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4、改組軍委，周恩來、朱德大權旁落

1933年1月，博古、洛甫等人從上海進入中央蘇區。一向大權獨攬、發號施令慣了的博古，一到瑞金，使把中央蘇區黨政軍權全部抓到自己手中。 臨時中央遷入瑞金前，中央蘇區的最高領導機關是中共蘇區中央局。 1930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決定，在中央蘇區成立中共蘇區中央局，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派出設立在蘇維埃區域的領導機構，指定項英、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朱德、吳振鵬、余飛，再加上當地的兩個人，組成蘇區中央局，周恩來為書記。周恩來未到任，由項英任代理書記。 1931年4月中旬，中央代表團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到達中央蘇區，項英被免職，毛澤東任代理書記。 1931年底，周恩來從上海到瑞金，正式就任蘇區中央局書記。因周恩來長期在前方領導紅軍作戰，所以蘇區中央局實際上由任弼時、項英主持。

臨時中央遷入中央蘇區不久，在瑞金召開了臨時中央與蘇區中央局成員會議。博古提議，中共臨時中央與蘇區中央局合併，改稱中共中央局，以博古、洛甫為常委，博古為中央局總負責人，任弼時為組織部長，洛甫為宣傳部長，顧作霖為少共中央局書記，劉少奇為全總蘇區中央執行局委員長。 博古深知，在以戰爭為首要任務的蘇維埃區域，軍權十分重要，不抓軍權，不掌握軍隊，一切都將無從談起。過去，軍權抓在毛澤東手中，掌握著幾萬軍隊，很不聽話。中央說往左，毛澤東偏往右；中央要積極進攻中心城市，毛澤東卻偏偏要把軍隊拉到山溝，打什麼游擊戰爭，為什麼？軍隊在握。 自古就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說。 寧都會議，解除了毛澤東的軍權，博古和中央局以為軍隊該聽話了。沒想到，周恩來掌握了兵權，竟也學起毛澤東來。本來，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方針是“拒瞿留週”。即在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央裡，給周恩來留一席之地——“打他的屁股，而不是趕他走”，沒想到周恩來居然如此不合作，與中央和中央局的指令每每頂牛。博古號召反羅明路線，張聞天寫文章提出反“軍隊中的羅明路線”，周恩來卻在6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局會議上，當著博古和張聞天的面，說什麼“紅軍中沒有羅明路線”，幾乎跟毛澤東在會上講話一個腔調。毛澤東在會上企圖翻案，說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錯啦，打贛州錯啦，不能搞“積極進攻”。博古明明代表中央肯定了寧都會議，周恩來卻擰著幹，說應該讓毛澤東留在前線，要發揮毛澤東的軍事指揮作用。周恩來全唱了反調，與中央路線不協調。

博古很難想像，周恩來留過洋，吃過洋麵包，到過馬克思、列寧的故鄉，當過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團長，長期從事城市暴動工作，照理應該言行與國際路線一致，與中央同步。可怎麼一到蘇區竟被一點馬克思主義都沒有的毛澤東同化了，對毛澤東的軍事路線津津樂道，亦步亦趨？博古對周恩來放心不下，特別擔心他手中的兵權。第四次反“圍剿”，周恩來與中央局唱對台戲，但卻讓他打勝了，而且打得相當漂亮。不可一世的蔣介石，在寫給愛將陳誠的手諭上都哀嘆：“此次挫失淒慘異常，實有生以來唯一之沉痛！將餒兵弱，危急存亡，思之心痛，不寒而栗……”一時間，周恩來的名字，在紅軍中，在蘇區內外，如日中天。何況，他還有那麼多南昌起義的部下和黃埔軍校的學生！為了防止出現毛澤東第二，博古要抓軍權，而且必須親自抓。

1933年5月8日，根據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建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第四十一次常委會決定，將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由前方移到瑞金，增加項英、博古為委員，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指揮作戰時，由項英任代主席。 這一來，中央蘇區的軍事行動就由臨時中央在瑞金直接發號施令，指揮一切。 周恩來很清楚，中央5月8日的決定，博古是要掌握兵權，要在後方瑞金遙控前線；前方軍事行動的決定權，完完全全掌握在博古等人的股掌之中了。 冰凍三尺，絕非一日之寒。早在第四次反“圍剿”之際，博古等就覺得周恩來很不聽話，屢屢抗命，遂起拿下周恩來、朱德，直接指揮中央紅軍之意。 1933年1月29日，蔣介石抵南昌，親任“剿匪”總司令。大戰迫在眉睫。

局勢的發展，已不容許紅軍內部對作戰方針再進行爭論。 2月3日，周恩來、朱德、王稼祥聯名致電中央局，說“連續的戰鬥立刻就要到”，要求中央局對前方只給以“原則上與方針上的指示”，關於具體佈置，“似宜屬之前方。” 中央局寸步不讓。次日復電曰：“在目前敵人據點而守的形勢下，無法避免攻擊堅城。”根據臨時中央的指示，“目前行動先攻南豐為宜”，“乘勝威脅南城、撫州是我們目前的方針。”並斬釘截鐵地說：“此新計劃經中央局全體通過，請立即討論並電告執行的具體部署。” 這樣，強攻南豐已成為不容討論而必須執行的硬性命令。 2月7日，周恩來不能不向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提出攻擊南豐的軍事部署。但他聲明：“上述部署不是呆板的，敵情地形有變尚須活用。”同日，他再電中央局，表示：為著尋求機會在運動中消滅敵人，似不宜先在攻堅上損傷過大的戰鬥力，如損傷過大而又不能攻入，則更挫士氣。請求你們考慮。

周恩來還同朱德、王稼祥聯名致電蘇區中央局，請求中央、中央局須給前方活動的機動餘地和應有的職權，但蘇區中央局和臨時中央充耳不聞，執意不理。 周恩來、朱德只得率紅一方面軍主力向南豐開進，並於12日完成對南豐的包圍，傍晚發動全線進攻。 敵中路軍總指揮陳誠立刻作出反應：一面命令南豐守軍第八師據城堅守，一面令所屬三個縱隊迅速增援，三路分進，企圖將紅軍主力合圍於南豐城下，一舉加以殲滅。 這是千鈞一發的時刻。敵情突變，周恩來、朱德毅然決然當機立斷，不待請示蘇區中央局和臨時中央，立刻改變原有軍事部署。 2月13日晚，周恩來致電蘇區中央局並轉臨時中央：南豐工事險要，我軍強攻未克，傷亡較大，而敵六個師已分三路前來增援。據此情況，我們遂改強襲南豐為佯攻，決心消滅增援部隊。求得乾預期遭遇的運動戰中消滅敵之一翼，以各個消滅之。

從14日開始，周恩來、朱德留下少量部隊繼續佯攻南豐，並以一部兵力偽裝主力，向東面黎川方向轉移，將敵之第二、第三縱隊吸引而去；主力四五萬人則秘密撤至南豐西南的東韶、洛口、吳村地區隱蔽集結，待機殲敵。 在周恩來、朱德的正確指揮下，第四次反“圍剿”完全按照前線總部的算盤來打。黃陂、草台崗兩役，痛快乾脆，殲敵近三個師二萬八千餘人，紅軍取得輝煌戰果。 紅軍第一、二、三次反“圍剿”，毛澤東、朱德指揮取得了勝利；第四次反“圍剿”，周恩來、朱德指揮也取得了勝利。可以說，紅軍已有了自己英明杰出的統帥。但是，博古卻不以為然，他只相信共產國際，崇拜外國軍事家。他要推行積極進攻路線，必須仰仗、依靠洋顧問。在博古的一再催促之下，王明在莫斯科上下奔波，共產國際終於派出了一個總軍事顧問。

他的名字叫曼弗雷德。施特恩，簡稱弗雷德。此人，就是後來在西班牙戰爭中名聲大噪的克勒貝爾將軍。 這位總顧問從歐洲出發，經美國、日本，在1933年的春天方才到達臨時中央所在地上海。總顧問住在上海的秘密聯絡點，並沒有到中央蘇區。僅憑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央蘇區紅軍情況的書面報告，總顧問迅即提出了一個不切實際，完全否定過去，而又標新立異的計劃——“兩個拳頭打人”。不日，將此電告瑞金的中共中央局。 博古乃一介書生，不會打仗，更全然不懂中國蘇區這場特殊條件下的戰爭。接此電文，如獲至寶，喜不自禁，不管洋顧問這一軍事計劃是否可行，遂以中共中央局名義致電前方的周恩來、朱德，全文轉達了這一計劃，令其堅決執行。

1933年6月13日，周恩來、朱德在前線接到了中央局的指示電。這份長電批評紅一方面軍“把主力集中於一個單獨的作戰單位，即方面軍，這就不能從各方面配合作戰”。並且判斷，蔣介石與閩、粵敵人有矛盾，而在中央蘇區北部採取守勢，不易攻擊，所以要求將紅一方面軍主力分成兩個部分作戰。這就是所謂的“兩個拳頭打人”。 根據這個電令，紅一方面軍一部分組成東方軍，先到閩西打敵十九路軍，然後北上打撫河以東敵人，最後會攻撫州。另一部分留在永豐、崇仁、宜黃、樂安地區進行箝制性作戰，待東方軍有進展後再北上會攻撫州。 中央這個長電在前方將帥中引起很大反響。周恩來、朱德表示根本不能接受。周恩來說：“'四反'後，我與敵交戰十二次，每次均予以重大殺傷，至少殲敵一團以上。入閩作戰地域多貧瘠，給養籌措困難；況且，目前我軍已有斷炊之虞！”

朱德也說：“集中優勢兵力，這是我們過去戰爭最深刻的經驗，不能分開嘛！” 接到長電的當天，前線總部立即召開了各軍團領導幹部會議，討論中央的電令。 彭德懷說：“一軍團和三軍團是兩個兄弟。分開打，就要打敗仗；集中打，就經常打勝仗。過去的經驗告訴了我們這一點。”彭德懷反對中央電令。 他最深刻的教訓是打贛州及後來的水口之役。打贛州，一軍團放著沒打，他的三軍團和五軍團等部英勇無比，但兵力不集中，殲滅戰成了消耗戰，吃了大虧。 林彪、聶榮臻、羅榮桓、滕代遠、董振堂、朱瑞、羅炳輝等都有親身經歷，與彭頗有同感，都反對一、三軍團分開。 前方將帥會議的結論：中央的長電是主觀的、錯誤的，不能執行。 6月18日，周恩來、朱德聯名致電中共中央局，對長電提出不同意見。

指出：“方面軍主力一、三軍團目前絕對不應分開。” 同日，周恩來又單獨致電博古、項英，不同意他們對前方的無端指責。 周恩來說：“如果我們待機是守株待兔，當然是錯誤；但自黃陂戰後，每次轉變陣勢，確是有機可待。” 博古見前方拒絕執行長電，大發脾氣，說：“中央的指令不容拒絕執行。” 6月23日，周恩來連續兩次接到中央局嚴厲斥責的電令後，萬般無奈，表示：“絕對服從你們的命令，並立即執行。我要求在部隊調動中回瑞（金）一行，面陳不同意見或改在博生縣（即寧都）開軍委會或中局會。因許多問題非電文所能詳，許多批評完全不是我們願（原）意也。” 中央局予以拒絕。 7月1日，中央局以中革軍委代主席項英名義，致電朱德、周恩來、彭德懷、滕代遠、周建屏、肖勁光、葉劍英等，斷然發布《軍委關於東方軍之組成及乾部配備和指揮關係的指示》，宣告組建東方軍，實施“兩個拳頭打人”的計劃。全文如下：朱、週、彭、滕、週、肖、葉並轉肖、邵、周子昆、曾日三、薛、黃：為迅速建立和完成撫河以東的作戰地區，著以三軍團（暫缺第六師）、十九師為東方軍組成部分，任彭德懷兼東方軍司令員，滕代遠兼政委，為配合作戰，三十四師及閩贛軍區，各獨立師團營不論，歸彭、滕就近指揮，並以袁國平兼東方軍政治部主任。東方軍直接受一方面軍朱週指揮，望各部通電聯絡。 中革軍委代主席項英此後，很長一段時間裡，項英竟直接電令彭、滕，彭、滕也徑向項英報告，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兼一方面軍總司令朱德、紅軍總政治委員兼一方面軍總政委周恩來，連接轉電報的權利也被剝奪了。 周恩來、朱德形同虛設，更加無所事事。彭德懷、滕代遠、周子昆、曾日三等則愈發“對上級整個部署無所適從”。 7月中旬至9月下旬，周恩來、朱德與博古、項英等，就東方軍預期作戰方針、部署與延長時間、擴展區域諸問題，發生了一系列爭論。週、朱一次次建議被撂置、遭否決，與博、項矛盾日甚一日，難以溝通。 就在這時，博古盼望已久的共產國際軍事顧問奧托。布勞恩（即李德）到達瑞金。博古彷彿看到了救星一般。於是乎，把紅軍指揮的大權，拱手交給了這個德國人。 李德，何許人也？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德國慕尼黑人，德國共產黨員。 1928年越獄逃往蘇聯，1932年在莫斯科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後由共產國際派來中國。他根本不懂中國的國情，只是把教科書中的條條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大規模陣地戰的經驗，硬搬到中央蘇區強加推行。瑞金的同志們因他是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對他相當尊重，他就大權獨攬，發號施令起來。擔任過李德翻譯的伍修權在回憶錄中說：“李德的獨斷專行取代了軍委的集體領導。”“由李德一人躲在房子裡憑著地圖指揮戰鬥。”紅軍的許多失利“本來都是李德的主觀主義、瞎指揮造成的，可是他卻動不動就訓斥、處分別人，不斷發脾氣罵人，根本聽不進反對意見。”“當時中央的錯誤領導，和李德本人的專橫作風，使他成了一個地道的'太上皇'。”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處境的困難便可想而知了。他雖還在前線，但對重大軍事行動的指揮權力已被剝奪，只能提出建議，而這些建議又往往不被理睬。 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事變爆發，李濟深、陳銘樞和十九路軍將領樹起了反蔣的旗幟。 11月24日，周恩來向中央局報告：蔣介石進攻福建，將以由浙入閩為主要方向，以由資溪、光澤入閩為輔助方向。建議以紅第三、五軍團側擊進攻福建的部隊。由於周恩來對這樣規模的軍事行動已無權決定，只能在報告中希望中央局早作決定。 中共中央局卻從“左”傾觀點出發，對福建人民政府抱著完全不信任的態度，拒絕給予支援。 11月25日，中革軍委給紅一方面軍的訓令說：“我們不應付出巨大的損失去同這路敵軍作戰，還是讓十九路軍去替我們打擊該敵。”這樣，周恩來支援福建事變的建議被擱置起來。 12月13日，軍委又決定並電告周恩來、朱德，襲擊敵運動中的單獨部隊計劃取消，將紅軍主力西調，由第一、三軍團組成西方軍，去勞而無功地攻擊永豐一帶地區的敵人堡壘線，而不去向東配合十九路軍作戰。 事情弄到這種地步，事實上已使周恩來在前線無法正常地工作了。 12月16日，周恩來致電博古、項英，憤慨地指出：由於中央不了解前線實際情況，“連日電令屢更”，“使部隊運轉增加很大困難。”請求“在相當範圍內給我們部署與命令全權，免致誤事失機”。 “否則亦請以相機處理之電令給我們。” 這個電報更加觸怒了中央局。於是，李德以統一前後方指揮為名，提出建議，並經中共中央局決定，取消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部和第一方面軍司令部，原前方總部撤回後方，併入中革軍委，由中革軍委直接指揮中央蘇區的各軍團和獨立師、團作戰。 12月20日，項英致電朱德、周恩來等：中革軍委決定將原屬紅一方面軍各部組織為東方軍、中央軍和西方軍，方面軍司令部即回瑞金。 1934年1月4日，周恩來、朱德從前方回到瑞金。 2月3日，周恩來被任命為中革軍委副主席。 這以後，周恩來對前線部隊的指揮權實際上被剝奪，只擔負一些技術性的組織工作。許多重大問題，如六屆五中全會的準備、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召開等，他都沒有與會。 寧都會議，毛澤東丟了軍權；李德一來，周恩來、朱德軍權旁落。從此，十餘萬中央紅軍和數百萬蘇區人民的命運，掌握在一個不懂軍事的人和一個外國洋顧問的手中。 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爆發前夜，紅軍權力的交割，給這場“大決戰”埋下了危機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