥中的絕對服從指揮的紀律也是不夠的。

戰鬥時關於伙食擔於及衛生隊的指揮很差，很多的部隊整日未得到飯吃。伙食擔子找不著隊伍，衛生隊把收容所設在敵人附近，致使撤退時傷兵抬不出來。 這一次戰鬥前大疲勞和臨時倉促出戰及連上人數不充實。 18號，一軍團奉命至演口演源經神崗以西之內外演溪大山到黨口楊場之線待機，但因山大路彎，整整走了一天。到19號晨出發作戰時，先頭部隊自宿營地出發，而後面部隊則才由大山上下來。這些部隊便有一天一夜未寢未食，18號又馬上接著出發作戰，故部隊疲勞達於極點。在戰鬥中動作之迅速與猛烈遠不及過去戰鬥。 連上原來人數不充實，故戰鬥中表現缺乏強大之突擊力與持續力。一個連用上去均區區只有二三十人，力量是非常單薄，稍遭死傷便更表現得零零落落了。幹部的死傷特別大，也是因戰鬥員太少為其原因之一。在一個陣地上，雖只一百人中，卻包含了好幾個單位。只看著指揮員、輕機槍，卻不見有好多拿步槍的戰鬥員。

幹部，尤其是連排幹部，在戰鬥中不知履行自己的職責，只是親自打槍，打手榴彈，表現個人勇敢，成了戰鬥員的作用，而未按照戰術去指揮戰鬥和抓緊各種重要時機（如衝鋒和對付敵人反沖鋒）進行及時鼓動工作和維持戰鬥紀律。 十四師在神崗向羅坊麻坑警戒之連哨，既不派出偵察前去搜索，又不站在便於展望之地點，對抵抗陣地之選定與發現敵人時之處置均無準備。 19日晨被敵之第九十師之偵察部隊襲擊，全連人員武器大部分損失，使敵於正式戰鬥尚未開始之前即將我軍情況得知。這是警戒疏忽的嚴重教訓。 …… 很長一段時間裡，毛澤東起家的最精銳主力第一軍團，輾轉在敵人堡壘與重兵之間尋求作戰。由於敵人不輕易離開其堡壘地帶，紅軍又纏住敵人死拼死打，仗一般都打得不好，反而疲憊和消耗了自己的兵力。

聶榮臻回憶說：“在福建事變期間，我們一軍團被西調至中央蘇區北線的永豐地區作戰，企圖在那裡突破敵人的堡壘封鎖線。在戰術上，李德強調要以堡壘對堡壘，實行'短促突擊'。為此，軍委於八月下旬專門下達了命令，要部隊用這種戰術作戰。這個戰術，就是敵人修碉堡，我們也修碉堡，待敵人進至距我碉堡二三百米，我們即短促突擊去消滅敵人。採用這種戰術，我軍消耗很大，又打不出什麼結果。1933年12月25日在永豐南面打的丁毛山戰鬥，就是和宋子文的兩個美械裝備的稅警團及唐云山的第九十三師打。 “面對他們修築的堡壘線，我們也修築堡壘與之對抗，打了一個多星期，結果完全是得不償失的消耗戰。敵人有飛機，又有大砲。國民黨軍隊從德國買了幾門普伏式山炮、野炮，還有幾門一零二口徑的重迫擊砲，數量並不多，但調動很靈活，偵察到我主力到了那裡，他們就把它調來了。我們的部隊打得很英勇，但傷亡很大。三團有九個連，卻陣亡了十三名連級幹部。當時就有人聽到三團一個當排長的瑞金老俵發牢騷說：'不知搗啥鬼喲！我們一夜不困覺做了一個堡壘，人家一炮就打翻了；而人家的堡壘，我們只有用牙齒去咬！我們沒有重火器，天天同人家比堡壘，搞什麼鬼！'後來，遵義會議作總結時，把這次戰鬥也歸入'拼命主義'戰鬥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