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五浙東的反攻

1841年10月18日，道光帝滿懷希望期盼浙江的捷音時，收到了杭州將軍奇明保的奏摺，告知鎮海失守、裕謙殉難，並要求：“迅賜簡派帶兵大臣，多發京營及各省勁兵，兼程來浙剿辦，以期克復。”道光帝隨即授奕經為揚威將軍，並從蘇皖贛豫鄂川陝甘八省調兵1.2萬人，再次組織大軍，征討“逆夷”。 自雍正朝之後，清廷派出的領兵出征的軍事統帥，其將軍名號，不再新創，而是沿用前朝舊名。其印信亦為當年統帥交回之物。如奕山的靖逆將軍，創名於1717年，為富寧安征剿策妄阿喇布坦時始用。此次授奕經的揚威將軍，歷史更為悠久，創名於清剛剛入關時的1646年，為德豫親王多鐸征討蒙古等部時始用。而且，揚威將軍的名號在歷史上使用次數最頻，高達七次之多，其中最近的兩次是，道光帝於1826年征討張格爾和1830年征討新疆玉素甫父子的叛亂。很顯然，此次道光帝再次啟用揚威將軍的印信，是冀求這一屢戰屢勝的吉利名號，能保佑清軍如同昔日在西北那樣，“揚威”於東南。

此次受命出征的奕經，同奕山一樣，也是皇室成員，其血緣更近，為撫遠大將軍允禵的政敵雍正帝的四世孫。奕經的祖父永瑆，封和碩成哲親王，毫無戈馬征戰的經歷，是有名的書畫家。父親綿懿，封多羅貝勒。 奕經的經歷，與大多近支皇室成員相似，主要在京官上遷轉。 1816年以四品宗室出為頭等侍衛，後歷奉宸苑卿、內閣學士、副都統、侍郎、護軍統領等職。 1830年，曾一度隨前一任揚威將軍長齡出征，後又短期外放黑龍江將軍、盛京將軍。此次出征時，他的官差各職共有：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步軍統領、正黃旗滿洲都統、崇文門監督、正紅旗宗室總族長。本兼各職如此之多，又擁有尊缺（大學士）、要缺（吏部尚書、步軍統領）、肥缺（崇文門監督），是因為清朝實行滿漢雙缺制度，滿人，尤其是宗室，仕途更為寬坦；更重要的是，他是道光帝所信賴的股肱大臣，在“奕”字輩的宗室中升遷最速。

奕經在京請訓後，於10月30日離京南下。 11月8日到山東泰安，11月22日到江蘇揚州。然而，他到了江甦之後，突然止步不前，在蘇州一帶停留了整整兩個月。 與靖逆將軍奕山相比，揚威將軍奕經似另有氣象。 據奕經的幕客、自稱“於內外機密十能言其七八”的貝青喬稱： 紆青，為江蘇宿遷縣舉人臧紆青，是奕經的“故友”，此次入奕經幕府，為主要幕僚之一。但奕經身為軍事統帥，居然在“撫”“戰”兩策中游移，很是讓人疑惑。然而，道光帝那兒也有一些不同尋常的跡象。 1841年10月19日，道光帝由內閣明發諭旨：“琦善著加恩釋放，發往浙江軍營，效力贖罪。”琦善在此之前，經軍機大臣等審判，定為斬監候，秋後勾決。道光帝此次讓琦善隨奕經去浙江，是否意味著道光帝在“撫”“戰”兩策中也有游移呢？

然而，琦善後來並未赴浙，而是改發張家口軍台，充當苦差。對此，人們常常引用梁廷枏的說法，謂奕經在臧紆青的建議下，上奏制止琦善來浙。此說似誤。道光帝改發琦善去軍台的諭旨，下發於10月24日。此時奕經尚未出都，而他見到臧氏又在出都之後。貝青喬對此另有說法： 接照這一說法，奕經在請訓時便嚴拒琦善同行，這兩位已經有隙的大員也很難和衷共濟；但其中表現出來的“挺身南下”的英姿，又與前稱出都時戰、撫“游移兩可”的記錄自相矛盾，使人不知孰是孰非。 儘管奕經、道光帝此時的心態讓人捉摸不定，但我們可明顯地感到奕經出征時的景象，要比奕山出征時沉悶得多。道光帝不再有“大兵兜剿，擒獲夷酋”的心曠神怡的幻想，奕經也全無“剋日進剿，便奏捷音”的躊躇滿志的迷夢。經過一年來的戰爭，他們對困難的估計似更為實際了。

奕經的個人經歷使之未諳軍伍，心中亦無制“夷”高策，於是，他在博採眾議、聘賢納士上效法古風。據稱，在他的營門外設有一木櫃，凡願投效者皆可書名入其中，三日後傳見，稔知“夷”務者可當面陳述得失。在江甦的兩個月中，獻策者達400人，投效者共144人，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智囊團”。這些人究竟有何高策，史籍上未有記載，但前面提到的奕經“故友”臧紆青，卻留下了驚世之言： 一、在用人大政方面，招林則徐來浙襄辦，力鼓決死抗敵之氣；斬餘步雲等逃將，力挽臨陣潰逃之風。 二、在作戰指導方面，調川、陝、豫兵6000名為生力軍，招魯、汴、江、淮之北勇1萬名，募沿海土匪、鹽梟、漁疍之南勇2萬名；使南勇為耳目，以北勇壯膽氣，分伏寧波、鎮海、定海三城，“不區水陸，不合大隊，不剋期日，水乘風潮，陸匿叢莽。或伺伏道路，見夷就殺，遇船即燒。重懸賞格，隨報隨給。人自為戰，戰不擇地”，等到三城英軍“步步疑忌驚惶”，然後再以大軍進擊，內應配合，“內外交逼而盡殲之”。

在我見到的鴉片戰爭中的各種軍事建策，以近代軍事學術的眼光觀之，大多不著邊際；相比之下，臧紆青的上述提議可謂頗有見地，但執行中又似困難叢生。林則徐不久前由浙遣戍新疆，此時正在祥符河工效力，若上奏請林返浙，豈不逼道光帝出爾反爾？餘步雲此時為浙江前敵指揮官，若斬之，又以何人代之？從後來長達半年的審訊情況來看，這位“太子太保”也不是隨隨便便可以問斬的。臧氏的建議最有價值的部分，是“不區水陸，不合大隊”，“人自為戰，戰不擇地”的“伏勇散戰法”，實有近代游擊戰爭的韻味。可是，此種戰法需有良好的組織指導，兵勇亦須訓練以熟悉戰術，否則激勵兵勇的“重懸賞格”，很可能流為謊報戰果的淵藪；再則，此種戰法曠日持久，據中外歷史經驗，若要達到英軍“步步疑忌驚惶”的地步，不能以月為計，而需長達數年，儘管臧氏也提到了“不剋期日”，但他似未預計到如此之久，若此，奕經能否堅持下去，道光帝能否容忍下去，都成了疑問；又再則，此種戰法須有與之相適應的經濟動員措施，按臧氏的6000名新軍、3萬名僱勇，一年的軍費銀高達200萬兩以上，清朝財政也支持不住。看來，臧紆青已經找到了渡河之船，而尚未掌握操船技術。奕經後來也未用此計。

很可能奕經在京時與道光帝達成了某種默契，因而他在江蘇呆了兩個月，訾議四起，道光帝始終未催他早日趕赴戰區，表現出難得的“不為遙制”的豁達態度。據奕經自陳的理由，是所調豫陝甘川等省“曾經出征”過的6000勁旅尚未到達（川、陝、甘調兵至浙，需時約4個月），已經抵浙的蘇皖贛鄂四省援軍皆為弱師，不足為恃，他恐怕早早趕到浙江，非但不能製敵，反會制於敵。這種充分準備、不急速戰的作法，也合乎當時奉為圭臬的“謀定而戰”的兵法原則。 與奕經的處境相似，璞鼎查此時也進退兩難。一方面，他在佔據定、鎮、寧三城後，數次遣書劉韻珂、餘步雲等人，表明願意與清方“全權大臣”談判，但沒有回音；另一方面，手中有限的兵力分據香港、鼓浪嶼、定海、鎮海、寧波五處，無法再集結一支足夠強大的部隊，發起義律卸任前曾策劃的揚子江戰役（後將詳述），更兼北風司令、嚴冬氣候也不利於英軍作戰。因此，英軍在佔領寧波後，曾於1841年10月20日一度騷擾餘姚，後又於1841年12月27日至次年1月12日，次第兵不血刃地陷餘姚、慈谿、奉化三城，皆未久據，即時退出。可以說，戰爭在此時出現了長達5個月的間歇。而璞鼎查本人亦在1842年1月返回香港，將對華商務總監督的辦事機構由澳門遷至香港，並宣布香港和舟山將成為自由港。一直到是年6月才北上。

英軍對余姚等地的軍事行動雖不具規模，但浙江巡撫劉韻珂卻不如奕經那麼沉著，隔三差五便派員前往江蘇，催奕經早日到浙懸幟，似乎唯恐將由他一人承擔丟城失地的責任。而奕經卻不為所動，其舉止如同仍在京城任吏部尚書，只是指名參奏嚴懲守城官弁，冷靜如壁上觀。 奕經此時駐紮的蘇州，當時號為人間天堂，為金粉繁華之地。歌亭舞榭，最足動人豪情。奕經隨員6人，本為郎中、員外郎、御史、主事、筆帖式、中書之類的五品、六品乃至七品京官，此時均以“小欽差”自居，提鎮以下官員，進見必長跪，相稱必曰“大人”，而奕經網羅的投效人士又紛紛仿效比附，呼為“小星使”。在這些“小欽差”、“小星使”之下，又有隨行的數百名京營兵弁。這群人淫娼酗酒，索財貪賄，鬧得烏煙瘴氣。每日吳縣（蘇州府首縣）供應80餘席，用費數百元，稍不如意，便擲擊杯盤，辱罵縣令。正如後來的一句流行語，前方吃緊，後方緊吃，蘇州展示出與300里之外同為天堂之城杭州迥然有別的氣象。奕經最初不加意裁抑，後謗議驟起，只得移營百餘里，於1842年1月21日進至浙江嘉興。

沒過幾天，奕經所等待的川陝勁旅終於有了消息，至2月13日，除陝甘兵250人、四川兵300人外，其餘皆至浙江。這批從4000里之外風塵僕僕星夜兼程趕來的生力軍，軍紀無存，以至在近百年後仍在民間留下了“沿途擄丁壯，掠板扉，以四民抬一兵，臥而入城”的口碑。而至此時，奕經已沒有理由觀望不前，於2月10日（夏曆大年初一）趕至杭州，稍作佈置後，於2月27日趕往前線曹娥江一帶。此時距其出京之日，共計131天。 從理論上說，浙江清軍原設額兵3萬餘名，外省援兵1萬餘名，又有外省、本省僱勇9萬餘名，兵力不為不厚。但我在第一章中已經說明，本省額兵難以抽調；而可以抽調的數千兵丁又在定海、鎮海兩戰中潰敗；此時，浙江原設清軍只能各保地方，無兵可調。本省僱勇大多不離家鄉，能應徵調者極少。因此，就實際而言，浙江此時可機動作戰的清軍，只是在鎮海之戰後開抵的外省援軍1.2萬人，以及由奕經等人僱傭的河南、山東、江蘇及本省壯勇，據稱有2萬人。

可是，這3萬多名兵勇，並不能全數用於進攻。 讓我們看看具體情況：湖北援軍2000名，其中1000名駐守杭州，1000名駐守海寧；江西援軍2000名，其中1000名在餘姚兵敗，此時被派往曹娥江以北的瀝海等處，另1000名奕經認為不夠精壯，命其護衛糧台；安徽援軍1000名，其中600名駐守杭州；陝甘援軍2000名，其中800名駐守乍浦；山西、陝西、甘肅抬槍抬砲兵1000名，其中200名駐守杭州。如此七扣八扣，外省援軍只剩下6000名，而壯勇中亦有防守各處者。 然而，剩下的兵勇，仍不能全數用於進攻。 揚威將軍奕經自杭州前往曹娥江一帶後，在曹娥江以西的上虞縣東關鎮紮下大營，自將河南援軍1000名、山西等處抬槍抬砲兵200名。此處距英軍佔領的寧波約70餘公里，奕經自稱在此前路（寧波、鎮海）後路（杭州）都可照應。參贊大臣文蔚在慈谿縣西北的長溪嶺紮下大營，率領江寧旗兵800名、四川援軍400名、山西等處抬槍抬砲兵400名，安徽援軍400名，共計2000名，此處距鎮海約40公里，據稱是進攻鎮海、寧波兵勇的後路策應。

這樣，儘管道光帝從各省調集1.2萬人的大軍，實際上真正用於進攻的只有四川兵1600名（後用於攻擊寧波）、陝甘兵1200名（後用於攻擊鎮海），此外只有那些數量、素質都靠不住的僱勇和余丁。而奕經為了震懾英軍，對外“號稱精兵十二三萬”！ 如此怪誕的布兵方式，奕經又是出於何種設計？ 就分兵把守乍浦、海寧、杭州等處而言，比較容易理解。假如奕經對寧波、鎮海、定海等處攻擊得手，英軍潰退海上，若乘虛攻擊乍浦等地，清軍豈非顧此失彼？更何況當時盛傳英軍將侵入杭州灣，由海寧直取省城，使浙江巡撫劉韻珂惶惶不可終日。 可是，奕經又為何將剩下的6000清軍的一半以上，在長溪嶺、東關鎮扎以大營呢？後來的結果，使我終於明白，奕經為的是保命。東關鎮大營1200人僅僅用於自衛，長溪嶺大營2000人則成了一塊盾牌。一旦清軍浙東反攻失利，英軍發起攻勢，正可利用長溪嶺清軍的抵抗，為他贏得逃跑的時間！ 與布陣相比，奕經在進攻時間的選擇上，就不僅僅是荒謬了。 先是1842年1月25日，奕經與參贊大臣文蔚在浙江嘉興同時夢見英軍悉棄陸登舟，聯帆出海，寧波等三城“已絕夷跡”，後派人察明果有運械歸船之事，以為“佳兆昭著”。又2月10日，奕經至杭州，往據稱最為靈驗的西湖關帝廟佔簽，中有“不遇虎頭人一喚，全家誰保汝平安”一句，三天后，四川援軍大金川土兵開到，兵弁皆帶虎皮帽，更以為“收功當在此”。於是，他選定“四寅佳期”（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四更，即壬寅年壬寅月戊寅日甲寅時，1842年3月10日凌晨3至5時）為進攻時間，又以寅年（虎年）出生的貴州安義鎮總兵段永福為進攻寧波的主將，來他個“五虎制敵”！ 在迷信指導下的戰事，其結果可想而知，但反射出來的是前科學時代人們的心態，吉利數碼、神簽靈驗、託夢言事，至今仍有其相當的魅力，而在當時實有主宰人們意志的威力。 很可能是在這種迷信的力量的支持下，1842年3月6日，奕經上了一道長達4000餘字的奏摺，詳述其反攻浙江三城的計劃，並隨奏附呈了明攻暗襲兵勇的清單和作戰地圖。在這份奏摺中，我們已全然不見他先前的那份心虛，而漾溢著胸有成竹的強勁自信。又據貝青喬的透露，奕經在戰前還為幕僚們舉行撰寫“露布”的大賽，共得30多篇，他親自分別名次，“首推舉人繆吉榖，詳敘戰功，有聲有色，次同知何士祁，洋洋鉅篇，典麗矞皇……”看來，他為此戰的報捷而專門進行了一場文字的“演習”。 道光帝看到奕經的計劃後，深為其感染，硃批： 諸如此類的硃批，又見於先前楊芳、奕山、顏伯燾、裕謙等人的奏摺，道光帝為“捷音”等得太久了。 1842年3月10日凌晨，清軍積四個多月的努力，終於在浙東發動了鴉片戰爭中唯一的收復失地的反攻。 按照奕經的計劃，清軍同時向寧波、鎮海、定海進攻：對寧波，由總兵段永福率四川兵900名、餘丁300名、河北壯勇400名，共計1600名，擔任主攻，另有四川兵600兵、餘丁200名擔任輔攻，以餘姚東南的大隱山為前進基地，與先期潛入寧波城內的僱勇17隊，內外配合，佔領該城；對鎮海，由三等侍衛容照、副將朱貴等率陝甘兵800名、餘丁100名、河南壯勇500名，共計1400名，擔任主攻，另有陝甘兵500餘名擔任輔攻，以慈谿西北的長溪嶺為前進基地，與先期潛入鎮海城內的僱勇11隊，內外配合，克復該城；在鎮海與寧波之間的梅墟，派勇3900名，對企圖在兩城之間逃跑接應的英軍“中途截殺”；對定海，派戰死鎮海的原處州鎮總兵鄭國鴻之子鄭鼎臣，率崇明、川沙、定海等處水勇5000名，由乍浦進據岱山，準備對定海所泊英艦船發動火攻。從這個計劃可以看出，為彌補兵力之不足，奕經大量使用僱勇。 然而，這一歷經四個多月準備的反攻，不到四小時便全部瓦解。 3月10日凌晨零時30分，停泊在寧波城外的英艦哥倫拜恩號，突遭兩下砲擊，而此後又毫無動靜。至3時，清方施放四隻燃燒著的火船，沖向英輪船西索斯梯斯號，被英方小艇導至岸邊。與此同時，清軍兵勇一面以手持小型火器向寧波城外的英艦船開火，但未奏效；一面進攻寧波城的南門和西門。負責進攻該城的四川兵（其中一部分為藏族土兵）極其勇猛，在內應的配合下一度攻入城內。英軍急忙調集火砲對之轟擊，而城內狹窄的街道使清軍無處疏散，無處避藏，慘遭屠殺。至天亮，清軍見大勢已去，便倉猝退出城外。 同在凌晨3時，清方在鎮海施放了十隻火船，企圖焚燒港內英軍艦船，但被英軍小艇拖至河岸。與此同時，清軍兵勇施放小型手持火器，進撲鎮海西門。駐守該處的英軍1個連，打開城門，主動出城迎戰，城內英軍數連亦出城增援。由於擔任主攻的清軍朱貴部因黑夜迷途而未至，結果相戰不支而敗退。 值得注意的是，清軍在進攻寧、鎮兩城時皆未使用火砲，交戰時火力迥殊，未能予敵以殺傷。據英方記載，寧波之戰時，英軍僅陣亡一人，受傷數人，而鎮海之戰沒有傷亡。 天亮之後，英軍輪船皇后號、西索斯梯斯號及戰船附屬的小船，沿寧波西南、西北方向的河流搜索前進，共擊毀了37只火船。 至於駐在岱山準備進攻定海的清方水勇，早在3月8日便被英輪船復仇神號和一些小船驅散，未能發動進攻。儘管鄭鼎臣後於4月14日率該水勇在定海有著毫無戰果的一搏，且被奕經粉飾為一大勝仗。 此時正在舟山的英海、陸軍司令，聞訊趕至寧波，英軍由防禦轉入進攻。 3月13日，英陸軍司令郭富聽聞駐在餘姚的清軍餘步雲部將進攻寧波，便率兵600名，在輪船西索斯梯斯號的支援下，向奉化進軍。但英軍僅前進了約10公里，便發現餘步雲部在前一天晚上便已潰逃。 3月15日，英海軍司令巴加、陸軍司令郭富得悉慈谿是清軍發動進攻的前進基地，便率領海、陸軍士兵1203人，搭乘輪船皇后號、復仇神號、弗萊吉森號及一些小船，於上午8時向慈谿進軍。當日中午，英軍抵達，隨即佔領縣城，並向城外大寶山清軍營地進攻。由鎮海退回的清軍朱貴等部與之交戰失利，朱貴戰死。相對清軍的傷亡，英軍僅付出弱小代價。 此時在慈谿西北約20華里的長溪嶺駐守的參贊大臣文蔚，聞知慈谿縣城及大寶山的戰事，並不率部前往增援，反於當日率部逃跑。 3月16日，英軍進至長溪嶺，焚燒了文蔚留下的空蕩的軍營。 3月17日，英軍退回寧波。 遠在曹娥江以西東關鎮紮營的奕經，聞前方軍報，驚魂動魄，亟思逃跑。幕僚臧紆青竭力勸阻，方堅持一夜。 3月16日晚，文蔚逃至東關鎮，他得知戰況，命文蔚退守紹興，而其本人率部連夜西奔，渡過錢塘江，一直退至杭州。而他後來向道光帝陳述的理由是，他此行的目的，是為了檢查錢塘江北岸的海寧尖山一帶的防務！ 對於如此敗仗，對於如此敗將，我真不知應該作何評論！ 在我研究鴉片戰爭史的時候，使我最最感到困難的是清方史料，這不是因為清方史料不夠充分（現有史料已汗牛充棟，且又有大量檔案），也不是清方史料中充滿不實之處（可用各種史料互相參核，更可用英方資料驗證），而是幾乎所有的史料都將注意力集中於上層活動（儘管許多史料作者並不知情），而對他們身邊發生的下層活動記述過略過簡。 正因為如此，我經常自問，僅僅憑著上層的活動就能寫出真實的歷史？ 可有一天，我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查閱資料時，御史呂賢基、浙江巡撫劉韻珂的兩件奏摺使我興奮。我花了整整一天的時間，抄錄這兩份共達4000餘字的文件。它向我們講述了一位名叫鄂雲的官員的故事。 鄂雲，原名聯璧。他的出身和經歷，我們知之不多，僅知其曾為刑部司官，1837年由南京移寓杭州，鴉片戰爭時為候選直隸州知州。 1841年初，鄂雲前往鎮海，要求投效。欽差大臣裕謙知其不謹，恐其逗留而招搖生事，便薄給所予，飭令他往。時在鎮海的浙江巡撫劉韻珂，念其昔日曾為刑部同事，且景況窮苦，也給了盤費銀30兩。鄂雲離開鎮海後，不知其踪。 1841年底，揚威將軍奕經南下，駐紮蘇州。鄂雲又前往投效。奕經的隨員、步軍統領署七品筆帖式聯芳，為其堂弟。靠著聯芳的引見，鄂雲又自稱能勾引漢奸，作為內應，奕經派其辦事，多次往來江、浙之間，曾往杭州面見劉韻珂，大談他與聯芳的關係，並稱其與奕經也有親戚關係。劉韻珂見其不規，多加提防。 鄂云自由奕經派差後，便移眷屬於紹興。御史呂賢基稱其“誆騙欺朦，無弊不作”；浙江巡撫劉韻珂稱浙江官員知其本性，只因其為奕經所派官員，“不得不照例應付”。前者當為道聽途說，證據不足；後者又明顯有保全浙江地方官員之意。但是，鄂雲在浙東反擊戰中的劣跡，終於揭露出來。 據鄂云自稱：他因奉奕經的命令，在慈谿縣後山泊地方招僱鄉勇500名，頭目5名，從1842年1月9日至4月19日，共支給口糧、器械、船價等共計16956千文，又僱梁勇53名，從2月12日至4月19日，支給口糧1098.8千文；後奕經下令裁勇，他經過奕經的批准，僱募福建同安船17艘，水勇等348名，從4月19日至10月3日，船價口糧共計銀12000餘兩。以上共計銀12000餘兩，錢18054.8千文。 據各糧台查賬：鄂雲以後山泊僱勇500名為名，在曹江糧台支錢2860千文、銀4585兩；以續僱其中出力各勇113名為名，在紹興糧台支銀4374兩。以上共計銀9124兩，錢2860千文。 以收入和支出的兩賬相對照，鄂雲除收到銀錢外，另支出銀2876兩，錢15194.8千文。這一筆銀錢，鄂云自稱除勸捐外，自捐錢12000千文，“禀請獎勵”！ 以生活窮苦的候選官員，一下子捐錢如此之多，又從何而來，顯然是大有疑問的。 據劉韻珂的調查：自寧波失守後，慈谿縣後山泊地方鄉紳招僱鄉勇，保衛村莊。鄂雲前往，宣稱調赴曹江，隨營聽用，並付給各勇定錢、盤費、器械等費用每名1500文，各勇應允。 1842年2月8日，鄂雲率該勇由後山泊起程，2月11日到達曹娥。出發時僅給該勇每名500文，2月12日始給口糧錢300文。 3月7日，鄂雲撥勇50名，埋伏在鎮海城外；撥勇150名，交四川府經歷濮詒孫管帶，駐寧波西鄉的邵家渡；撥勇50名，為泗州知州張應云的護衛，駐慈谿駱駝橋；自留勇50名，為其護衛，駐慈谿東門外的清道觀；剩下200名，命頭目黃得勝管帶，參加3月10日攻打寧波西門的戰鬥。浙東反攻失敗後，各勇紛紛逃散，至4月1日，奉命全部撤散。 由此看來，鄂雲的手段十分清楚了。我們假定這500名後山泊勇全數足額，假定鄂雲能夠毫不剋扣地如期如數發給口糧錢，假定該勇在浙東反攻失利後無一逃亡（這些在當時都會是奇蹟）；那麼，鄂雲實際支出的定錢、口糧錢總計為7450千文。以此數對照他在曹江、紹興兩糧台支領的銀錢數，以當時的平價1600文兌銀1兩為率，鄂云通過多報日期，謊報留勇，中飽軍費銀共計5631兩！ 由於資料的缺乏，我們還不知道鄂雲在同安船、勇上施展了什麼手段，但是可以肯定，他只會向裡扒銀子而不會向外掏銀子。 然而，事情還並未結束。鄂云通過僱勇宣稱捐錢12000千文。按照1841年11月由戶、吏兩部奏定的《海疆捐輸議敘章程》：平民捐銀1.2萬兩，給予道員職銜；候補、候選官員可將本身職銜按捐例減半，再核其捐數議敘；捐額溢出部分按500兩加一級紀錄；候選直隸州知州捐銀8000兩，議予本班盡先補用……等等規定，又按照捐納時錢1千文按銀1兩計算的慣例，鄂雲憑其12000千文的捐獻，若要官銜，可獲“道員銜加四級紀錄”，若要官職，完全符合“本班盡先選用”。由此可見，鄂云非但發了財，而且可以升官或得到實缺！ 鴉片戰爭對清王朝說來是一場空前的災難，但對鄂雲說來卻是一個難得的機會，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越是如同鄂雲這類人，調子唱得比誰都高，話說得比誰都好聽。 鄂雲是一個小人物，他靠著一名七品筆帖式的堂弟，便可如此貪贓枉法。我們雖不能由鄂雲一事例來推斷清王朝官員中人人如此，但在當時，利用僱勇做手腳發國難財又似乎不是秘密。許多私家記載對此留下了記載。又按照清朝當時辦事規則，製造軍器、修築工事、調防兵弁等等，凡是涉及到銀錢之項，無不可從中侵蝕。 而鄂雲被揭露，又純屬偶然。御史呂賢基只是據聽聞舉報，道光帝命江蘇、浙江官員清查。恰浙江巡撫劉韻珂與揚威將軍奕經有隙，於是，便乘此機會，窮追究詰，如實上奏。若劉、奕和洽，以當時官官相護的陋習，很可能出現“查無實據”的結局。道光帝收到劉韻珂的奏摺後，命兩江總督再查，我因沒有找到相應的材料，不知鄂雲後來究竟如何發落。 奕經在浙東反攻時主要使用的力量是僱勇。從鄂雲所僱後山泊勇500名這一實例中，我們已經看到：這些僱勇既未進行嚴格的訓練，也無合乎近代戰爭原則的編制；充勇者本人又似僅僅為定錢、口糧錢而來，到軍營後僅20余天便送上戰場。這樣的僱勇又怎麼會有戰鬥力？又怎麼會不臨陣脫逃？反過來又可設想，他們若不逃跑，又豈不白白送死？如此作犧牲對國家、民族一無所益，而對他們本人及家人卻是無法挽回無以承受的厄難。就此而論，鄂雲等人驅策毫無訓練的僱勇上前線又何異於殺人？ 當我抄完呂賢基、劉韻珂兩份奏摺後，坐在檔案館寬敞的閱檔室裡，怔怔地望著這兩份文件。我揣度著鄂雲和那些不知姓名的僱勇的心思，思索著吏治與國運的關係，種種聯想不可遏制，連綿而至。天黑了，燈亮了，人們紛紛離去。我才發現已坐了很久，很久，也想了許多，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