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葉安史之亂以前，中國經濟之支撐點偏重於北方的黃河流域。
當時的漕運是一個大問題。漢代初年，只是把山東之粟漕運到京師地區，交給中都官。三國時，南北朝南北對峙，誰也不靠，各自立國。
隋煬帝開運河，大業元年開通濟渠，四年開永濟渠，前者將西部糧穀經洛水運到黃河，又從黃河通到淮海；後者是引沁水南達黃河，北通涿郡，設置洛口的回洛倉，設置三千三百窖，每窖可容納八千石，以收納從東南、東北兩渠所運來的糧食。這並非北方要仰賴南方的糧穀，只是要把北齊、北周與南朝三者打通一氣。
到唐代，江南戶口日多，租調也大增，漕運遂成為大問題。
開元二十五年，開始用“和糴法”，此法是用官府的錢以糴入民間的粟。說明中央政府單靠北方之粟已足夠了。據《新唐書·食貨志》記載，韋堅開廣運潭，每年漕運山東粟四百萬石給京都，並不說其他地方運粟給京師。
據天寶年間的記載，米粟產量最盛是在河南、河北及關內、河東等地，然後才輪到江南、淮南，可見當時北方勝於南方。
但安史之亂以後，唐政府遂要靠長江一帶財賦立國。再往後，河北、山東有藩鎮割據。中央政府無法收取租稅，唐政府的財政遂永久偏倚南方。其時從長江入黃河之漕運，遂成為國家大事。德宗時，江淮米不到，六軍將士脫巾狂呼於道。
肅宗時的財政大臣劉晏，他拿手的本領便是能辦好漕運。史稱劉晏每年運江淮之米達數十萬石到關中。
不過南糧北運之情況不算頻密嚴重，北方經濟大致上尚可自立。
宋代建都汴京，主因是為了遷就漕運。當時的漕運有四條線：一條是汴河，大體每年自江浙、淮南、荊湖南北運米到北方六百萬石左右，及菽一百萬石，從長江入淮河，再輸入汴水；第二條是將陝西之粟五十萬石及菽三十萬石，自三門、白坡入黃河再入汴；第三條線是惠民河，將陳、蔡的粟四十萬石及菽二十萬石從閔河、蔡河輸入汴；第四條線是將京東的粟十二萬石，從五丈河經歷陳、濟及鄆，為曹、濮等州所運，謂之北河。
宋代全國統一，國家財賦大部依賴南方。南宋歲收，更超越北宋之上。宋初之歲入一千六百餘萬緡，為唐代之兩倍。熙寧時增至五千餘萬緡，南宋時更增至六千餘萬緡。地狹而賦轉多。
元代建都燕京，米粟仍靠賴江南。當時還創造了一種海運。元之海上漕運，官民均甚便利，船三十隻為一綱，大都船九百餘隻，運漕米三百餘萬石，有船戶八千餘戶，每綱設押船官兩人。
創造海運者為朱清與張瑄，本來是海盜，因立功而位至宰相，其親屬皆位任大官，田園遍天下，庫藏倉庫無數，並擁有巨船大舶。成宗年間，沒收其所有財產。
元世祖時，海運二百五十餘萬石，其後累增至三百五十餘萬石，可見其海運之盛。
至於明代漕運，經歷五次變化：首先是河運，即自淮水入黃河；其次是海陸兼運；第三便是支運，永樂九年開會通河後，開始支運；第四是兌運；第五是改兌。
所謂支運，乃是規定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杭州、嘉興及湖州諸地之糧，撥運淮安倉，將揚州、鳳陽、淮安之糧發運到濟寧倉。餘類推。
所謂兌運，民間只運至淮安、瓜州，再由兌之衛所官軍運載到京，給予運費與耗米。
所謂改兌，即是令里河官軍運赴江南水次交兌，而官運長運，遂變成永久之製度。
所用運船，在明天順以後，有固定船隻一萬一千七百七十隻，官軍十二萬人。
以運糧數量比，北糧只有南糧五分之一。當時中央全賴南方供應糧食，運費亦成為國家每年的大耗費。
清代之漕運額定為四百萬石。各省漕運原額，約為南方四北方一之比。但據乾隆十八年之統計，則為南八北一。到乾隆四十四年，其漕運額又變為南十北一比矣！
我國農業除耕種外，便是紡織。粟米與布帛為國家租調兩大稅項。
中國發明蠶桑甚早，且先是發生於北方，春秋時代北方地名用“桑”字者甚多。到漢代，黃河流域的山東臨淄、河南襄邑成為中國絲織業的中心。
當時北方種桑極多，目的是養蠶、調絲織帛。隋唐時期絲織業在北方極盛，江南各州則未有此業。唐代絲織業最盛者乃在開封、安徽等地，但主要在黃河以北，其主要產地在河南、河北、河東及關內、甘肅等地。至於唐代開元時期，江南及嶺南產地則只是少量而已。
五代時期，石晉每歲輸貢契丹絹三十萬匹，乃出於黃河南北之產地。
到了宋代，汴京織物，頗負盛名。宋錦名目多達四十二種。
靖康年間，金兵入汴，索絹一千萬匹。但認為浙產之絹輕疏不佳，予以退回。
元代時北方尚有大規模之種桑地區。至順二年，史載冠州今山東省冠縣有蠶食桑葉四十餘萬株，可見蠶桑之盛。元初有按戶稅絲之製。每戶出絲一斤供官府之用，另每五戶出絲一斤供君王之貴戚、功臣之家。
絲織業到了明初，從北方移向南方，因此絹稅也變成三與一比，即南方多於北方兩倍矣。至唐代以前，北方輸絹給政府日少，南北比例到了八比一的程度，即南方多於北方七倍了。
到了明代，又在南方遍設織染局，計浙有杭州、紹興、台州、寧波、溫州、金華等九府；江西、福建則有福州、泉州；四川、河東、山西則有濟南；江蘇、安徽則有鎮江、蘇州、徽州等六州。
到了嘉靖年間，因江西、湖廣今之湖南、湖北、河南、山東不善織造，準用銀錢折價，但浙江與南直今之江蘇、安徽，每年徵用絲絹二萬八千餘匹。
到清代時，只剩下江寧、蘇州、杭州三地織造，即只有江蘇、浙江兩省了，且兩稅均用銀兩繳納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