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2、殘酷打擊，醉翁之意不在羅明，而在毛澤東

寧都會議之後，毛澤東被剝奪了軍權。對“左”傾領導人說來，這是至關重要的一步。然而，他們也明白，毛澤東苦心經營中央蘇區多年，其思想不僅在紅軍中，而且在地方上也根深蒂固。臨時中央的路線要在蘇區貫徹執行，還必須清除毛澤東在地方上的擁護者和支持者。 博古選中了羅明——福建省委代理書記。拿他開第一刀！ 羅明，何許人也，值得臨時中央總書記大動干戈？ 羅明，廣東大浦人，原名羅善培。 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1月任中共閩南臨時特委書記。南昌起義部隊南下途經福建上杭，羅明前往迎接。周恩來、朱德指示他籌措物資，配合起義軍作戰。八七會議之後，特別是獲悉毛澤東、朱德在井岡山建立了農村革命根據地，他當即仿效，在上杭、永定、龍巖、平和等縣，建立農村據點。 1928年2月，羅明赴廈門任中共福建臨時省委書記。同年4月，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 11月，從莫斯科歸國，深入閩西，更加積極地開展游擊戰爭，擴大游擊區。

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向贛南閩西進軍，開闢新的根據地。從此，羅明歸屬了毛澤東。他的閩西游擊隊，發展成了主力紅軍；上杭、永定、龍巖等游擊區，成了革命根據地。閩西，出現了嶄新的局面。在革命鬥爭實踐中，羅明認識到毛澤東路線的正確，成了毛澤東路線堅定的擁護者、支持者和執行者。 1930年6月，中央推行“立三路線”。為實現“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不顧一切地命令各地紅軍以攻取大城市為目標。朱毛領導下的閩西蘇區被劃歸廣東省委領導。羅明接到中央命令，要他率閩西紅軍主力向廣東東江出擊。出席在上海舉行的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預備會議的閩西代表和省委宣傳部部長回來傳達中央精神，要求堅決執行中央路線。羅明反對，認為：廈門、福州工人運動正在恢復，不同意在城市發動武裝暴動，不同意將閩西蘇區劃歸廣東，不同意把紅軍主力拉去打東江。幾個不同意，與中央唱了反調。李立三看了羅明的報告後大發雷霆，指責福建省委“右傾保守”。

1931年1月，羅明奉命到上海，聽候中央分配工作。此時，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剛剛閉幕，王明、博古上了台。臨時中央宣傳部部長張聞天找羅明談話，說：“福建省委受'立三路線'影響所採取的一些過左的做法，倒不是什麼大不了的錯誤，嚴重的是你們福建省委犯了右傾錯誤，在農村搞游擊戰爭！你承認路線錯誤，中央就給你分配工作；你不承認錯誤，中央就不給你分配工作。” 羅明立場依然如故，自然未能被委以重任留在中央，而被派回閩粵贛特委任組織部長。 福建省委書記盧德光攜巨款潛逃後，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書記毛澤東任命羅明為臨時省委書記。 1932年3月，在福建省蘇區黨代會上，羅明又一次被推舉為省委代理書記。

崇拜毛澤東，熱衷於搞游擊戰爭，這就是羅明！無怪乎博古要拿他開第一刀。此時，毛澤東離開紅軍，來到閩西汀州傅連暲的福音醫院療養。 說來也巧，羅明也在這裡治傷。這年4月，羅明在配合中央紅。軍主力進攻漳州時，跌傷了腰部，進醫院開刀治療。 真可謂因禍得福，羅明與他敬仰的毛澤東住進了同一所醫院，難得這麼好的機會與毛澤東再次相逢。此時，第四次反“圍剿”正在較勁的時候。蔣介石親率五十萬大軍，已兵逼中央蘇區北大門，尋求與紅軍作戰。 人在“休養”，心系戰事。毛澤東牽掛著前線，牽掛著第四次反“圍剿”戰爭。 羅明常到毛澤東房裡坐坐，聊聊。一天，毛澤東竟和羅明談了整整一個上午。 毛澤東說：“我們同蔣介石打了不少仗。第一、二、三次'圍剿'，他都失敗了，我們勝利了。我們積累了不少經驗。實踐證明，這些經驗都是正確的，比如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實行各個擊破，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等等。”毛澤東掰著指頭，詳細地總結了幾次反“圍剿”作戰的勝利經驗。

“福建和江西一樣。”毛澤東漸漸把話題移到羅明負責的工作上來，“應該加緊開展廣泛的地方游擊戰爭，以配合主力紅軍打運動戰。在上杭、永定、龍巖老蘇區開展廣泛的群眾游擊戰，牽制和打擊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和粵軍陳濟棠部隊，保衛中央蘇區的後方，粉碎敵人的第四次'圍剿'……” 毛澤東把想到的都談了出來，談了很久，很多。 羅明聽著聽著，後來乾脆拿出紙筆，把毛澤東的話記錄下來。他覺得，毛澤東說得很對，很重要，應該讓省委其他同志都知道並把它貫徹到省委工作中去。 第二天一大早，羅明再也等不及了，傷還未痊癒，就匆匆告別了毛澤東。 回到省委，羅明立即召開會議，原原本本地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劉曉、張鼎丞、譚震林、李明光、郭滴人、李堅真等黨政軍負責人一致擁護、支持毛澤東的主張。

會後，羅明作為省委特派員，去上杭、永定、龍巖具體領導游擊戰爭，省委由組織部長劉曉主持工作。 羅明輾轉長汀、新泉、上杭、永定等縣，分別召開了各縣縣委擴大會議，向當地干部傳達毛澤東的指示，檢查、部署工作。隨後，和方方、譚震林等在杭、永、岩前線成立了前敵委員會，具體領導政治動員和軍事行動。 福建省委如此不折不扣地搞毛澤東那一套，而把臨時中央的新指示、新精神撂在一邊，自然引起了“左”傾領導人的極大不滿和惱怒。博古剛到閩西，就覺得“空氣”不對，一見到羅明，就一肚子火氣。 1933年1月，傅古從上海向瑞金轉移途中經過福建上杭白砂村，秘密交通站負責人告訴他，省委代書記羅明也在這裡。 博古很奇怪，問：“羅明在這里幹什麼？”

“主持前敵委員會，很長一些日子了！” “胡鬧。”博古一听就不舒服，“你去把羅明找來。” 博古等人到達白砂，羅明還不知道。聽說總書記來了，他匆匆趕到博古下榻處。 見到博古，羅明很興奮。儘管這位總書記比自己年輕四五歲，但羅明仍然畢恭畢敬。一坐下，羅明就準備詳細匯報閩西的工作。 還沒等羅明開口，博古便一本正經地問道：“羅明同志，你是省委代理書記，不在省委領導全省工作，跑到杭永岩來幹什麼？前敵委員會是怎麼回事？” 羅明未加思索，開口就搬出了毛澤東。 “我們是按毛主席指示搞的。”見博古有些茫然，羅明趕忙解釋：“就是毛澤東同志的指示，省委開過會決定的。前敵委員會主要領導開展閩西的游擊戰爭……”

“游擊戰爭？”博古又皺了一下眉頭，他顯然不高興聽到這個詞，更不滿連省一級領導幹部都這麼熱衷於毛澤東的一套。臨時中央早已推行新戰爭原則，即進攻路線，下面卻還這麼津津樂道游擊戰爭。 “你對中央新的指示精神有什麼意見？”博古又問道。他沒有具體指哪一方面的新指示精神，以為這早已是盡人皆知了。 羅明有點摸不著頭腦，支吾著：“新精神？……還沒有聽到傳達。” 博古頗為不悅。堂堂一個省委書記竟然不知中央最新指示的精神。 “你對當前的鬥爭有什麼看法，我們應該怎樣領導這場鬥爭？”博古又問了一個模棱兩可的問題。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方面回答，即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鬥爭，或共產黨內部兩條路線的鬥爭。顯而易見，博古是指後者。這能檢測一個人的政治嗅覺是否敏感，立場在哪個位置。

羅明未能領會年輕上級的真正含義，脫口道：“蘇區的革命戰爭要和白區的鬥爭結合起來，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革軍委關於抗日、民主、停止進攻蘇區三個條件很明確。我們要同各黨派、各軍、地主要力量聯合起來，共同抗日……” “好了，好了。”博古擺擺手，很不耐煩：“不談了，吃飯罷！” 羅明與中央總書記的第一次會晤，第一次談話不歡而散。羅明給博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太右！ 不久，一道命令從瑞金傳到福建省委，要羅明立即糾正錯誤，徹底改變“退卻主義”的游擊戰術，執行中央新原則的進攻路線。 福建省委和羅明未執行博古的進攻路線。 博古到瑞金後，正值第四次反“圍剿”決戰時刻，為了實行進攻路線，變被動為主動，臨時中央提出了“擴大百萬紅軍”的口號。

命令如山倒。整個中央蘇區擴紅運動熱火朝天。羅明領導的閩西蘇區被硬性分配了3000～5000個擴紅指標。由於時間緊迫，杭永岩地區被迫把各縣、區獨立團、營、連，連人帶槍編送到主力紅軍。 地方武裝全給拉走了，一時來不及補充，敵人乘機大舉進攻。閩西蘇區又被敵燒殺劫掠，損失慘重，群眾產生了很大的恐慌情緒。閩西蘇區幹部群眾對這種改編地方武裝，擴大主力紅軍的做法，意見很大。 針對閩西的實際情況，1933年1月21日，羅明在新泉給省委寫了一封信，即《對工作的幾點意見》。接著又寫了《關於杭永岩情形給閩粵贛省委的報告》，由省委轉呈中央。 不約而同，閩西新泉縣委書記楊文仲，也給省委寫了封意見信。 羅、楊的報告，省委很快呈送給了中央。

羅明、楊文仲的報告認為：要在閩西擴大主力紅軍，完成中央：規定的任務是困難的，而只能擴大游擊隊。因為群眾要保家鄉，願意參加游擊隊，不太願意參加主力紅軍離開家鄉。群眾這種低落的情緒，必須靠我們很藝術地組織勝利的武裝鬥爭來提高。 羅明強調說：“如果不抓緊我們最弱的這一點，集中比較多的力量，很好地配合起來，發展武裝鬥爭，那就請我們最好的領袖毛主席、項主席、周恩來同志、任弼時同志，或者到蘇聯去請斯大林同誌或請列寧復活，一齊到上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對群眾大演說三天三夜，加強政治宣傳，我想也不能徹底轉變群眾的情緒。” 羅明在信中建議：“把長汀東部、連城南部和新泉縣打成一片。其目的一是配合江西蘇區向北發展，打破敵人'圍剿'；二是防止龍巖敵十九路軍向連城、汀州和瑞金進攻；三是鞏固這個後方，使杭永岩不致陷於孤立。” 羅明在信中說：“我擁護、傳達和貫徹了毛澤東同志關於建立、鞏固和擴大農村革命根據地及反'圍剿'鬥爭的各項指示。實踐證明，毛澤東向志總結的三次反'圍剿'戰爭的經驗和關於第四次反'圍剿'的指示——廣泛開展游擊戰爭，配合主力紅軍的運動戰，使主力紅軍能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敵人——是完全正確的。杭永岩在第二次反'圍剿'時，受'左'傾冒險主義的影響，採取分兵把守的戰術，以致被迫退出虎崗，就是活生生的教訓。在第四次反'圍剿'鬥爭中，閩西蘇區認真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部署工作，取得了許多勝利。1933年1月下旬，連城群眾的游擊戰爭配合中央紅軍主力的運動戰，在湘口消滅了由漳州經龍巖向連城進犯的國民黨十九路軍一個旅，這也充分證明了毛澤東同志指示的正確。 “我們總結了五個月來杭、永、岩地區開展游擊戰爭的情況和勝利經驗，其中主要的是運用游擊戰爭的十六字訣，取得了三次較大的勝利。” 所謂十六字決，即“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這是毛澤東在井岡山時的創造。 羅明的報告是公開寫給省委、中央的，在組織程序上是合法的；報告和意見的內容，也是實事求是的。所以說，羅明盡了一個黨員、下級的應盡之職責。然而，這些意見卻與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大唱反調。博古無論如何也不能容忍。 看了羅明的意見信，博古十分惱怒，在中央會議上說：“這是對革命的悲觀失望，是機會主義、取消主義、逃跑退卻路線。可以說，這是一條徹頭徹尾的羅明路線。這條路線的形成，有其悠久的歷史根源和社會根源。省委要在組織上開展反對羅明路線的鬥爭。” 博古所指的“羅明路線”實質上是指“毛澤東路線”。懾於毛澤東的地位、聲望、影響和共產國際的態度，博古不便公開點毛澤東的名。 1933年2月，在博古的發動下，一場“反羅明路線”的鬥爭，在中央蘇區及鄰近蘇區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 1933年2月15日，中共蘇區中央局作出了《關於閩粵贛省委的決定》。 《決定》指出：“省委是處在一種非常嚴重的狀態中，在省委內的一小部分同誌中，顯然形成了以羅明同志為首的機會主義路線。這條路線對於目前革命形勢的估計是悲觀的，對於敵人的大舉進攻表現了慌張失措。他們主張黨應該放棄這一蘇區根據地，向著後方退卻逃跑。這一路線甚至公開走向了取消黨，取消群眾革命團體的取消主義道路。為此，中央局決定，在黨內立即開展反對以羅明同志為代表的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 2月16日，博古親自到紅軍學校第四期畢業生黨團員大會上作政治報告，報告的題目為：《擁護黨的布爾塞維克的進攻路線》。 博古宣稱：“在我們黨內（很可惜的，甚至在黨的領導同志內），有一部分動搖懦弱無氣節的小資產階級的分子，受著階級敵人的影響，充分地暴露了那種悲觀失望，退卻逃跑的情緒，以致形成他們自己的機會主義的取消主義的逃跑退卻路線，反抗黨的進攻路線，妨害黨的布爾塞維克的動員群眾。這個機會主義的退卻路線最明顯的代表者，便是福建省委的代理書記羅明同志與新泉縣委書記楊文仲同志。” 博古還號召：“每個中國的布爾塞維克應該團結在共產國際和黨的進攻路線的周圍，用十倍努力，十倍堅定，十倍積極，勇取地去克服自己隊伍中的機會主義……我們不僅是手拿槍支來保衛土地革命與發展蘇維埃運動的戰士，而且是擁護黨的進攻路線的堅決戰士。今後我們將要更加堅決地更加積極地為著黨的路線而戰博佔指責福建省委”“是最有害的腐朽的自由主義”，“擁護黨的路線不徹底”，“完全成為機會主義退卻路線的俘虜”，“多少感覺到羅明、楊文仲等同志的錯誤，多少溫和地批評了他們，東一點西一點，但是缺乏為擁護黨的路線而鬥爭的布爾塞維克的徹底性與堅定性，因此在實際工作中犯著許多極嚴重的機會主義的錯誤。” 2月20日，少共蘇區中央局也作出了《關於開展反對羅明路線鬥爭的決議》，決定改組福建團省委，同時在蘇區團系統內開展反羅明路線的鬥爭。 中央作決定，博古作報告，黨中央機關刊物《鬥爭》登批判文漳，“反羅明路線”轟轟烈烈、聲勢浩大，然而，作為這條路線“頭頭”的羅明，竟然一點也不知道。發起這場鬥爭是突然的，中央沒有人找羅明談話。直至羅明從新泉回到上杭，看到《鬥爭》上連篇累犢的文章，才大驚失色：黨內開展了一場批判自己的鬥爭。 接到通知，羅明匆匆趕回省委駐地汀州。 途中，恰巧遇到從汀州來的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張鼎丞。 羅明問：“鼎丞，我犯了什麼錯誤，《鬥爭》都發表文章批判？” “中央說我們犯了路線錯誤，說我們不擴大紅軍，只顧打游擊戰爭。看來，來勢很兇，蘇區中央局派人到了省委，說要親自抓這場鬥爭。”張鼎丞說。 羅明非常激憤。二人相對默然。羅明回到汀州，又得到通知，連夜趕往瑞金進行檢查。 羅明剛到瑞金，蘇區中央局的幾位負責人便找他談話，批判他的“錯誤”。 羅明當然不服，據理力爭，替自己和省委作了應有的申訴、辯解。 中央負責人洛甫（張聞天）找他談話。洛甫說：“中央提出進攻路線，你卻唱反調，搞退卻逃跑。” “我沒有逃跑。”羅明辯解道，“我提出成立前敵委員會，省委開會同意的。我從汀州趕到最艱苦的邊緣地區開展游擊戰爭，怎麼是退卻逃跑呢？” 洛甫不容羅明分辯，說：“從路線上來說，就是退卻逃跑。用辯證法的觀點看問題，過去打游擊戰爭是需要的，現在再搞游擊戰爭就是錯誤的了，是地地道道的游擊主義了。” 洛甫又把話題轉到擴大紅軍上：“你說邊緣縣不能和中心區一樣擴大紅軍，這實際上是地方保守主義、狹隘經驗論、富農路線。” “這不是富農路線，這是我們永定縣金沙鄉貧農會議總結出來的，是貧雇農血的教訓。”羅明的聲音有些激動，他不得不搬出列寧語錄：“群眾本身的政治經驗，這是一切大革命的基本規律。” 博古聽說羅明居然搬出偉大導師列寧的語錄來為自己辯解，非常惱怒：“羅明懂什麼馬列主義！” 博古找到羅明，劈頭就說：“你犯了路線錯誤，不深刻檢討，還引用列寧語錄來證明自己的正確！你讀過多少馬克思的書？讀過多少列寧的書？列寧是怎樣論述富農的？這個道理你能說出來嗎？” 博古接著說：“你們山溝裡，有什麼馬列主義？馬列主義，只能在大城市無產階級隊伍中誕生。農村，只能產生小資產階級，而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是格格不入的。你們的錯誤，就在這裡。”說到這裡，博古提高了嗓門：“還有比你更高的領導幹部，也犯了同樣的錯誤！” 顯而易見，博古指的是毛澤東。最不能令博古容忍的，就是羅明竟然將毛澤東列為“最好的領袖”的頭一位，並把毛澤東與斯大林甚至列寧相提並論。 在博古看來，毛澤東沒出過洋，不懂外文，沒有到過馬克思和列寧的故鄉，是山溝裡的土包子，頂多不過是一個農民領袖而已。有一次，博古和王稼祥在瑞金沙洲壩中央局住地打乒乓球。毛澤東來向博古借馬列著作，因為曾有人講他不懂馬列理論。博古借給了毛澤東一本恩格斯的《德法農民問題》。毛澤東一邊翻閱一邊出了門。博古嘲笑地對王稼祥說：“瞧，老毛也想讀馬列？” 博古訓斥愈加激烈和輕蔑：“你為什麼把毛澤東與斯大林相提並論？這怎麼能比呢？作為一個布爾塞維克，一點常識也沒有！” 羅明這一相提並論，後來遭到了中央機關刊物《鬥爭》的諷刺謾罵：“企圖將羅明與斯大林相比較，那正是把狗子同猛虎比較，同樣的覺得不倫不類吧！”指桑罵槐，昭然若揭。 羅明在瑞金期間，批鬥會一場接一場。白天，由中級幹部開會批；晚上，由一般幹部開會批，一連批了好幾天，連軸轉。 一天晚上，就在羅明住的中央局葉坪村的一個大屋子裡，中央局動員了上百人參加鬥爭羅明的大會。羅明一進會場，頓感氣氛森然。口號喊得震天響，嚇人的標語貼滿牆。發言者聲色俱厲，長篇大論。 輪到羅明做檢查，他實在忍不住，爭辯了幾句。 “太猖狂，太囂張了，簡直不可救藥！”有人義憤填膺地呼道。還有一個青年干部叫著：“再不認罪，就拉出去槍斃！” 一時間，會場上亂起來。 中央局黨校副校長楊尚昆趕忙走上台，連聲喊：“大家安靜，不要激動。” 一番解釋，才將人心安定，緩和了氣氛。 羅明在瑞金葉坪被批得“體無完膚”的時候，毛澤東也正好在葉坪。 2月中旬，他從福音醫院出院後，經周恩來多次斡旋，方回到中央政府所在地。 當時中央來了人，毛澤東滿懷期望，但不料想，眼下卻面臨著更加難堪、尷尬的局面。期望成了惆悵。 2月24日，在臨時中央的高壓下，福建省委萬般無奈，作出了《省委對（中央局關於閩粵贛省委的決定）的決議》，被迫接受了中央不公正的指責，“全部同意”中央對省委的估計，決心“迅猛開展反羅明路線”的鬥爭。 2月28日，根據蘇區中央局決定，福建省委在長汀城召開臨時代表大會，公開批判羅明。中央局派洛甫及陳壽昌等參加了大會場設在長汀縣城水東街龍巖會館內，到會者二百餘人。會開了整整三天。國家政治保衛局福建省分局派人設置了專門警戒。 大會對羅明進行了批判。按照中央的意思，羅明含含糊糊“檢討”了一番。對大多數與會者說來，根本不懂什麼叫路線鬥爭，只知道中央說錯的肯定是錯了。 會議涉及到具體問題時，批判會開始發生了分歧，各地代表議論紛紛，莫衷一是。 也曾給省委寫過意見報告的新泉縣委書記楊文仲說：“新泉就是羅明同志傳達了毛澤東同志指示後，才緊急動員起來，開展游擊戰爭，打退了敵人的進攻。否則，新泉根據地就不能鞏固。” 上杭的代表發言：“毛澤東號召打游擊是正確的。我們打游擊戰，就打勝仗，打出了蘇區。” 永定的代表說：“我們發動了群眾，對敵人每次進攻的時間、地點、兵力都偵察估計得一清二楚，打擊敵人的部署很細緻。打游擊戰，我們知道敵人在那裡，而敵人找我們像大海撈針……” 沒容永定代表把話說完，洛甫即把話打斷：“對敵人的估計，是一般參謀人員的常識，這沒什麼經驗可言。”他覺得，再這麼暢所欲言下去，批判會不但要走題，而且還可能成為一場羅明路線的申辯會。 洛甫來時，口袋裡已經裝著中央的決定。他草草地作了會議總結，說：“由於羅明犯有嚴重的路線錯誤，與中央進攻路線反其道而行之，經研究決定，撤銷其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的職務。” 撤銷羅明省委代理書記職務，已在人們意料之中，總書記都作報告點了名。在此會前，省委已有所傳聞。但楊文仲也被打成羅明路線的人，大家還未曾料及。 洛甫繼續宣讀中央決定：“由於新泉縣委書記楊文仲，與羅明有小組織活動，同樣犯了嚴重的路線錯誤，是羅明路線的代表者之一，經研究決定，撤銷其新泉縣委書記職務。” 在羅明給省委和中央寫意見信的同時，楊文仲也給省委寫了信。博古認為羅明和楊文仲聯合向中央發難，存在著一個“小組織”。其實，楊文仲寫信給省委，羅明根本就不知道。 根據中央的決定，福建省委被改組，陳壽昌任省委書記。羅明、楊文仲被遣送到瑞金中央局黨校學習。 羅明被打倒被批臭，博古並未就此罷休，他說：“蘇區不僅一個羅明，還有很多。這場鬥爭必須長期深入廣泛地開展下去。” 1933年6月，福建省委擴大會議和軍區黨代表大會同時召開。會議的主題仍是清算羅明路線。首當其衝的就是省委常委、軍區政治委員譚震林和省委常委、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張鼎丞等與羅明生死與共的戰友。 在6月12日省委擴大會議上，蘇區中央局負責人開場白便稱：“譚震林是羅明同志的好徒弟，是腰痛腳軟的機會主義者……” 與羅明一樣，譚震林非但不承認“錯誤”，反倒振振有詞，說：“在井岡山的時候，我們就打游擊戰爭。從沒有根據地，到後來打出了湘贛邊界六個縣。到中央蘇區，我們還是靠打游擊戰爭，打出了幾十個縣，紅軍壯大到幾萬人。沒有游擊戰爭，就沒有今天的根據地。這難道是機會主義？是退卻逃跑路線？” 譚震林又奮筆疾書，向省委遞交了一份《書面聲明》，從戰略戰術角度，進一步闡述毛澤東的游擊戰爭戰術是正確的。 博古看了《書面聲明》，氣急敗壞他說：“福建省委要痛加批判這份黑材料。” 接替羅明任福建省委書記的陳壽昌，親自趕寫了長篇文章《為加強黨對革命戰爭的領導而鬥爭》，登在福建軍區的刊物上。與此同時，還具體指導籌劃了幾場批判會。陳壽昌疾言厲色他說：“譚震林實行誘敵深入，各個擊破，是單純防御路線，是臨事動搖，退縮畏怯，落後於時代及革命戰爭的急劇發展，阻礙了我們創造鐵的紅軍的任務的實現。我們必鬚髮揚反羅明路線鬥爭的火力，給以當頭一棒，讓他清醒過來。” 不久，譚震林被撤銷軍區一切職務，調瑞金黨校學習。 省蘇維埃系統的“反羅明路線”揭批鬥爭也緊鑼密鼓。省委常委、省蘇主席張鼎丞被作為羅明路線的代表人物揪了出來。 張鼎丞拒作檢討，反而說“反羅明路線”是錯誤的。 中央代表惱怒萬分，指著張鼎丞的鼻子斥道：“你張鼎丞之流，中央對你一次又一次地教育，你就是不改，仍然堅持錯誤，搞機會主義，搞官僚主義。” 中央代表在省蘇機關批判會上進而厲聲說道：“同志們！我們要對張鼎丞機會主義、官僚主義作無情打擊，用鐵拳粉碎……” 根據中央決定，張鼎丞被撤銷省委常委、省蘇維埃政府主席職務，送瑞金中央局黨校學習。 福建6月會議期間，除譚震林、張鼎丞外，省委常委、省蘇副主席郭滴人，被說成是羅明路線的擁護者，對他進行了鬥爭。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兼軍區政治部主任李明光，不願在連城前線“反羅明路線”，又不敢開展游擊戰爭，在同優勢敵軍的死打硬拼中英勇犧牲。省蘇土地部長范樂春，省蘇軍事部長游端軒，省軍區的霍步青、楊海如，上杭中心縣委書記方方，長汀縣委書記李堅貞，武平縣委書記陳玉梅，永定縣委羅祿山、關坤林，汀東縣委陳玉珍、熊丁州等都遭到不同程度打擊，或批判，或調離，或撤職。 在這場“反羅明路線”的鬥爭中，臨時中央還實行了宗派主義的組織路線——大改組、大換血——打擊、撤換了福建從省到縣黨、政、軍各級領導幹部。在“加緊深入開展反羅明路線鬥爭”的口號下，福建省比較高層和比較老的干部幾乎都不能倖免。 臨時中央發起的這場殘酷無情的“反羅明路線”鬥爭，在中央蘇區持續了一年多時間，直至紅軍長征時才不了了之。 然而，歷史又何其富有戲劇性。 “反羅明路線”的總導演博古，在十二年後作了坦誠的解剖：“蘇區中反對羅明路線的鬥爭，實際是反對毛澤東在蘇區正確路線和作風，這個鬥爭擴大到整個中央蘇區和周圍各個蘇區，有福建的羅明路線，江西的羅明路線，閩贛的羅明路線，湘贛的羅明路線等等。” 這是博古1945年5月3日在延安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一個深刻的反思，一個徹底的檢討。 歷史，終於給這場殘酷的黨內鬥爭劃上了一個公正的句號。 《紅軍人物誌》這樣介紹羅明的後來——1934年10月參加長征。遵義會議後，任紅三軍團地方工作部部長。 1935年3月因重傷留黔北地區養傷。後輾轉去上海，因叛徒告密被捕入獄。後經同鄉保釋出獄回家鄉，在大埔百侯中學當教員。 1946年夏到新加坡任教。 1949年6月回國，參加革命工作。全國解放後，歷任南方大學副校長、廣東民族學院院長、廣東民委主任等職，是廣東省第二、第三、第四屆政協副主席，第三、第四、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五屆廣東省人大副主任。 1987年4月28日於廣州病逝，享年8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