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皇帝並不親赴內閣關注政務，只是讓內閣學士票擬，此票擬必須由太監遞上，因此司禮監之權，往往超越內閣學士，意即太監之權比宰相還大。
武宗時之太監劉瑾專權更甚，大臣凡有奏議，竟有改易者。劉瑾這個司禮監，每月呈給武宗皇上之奏疏，必定趁皇上正在嬉戲時，於是令皇上厭煩，不欲理政事，便斥責道：“我用你來幹什麼？現在又來煩我，快走開。”其實劉瑾本意就是想造成此現象，則他便可乘機弄權矣！於是，每有奏事，劉瑾便代皇上裁決，不再告訴皇上。但劉瑾不學無術，批語荒唐，靠其助手焦芳替他潤色。為此事，大臣李東陽首上疏皇上告狀，謂劉瑾竊得皇上批答之權，而抵制他們內閣大臣，非常痛恨。其實洪武時曾鑄鐵牌，掛於宮中，謂：“內臣不得乾預政事。”但永樂開始，太監就弄權了。此後太監弄權日益囂張。因此，以後內閣學士等大臣想把握政權者，往往先得交結內監。即使是為皇上信任權重一時的張居正，當時亦不得不交結太監馮保。
清儒黃梨洲言：明代政府之敗壞，乃自明太祖廢宰相始。明代一面廢相，一面施行嚴刑峻法。如太祖時設錦衣衛獄；永樂時設東廠，由宦官管治；憲宗時設西廠。武宗時，由劉瑾管西廠。神宗時，由馮保管“內廠”，即是變相的西廠。魏忠賢時，兼設內、外兩廠，刑罰更毒。這些成為皇帝的私法庭，可不經政府司法機關，私自處分朝臣，甚至虐殺，其權均操於太監之手。
總之，永樂年間，設立內監協助有功大臣處理軍紀事務，需太監更多。派軍出征邊疆時亦派太監為監軍，協助邊塞的巡視，因此太監權力遂侵入於軍事。
其後，明代皇莊之管理，礦稅之查收，還有上供、採造等有關財務的措施，也讓太監插手，又如永樂中鄭和下西洋，侯顯出使西番，馬騏鎮壓交趾，都用太監出使。到熹宗時，司禮監魏忠賢大權在握。有浙江巡撫潘汝楨者，竟為魏忠賢在天啟六年立生祠，可謂馬屁逢迎，無所不用其極。亦有建議將魏忠賢配孔子者，實在十分荒唐。到崇禎年間，重罰搞事內監，有充軍者，有處決者，有革職閒住者，太監弄權亂政之風遂被壓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