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初。贛南寧都偏僻山村小源的一個祠堂。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正在舉行。 從清晨到黃昏，會議開了十多個小時，幾乎談論的每一個問題，都引發了激烈的爭論。 爭論的雙方，一邊是蘇區中央局在後方的成員任弼時、顧作霖、項英和鄧發，另一邊是蘇區中央局在前線的成員周恩來、毛澤東、朱德和王稼祥。 毛澤東獨自坐在一邊，一個勁兒地吸煙，臉色異常陰沉。會上，後方中央局成員都集中火力向他攻擊。 任弼時、顧作霖、項英和鄧發，四個人坐在一塊。他們握著“尚方寶劍”，以中央進攻路線的代表自居。 夾在中間的周恩來、朱德和王稼祥，也是挨批評受譴責的對象。他們很多問題與毛澤東的想法一致，同情毛澤東，但又不能公然違抗中央路線，處於兩難境地。

毛澤東是第二次遭到蘇區中央局一些同志的激烈責難和攻擊了。眼前這種唇槍舌劍、陣壘分明的架勢，這種一陣濃似一陣的火藥味，使毛澤東聯想到一年前贛南會議的那一幕，竟是那麼相似。 1931年11月，在中央代表團主持下，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又稱贛南會議）開始了對毛澤東的全面否定。 六屆四中全會，王明、博古上台後，為推行其“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對各級領導實行“改造”，向全國各地都派出了他們的“欽差大臣”。 1931年4月初，臨時中央派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來中央蘇區，即所謂“四中全會代表團”，簡稱中央代表團。 中央代表團剛進蘇區，還是能與蘇區的主要締造者毛澤東“和平共處”的。正如後來毛澤東在1945年黨的七大上所說的：“四中全會後，中央派了一個代表團到中央蘇區。代表團有三個人，任弼時同志、王稼祥同志、顧作霖同志。第一次反'圍剿'結束後，他們就來了。王稼祥同志參加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圍剿'的戰鬥。在當時，我們感覺到如果沒有代表團，特別是任弼時、王稼祥同志贊助我們，反對'削蘿蔔'的主張就不會那樣順利。

“所謂'削蘿蔔'，就是主張不打，開步走，走到什麼地方碰到一個'小蘿蔔'，就削它一下。那時，我們主張跟敵人打，鑽到敵人中間去，專找敵人的弱點，打擊敵人。主張'削蘿蔔'的人反對我們，說我們的辦法是'鑽牛角'。當時，如果沒有代表團，特別是王稼祥同志，信任我們，贊助我們——我和總司令，那是相當困難的。”正因為如此，毛澤東得以接替項英擔任了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隨著時間的推移，毛澤東的行為與中央路線的距離越來越遠，開始與中央代表團發生矛盾衝突。臨時中央和中央代表團對毛澤東開始失去信任。毛澤東本人也有察覺。 4月，毛澤東提議增加蘇區中央局成員，臨時中央未置可否。 7月，毛澤東再電臨時中央，請求增加蘇區中央局成員，臨時中央未復電。 1931年10月11日，毛澤東第三次致電中央，提議：“彭德懷、林彪（第四軍軍長）、週以栗（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曾山（江西省政府主席）、陳毅（贛南特委書記）為中央局委員，請批准。”臨時中央仍未批复。毛澤東所推薦的這五個人，都是毛澤東路線的忠實執行者。但是，中央對這一提議，遲遲不作批复，其實是不想在蘇區中央局加強毛澤東的勢力。

1931年9月1日，中央曾對蘇區中央局和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發出指示信，根據王明反“右”傾的綱領，指責中央蘇區犯了“缺乏明確的階級路線與充分的群眾工作”的“最嚴重的錯誤”，這一指示，雖也肯定了中央蘇區工作的一些成就，但在土地問題，政權問題，根據地與紅軍、工人運動和黨內鬥爭等一系列問題上，全盤否定了毛澤東、朱德直接領導的中央蘇區和紅一方面軍的偉大功績。於是乎，中央代表團在贛南會議上，開始第一次向毛澤東發難。 當時，會議完全被持有“尚方寶劍”的中央代表團把持，通過了與中央指示精神一致的《政治決議案》等五個決議案，全面否定毛澤東的路線。 顧作霖首先站出來，攻擊毛澤東是“絲毫馬克思主義也沒有”的“庸俗的保守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這位年僅24歲的青年，實際工作經驗不多，但利用馬列主義只言片語扣帽子的本事卻頗大。

王稼祥指責毛澤東的土地革命路線是一條“富農路線”。 “抽肥補瘦，抽多補少”，“分配土地給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階級陣線。 任弼時說，毛澤東的作戰原則是“狹隘的經驗論”，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提出，要教練紅軍陣地戰、街市戰、白刃戰、夜戰的技能，要堅決反對落後的阻礙紅軍技術進步的“狹隘經驗論”。 任弼時的一番指責，讓毛澤東百思不得其解。任是經歷過長期革命考驗的年輕的“老資格”，中共自己培養出來的領袖人物之一，也可以說是中央代表團的核心人物。初來乍到，任弼時很積極地贊助過毛澤東，但此時竟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完全站在與毛澤東對立的立場上去了。會不會打仗，任弼時自己心裡有數，毛澤東心裡也明白。為什麼一個不懂軍事的人，卻對指揮數万紅軍連續粉碎蔣介石三次“圍剿”的毛澤東的軍事原則大加否定呢？

這一點，在1941年9月的延安中央政治局整風會上，任弼時作出了解釋。 當時任中央政治局秘書的胡喬木回憶說：“弼時同志在9月12白的發言中，檢討了到中央蘇區後毫無軍事知識，卻不尊重毛主席的意見的事。他說，在贛南會議上，毛主席反對本本主義，即是反對教條主義，我們當時把毛主席的思想當作狹隘經驗論加以反對是錯誤的。弼時同志檢討說，從黨的二十年的歷史看，作為主觀主義的思想統治，其中有些是經驗的主觀主義。做過許多實際工作的狹隘經驗者，便是狹隘經驗的主觀主義。” 總而言之，贛南會議指責毛澤東的路線是“極其嚴重的機會主義”，強調蘇區黨要集中人力反“右”傾。這次會議撤銷了毛澤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職務，由項英和任弼時等主持蘇區中央局工作。

贛南會議，標誌著打擊、排擠毛澤東揭開了序幕。首任紅一方面軍代理參謀長，前三次反“圍剿”與毛澤東朝夕相處的郭化若回憶這段歷史時，說：“四中全會後，王明統治了黨中央，派任弼時等同志來江西，對項英同志進行打擊。於是，項英就被王明路線俘虜了。蘇區中央局形式上是項英同志掌權，實際上權力掌握在任弼時同志手裡，由王稼祥同志出主意，顧作霖同志打先鋒。毛澤東同誌曾對任弼時同志說過一句幽默的話：任弼時同志說我是'狹隘經驗論'，我到延安後就發奮讀書了。” 贛南會議後，毛澤東雖被封了個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的頭銜，但已不在中央蘇區黨和紅軍最關鍵的領導崗位上。毛澤東“病了”，到瑞金郊外東華山“療養”，直到第二年春紅軍打贛州吃了敗仗，才再度出山……

這次寧都會議，又扯上了贛州戰役。 緘默良久，毛澤東把煙頭用布鞋踩滅。 “不管怎麼講，打贛州失利，這是事實。仗打敗了，就說明打不得，是錯誤的。我早就勸過，你們就是不聽，根本不承認嘛！”毛澤東不服氣，說話很衝。 毛澤東話音剛落，任弼時、顧作霖、項英、鄧發坐不住了，立即群起回擊。 “打贛州失利，要從主觀上找原因。正是由於思想不統一，有人竭力反對，你毛澤東同志為首，所以造成進攻不積極，組織不得力。” “打贛州是符合中央指示精神的，是配合中央的整體部署，雖然沒打下來，但我們擴大了政治影響，路線是正確的……” “打贛州，依據當時情況是絕對需要的。” 打贛州問題，會議爭論最激烈。正是年初的這場浩大的城市攻堅戰，引發了寧都這場“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傾向鬥爭”。

1932年初，遠在上海的臨時中央錯誤地估計了形勢，於1月9日作出了《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要求紅一方面軍改變原來不攻打大城市的觀念，積極以攻取中心城市為目標，佔領一兩個重要的中心城市。 臨時中央在作出此決議的當日，便立即給蘇區中央局發出了“急攻贛州”的命令。 蘇區中央局積極響應，在接到中央指令的第二天，就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名義發出了《關於攻取贛州的軍事訓令》。 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首先奪取的目標為什麼是贛州？ 贛州城，位於江西南部，是贛南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的中心，粵贛通行要道。它三面臨水，山丘環抱，城牆高堅，地勢險要，易守難攻，素有“鐵贛州”之稱，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

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執意打贛州，實際上也是為了否定毛澤東一貫不同意打贛州的主張。 半年前，周恩來還在上海。他作為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就曾主張打贛州。 他在給毛澤東的指示信和與蘇區赴上海中央匯報工作的同志談話，都曾談到打贛州。 1931年8月間，周恩來在聽取中央蘇區代表歐陽欽的工作匯報後，批評中央紅軍“還沒有完全拋棄游擊主義傳統”，主張紅軍打下一兩座城市。 臨時中央，包括周恩來在內，坐在上海，是不了解中央蘇區的實際情況的。 毛澤東沒有執行中央打贛州的主張。作為蘇區中央局的代理書記和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書記，他又何曾不明白攻下贛州的重大意義呢？然而，他了解中央紅軍的實力，他有過慘痛的教訓。 1930年3月中旬，紅四軍曾強攻贛州不克。撤圍後，3月19日，毛澤東和朱德以政治委員、軍長身份發布《紅四軍司令部佈告第二號訓令》即《關於第一次攻贛州的經驗教訓的訓令》，深刻總結了此次打贛州的七點教訓。正因為此，第一、二、三次反“圍剿”，毛澤東打了許多地方，但唯獨不碰贛州。他不願做賠本的買賣。

周恩來到蘇區後，又與毛澤東談及攻打贛州的問題。毛澤東還是那句老話：贛州打不得。 周恩來同意了毛澤東的看法。他在給中央的複電中說，目前紅軍攻打中心城市確有困難。 中央執意要打城市，當即給周恩來任書記的蘇區中央局復電，說無論如何要在撫州、吉安、贛州中選擇一個攻克。撫、吉、贛均為江西重鎮，分別位於贛東、贛西、贛南，都駐紮有國民黨軍一個師以上的兵力。 中央接二連三地指示，幾近下了“死命令”，不打不行了。 蘇區中央局專門召開會議，討論攻城問題。 會上，毛澤東唱對台戲，堅決反對打任何一座城市，特別反對打贛州。 他說，贛州城堅，紅軍武器裝備差，佔不了便宜。 朱德支持毛澤東，反對打贛州。 蘇區中央局的大多數人和一些紅軍將領，包括周恩來、任弼時、項英、王稼樣、彭德懷在內，都主張打贛州。 聶榮臻剛到中央蘇區，不了解情況，未表態。 此前，周恩來、任弼時曾多次徵求過彭德懷的意見。 彭德懷是紅三軍團總指揮。紅三軍團與紅一軍團是紅一方面軍的主力軍團。彭德懷被共產國際譽為“最能打仗的軍團長”。打大城市，攻堅戰，彭德懷有經驗，1930年8月試圖“會師武漢，飲馬長江”時，彭德懷的紅三軍團曾一度攻占過湖南省會長沙。 彭德懷是中革軍委副主席，在紅軍中的地位僅次於朱德總司令。他的意見，舉足輕重。很遺憾，彭德懷沒有投反對票，而是積極主張攻打贛州。 彭德懷為什麼認為可以打贛州呢？後來他在回憶中這樣寫道：贛州守軍馬昆旅估計有六千人，地方靖衛團兩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時間，蔣介石不來增援，是可以打下的。當時我想，贛州城是贛南的商業中心，也是反動中心。打下贛州，對發展和鞏固贛甫十二縣有利，又能使湘贛蘇區聯成一片，鞏固後方，使中央蘇區形勢更好，黨中央和蘇維埃中央政府在瑞金就比較安全。紅軍再向北發展，不僅無後顧之憂，而且有了一個新的態勢，更有利於機動作戰。這樣，我們佔江西省一大半：即南有中央蘇區，西有湘鄂贛邊區，東北有閩浙贛邊區，左有湘贛邊區作依托。 因此，早些時候，蘇區中央局負責人徵求他的意見，彭德懷就說可以打；這一次更是信誓旦旦，表示“三軍團包了”。 彭德懷片面的想法脫離了實際，給頭腦發熱的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以軍事上的支持。 毛澤東、朱德反對無濟於事。蘇區中央局和紅一方面軍總部一致通過了攻打贛州的決議。 當時，蘇區的口號是：打下贛州，把中央工農民主政府搬進贛南首府。 氣氛狂熱，士氣高昂，攻克贛州，志在必得。 然而，贛州戰役並沒有像預期的那樣發展。 贛州守敵馬昆旅並非八千人，而是一萬八千人，超過預計的一倍以上。 攻城的主作戰軍紅三軍團僅一萬四千人。 贛州的地勢易守難攻，城牆高達兩丈。守軍以優勢兵力據險防禦，紅軍苦戰一個月，四次爆破城牆，發動強攻，付出了慘重代價，但終未能攻下贛州。 1932年3月初，蔣介石嫡系陳誠、羅卓英第十一師兩個團偷渡贛江，突入城內，第十四師隨後開到。 紅三軍團腹背受敵，不得已於3月8日撤出戰鬥。 歷時三十二天的贛州戰役，非但沒有“勢在必得”，反而成了三次反“圍剿”以來，紅軍最大的一個敗仗。紅軍傷亡逾千，紅三軍團第一師師長侯中英被俘，慘遭殺害。 部隊集結贛縣江口後，瑞金中央局的首腦們都趕來了。項英奉周恩來指示，專程到東華山請來了毛澤東。 在江口，周恩來主持蘇區中央局擴大會議。 會上，又發生了意見分歧。 毛澤東“老調重彈”，說奪取中心城市是較長遠的前途而非目前行動方針。現在是準備革命戰爭，提出奪取中心城市的口號為時過早。 蘇區中央局大多數人觀點依然如故，認為打贛州絕對需要，而且還要繼續準備打。 江口會議在討論紅軍發展方向問題時，毛澤東主張紅三軍團向北發展，佔領資溪、光澤、邵武地區，同贛東北聯成一片；蘇區中央局則認為，紅三軍團出贛江以西，佔領上猶、崇義，發展河西蘇區，同湘贛蘇區聯成一片。 江口會議與彭德懷的紅三軍團有著直接的關係，作為軍團長，彭德懷的意見舉足輕重。遺憾的是，彭德懷沒有支持毛澤東，卻站在了蘇區中央局一邊。他回憶這次會議時說：“當時我為什麼同意中央局的意見，而未同意毛主席意見？也還是對攻占贛州的想法。我當時並沒有認識四中全會（王明路線）實際是立三路線的繼續。當時四中全會的中央，把它稱為國際路線，布爾什維克化的。實際上它同樣是反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的，是反對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方針的，也是依靠紅軍打天下的單純軍事路線，我當時完全沒有這樣去想。” 江口會議把紅一方面軍一分為二：一個是中路軍，由紅一、五軍團組成，擔負赤化贛江東岸地區任務，林彪為總指揮，聶榮臻為政治委員；另一個是西路軍，由紅三軍團組成，挺進湘南及桂東、汝城一帶，擴大湘贛蘇區，彭德懷任總指揮，膝代遠任政治委員。 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軍委委員身份，領導中路軍行動。 一路上，毛澤東在考慮中路軍的行動。他認為沿贛江兩岸發展，餘地不大，不如依托閩西蘇區，打到閩南去。 毛澤東首先把這一設想告訴了老部下林彪和聶榮臻。幾番考慮，林、聶支持了毛澤東。 林、聶立刻致電中革軍委，建議改中路軍為東路軍，進軍閩南。蘇區中央局和中革軍委連開兩天會議，最後同意了林彪、聶榮臻的建議。 東征徵何方？毛澤東看好福建第二大城市——漳州。 毛澤東確實很想打仗，他早已憋了一肚子氣。贛南會議以來，有近半載不在軍中。他決意要打一仗，而且要打一個漂亮的大仗。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一直喊攻打大城市，毛澤東也就選一個大城市來打。當然，毛澤東心裡有數，他不會打賭氣仗，更不會幹賠本買賣。要打，還是老經驗——“雷公打豆腐，專揀軟的欺。”毛澤東在給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的電文中說：“漳州地形易攻難守，於我有利，守敵第四十九師張貞部實力較弱。”周恩來批准了毛澤東的方案。 漳州戰役共分兩步：先打龍巖，再取漳州。 1932年4月10日，東路軍發起攻擊。從拂曉到傍晚，一個白天，攻克龍巖城。 這場漳州外圍仗，共殲敵一個多團，俘敵近七百人，繳獲步槍、機槍九百餘枝，炮兩門，子彈七萬餘發，無線電台一部。 漳州之役，同樣快捷。 4月19日發起總攻，20日凌晨，林彪即把告捷電話從漳州城打給了毛澤東。 敵師長張貞見大勢已去，化裝出逃。這一仗，紅軍共俘敵二千六百七十人，繳步槍、機槍二千三百餘枝，山炮、迫擊砲、平射砲六門，子彈十三萬餘發，炸彈四千九百發，飛機兩架，電話機十部。 紅軍傷三百四十九人，亡一百零三人。 漳州一戰，是聶榮臻進中央蘇區後參與指揮的第一個勝仗。他十分高興，在繳獲的敵機旁照了一張相。 漳州之役，中共福建省委功不可沒。福建省委不僅把守敵的兵力、部署調查得清清楚楚，而且還在很短時間內動員蘇區群眾保障了數万紅軍的糧食供給。 因為打漳州，中共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羅明與毛澤東相識。羅明與毛澤東一見如故，相見恨晚。 不到一個月，連克龍巖、漳州，打了兩個勝仗，毛澤東很痛快。 4月22日下午，紅三軍、紅四軍和總部連以上乾部在漳州戲院開祝捷慶功會。毛澤東十分風趣地說：“有人說，我們只會關上門來打狗，懷疑我們在白區不能打仗，可你們看看，我們在白區不是打得蠻好嘛。” 1932年7月，周恩來以中央局代表身份到前線，中央局書記由任粥時代理。當時，毛澤東只是以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軍委委員身份指揮紅軍作戰，這對前方統一指揮十分不便。為此，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聯名致電蘇區中央局：我們認為，為前方便利作戰指揮起見，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級，改設總政治委員為妥，即以毛任總政委。作戰指揮權屬總司令、總政委，作戰計劃與決定權屬中革軍委，關於行動方針，中央局代表有決定權。 此前，蘇區中央局決定周恩來兼紅一方面軍總政委。 7月29日，周恩來又單獨寫信給中央局，陳述如自己任總政委，將“弄得多頭指揮，而且使政府主席無事可做”。而毛澤東“以政府主席名義在前方，實在不便之至”，“澤東的經驗長處還須盡量使他發展”，並強調說：“有澤東負責，可能指揮適宜。” 在周恩來的一再建議下，蘇區中央局最後同意。 1932年8月8日，中革軍委發布《紅一方面軍總政委毛澤東已到軍中工作的命令》，向全軍宣布了這一決定。 《命令》還決定在前方組織最高軍事會議，由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組成，以周恩來為主席，負責處理前方的行動計劃與作戰方針。毛澤東一上任，即在一系列軍事行動上，與中央局的方針大相徑庭。 毛澤東一貫的作戰原則是不啃“骨頭”而吃“豆腐”。漳州一役後，毛澤東又把攻擊目標對準了贛東宜黃、樂安一帶孫連仲部高樹勳第二十七師。 該師在第二次反“圍剿”中曾被紅軍殲滅過半，遇“朱毛”有驚弓之鳥之恐懼。這一選擇，也正是江口會議毛澤東所提及將中央蘇區與閩浙贛蘇區聯成一片的戰略目標。 樂、宜戰役，完全在周恩來、毛澤東意料之中，進展順利。 8月16日凌晨發起攻擊，17日拂曉樂安城頭便飄起紅旗。 19日傍晚再接再厲，20日晚高樹勳率殘兵棄宜黃而逃。 樂、宜兩仗，殲敵五千，繳槍一千七百枝，高樹勳師基本被殲。按中央局的意圖，緊接著應打南城，這也是原在毛澤東的計劃之中。但後來情況發生了變化：南城守敵一下子集中了毛炳文等三個師十七個團兩萬餘眾，且構築工事，防備紅軍攻堅。 紅軍兵臨城下，試圖引敵出城，在運動中殲滅之，但守敵龜縮不動。南昌方面，陳誠迅速集中二十個師向南城開來，企圖與紅軍決戰城下。 曠日持久，屯兵堅城之下，乃兵家之大忌。毛澤東和前線總部當即立斷，決定撤離南城，分散兵力，待機而作。 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不從實際出發，卻一再催促紅一方面軍繼續北上，威脅南昌。 於是，以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為一萬，以在前線的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為另一方，在作戰方針上形成了尖銳對立的看法。 9月23日，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電蘇區中央局並轉臨時中央，陳述看法：“出擊必須有把握的勝利與消滅敵人的一部，以便各個擊破敵人，才是正確策略；否則急於求戰而遭不利，將造成更嚴重錯誤。” 第二天，周恩來又從寧都給蘇區中央局寫信，再次強調前線總部的觀點。 這一來，臨時中央、蘇區中央局同前線軍事領導人之間的矛盾迅速激化。 9月25日，任粥時、顧作霖以蘇區中央局名義復電週、毛、朱、王，不同意前線總部分散兵力，待機殲敵的做法，認為這是退卻，而不是積極進攻，並指出這樣做可能造成嚴重錯誤。 前線總部接到電令的同日，週、毛、朱、王再次致電任、顧，堅持原看法。 當天，毛澤東、朱德發布《在敵人尚未大舉進攻前部隊向北工作一時期的訓令》，提出對第四次反“圍剿”要做充分的準備工作，在宜黃、樂安、南豐之間佈置戰場，造成更有利於與北面之敵決戰與消滅敵人的條件。 中央局深感前方總部失控，其行動方針屢與臨時中央和中央局相違背，幾乎是頂著於，於是採取了堅決果斷的措施。 9月29日、30日和10月1日，中央局連續三次致電前方，指出“我們認為這完全是離開了原則，極危險的佈置”，堅決不同意，也不准執行朱總司令、毛總政委聯名發布的《在敵人尚未大舉進攻前部隊向北工作一時期的訓令》，命令前方“停止一切行動”，等待中央局赴寧都召開中央局全體會議。 幾天后，任弼時、顧作霖、項英和鄧發從瑞金趕赴寧都，召開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這就是寧都會議。臨走時，還拉上了紅軍學校校長兼政治委員劉伯承等，讓他們列席…… 這次寧都會議上，後方中央局成員之所以能佔上風，把毛澤東壓制得喘不過氣來，讓周恩來、朱德、王稼祥“左右為難”，是因為他們手中有“尚方寶劍”——臨時中央的支持。所以，會議所涉及的關於打贛州、江口會議、打漳州、樂宜戰役、南城撤圍、朱毛訓令、第四次反“圍剿”的戰略準備等一系列重大軍事行動，對毛澤東的“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對革命勝利估計不足”，“在敵人大舉進攻面前恐慌動搖失卻勝利信心”等“錯誤”進行了總清算。而這樣做的實質，就是要毛澤東離開軍隊，交出軍權。 會議在討論毛澤東是留在軍中，還是調回後方問題時，爭論進入了高潮。 蘇區中央局後方成員一致認為，“前方同志以等待為中心，澤東表現最多。”而這種觀點是“極不正確的觀點”，“是動搖並否定過去勝利成績，掩蓋了領導上的錯誤”，是“不尊重黨領導機關與組織觀點的錯誤”。因此，提議：“澤東同志回後方負中央政府工作責任。”前方“由恩來同志負戰爭領導總責”，以求得前方戰爭領導能夠“專一獨斷，迅速決定問題”。 朱德、王稼祥不同意這一提議，堅持要毛澤東留在前線。 毛澤東不願意離開軍隊，不願意放棄兵權。這不是從個人名利出發，而是以黨和紅軍的利益為重。他據理力爭，鄭重地說：“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在過去七個月的軍事戰略方針都是錯誤的。紅軍不能積極進攻，而應該積極準備；不能冒險攻堅，而要打有把握之仗……” 毛澤東話音未落，便掀起了軒然大波，責難聲四起。有人責問：“中央錯了，中央局錯了，就你毛澤東對了，紅軍聽你的，還是聽中央的？” 作為會議的主持人和蘇區中央局書記和前方最高軍事會議主席周恩來，認為後方同志太過分了，很不贊成後方同志對毛澤東的態度，也不贊成他們的提議。 周恩來竭力宣揚毛澤東的長處：“澤東同志的多年經驗多偏於作戰，他的興趣也在主持戰爭。如在前方則可吸引他貢獻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 周恩來提出在兩種辦法中選擇其一：“一種是由我負主持戰爭全責，澤東仍然在前方助理；另一種是澤東負指揮戰爭全責，我負責監督行動方針的執行。” 兩種辦法都是一個目的，讓毛澤東留在前方。 任粥時、顧作霖、項英和鄧發等多數人認為，毛澤東“承認與了解錯誤不夠，如他主持戰爭，在政治與行動方針上容易發生錯誤。” 列席會議的劉伯承等也同意多數人的意見。 毛澤東見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權信任，便堅決不贊成周恩來提出的後一種辦法。 在周恩來一再堅持下，會議通過了周恩來的第一種辦法，並批准毛澤東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 蘇區中央局的一些人對周恩來仍很不滿意，致電臨時中央，抱怨他在會上“不給澤東錯誤以明確批評，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釋掩護”。認為他“在斗爭中是調和的，是模糊了已經展開了的鬥爭戰線”。又說：“恩來在斗爭中不堅決，這是他個人最大的弱點。” 周恩來在給中央的電報中也說：“在會議中我對澤東同志的批評是採取了溫和態度。”另外卻指正了後方同志對他的過分批評。 寧都會議後不久，10月12日，中革軍委通令：“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兼總政治委員毛澤東同志，為了蘇維埃工作的需要，暫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遺總政治委員一職，由周恩來同志代理。” 寧都會議，毛澤東兵權失落。 前方戰事，他再也沒有發言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