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四鎮海的天險

一直到1841年10月8日，即定海失守後的第8天，道光帝收到的浙江軍報，仍是好消息（鎮海崎頭的盛嶴、雙嶴和象山的石浦擊退來敵、定海清軍初戰獲勝、裕謙率文武官員大誓死戰等情事）；他雖然因廈門戰敗而對顏伯燾大為失望，但堅信裕謙一定會給他帶來“宣威海徼”的喜訊。為此，他當日再次下旨叮囑這位主“剿”最堅決的疆臣（前一次為10月4日），“一有捷音，即由六百里加緊馳奏。” 可是，兩天之後，10月10日，裕謙用“六百里加急”給他送來定海失陷的戰報；又過了8天，10月18日，他又收到杭州將軍奇明保等用“六百里加急”發來的鎮海失陷、裕謙殉難的奏摺。道光帝不由得在此折上硃批：“憤恨之至！” 道光帝“憤恨之至”者為何？為英軍乎？為裕謙乎？抑或為失陷的鎮海乎？

鎮海位於杭州灣之南，大峽江（今稱甬江）的出海口，它是寧波的門戶，歷來為海防重地。伊里布任欽差大臣，駐節此地。裕謙接任欽差大臣，亦駐節此地。由此可見它在當時人們心中的地位。 與廈門、定海不同，駐節鎮海的兩位欽差大臣，似乎都不太注重此地的防衛工程的建設。就伊里布而言，其任務是進攻定海，防守本是做給道光帝看的（詳見第三章第二節）。就裕謙而言，他以為鎮海已具備英軍難以克服的天險。 大峽江由寧波流至鎮海縣城時，大體是由西向東，快到出海口時，折為由南向北。江口的兩端，各有一座山（大峽江之“峽”由此而來），西面是招寶山（康熙年間寧波對“番舶”開放，由候濤山改名，意在招外洋之寶），山上有威遠炮城（明代為防倭始建），東面是金雞山。江面寬約1000餘米。由於當時的河道，未如今日已得到疏浚，水淺灘多，岸邊亦積有淤泥，寬以里計。

鎮海縣城緊靠海口。其東北面為招寶山，東南和南面為大峽江，北面原瀕大海，此時亦有寬達二三里的淤泥地帶。 （詳見圖九） 1841年2月，裕謙從江蘇到鎮海，見此地形，頓時信心大增。這位尚未見過英軍艦隊的欽差大臣認為，英軍的巨艦大艘，“不畏風濤而畏礁險”，鎮海一帶的淤泥淺灘，正是抵禦英軍的天然屏障；若以小船駛入，“無篷帆、無砲位、無鍋灶”，又何足懼；若捨舟登陸，“不難全數殲捦”。他還將此心得專折上聞，請求道光帝下令沿海各將軍督撫，“遍曆本屬洋面，測量水勢之深淺，灘岸之遠近，沙線之險易”，“分別最要次要”，“不必到處張皇”。很顯然，在他的心目中，鎮海不屬“最要”，僅為“次要”。他更關心的是定海。昧於“夷情”的道光帝，言聽計從，將此折轉發各地，下令參照執行。

然而，此時的浙江巡撫劉韻珂，是一位頗有心計的官員。雖說在他之上先後有兩位欽差大臣，鎮海防務可不用其插手，但他卻兩次前往鎮海，鼓動伊里布、裕謙在此修築工事。 1841年6月，裕謙回江蘇接受兩江總督篆印期間，劉與以四品卿銜來浙江軍營的林則徐等人，在此處大力設防。由此至開戰前，鎮海的防禦工程雖不若廈門、定海那般形制宏大，但也頗具規模： 一、招寶山。在該山上原設威遠城上駐兵設炮，又恐該城地勢過高，炮力難及敵艦，又在該山的西腳、南腳，另設置沙袋砲台。在該山背後緊靠縣城北牆的勾金塘，亦建有砲台一座。由浙江提督的餘步雲率兵鎮守。 二、金雞山。在該山北腳建石築砲台，在該山東北方向建造內設大砲的土堡，另在山頂建有軍營，駐兵策應。由江蘇狼山鎮總兵謝朝恩指揮。

三、大峽江。在江口層層扦釘，填塞塊石，使河道變窄，以防英艦驀然闖入；在港內設火攻船30只、16槳快船及車輪船（即人力明輪船）20只、大小漁船60只，為作戰時追截、瞭探、策應之用；在縣城東南的攔江埠，兩岸各設砲台一座，以對付竄入港內的敵艦。由衢州鎮總兵李廷揚督兵駐守。 四、鎮海縣城。在臨海的北城牆上厚集沙袋，以御敵炮。欽差大臣裕謙直接坐鎮此地，指揮全局。 整個鎮海縣城一帶，共有清軍兵勇4000餘人，配置火砲157位，其中67位是銅砲。 （詳見圖九） 就鎮海布防態勢來看，有如虎門，主要還是防英軍艦船由大峽江直闖內犯，尚未接受虎門之戰的教訓。就清軍的工事而言，其簡陋難以抵禦英軍的兇猛炮火。而最致命的缺陷，仍是難以防禦敵登陸部隊。 1841年9月25日，裕謙收到道光帝於廈門之戰後發出的加強陸路防禦的諭旨，便在招寶山、金雞山等處挖暗溝、布蒺藜，以為如此便可“杜其衝突”。

當然，以上分析只不過是我們今天的認識，而在裕謙的內心中，問題的關鍵不在於設防的本身，而在於軍隊的士氣。他認為，在鎮海防軍中，僅徐州鎮兵1000人可以言戰，其餘皆不足恃。為此，他特在戰前“躬率文武官員，誓於神前”： 對於這一儀式，他還向道光帝作解釋： 裕謙準備以“固結”的“兵心”，來對敵英軍兇猛的砲火。 英軍自1841年10月1日攻陷定海後，稍事休整，著手準備再攻鎮海。 10月8日，英軍留下400名士兵和3艘運輸船駐守定海，主力在黃牛礁一帶集結，次日，英艦隊駛往鎮海。 就戰術而言，英軍此次行動與其在沙角、大角的表演有相通之處。 10月9日，英海軍司令巴加和陸軍司令郭富偵察了鎮海的防禦，也互相作了分工：大峽江東岸，即金雞山一帶，由陸軍負責，海軍配合；大峽江西岸，即招寶山和鎮海縣城一帶，由海軍負責，陸軍配合。

次日早晨，英輕型艦隊駛往金雞山一帶轟擊守軍。與此同時，英登陸部隊左縱隊共約1060人在金雞山防禦陣地以東至少三公里的沙灘上登陸，越過小峽江，向金雞山之後的蟹沙嶺攻擊前進。英登陸部隊中央縱隊共約460人在笠山一帶登陸，清除清軍的零星防禦後，直撲金雞山陣地。與此同時，其主力艦隊在招寶山至鎮海縣城以北擺開戰陣，以優勢炮火轟擊該處的清軍各陣地。 坐鎮於鎮海縣城的裕謙，得到開戰的消息後，立即登上東城牆，指揮各處迎戰。清軍原先準備與闖入大峽江的英輕型艦船作戰，火砲的方向也主要對準內江。可是這些狡猾的敵人竟不肯深入，憑藉其火砲射程之遠，在口外轟擊，只有一艘機動性能甚強的輪船皇后號，稍稍深入，不停地向兩岸清軍各砲台開砲。且英軍的火砲威力直至此時方為裕謙所領悟，在招寶山之北的英艦，竟能使砲彈飛越山嶺，落於東岳宮、攔江埠一帶。戰鬥的實情與裕謙的戰前估計完全相反，出現了彼能擊我、我不能及彼的態勢。清軍根本無法作出有力有效的抵抗。

最先失陷的是金雞山，英登陸部隊左、中央兩縱隊，從清軍設防地帶的側後發起攻擊。守軍猝不及防，臨急抵抗，卻未奏效，總兵謝朝恩戰死，而大多數兵弁被驅出陣地，擠壓於大峽江邊，損失慘重。 正當金雞山一帶陸戰正鏖時，英主力艦隊經過數小時的砲擊，基本摧毀了招寶山一帶清軍各砲台及工事，其登陸部隊右縱隊共計770人由招寶山外側登陸。這些被認為“腰硬腿直”的“夷”人，竟然矯健地攀上峻峭的岩石，向招寶山頂的威遠城衝擊。清軍此時已無心戀戰，稍事抵抗後便紛紛潰散。英軍右縱隊佔據招寶山後，繼向鎮海縣城攻擊前進。 從裕謙家丁餘升後來的敘述中，裕謙此時似乎已陷於迷惘，懵懵懂懂地從東城牆上退了下來，可行至縣學時（距東城牆不足150米），突然清醒，意識到自己已是無路可退！於是，他望闕磕頭，跳入泮池。在他身旁的家丁親兵，立即將其救起，搶護出城，在寧波易衣灌救後，發現尚有微息，立即奔走省城，行至餘姚（距鎮海縣城70多公里）氣絕身亡。

從儒家的學說來看，裕謙向泮池中的一躍，是其忠貞不二的殉節的表現，無疑應當彰揚。道光帝獲此訊後，亦稱其“臨危致命，不忝前人（指班弟）”，贈其太子太保，開復生前一切處分，按尚書例賜卹，準附祀昭忠祠，並允諾在戰爭結束後，於鎮海建立專祠，以彰藎節。聖上的種種恩憫，當使裕謙的亡靈得以慰安。但是，若從軍事學術的角度出發，主帥在敗局中放棄統率權而去自殺，必使其部隊置於無指揮混亂狀態之中；而其家丁親兵“搶護出城”的舉動（儘管處於昏迷中的裕謙本人可不負責任），在實際效果上，與臨陣脫逃並無二致。鎮海縣城內的守軍隨之亦奔。由此，已經佔領金雞山的英軍，遠遠地望見這種奇特的場景，英軍右縱隊從東門攻入城內，清軍從西門逃出城外。英軍在攻克縣城時，未遇抵抗。

大約至下午2時，戰斗全部結束。如同先前的各次戰鬥，英軍在此戰中的傷亡亦少，儘管統計數字有所不同：一種記載稱共戰死16人，傷數人；另一種記載稱戰死3人，受傷16人。清方對自己的傷亡人數始終未有準確統計，英方對此記載也說法不一，但最保守的說法亦稱清軍的損失數以百計。 人類的自殺行為，依據心理分析，是一種絕望的表現。 作為當時頭號主戰大吏的裕謙，他的自殺，本應當是一個明白無誤的信號：戰爭已經陷於絕望。他的家丁餘升一開始也說過，伊主如此，是“知事不可為”。 可是，這一信號當時就被扭曲了。 裕謙死後不久，其家丁餘升至杭州，向浙江巡撫劉韻珂遞上禀帖，聲稱：鎮海開戰之初，裕謙在東城牆督戰時，浙江提督餘步雲兩次登城面見裕謙，“欲暫事羈縻”，並言“可憐”其一家三十多口，又有女兒當日出閣等語，被裕謙正詞駁回。又聲稱：鎮海之敗，是因餘步雲駐守的招寶山先陷，餘步雲逃往寧波，致使金雞山、縣城失守。劉韻珂收到此禀後，不敢怠慢，詢問隨護裕謙左右的江蘇江寧城守協副將豐伸泰。豐伸泰稱：當時他看見餘步雲上城與裕謙“附耳密語”，正值炮聲震地，不知言何，但聞裕謙高聲喝道：“汝如退守寧波，極救百姓，即自行具奏。倘鎮海被佔，我即殉節。”劉韻珂獲此密聞，立即上奏，並附呈了余升、豐伸泰的禀詞。

按照餘升、豐伸泰的說法，鎮海之陷當歸咎於餘步雲，非為英軍之不可敵，而是守將之不敢敵。裕謙的自殺，應當由余步雲來負責。問題由此而變得複雜起來。 道光帝收到此奏，念及忠臣，硃批“覽之不覺淚落”，並下令揚威將軍奕經、浙江巡撫劉韻珂密查。 事實果真如此？餘步雲又何許人也？ 餘步雲，四川廣安人。 1798年以鄉勇隨軍鎮壓川、楚白蓮教，積功遷把總、千總。此後，轉戰川、滇、陝等地，平定叛亂，由都司、游擊、參將、副將升至四川重慶鎮總兵，並獲“銳勇巴魯圖”名號。經歷正如其名，“平步青雲”。他一生最得意之時，為道光初年平定張格爾之役，率部隨楊芳等人進擊，連克喀什噶爾、和闐等城，擒敵酋玉努斯。戰後論功行賞，他獲乾清門侍衛，遷貴州提督，並繪像紫光閣，道光帝親撰讚詞。以後，歷湖南、廣東、四川、雲南等省提督，在鎮壓各處反叛，尤其是少數民族造反中，戰功卓著，加太子少保，再加太子太保，多次獲得道光帝所頒大緞、荷包、翎管、玉牒等賞件。可以說，在各省武職中，餘步雲的名氣僅次於楊芳。 1838年，餘步雲調福建陸路提督。 1840年英軍佔領定海。道光帝第一個想到的便是餘步雲，調其入浙剿辦。欽差大臣伊里布主持浙江軍務期間，與餘步雲過從甚密，共討對策。浙江停戰之後，餘步雲專上一折，主動要求留在浙江繼續效力。道光帝同意了他的請求。未久，又將浙江提督祝廷彪休致，改餘步雲為浙江提督。 裕謙接替伊里布主持浙江軍務後，與餘步雲一直有隙。余氏自恃軍功，倚老賣老，似乎看不太起這位比他年輕十多歲、靠筆頭功夫連跳三級的後起之秀；而裕氏更是意高氣盛，認為“武員大抵不學無術，全在駕馭者之嚴毅方正”，“若稍事優容，必將志滿意得”，“事事與人為難”，不把這位戰功赫赫的老將放在眼裡。欽差大臣畢竟位尊，餘步雲即便渾身都是本事，也只能聽命。 1841年5月，裕謙升兩江總督，在回蘇接印前，曾上有一折： 裕謙的這番言論，使道光帝很不放心，命令裕謙部署江蘇防務後，立即返回鎮海，對浙江提、鎮大員是否相宜於戰守，是否需要調動，“據實具奏”。裕謙回到鎮海後，復奏：“餘步雲於水務雖未能諳習，而一年以來亦已漸知大概，且究竟久歷戎行，薄有聲望，亦足振懾匪徒，其措施自比陳化成事半功倍。”看來，裕謙雖然對余步云不滿意，但因無合適人選而未逐之。正因為如此，餘步雲得以保留。 餘步雲與裕謙的間隙，除了個人的意氣外，也有政見的不同。裕謙對英“夷”極為蔑視，言辭激越，種種舉措不留餘地。餘步雲老於軍伍，知武事之艱，對“夷”策略上更傾心於伊里布。兩人後為處理英俘而正面衝突。 1841年9月，鎮海軍民俘獲英鴉片船賴拉號（Lyra）上的兩名船員。審訊結束後，餘步雲提議：將英俘“好為養活，隨時訊問敵情，並作別用”。裕謙一下子就看穿了余步雲的用意。他的反應是，就“好生養活”而言，英俘此時已經受傷，能否養活尚有疑問；就“訊明敵情”而言，恐真假難辨；余氏的真正用意在於“並作別用”，企圖效法伊里布，以英俘為人質，將來與英軍討價還價。裕謙認為，“廣東之失事，由於各懷兩端，可為前車之鑑”，如果留下這兩名俘虜，存留餘步雲等人的和談幻想，“適足搖晃軍心”，於是，便用剝皮抽筋的方法處死俘虜，“杜其首鼠兩端之念”。 此後，裕謙率餘步雲等人大誓神前，決一死戰，並非無的放矢。其誓詞中“不肯以保全民命為辭，接受逆夷片紙”，很可能也是針對余步雲的。 1841年9月27日，道光帝收到裕謙關於處理英俘的奏摺。儘管裕謙僅僅是影射了幾句餘步雲鬥志不堅，但他仍覺得問題嚴重，下旨讓裕謙另行選擇替代人選，“據實奏明請旨”。看來道光帝已決計換馬，但這份諭旨到達鎮海時，定海已經失陷，鎮海決戰在即，裕謙即便有心，也已經來不及了。 如此看來，餘升、豐伸泰舉報餘步雲在開戰之初建議裕謙“羈縻”一事，似非無風之浪，當合乎餘步雲的思想。 但是，問題的麻煩在於，餘升、豐伸泰後來都變了卦。 1842年底至1843年初，軍機大臣會同三法司（刑部、大理院、都察院）奉旨審訊餘步雲。餘步雲對登城見裕謙的這一情節的回答是： 由此情況大變，從原先的餘步雲請見裕謙，變為裕謙約見餘步雲。軍機大臣等提訊證人餘升，答曰： 軍機大臣等又提訊證人豐伸泰，答曰： 清代的對簿公堂，往往是越審越亂，原因在於公堂之後的種種交易。道光帝於1842年5月下令鎖拿餘步雲，8月檻送至京師，次年2月16日才由軍機大臣等定讞上奏。在此期間，這位“太子太保”的家人、下屬、同官、好友，又有何種幕後關節，今日自然無從查考。我們不知道餘升、豐伸泰出爾及反爾的種種細節和真實原因，但僅憑直覺，就覺得餘步雲所敘理由似不太可靠：在開戰之初，裕謙將前敵主將找來談一些不著邊際的話，不是沒事找事嗎？ 由於餘升、豐伸泰的改口，軍機大臣等對此的結論是原控“不盡得實”；而餘升等人之控，被認為是“痛主情切所致”。 儘管我們有理由懷疑餘升、豐伸泰是在幕後交易下改變證詞的；但是，鎮海之敗又確非由余步雲所致。 我在前面敘及鎮海之戰的經過時，提到金雞山先於招寶山失守，這是依據英方的記載及劉韻珂等人的戰後調查，餘步雲於此無涉。他當時負責防守招寶山，指揮位置在招寶山與鎮海縣城之間的東岳宮（詳見圖九），招寶山最主要的防禦工事威遠城，由護處州鎮總兵張化龍駐守。而余氏之所以居此角落，當係原先設想的英軍戰法是艦船突入大峽江，在此可前（招寶山）後（攔江埠砲台）照顧，居中策應。據余步云自稱，當英軍由招寶山側背登陸攻擊威遠城之時，他曾督兵前進擊退英軍，救出張化龍，然後又返至江邊，開砲擊損英艦船數只。對照英方記載，此說全系粉飾之詞。但是，從側後襲來的英軍佔據威遠城，轉攻東岳宮時，餘步雲也確實無招架之功，因為這又是清軍柔軟的腹部。 招寶山之陷，導致英軍直逼鎮海縣城，而餘步雲從東岳宮退至縣城時，昏迷中的裕謙已由余升、豐伸泰等護往寧波。也就是說，在餘步雲回撤之前，裕謙已經由東城牆上退下自殺；餘升、豐伸泰護其出奔寧波，也在餘步雲回城之前。縣城失陷的職責，不應由余步雲一人負責。 看來，裕謙在密摺中的種種不利於餘步雲的言論，已為餘步雲所悉。因而在戰後次日，10月11日，這位長期在文官遮蓋下的武將，終於有機會單銜上奏，對裕謙反唇相譏： 10月12日，他再次上奏，言辭鋒利： 餘步雲在奏摺中一字不提裕謙因自殺而陷於昏迷狀況（此事可見於當時寧波知府鄧廷彩之禀），中傷及諉過之意十分明顯，但餘升、豐伸泰等人護送奄奄一息的裕謙，跑得比餘步雲還快，又被後來的調查證明為事實。 如果說裕謙將“剿夷”看得太簡單了，吃盡苦頭，不得不自殺的話；那麼，餘步雲也把“羈縻”看得太簡單，同樣也吃到苦頭，差點丟了性命。 1841年10月12日，即裕謙離開寧波的第三日，實際上已經成為主帥的餘步雲，目睹無兵可戰，無險可守，便效法伊里布，派出曾作為伊里布信使之一的陳志剛，送一份照會給璞鼎查，要求“善議”，他身為一省軍事將領，未奉君命，擅與英方聯絡，可謂膽大包天。儘管我們不知道陳志剛在“口議”中談到了什麼，也不知道餘步雲心中的底價，但先前模糊不清撲朔迷離的裕、餘兩氏的戰、和分歧，由此事而得到完全確認。 照會送出後，餘步雲急迫地等待著英方的消息，哪知道英方沒有送來照會，而是派來了軍隊。 10月13日，英軍艦船離鎮海，沿大峽江上溯，直逼寧波。餘步雲獲悉慌忙逃往上虞。儘管他在10月20日的奏摺（整整耽擱了7天）中大談其如何奮勇殺敵，以致坐騎被敵彈擊中而壓傷其右腿；但從英方的記載來看，英軍是兵不血刃地佔領空城寧波，第18團的軍樂隊還在城牆上輕鬆地奏起了國歌。餘步雲所受之傷，只能是逃跑中的慌張所致。 一直到了10月16日，英全權代表璞鼎查才傲慢地複照浙江巡撫劉韻珂和余步雲，宣稱接到餘步雲照會時，英軍已經開行，他本人只與欽派的“全權”大臣會談。與這份照會一同發出的還有：璞鼎查致“大清欽命專理外務宰相”的照會、巴麥尊致“大清專理外務宰相”的照會（1841年5月3日發出）以及英遠征軍海軍司令巴加、陸軍司令郭富致劉韻珂、餘步雲的照會。最後一份照會如同土匪綁票的通知，宣布若要“救杭州並一帶城邑，免致攻破之難”，必須“即限期內，繳給銀兩”！ 英方的上述照會是派一名中國人送往杭州的，但5天之後，該人未達到目的而返回。也幸虧這位不知姓名的信使未能完成任務，否則餘步雲擅給照會的行為當時就會被揭露，當時就會遭到滅頂之災。 時隔7個多月後，1842年5月31日，浙江戰局一敗如水，不可收拾，道光帝為力挽危局，振作士氣，下令逮問餘步雲；7月6日，又命軍機大臣會同三法司嚴訊。 1843年1月16日，軍機大臣等訊明結案，否認了余升、豐伸泰的控詞，但仍以“擬斬監候，請旨即行正法”上聞。道光帝此時又稍動惻隱之心，下令“著未經與議之大學士、九卿科道再行詳議具奏”。 1月24日，參加審議的大員們再次上奏，“請旨即行正法，以肅法紀而昭炯戒”。道光帝當日明發聖旨，宣諭中外，將餘步雲“即行處斬”！ 這是鴉片戰爭中唯一被執行死刑的高級官員。裕謙在戰前率餘步雲大誓中的“明正典刑”一語，果然應驗。 餘步雲與鎮海之戰，是鴉片戰爭中的一樁公案，歷來為史家津津樂道。我在此處連篇累牘不勝煩擾讀者，一方面是為了說明事情的真相（以往的敘述多有偏誤），另一方面是要繼續回答我在緒論中提到的“奸臣”問題。 儘管軍機大臣會同三法司的最後判決，完全否定了最初的控詞，儘管劉韻珂等人的調查，認定餘步雲逃離鎮海的時間在裕謙之後，但是，150多年來的史學家們言及鎮海之戰時，仍大多歸咎於餘步雲。這不僅是因為他們不若今日可讀到更多的資料（許多檔案材料剛剛發表），更重要的是，他們堅信，頑強抵抗就能獲勝。 按照這一思路，楊芳、奕山未堅持抵抗，自取敗道；顏伯燾是個口頭主戰派，臨陣脫逃，不足效法；陳連升、關天培死戰卻失利，咎因“奸臣”琦善；定海三總兵之敗，本屬寡不敵眾，且血戰六天六夜；而在鎮海，頭號主戰大員裕謙兵敗絕望自殺，這就出現了一個漏洞。餘步雲恰恰能補上這一漏洞。 於是，餘步云如同琦善一樣，成為大清朝的另一名“奸臣”。本來由個人意氣、政策分歧而引起的裕謙、餘步雲之間的矛盾，變成了“忠”“姦”矛盾。而且，若不是“奸臣”的破壞，“忠臣”的抵抗（鎮海之戰）是很有可能成功的。 因此，餘步雲被時人及後人如此定性，並非出自於史料，而是出自於排列史料的思想。也正是由於這種思想，在虎門之戰的“奸臣”琦善、鎮海之戰的“奸臣”餘步雲之後，我們還會看到吳淞之戰的“奸臣”牛鑑。與之相對立的是，關天培、裕謙、陳化成的精忠報國。 餘步雲的真相由此而被遮蓋了。 我在這裡還須強調的是，餘步云不屬冤獄。按照清代的軍律，守將失城寨者，處斬。這一條嚴格的軍律，在當時的軍事將領的心目中，如同“殺人抵命”一般詳熟。陳連升、關天培、祥福、葛雲飛、王錫朋、鄭國鴻、謝朝恩，以及後一章將要出場的乍浦副都統長喜、江南提督陳化成、京口（鎮江）副都統海齡，皆死於戰位，並未因戰敗而逃生；金門鎮總兵江繼芸在廈門之戰中駐守石壁，兵敗後爬出工事投海而死。這裡除了他們與“逆夷”不共戴天的抵抗精神外，嚴格的軍律又使之自知將領的職責。在餘步雲之前，雖有定海鎮總兵張朝發在第一次定海之戰中兵敗負傷逃往鎮海，但按當時的規定，定海鎮為水師鎮，總兵無守城之責！ 軍機大臣等人之所以擬餘步雲處斬，非據余升、豐伸泰等人的控詞，而是究其在鎮海失守中應負的責任。由此可見，餘步雲罪當此刑。順帶說一句，餘步雲擅給璞鼎查的“善議”照會，當時並未揭露，若不是佐佐木正哉先生從英國檔案館中找出此件，恐今天也無人知曉。按當時的律法，這一行為可按“通敵罪”論處，至時的判決就可能不僅僅殺他一人，而且會禍及家人。 道光帝正式批准餘步雲“處斬”，時為中國曆法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按照習慣，這一命令將在第二天執行，也就是中國人的小年夜。在這喜慶的日子裡，餘步雲在劊子手刀斧即下之時又作何感想？可以確認，餘步雲若戰死，憑著他太子太保的頭銜、繪像紫光閣的殊榮、征戰40餘年的功績，道光帝對他的卹例，一定會高於關天培和陳化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