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3、省委會上，鄧小平等被當眾繳槍
1931年8月，鄧小平從上海抵達中央蘇區中心瑞金。他擔任的第一個職務，是瑞金縣委書記。
1932年5月，鄧小平又被調任中共會昌縣委書記。兩個月後，又任會（昌）尋（烏）安（遠）中心縣委書記。
然而，好景不長，半年後，橫禍飛來，鄧小平被打倒了。他的“錯誤”，是“執行毛澤東的退卻主義”，是一條“江西羅明路線”。
當時，羅明正在中央黨校學習。他在中央機關刊物《鬥爭》上看到了中央宣傳部長洛甫的一篇檄文《羅明路線在江西》。文章不但批羅明，而且還把鬥爭矛頭指向了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和李富春力首的江西省委。
羅明大惑不解。他找到洛甫問：“我根本就沒到過江西，怎麼說羅明路線在江西？我的'流毒'從福建跑到了江西了？”
洛甫回答很乾脆：“江西省委的錯誤，鄧毛謝古的錯誤，與你的錯誤一樣，都是搞退卻逃跑，和中央唱反調，所以叫江西的羅明路線，也要痛加批判。”
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江西羅明路線”之“四大金剛”。
毛澤覃，毛澤東的胞弟。 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八一起義，在井岡山任紅四軍三十一團營黨代表。後任中共東固區委書記，贛西南特委委員，紅六軍政治部主任、代理政治委員，中共永（豐）吉（安）泰（和）特委書記等職。
謝唯俊，湖南耒陽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跟隨毛澤東參加過井岡山斗爭，任紅四軍二十八團連黨代表、紅四軍一縱隊政治部主任、總前委秘書等職。 1932年8月任江西軍區第二軍分區司令員兼獨立第五師師長。
古柏，江西尋烏人。 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廣州起義，1929年10月任中共尋烏縣委書記。 1930年5月，協助毛澤東作著名的尋烏調查，後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任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秘書長，有毛澤東第一任秘書之譽。 1931年任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裁判部部長兼內務部部長、省蘇維埃政府委員。
“四大金剛”，鄧小平為首。臨時中央拿他開刀的藉口是所謂尋烏事件。
第四次反“圍剿”戰爭中，廣東軍閥向蘇區南部緊逼。會昌中心縣委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領導三縣群眾堅壁清野，以靈活的游擊戰術粉碎敵人的進攻。但是，“左”傾冒險主義者片面地強調擴大中央紅軍，把會、尋、安的地方武裝編入正規紅軍。同時又命令守在蘇區南部前線的紅軍獨立師離開會昌和筠門嶺，開往北線。 1932年12月，粵軍大舉進攻，敵我力量懸殊，尋烏城失守。
臨時中央負責人抓住這個“尋烏事件”，誣陷會昌中心縣委“在敵人面前驚慌失措，準備退卻逃跑”，執行的是“單純防御路線”。
從這裡開始，拉開了會、尋、安反對“江西羅明路線”的序幕。
反“江西羅明路線”鬥爭不是偶然的，它是江西蘇區黨內堅持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的人，同“左”傾教條主義者長期鬥爭的總爆發。
六屆四中全會王明上台，鄧小平對其路線持保留態度，結果被指責為“散佈對四中全會後中央領導的不信任，實際上就是在反對共產國際和四中全會”。
1931年11月的贛南會議，毛澤東受到排擠打擊，毛澤東的路線被斥為“富農路線”、“狹隘經驗論”，並譏笑“山溝裡沒有馬列主義”。毛澤覃、謝唯俊、古柏卻對那些身居大城市“洋房子”、不深入實際、專門給各地找岔子的教條主義者的無理指責，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駁斥說：“大城市產生了立三路線，我們蘇區的山上，卻全是馬克思主義。”結果，他們被指責為“拿'洋房子先生'的口號反對中央局的領導，拿'找岔子'的口號，反對中央對工作的批評。”
後來，鄧、毛、謝、古又在一系列問題上，對王明路線進行了抵制和鬥爭。
在革命道路問題上，他們反對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者在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後提出的“奪取一兩個中心城市，爭取一省和數省首先勝利”的“左”的口號，認為在敵強我弱情況下，“向著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發展蘇維埃是沒有可能的”，主張“向敵人弱的地方發展”，建立鞏固的農村革命根據地。
在紅軍作戰原則問題上，反對王明冒險主義所鼓吹的“正規戰”、“陣地戰”，繼續堅持游擊戰、運動戰、“誘敵深入”等戰略戰術原則，因而被誣為“實行退卻逃跑”、“純粹防御路線”。在土地革命問題上，反對對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左”傾土地政策，主張按“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等原則解決土地問題。因而，他們負責的地區，被“左”傾領導者指責為“土地問題沒有徹底解決”，“犯了富農路線的錯誤”。
在擴大紅軍、推銷公債和徵糧等實際工作中，反對脫離實際、指標過高、強迫命令等錯誤做法，主張體恤民情民力，減輕群眾負擔，因而被“左”傾教條主義誣為“對擴大紅軍怠工”，“藉口蘇區群眾負擔太重，來反對推銷公債，並主張主力紅軍要把打土豪籌款當作自己的主要任務。”
鄧、毛、謝、古等人對毛澤東正確路線的堅持和對王明“左”傾錯誤的有力抵制，是臨時中央在江西蘇區全面貫徹“左”傾錯誤的障礙，因而他們無疑要被當作反“江西羅明路線”的主要打擊目標。
1933年2月20日，即中央作出“反羅明路線”決議五天后，中央局機關刊物《鬥爭》刊載了中央組織部部長任弼時的長篇論文《什麼是進攻路線》。
文中點名批判鄧小平領導的會尋安中心縣委犯了純粹防御路線的錯誤，毛澤覃領導的永吉泰與會尋安長期陷在純粹防禦的泥坑中，提出要“反對一切機會主義的動搖，反對機會主義逃跑和純粹防御路線，反對對於這些路線的調和”。
2月28日，根據中央局指示精神，江西省委書記李富春，對自己的部下，進行了不上綱不上線、低調的批評。博古對此很不滿意，認為江西省委給屬下定的調子太低，沒有直接指出純粹防御路線就是羅明路線，是一個“嚴重的錯誤”，並對省委進行了嚴厲批評，表示極不滿意和極不信任。
3月下旬，蘇區中央局沒有同江西省委打招呼，撇開省委和李富春，直接跑到鄧小平所在的會昌，召開會、尋、安三縣黨的積極分子會議。洛甫剛從福建開展“反羅明路線鬥爭”回來，便馬不停蹄再赴會昌。臨行時，還拉上了剛進蘇區的羅邁（李維漢）。
鄧小平不在縣委，還在鄉下佈置工作。洛甫向縣委負責人說：“整天忙於事務，能不犯路線錯誤？快把鄧小平找回來。”
鄧小平連夜趕回縣委。在路上，他問縣委負責人：“洛甫來幹什麼？”
“說是開黨的積極分子會議，中央直接部署的，要批判什麼'會尋安羅明路線'”。
鄧小平忐忑不安，他見省委書記李富春也來了，便想探個究竟。鄧小平與李富春是留法勤工儉學的老同學，私交甚深。鄧稱李夫人蔡暢為蔡大姐，稱李為李大哥。這位李大哥，在中央批評會尋安逐步升級，調子越來越高之時，為了保護鄧小平，決定調他到省委任宣傳部長，並於3月初派他代表省委處理宜黃、樂安工作中的一些問題。
今天，這位厚道的兄長，卻對鄧小平的詢問難以答复：“我以普通黨員身份參加會議，準備聽取批評意見……”
羅邁主持會議，洛甫作報告。洛甫的開場白便點了鄧小平的名。他說：“會尋安三縣過去在以鄧小平同志為首的中心縣委的領導下，執行了純粹的防御路線。這一路線在敵人的大舉進攻面前，完全表示悲觀失望，對群眾與黨員同志的力量沒有絲毫信心，以致一聞敵人進攻蘇區的消息，立刻張惶失措，退卻逃跑。這一路線，顯而易見，同黨的進攻路線絲毫沒有相同的地方，這是在會、尋、安的羅明路線。”
與會者大多是農民黨員，文化程度不高，見識也不廣，只會做具體工作。
聽中央領導談什麼路線呀，什麼羅明路線呀，還有什麼會尋安羅明路線呀，稀里糊塗，議論著：“我們搞得不錯嘛，怎麼還批鄧書記，還鬥爭呀！”
洛甫繼續說：“由於鄧小平同志的錯誤，三縣黨的工作遭受了重大損失。黨中央決定，要在中央局直接領導下，開展一場反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鬥爭。這個鬥爭要深入下去，一直深入到各個支部。”
洛甫把目光轉向坐在會場角落裡的李富春。 “省委2月28日的指示信是錯誤的，是對純粹防御路線的調和，根本沒有指出鄧小平同志純粹防御路線就是羅明路線。因此，反純粹防御路線的鬥爭不深入，省委也應負很大一部分責任。”
洛甫作報告，作總結，說了一大通。在中央局的精心策劃下，會議對鄧小平進行了蠻橫的指責和無情的批判。
會議通過了《會、尋、安三縣黨積極分子會議決議》，並決定立刻改組會、尋、安中心縣委和三縣縣委常委，召開三縣各級黨代表會議，開展反鄧小平純粹防御路線的鬥爭。
洛甫、羅邁返回瑞金，分別撰寫了《羅明路線在江西》、《試看鄧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評》，登在中央局機關刊物《鬥爭》第八期。
毛澤覃、謝唯俊挨批後，拒不承認“錯誤”，並給正在瑞金葉坪的毛澤東寫信，反映情況。
這件事不知怎麼傳到博古那裡。他說：“毛澤東犯了錯誤，毛澤覃、謝唯俊也犯了錯誤。他們都很頑固，不但不認錯，還對黨發洩不滿，互相通信，這是派別活動。”於是乎，博古提出要親自主持一場批判會。
博古把羅邁找去，說：“江西省委在寧都召開總結會，你同我一起去。”
江西省委設在寧都縣七里村。博古首先找省委書記李富春談話。
自中央決定開展反羅明路線鬥爭以來，李富春及省委一直採取消極迴避態度。 《鬥爭》發表連篇累牘的文章，江西省委卻不表態，黨內亦未討論。 2月28日，迫於壓力，李富春不得已違心地發出對會、尋、安的指示。究其根本，是想幫鄧小平過關。不料，這竟引起中央的大為不滿。在江西雖未直接點李富春的名，但已有所指了。
博古鄭重其事地告誡李富春說：“作為省委書記，你對江西羅明路線的態度是非常錯誤的。山溝裡有什麼馬列主義？有的只是狹隘經驗主義！中央的路線，是進攻路線；進攻路線，就是國際路線。而國際路線是絕對正確，不容置疑的！”
“博古同志，我不是懷疑中央路線，我只是對反羅明路線鬥爭不太理解，反江西羅明路線是不是要這樣大張旗鼓，我覺得……”
沒容李富春說完，博古就厲聲訓斥道：“李富春同志，我警告你，還有江西省委，若不懸崖勒馬，立即轉變態度，向羅明路線開展猛烈衝擊，將受到黨紀制裁。”
回到家中，李富春向夫人蔡暢吐露了與博古談話的內容。他們思索，進攻路線不單是中央指示，而且也得到了共產國際的支持，代表國際路線。國際的背後是斯大林，難道斯大林還會有錯嗎？
他們不敢再往下想，不敢再懷疑了。
4月16日的省委工作總結會由博古親自主持，咄咄逼人，煞有介事。
會議一開始，羅邁代表中央組織局宣布決定：撤銷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四人黨內外一切職務。
十分出乎人們的意料，羅邁在宣讀決定之後，大聲說道：“把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的槍繳了！他們不配帶革命的武裝。”
省蘇保衛局局長葛耀山率人上來繳下了鄧小平、毛澤罩、謝唯俊和古柏的手槍。會場氣氛瞬時森嚴起來。
作為省委書記，李富春沒有坐在主席台上，而是坐在一個不起眼的角落裡。眼前這一切，使他萬分憂愁和矛盾。李富春的夫人蔡暢，時任江西省委常委兼婦女部長，站在另一個不起眼的角落。
博古定下會議基調後，人們開始發言批判。
危秀英，當時是省蘇婦女部幹部，參加了這次會議，專門為主席台上的領導倒茶（解放後，她曾任華南農墾總局副局長，江西省委委員、省婦聯主任）。她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婦女部的鄧石香也上台講鄧小平怎麼怎麼不對，她下台後上廁所，我也跟進去說：“石香，你混蛋，我們做婦女工作，跟他們沒有工作關係，你怎麼可以胡說八道？到台上擺什麼威風！”石香不服，一拳打過來，我們倆當場就要打起來，蔡暢大姐聽到後，把我拉出來，說，秀英，不要亂說話，要殺頭的。我那時年輕氣盛，只覺得石香不該胡說。會議結束後，鄧石香被調到中央組織局工作。
會議開了數日。博古接急電返回瑞金。臨行前，他讓羅邁留下主持會議，並又把李富春訓導了一番，要他按中央的精神作總結。
羅邁發揮著博古的調子，說：“鄧毛謝古，是羅明路線在江西的創造者，同時是反黨的派別和小組織的領袖。江西的羅明路線，是一條反共產國際的路線，是一條與黨的進攻路線沒有絲毫相同而完全相反的路線！這條路線根本不相信黨的力量，不相信群眾的力量，因而對於中國蘇維埃運動，走上了悲觀失望的取消主義的道路。”
李富春的總結報告稱江西黨內有“三個怪物”，即所謂“江西羅明路線”、“自由主義”和“官僚主義領導方式”。鄧、毛、謝、古“就是這一怪物的代表”：“省委實際對單純防御路線（羅明路線）採取了自由主義的調和態度”，官僚主義這個怪物“簡直在全江西橫行，從省委直到區委都一樣”。李富春不得已說了一通違心話。
這場由博古親自發動、主持的“反江西羅明路線”的鬥爭，儘管“布爾什維克的火力”非常兇猛，但在“左”傾教條主義者面前，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等並未放棄原則。他們在會議上和所寫的申明書中，以共產黨人的堅定原則立場和光明磊落的態度，捍衛和堅持了毛澤東的正確路線。
中央組織局局長羅邁蹲在寧都，要鄧、毛、謝、古作深刻反省，一次，二次，三次，“檢討”作了不少，但總過不了關。
然而，歷史是公正的，它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作出誰正確誰謬誤的評判。
李維漢（羅邁），曾代表“正確路線”，三次要鄧、毛、謝、古作深刻檢查；五十年後，雖已耄耋高齡，但在回憶這段歷史時，他寫下了這樣一段耐人尋味的話：反所謂江西羅明路線是完全錯誤的。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個大錯誤。反“羅明路線”，無論是在福建還是在江西，矛頭都是指向毛澤東的正確路線的。然而，我當時並沒有認識到這是錯誤的。遵義會議後幾十年，我就再沒有反對過毛澤東的正確路線了。
鄧小平，當年曾因堅定地執行毛澤東的路線而蒙受政治生涯和個人生活的雙重打擊，毛澤東卻把鄧小平因他而挨整挨批之事記了四十年。 1972年，鄧小平在林彪事件之後，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談自己的一些想法。毛澤東在信上作了批示。其中第一條這樣寫道：“（鄧小平）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