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三定海的土城

璞鼎查乾淨利落地吃下了廈門，卻又不得不吐出來。 英軍進攻廈門，本意在於用軍事手段打擊清政府，而要長期佔領，就須佔用為數不多的總兵力的相當一部分，且巴麥尊訓令中明明白白地寫道，他要的是舟山，而不是廈門。 可是，要完全吐出這塊已經咽到喉嚨的肉，璞鼎查又心所不甘，於是，他選擇了地域較小易於防守位於廈門島西南的鼓浪嶼，留下軍艦3艘、士兵550人駐守，主力於1841年9月5日撤離廈門，北上浙江。 此時，站在他面前的對手，是主持浙江軍務的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裕謙。 自林則徐去職後，裕謙成為一班力主“剿夷”的官紳士子們最寄厚望的人，可謂是“林則徐第二”。 裕謙，原名裕泰，博羅忒氏，蒙古鑲黃旗人，貴冑出身。他的曾祖父班弟，為雍、乾兩朝的名臣，頻頻出將入相。 1754年，任定北將軍出征準噶爾，因功由子爵晉為一等誠勇公，後因阿睦爾撒納复叛，孤軍五百困守伊犁，兵敗自殺。其祖父、父親，亦官至清朝一二品大員。

與其他優裕的八旗子弟的歡游閒放不同，裕謙在家庭中受到幾乎完全漢化的性理名教的教育。 1817年，他24歲時中進士，入翰林院，很為蒙族人爭光。 1819年散館後，以主事簽分禮部補用，但到1823年才補上實缺。 1827年外放湖北荊州知府，後調任武昌知府。 1834年遷荊宜施道，未久遷江蘇按察使。後因丁憂、患病告假兩年。 1838年復出，再任江蘇按察使，次年4月遷江蘇布政使。 1840年1月，以老成著名的江蘇巡撫陳鑾病故，又署理江蘇巡撫，後真除。 與其他督撫同城的省份不同，江蘇巡撫駐節蘇州，與駐江寧（今南京）的兩江總督尚有一段距離，有著較多的自由和自主。 1840年8月，兩江總督伊里布授欽差大臣，前往浙江，裕謙署理總督，成為江甦的最高軍政長官。

於是，他放手大干一場。 於是，他接任欽差大臣、繼任兩江總督。 從正三品的按察使，到從一品的總督，裕謙的三級跳，僅僅用了兩年零一個月的時間。這顆新升起的政治明星，在當時的官場上引人注目，為人看重。 從裕謙的履歷來看，我們還找不到什麼今天可特別注意之處。他雖說還算是一位勤政的官員，但主要經歷為知府一級，按察使、布政使在清朝又已降為屬員，因此在史籍上看不到其優異的政績。他的仕途坦暢，除了機遇特好外（牛鑑遷職、陳鑾故去、伊里布斥革），還與道光帝的用人方針有關。 我在第三章中已經提到，道光帝是一位信奉“保守療法”的社會病理學家，追求調補療效。他堅信祖宗留下的製度已經盡善盡美，認定當時社會的病因在於官員們的玩忽職守。因此，他特別看重官員們的“德”，在用人方面，特別是危難關頭，偏愛皇親國戚、貴族子弟。他以為，這批人世受國恩，遺傳的血液中具有多量的“天良”和“忠誠”，絕不會放任國運衰落。在鴉片戰爭中，他先後重用的琦善、伊里布、奕山、顏伯燾、裕謙，以及後面將會出場的奕經、耆英，均有家世的背景。裕謙的頻頻升遷，似有其曾祖父班第的冥冥保佑。

然而，裕謙之所以深孚眾望，非為其職重位高，更非其血統高貴，而是他在這一時期表現出剛正不阿、嫉惡如仇的迷人風度。 伊里布至浙江後，對武力進攻定海遲疑不決。身為江蘇巡撫、署理兩江總督的裕謙，不便對其上司採取行動，便向路過江甦的顏伯燾傾洩不滿，促成顏伯燾、劉韻珂啟用林則徐的奏摺。而他更為強勁的迂迴動作，就是4次專折具奏：闡明武力進攻定海之必須，說明攻略定海之戰法，表明其決戰必勝之把握。在這些奏摺中雖無一言直接攻擊伊里布，但其中表現出來的忠勇膽略卻使道光帝耳熱心動。 1841年2月10日，道光帝授其欽差大臣，替代伊里布主持浙江攻剿，硃批中溫旨激勵：“正可相時而動，克成大功，用膺懋賞。朕惟佇望捷音耳。”而他到了浙江後，一紙密片，劾伊里布家人不規，致使這位老長官上刑部大堂受審。

琦善在廣東的主“撫”舉止，也使裕謙義憤填膺。本來他的江蘇巡撫、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與廣東無牽無掛，換一個其他人即便心有不滿，若非聖上垂詢也不會表示意見；可他卻不如此行事，一道彈劾琦善的章奏不知使當時多少人擊節稱快。已獲罪斥革的林則徐見之大喜，親筆謄錄一遍，又在上密密麻麻作圈圈點點，點了總篇幅的一半以上。在裕謙的筆下，琦善是“天朝”的頭號奸臣，犯有“張皇欺飾”、“弛備損威”、“違例擅權”之三大罪。虎門的戰敗，全因琦善的“撤防”。 裕謙的這些慷慨振奮、不留絲毫情面的言論，不僅使主“剿”的人士激動，也使一些對“夷”妥協的官員忌懼。伊里布、琦善吃過苦頭，自不待言。靖逆將軍奕山在與義律達成停戰協議後，也連忙給這位倔直忠耿的欽差大臣寫信，訴說種種不得已之苦衷。他生怕裕謙會放出不利於他的議論，信中的文句語氣不無討好叫饒的意味。

但是，裕謙的上述言論，與他後來的行動相比，又明顯差了一個檔次。他在浙江任上，事事以極端手段處置之： 曾在英軍佔據定海期間“通夷”的4名漢奸被捕獲，他下令處斬，並將首級遍傳沿海各廳縣懸掛示眾，以示警尤，震懾人心。 為了報復英軍在定海掘墳的暴行，他下令掘開英軍的墳墓，將數百具屍體刨出“剉戮”，然後棄之大海。 他仇恨定海曾作為通商口岸的歷史，忌恨外國船隻不時對定海的覬覦，下令將當時還遺存的“紅毛道頭”（碼頭設施）及“夷館基地”完全拆毀，消除一切痕跡。 1841年3月定海軍民捕獲一名英國俘虜，他一反先前伊里布“酒肉養贍”的做法，下令綁出營門，“凌遲”處死，梟首示眾。 而到了後來局勢危急時，裕謙的手段更至於登峰造極。 1841年9月，鎮海軍民捕獲兩名英方俘虜，他竟將“壯士飢餐胡虜肉”的詩化語言變為實際，下令對一名白人俘虜“先將兩手大指連兩臂及肩背之皮筋，剝取一條”，製作為自己坐騎的馬韁，然後“凌遲梟示”；對另一名黑人俘虜亦“戮取首級，剝皮梟示”。

裕謙放出的這些手段，用今天的標準來衡量，似為殘忍毒辣，與他曾中過進士、入過翰林院的儒吏形象亦不吻合，好像變了個人。但在當時，勢不兩立的敵愾致使人們的情緒趨向於暴烈，而且手段越狠越備受喝彩，道光帝亦明確表露出欣賞鼓勵的態度。 然而，細心的觀察又會隱隱感到，裕謙之所以如此走極端，似還有一層原委，他正是自我設置一個“背水陣”。照其奏摺上的話，是為了“俾眾咸知奴才有剿無他”，有進無退，斷絕手下將弁的“首鼠兩端之念”！這裡面還牽涉到他的同官，由福建陸路提督改為浙江提督的餘步雲，我將放在下一節分析。 由於伊里布的搶先行動，和平收復定海，裕謙武力攻剿的滿腹謀略未有機會得以施展，頗以為憾事。於是，他到浙後，便精心部署定海防務，以能在將來的防禦作戰中挫敗“逆夷”凶焰，一顯身手。

在裕謙的規劃下，定海如同廈門，也進行了史無前例的大規模的防衛工程建設。 定海縣城三面環山，南面臨海，距城三里。裕謙認為，前次定海戰敗原因在於清軍船、炮不如敵，而陸戰無所依托。於是，他決定在縣城以南的瀕海地帶修築工事。由於定海不若福建南部有易於開采的石頭，定海防禦工程的主體是土城。 土城是用泥土摻石灰夯實的線式防禦工事，也就是一道土城牆。前節提到的繪製廈門石壁樣式的軍事工程師，在其回憶錄中亦有一幅插圖，可大體看出土城的規制。據裕謙的奏摺，土城的底寬為12至18米，頂寬為5至15米，高約3至4米，長約4.8公里。它東起青壘山，西至竹山，將縣城以南的空曠地帶一併包容在內。土城設“長治”、“久安”兩城門，供民人平時出入。土城上有火砲掩體“土牛”，共安設火砲80位。

在土城的中部，有臨海小山，名東嶽山。裕謙充分利用這一地形，在山上構築周長約440米的磚石結構的震遠炮城。在該炮城的南端，接築面寬70米的半月型石砌砲台。砲台面海，為轟擊來犯敵艦之陣地，炮城靠其後，是屯兵護衛之工事。東嶽山上的震遠炮城及砲台，為清軍防禦陣地之中堅，共設火砲15位。 土城的西端為竹山，竹山之後為曉峰嶺。裕謙在曉峰嶺上築圍城一座，駐守兵員。土城的東端為青壘山，裕謙亦在此構築瞭台兵房。 土城之後的定海縣城，其城牆亦得到修復。上設火砲41位。 （定海地理及防禦可參見圖八） 在修築防禦工事的同時，裕謙又添兵僱募。伊里布原派接收定海的清軍共計3000人，裕謙再加派2600名，使該地守兵達到5600名，為鴉片戰爭中浙江守軍最多的地方。

由於前次作戰時，定海水師戰船損失極大，戰船來不及補充、修理，以致海上巡邏、偵察力量都不足，按裕謙計劃，要雇水勇1000名，派委官員，分頭出洋，“或假扮網漁貿販，出洋巡哨，或密帶火器槍械，相機焚剿”。後劉韻珂奏稱，實際僱募水勇為580名。 除此之外，裕謙還有一個龐大的計劃：《定海善後事宜十六條》。由於英軍的到來，這一計劃基本沒有實現。 如果我們將定海的土城與廈門的石壁作一番比較，那麼，裕謙的定海防禦工程在堅固、火力諸方面均遠不如顏伯燾。但是，裕謙的豪言壯語卻一點也不遜色於顏伯燾：（定海）“從此扼險控制，屹若金湯，形勝已握，人心愈固。……該逆倘敢駛近口岸，或冒險登陸，不難大加剿洗，使賊片帆不返。”

難道裕謙的這種自信是毫無依據，毫無理由，毫無認真的分析？也非如此。他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當時的主“剿”官員。 裕謙雖未親眼見過英軍，卻是英軍不善陸戰論的有力鼓吹者。定海的設防，顯露出他的這一信念。他將主要兵力集中於縣城及其以南10平方公里的區域，而並不兼顧面積523平方公里的舟山本島的其他地域。他認為，英軍不善陸戰必然會從距縣城最近的海岸發起進攻。若捨近就遠，山嶺重重，正是“我步卒最易見長之地”，不難剿滅。定海縣城的東、北、西三個方向皆為山地，他在此（曉峰嶺、青壘山）只設置了一些瞭台、兵房、圍城。道光帝下令各省防備陸路諭令9月19日才到達杭州的劉韻珂，9月25日到達鎮海的裕謙，但肯定不會到達定海，因為此時定、鎮之間的海面已被英軍控制。 戰前清朝上下咸謂英軍“船堅砲利”，但“船堅”到何種程度，“砲利”至何等威力，卻缺乏準確的估計。開戰之後，關天培、楊芳、奕山、林則徐等人經歷實戰而知之，但他們或未直言，或語焉不詳。相比之下，琦善倒講了點真話，但在當時一片“剿夷”聲中，又有何人相信？裕謙個人極度蔑視“逆夷”的偏誤，決定了他對“船堅砲利”估計不足。憑藉一道並不堅固的土城，他就能大膽地得出結論：“我炮皆能及彼，彼炮不能及我！” 由此觀之，裕謙的自信就不是全無來歷的了。既然規制宏大的土城已能阻擋英軍的“利炮”，那麼，英軍還有何優勢可言？難道他們的“堅船”能夠衝上海岸，駛入縣城？既然英軍“腰硬腿直”不善陸戰，那麼，他們一旦登陸之後，不正成了嫻熟“擊刺步伐”的清軍將士的刀下鬼、案上肉？難道他們能飛越天險，天降縣城？ 裕謙的思想表明，儘管戰爭已經開始了足夠長的時間，儘管清軍在虎門等處一敗再敗，但是，在一班主“剿”官紳的心目中，對英軍的實力估計仍是戰前的模糊不清的概念，沒有將英軍的種種優長一一辨明清楚。也正因為如此，裕謙在定海防禦上並無任何創新，仍是戰前由林則徐所倡導的防守沿海堅強據點對抗英軍艦船攻擊的戰法。 有意思的是，此一戰法的倡導者林則徐，此時正以四品卿銜在鎮海幫辦軍務，他對定海的防禦，似不具有信心，屢次向裕謙進言：“請移三鎮（指定海鎮、處州鎮、壽春鎮三位總兵）於內地，用固門戶。”裕謙雖極度景仰敬佩林則徐，但作為有守土之責的疆臣，又怎麼能、怎麼敢聽從這種放棄定海的建策呢？ 就此再深入一步，就觸及到當時主“剿”思想的淵源了。 儘管主“剿”只不過是一個政策上的決定，儘管主“剿”人士的言論也主要是分析具體問題，但是，這種思想卻深深紮根在傳統思想文化的土壤之中。我以為，這裡面主要是當時盛行的兩種思想觀念在起作用：一是“天朝”觀念，一是理學思想。當然，這兩者之間又有著難解難分的交叉關係。 就“天朝”觀念而言，當時的人們並不把英國放在眼裡，不相信堂堂“天朝”居然不敵區區“島夷”，不相信七萬里之外的蠻荒地面會出產何種制服“天朝”的手段。因而，他們聽不進英軍強勁的言辭，更不屑於具體分析英軍在諸次戰鬥中表現出來的優長，陷於可卑可憐的盲目性。關於這一點，我在前面諸章節中都有過交代，此處不再贅言。 就理學思想而言，情況似稍微複雜一些。自宋代理學興起後，儒家學說再一次得到改造，成為盛行於宋、明、清三朝的主要哲學思想。清代“漢學”勃起，予理學也有批判，但理學的主導地位一直沒有動搖。 儘管在理學大師的筆下，我們常常可以領悟到這種理論的精妙，也為其深邃的思索、優美的文筆所折服，但在實際政治運作中，理學成為可怕的教條。結果，在性理名教走向崇高之後，事實真情，反顯得不那麼重要，往往處於從屬的地位。在這種情勢下，掌握事實真情的人們，遠沒有掌握理學真諦的人們有力量，若正面交鋒，必不堪一擊。在當時主“剿”官員的奏議中，我們可處處看到此種“理”性的張揚。 到了1841年，清朝在鴉片戰爭中必敗已經成為顯而易見的事實，但據“理”的人們卻視而不見。這也很難歸罪於他們本人。因為在當時的氛圍中，他們的思想只會如此。要衝破這種思想的絆籬，絕非易事。關於此種情勢，我們可聯繫到20多年後，清王朝經歷了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敗，據事實而主張改革的奕訢與以“名教”而反對改革的倭仁之間的辯論，就可看到這一思想的根深蒂固。 從理學的角度出發，戰爭最主要的製勝因素不在於“器物”，而在於“人心”，即所謂“正心”、“誠意”可以“平天下”這種觀點在相當長的軍事歷史中證明具有合理性。 在古代，乃至中世紀，由於軍事技術的不發展，戰爭主要表現為人身搏鬥，雖有“十八般兵器”的種種技藝，但只是人的手腳的延長和銳化。在此類戰鬥的場景中，士兵們的勇敢，將弁們的執著，這種可以升化為“人心”的品格，往往是獲勝的決定因素。因而長久地在人們的觀念中，拼死是勝利的代名詞。同時，又因為軍事技術的不發展，長久地使交戰雙方處於大體平等的地位上，“兩強相遇勇者勝”，成為一般政治家和軍事家的信條。 因此，在清王朝的眾多主“剿”人士的心目中，英軍的“船堅砲利”只不過能逞威於海上，而清軍在虎門等處海岸、江岸的接連敗仗，關鍵在於主帥和將士們的膽怯。身心處在中世紀的人們，自然不會從近代軍事技術、戰術、軍隊編制、作戰指導等一系列的變化中看清真正的原因。就本節的主角裕謙而言，他雖大力於修防鑄炮等諸般“器物”，但主要功夫用於振作這支廢弛鬆垮的清軍的“人心”。 正因為如此，裕謙認為，這次戰爭獲勝的首要因素，不是別的，而是民心固結，將士拼命。他痛恨前一次定海之戰中，清軍僅傷亡26人而大量逃散，怨憤伊里布不敢進兵，致使師老氣竭；他用極端手段設置了一個“背水陣”，目的是驅策將士勇往直前，前仆後繼；而一旦將士果真義無反顧，視死如歸，戰爭又何以不勝？ 由此而論，鴉片戰爭中的主“剿”人士的思想，並非得自知己知彼對雙方力量的真實評估，並非出自已經找到真正可以“制夷”的手段的勝利把握，而來源於“天朝”觀念和理學思想以及由此引申出來的“人心”制勝論。從軍事學術的角度來看，此種主“剿”，不過是一種浪戰。我們不應當因為它與今日反侵略宗旨相符，而不加區別地無條件地讚美之。 在我讀過的鴉片戰爭史的論著中，1841年的第二次定海之戰，大多被描繪為一個激動人心威勇悲壯的故事：定海三總兵（定海鎮總兵葛雲飛、浙江處州鎮總兵鄭國鴻、安徽壽春鎮總兵王錫朋），率孤軍五千，奮力抗擊英軍萬餘名（或二萬，或三萬）的圍攻，血戰六天六夜，終因寡不敵眾彈盡援絕而犧牲。 不可否認，我曾被這個故事所感動。在當時的條件下，能以劣勢兵力兵器堅持抵抗達六晝夜之久，確實是一件了不起的業績。然而，深入的研究使我發現，這不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稱英軍“萬餘人”的說法，始見於裕謙的奏摺，他的依據是戰後逃往鎮海的定海典史的報告。材料已經轉過一手。而敗吏為推卸戰敗之責，多有誇大敵軍的陋習。且裕謙奏摺又稱：“至登岸逆匪，身穿黑衣黑袴，皆係閩、廣亡命。”查英方記載，英軍在作戰中並未使用中國人參戰，由此可見此說的不確。 至於稱英軍“二萬”、“三萬”的說法，史料依據更不充分，不足為據。 英軍的實際數量要少得多。 1841年8月，英軍在離開香港北上時，共有軍艦10艘、輪船4艘、運輸船22艘、陸軍2500人。廈門之戰後留於鼓浪嶼軍艦3艘、運輸船3艘、陸軍550人，由此推算，前往浙江的英軍只有軍艦7艘、輪船4艘、運輸船19艘，陸軍約2000人，若將各艦船兵弁水手合之陸軍一併計算，約四五千人。此時定海守軍5600人，兩者相較，雙方兵力數字差不多，清軍略強一些。 即便如此，以同等兵力相拒達六晝夜，也是足以稱道的事。可是，這“六晝夜”，又是靠不住的數字。 英軍自1841年9月5日離廈門北上之後，因風向不順，動力不一，無法全隊一致行動。 9月16日，英輪船弗萊吉森號襲擾鎮海旗頭一帶的盛嶴、雙嶴。 9月17日，英輪船復仇神號闖入象山石浦港。 9月18日起，英軍艦船陸續抵達第一集結地，定海西南的穿鼻山島（Buffalo's Nose），後移泊鎮海與定海之間的黃牛礁。 9月21日，英海軍司令巴加到達，25日，英陸軍司令郭富到達。 英軍原先的計劃，是先攻鎮海、寧波，然後再取定海。可是，狂暴的天氣“阻礙艦隊從集結地駛往鎮海來執行此任務”，遂於25日決定，立即偵察定海的防禦情況。 所謂“六晝夜”，就是從第二天，即9月26日起算的。 對照中英雙方文獻，對這一時期的軍事行動，記錄差距甚大。現扼要敘述於下，請讀者一起參與辨別： 9月26日，清方奏報，英軍兩輪船拖帶兩艘大船，由竹山門（道頭港西水道，竹山與盤嶼島之間）駛入內港，葛雲飛督兵在土城開砲，擊斷英船頭桅一支，英艦船遂從吉祥門（道頭港南水道，盤嶼島與大渠島之間）逃竄，後又從大渠門（道頭港東水道，青壘山與大渠島之間）繞入，土城東段的東港浦守軍開砲，英艦退出，不敢再進。英方記載，英輪船弗萊吉森號、復仇神號載送海、陸軍司令前往偵察，詳細觀察了清軍在曉峰嶺、竹山至青壘山一帶的防禦設施，並查看了大、小五奎山島的地理形勢。當英輪船剛剛駛過盤嶼時，即遭到清軍的砲擊，但英船航行於清軍火砲的射程之外，避開了清軍炮火，亦未受損傷。 當日，定海清軍一面向鎮海求援，一面調整部署。定海鎮總兵葛雲飛部仍防守土城，原駐縣城內的壽春鎮總兵王錫朋部出防曉峰嶺，處州鎮總兵鄭國鴻部進至竹山。裕謙收到定海守將的求救書後，認為定海防兵本多於鎮海，鎮海也已面臨英軍的威脅，無兵可調，未予增援。 9月27日，清方奏報，中午時分，英輪船3艘、三桅船1艘，駛入竹山門，葛雲飛督部開砲，轟斷英船大桅，英船當即竄逃。我沒有查到相應的英方記錄。當日原準備行動的只有復仇神號輪船，奉命前往鎮海一帶偵察防禦情況，因天氣惡劣，該命令未能執行。 9月28日，清方的奏報內容不同。裕謙據派往定海的探弁回報上奏，稱英艦“連檣駛入”，攻打曉峰嶺，並用小舟運兵在竹山登陸，鄭國鴻率兵施放抬炮，“擊殺夷匪無數”，當晚英軍繞至五奎山島，登高瞭望。杭州將軍奇明保戰後據定海逃回官員的報告上奏，英軍登陸，進攻曉峰嶺，王錫朋率兵800名與之反复廝殺，相持4天之久，直至10月1日。英方的記載也不相同。賓漢稱，該日摩底士底號艦長愛爾斯（H. Eyres）奉命統率摩底士底號、哥倫拜恩號、復仇神號前往定海，摧毀了曉峰嶺上尚未完工的砲台，因為該處將是英軍的主攻方向。英艦船到達後，曾與清軍交戰，大約由50名水兵組成的分隊登岸，在確認了該處尚未安設火砲，並偵察土城方向的防禦後，匆匆撤回。伯納德稱，該日繼續有暴風雨，艦隊無法航行。巴加發布了派上述3艦船去曉峰嶺摧毀未完工的砲台的命令，但該命令是在第二天，即29日執行的。至於具體過程，該書記錄更詳。 9月29日，清方奏報，英軍在大五奎山島上支搭帳房，土城一帶清軍開砲遙擊，打壞帳房5頂，擊斃英軍10餘人。英方記載，該日一些戰艦和運輸船駛入內港，其中布朗底號、摩底士底號、皇后號、弗萊吉森號等艦船駛往大小五奎山島，在大五奎山島上設置野戰砲兵陣地，其中有發射68磅重砲彈的重型火砲1門，發射24磅重砲彈的火砲2門，至次日，該陣地完工。英方並稱，清軍火砲的射程太近，對英軍的行動毫無威脅。 9月30日，清方奏報，英軍先是從吉祥門駛入，攻打土城東段的東港浦，被清軍擊退，旋攻打土城西端的曉峰嶺、竹山，至傍晚，英軍在土城西端登陸，遭清軍槍砲轟擊，死者不計其數。英方記載，該日英軍的戰艦、運輸船陸續駛入內港，威厘士厘號由輪船西索斯梯斯號（Sesostris）拖曳入港時，曾向東嶽山震遠炮城開砲。日落時分，英軍在土城西端竹山一帶槍砲大作，已經靠近該處停泊準備掩護部隊登陸的英艦哥倫拜恩號、巡洋號亦開砲，英軍艦船官員並無損傷。 以上清方裕謙、奇明保的奏報，分別依據定海守軍的報告（9月26日）、派遣探弁的報告和定海逃回官員的報告，已經轉過一手，且清方官員在報告中偽諱粉飾已成風氣，其中自然會有虛假成分。英方記載者為其親歷，材料當屬第一手，但也不能確准其中絕無虛言迴避部分。 因此，今天的人們要將9月26日至30日這5天中的情況逐一細細考訂清楚，既十分困難，也顯得不必要。因為，從上述記載中，我們已經可以判明：英軍在這5天內的行動，乃是偵察清軍的防禦以確定主攻方向、機動兵力至進攻出發水域、建立野戰砲兵陣地以支援作戰等等戰前準備工作，尚不是正式的進攻。守軍不明近代戰爭樣式和作戰特點，因而無法識破英軍的意圖，將英軍的每一動作都無意或有意地當作正式進攻，結果是高度緊張，徒費鉛藥。由於這幾天連日大雨，守軍在雨水中連續“應敵”5天，在真正的戰鬥尚未打響之前，已經疲勞不堪。 真正的戰鬥僅僅進行了一天，時間是1841年10月1日。 這一天的早晨，大五奎山島上英軍野戰砲兵，開砲轟擊震遠炮城（其手法與虎門之戰中下橫檔島戰術完全相同），英軍輪船和軍艦則砲擊土城。清軍守軍在葛雲飛的督率下，以岸炮還擊。但是清軍火砲數量、質量均處於劣勢，其火力最強的東嶽山震遠炮城，又遭到大五奎山島英軍野戰砲兵的壓制，陣地已經動搖，兵丁開始潰逃。 在雙方砲戰的同時，英軍登陸部隊之左縱隊約1500人，避開土城防禦工事，在曉峰嶺以西海岸登陸。第一批登陸的英軍第55團即向曉峰嶺方向進攻，王錫朋督部迎戰而不支，英軍攻占曉峰嶺，王錫朋戰死。第二批登陸的英軍第18團，隨即向竹山方向發起進攻。該處守軍已經受英艦船的長時間的砲擊，但在鄭國鴻的統率下，仍堅持抵抗，最後不支，鄭國鴻戰死。第18團佔領竹山後，沿土城向東攻擊前進。土城構造只能正面禦敵，側面全無防護，葛雲飛力戰身亡。第18團佔領土城西段後，又向東嶽山震遠炮城進攻。可該處守軍已經受不住英艦布朗底號、大五奎山島英野戰砲兵的長時間的砲擊，紛紛逃散，震遠炮城不戰易手。 在左縱隊行動的同時，英登陸部隊之右縱隊輔攻東港浦。但因複仇神號中途一度擱淺，進攻未能按時。後右縱隊登上海岸後，在左縱隊之第18團的支援下，驅散了土城東段的守軍。 左縱隊攻占曉峰嶺後，後繼登陸的馬德拉斯砲兵在曉峰嶺之製高點上，架設輕型火砲，向縣城轟擊。第55團沿山嶺推進，直撲縣城西門。縣城守軍潰逃。第55團攀上城牆，佔領縣城。同時，第18團亦從道頭向縣城推進，配合行動，攻至南門。 從早晨發起進攻，至下午2時許結束戰鬥，英軍並未遇著堅強的、有效的抵抗，在戰鬥中也只付出了戰死2人、受傷27人的微小代價。而他們所採用的戰術，依舊是戰艦轟擊正面、陸軍側翼抄襲，並再獲極大成功。 三總兵英勇地犧牲了，死在自己的戰位上，並沒有因貪生而後退一步。在他們的督率下，也有一些清軍兵弁在戰鬥中保持了高昂的士氣。若對照清軍平時的懦怯，可以說，裕謙戰前激勵將士的努力，已獲成效。但是，此次戰鬥揭示出來的是，僅僅靠勇敢是不夠的。 三總兵英勇地犧牲了，已無法站起來說話。我們不知道僅僅一水之隔的裕謙，是否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英軍（而不是漢奸）正是在他認為天然屏障的山嶺和他認為清軍更為擅長的陸戰中，次第殺死了王錫朋、鄭國鴻、葛雲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