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再談及明代政制之腐化。
由於明代承平年歲甚久，遂使科舉進士日重而學校貢舉日輕。但學校可培育社會需用之人才，科舉卻只是就社會現有之人才中選拔之，薦舉更為稀少。於是人才多由科舉進士中出。
英宗天順年間開始，非進士不得入翰林，非翰林不准入內閣，但翰林人才只限於某些科目，並非完全齊備。而此後之庶吉士變成有名無實，並不再受重視。但當時之進士，沒有理想職位時多數請假返鄉，甚至有家居數十年者，等到有尚書侍郎的官職，才入朝供職。
明代之翰林院為儲備人才之地，吏部則為選舉人才之所，此兩處為明代所特重。
明代吏部的選舉法有四種：一為學校，二為科目，三為薦舉，四為銓選。天下人才，大致出於上述四類。可見吏部之權重。
當翰林院無法培植人才時，吏部選舉曾有用抽籤之法，分四個地區抽籤：一為東北，以北京、山東地區為主；二為東南，以江、浙、閩、桂及江西為主；三為西北，以陝西、山西為主；四為西南，以湖廣、四川、雲南、貴州為主。官方與民間均十分贊同，認為十分公平。
至於科舉，則初為考經義，後變為八股。顧亭林謂：“科舉之害，等同焚書，而敗壞人才，甚於咸陽之坑儒。”因此造成明代士人與官僚學識空虛，胸無點墨。由於明代帝王怠惰專橫，雖然當時風氣獎勵廷臣發表議論，但由於空疏無學，只是叫囂而已，遂至於以議論誤國。
朝中大臣趨炎附勢諂媚成風，互為傾軋，遂使黨爭日烈。地方官員則毫無教養，浪費公款，無補時政。而土豪劣紳與日俱增。顧亭林批評道：“萬曆以前，朝政尚是小康。而萬曆以後，有法令而無教化，造成老者不教，幼者不學，成為俗之不祥。”當時之人只是空談明心見性，而不談修己治人之實學。萬曆間人看書不看首尾，只看中間兩三行。其所著書，多是盜竊。因此造成社會日亂，神州傾覆。
由於明代世局平靜，武備軍事相應鬆懈了。軍政盡歸兵部統管，邊疆遇有騷擾，調兵撥餉統由兵部主理。武臣總兵毫無話事權。此後之衛所空洞無兵可用，致生募兵之製。
明代政治，起初靠君王有獨裁之權，下有清廉負責之大臣，故尚可支撐大局。但由於宦官攬權，官僚不負責，造成政治教育破產，兵制、田賦崩潰，最後是國家經濟破產。
至於明代財政，英宗以後，亦日見缺乏。其原因是皇宮內府供奉日廣，皇室衣著重視新巧，飲食日費巨萬。嘉靖、隆慶年間，皇室僱傭之廚工多達四千一百餘名，其奢侈可見一斑。又如武宗修理宮殿，即加徵田賦一百萬兩。再加上歷朝宦官之貪瀆，所費更多。
其次是宗藩。唐室的宗親分散於民間，明室的宗親則分封列爵，不農不仕。正德年間，已有皇室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將軍、中尉二千七百。到了嘉靖年間，經御史林潤公佈，天下百姓供京師糧四百萬石，但要供應皇室宗親祿米卻需八百五十三萬石，即使全部供給諸府，還不足一半。此後歷朝所欠供之祿米，年復一年，日益加重，皇室更難負擔。
第三是冗官，尤其是武官過多。如景泰年間，京都衛所武職，一衛已有二千餘人，全部三萬餘人，每歲需銀四十八萬兩，米三十六萬石，其他薪俸等動經百萬。耗損國家儲備，極為巨大。
嘉靖時，大臣劉體乾上疏道：“歷代官員數目，漢代七千八百名，唐一萬八千名，宋代冗官極多，至三萬四千名。但到了明代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合文武官員達十餘萬，比宋代多數倍矣。”可見夏、秋稅糧不足支付甚鉅。
以上數端，使王室欠缺祿米，衛所缺月糧，邊疆缺軍餉，各省缺俸銀，且冗官日多，募兵日增實減，因此民窮財盡，遂成亡國致命之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