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二廈門的石壁

儘管奕山的謊言騙住了道光帝，但卻沒有騙過他的鄰居、督閩的顏伯燾。當英軍的艦隊乘風而至時，顏伯燾在廈門正嚴陣以待。 顏伯燾，廣東連平人，世代官宦，祖父和父親，都是清朝一二品大員。他1814年中進士，入翰林院，散館後充編修等職。 1822年，放外任，授陝西延榆綏道，後歷陝西督糧道、陝西按察使、甘肅布政使、直隸布政使等職。曾在平定張格爾之役中辦理軍需、報銷等事務，獲得道光帝的好評。 1837年，顏伯燾遷雲南巡撫，隸於雲南總督伊里布。 1839年伊里布改兩江，他曾一度兼署雲貴總督。 1840年9月，道光帝罷免鄧廷楨，手中已無大將，便調出顏伯燾來執掌閩浙。 顏伯燾奉旨後，立即進京請訓，三日之內，五蒙召見，“荷誨之周詳，實銘心刻骨”。道光帝對他也頗抱希望，在其謝恩折上硃批：“一切俱應認真整頓，勉力而行，以副委任。”

從顏氏的一生來看，他似乎算不上什麼傑出人物，為政不過平常。但在王朝政治中，聖上的隆恩，也確實會激起臣下報答的狂熱。他尚未到任時，就做出了一件令人刮目相看的事。 1841年初，顏伯燾在赴任途中經過常州、杭州，分別會見了江蘇巡撫裕謙和浙江巡撫劉韻珂。英軍久據定海，伊里布按兵不動，激起他的憤怒。於是，他與劉韻珂聯名上奏，要求啟用林則徐，“會同伊里布籌辦一應攻剿事宜”。伊里布是顏伯燾在雲南多年的上司，顏氏這種翻臉不認老長官的做法，不太合乎當時官場的規矩，但表露出其心中的王朝利益與個人恩怨的輕重。 1841年2月17日，顏伯燾來到福州任所，稍作佈置後，便根據道光帝的旨意，前往泉州，部署防務。然而，他此時敏銳地感覺到廈門的特殊地位，竟將全省事務破例地交由已委新職的福建巡撫代拆代行，他本人全身心地投入到廈門的防衛建設中去了。

廈門位於福建的南部，是一個罕見的天然良港，北距歷史上有名的國際大港泉州僅80公里。清取代明後，泉州衰敗了，廈門異軍突起，一度成為清朝對外開放的通商口岸之一。即使清政府對外封閉廈門後，其航運業、造船業，因與台灣的商貿關係而得以維持和發展。至於民間航運業主和商人，與東南亞、日本等地的經貿往來，從未間斷。他們的商業勇氣和航海經驗，在當時的中國出類拔萃，使得這個幾乎只出石頭的地方，形成了繁華的市面。可以說，在鴉片戰爭前，廈門是僅次於上海（國內貿易為主）和廣州（國際貿易為主）的中國第三大航運業中心，成為英方所謀求的通商口岸。 就軍事而言，由於清朝對台灣鄭氏、三藩耿氏的戰爭，以及連綿不斷地平定海盜的戰事，廈門的地位十分彰顯。清朝第一支大型海上武裝力量的指揮部——福建水師提督衙署，便設在此地。廈門及其附近駐有水師提標共計五營4300人。

正如長得太快的嬰兒，衣服往往跟不上趟，廈門雖只是一個面積僅有109平方公里的島嶼，非府非州非縣，行政區劃上隸屬於同安縣（今天正好相反，同安正為廈門市的屬縣）；但清政府卻派興泉永道（管理興化府、泉州府、永春州）駐此，並以泉州府的同知在此開署，直接治理此地，稱廈門海防同知。同安知縣為正七品，廈防同知為正五品，廈門地屬同安而地方官品秩高於同安，這正是太大的身軀需要相應的衣裳。事實上，同安知縣一直管不了這一區域。從這個意義上講，廈門很早便是“特區”。 1841年3月2日，顏伯燾抵達廈門。他雖不會有近代國際經貿的眼光，從航運業、商業的繁榮，看到英方覬覦廈門的深層因素；但是，1840年7月和8月的兩次廈門之戰，以及從廣東傳來的英方欲闢廈門為通商口岸的流言，使他直觀地感到此地將來必有一戰。於是，他決計親駐此地，部署防務。在他和興泉永道劉耀椿、新任水師提督竇振彪三位大員的操辦下，廈門從此開始了史無前例的規制宏大的防禦工程的建設。

在鴉片戰爭前，廈門的防禦工事微不足道，近乎於零。在廈門島的南岸，有一座砲台，俗稱“大砲台”，但僅“大”到平時守兵25名，該島西北部的高崎砲台，平時守兵30名，該島東南部的黃厝砲台，平時守兵只有1名。第一次廈門之戰後，鄧廷楨加強廈門島的防禦，在廈門島南岸、鼓浪嶼、海澄縣（今屬龍海縣）嶼仔尾，緊急修建炮墩（即沙袋砲台），共安設火砲268位，在廈門島南岸一帶部署防兵1600餘名，另僱勇1300餘名協防。鄧廷楨的這些措施，無疑強化了廈門的防禦。 可是，顏伯燾對此並不滿意，他喜歡的是大手筆。 鄧廷楨等人督建的砲墩，瀕海豎立已達半年，這種臨時性的工事，經風雨海潮沖刷，“沙囊久則腐散”。顏伯燾乾脆將之拆除，另開新張。

花崗岩是當時世界上最結實的建築材料，福建南部又是其著名的產地。顏伯燾以花崗岩代替沙袋，在廈門島南岸（今廈門大學一帶），用世界上最結實的材料構築當時中國最堅固的線式永久性砲兵工事——石壁。 據顏伯燾的奏摺，石壁長約1.6公里，高3.3米，厚2.6米，每隔16米留一炮洞，共安設大砲100位。為了防止英艦炮火擊中石壁炸起飛石傷及守軍，在石壁的外側，護以泥土，取“以柔克剛”之意。石壁之後，建有兵房，供守軍棲居；而在石壁、兵房的側後，又建有圍牆，作為防護。 英軍的一名軍事工程師，戰後考察石壁的結構，對它的防砲能力和堅固程度作了很高的評價。他還在其著作中對石壁作了繪圖，使我們今天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種工事的內部構造。另一名英軍軍官，對石壁防砲能力的評論，頗具文學色彩：“就憑所以使砲台堅固的方法，即使大船放炮放到世界末日，對守衛砲台的人也極可能沒有實際的傷害。”儘管石壁仍有其缺陷，但就其堅固程度和防砲能力而言，確實在當時的中國無與倫比。

除石壁主陣地外，顏伯燾又在石壁以東以西、鼓浪嶼島、嶼仔尾，興建了多座砲台，使廈門島南岸、鼓浪嶼、嶼仔尾三處各砲兵陣地共279位火砲，形成了三點交叉火力網，迎擊由廈門南水道入犯的敵寇。根據沙角之戰的教訓（情報不確切，後將分析），顏伯燾在廈門島的北岸和東岸，部署防兵1410名，配置火砲100位，準備與敵登陸部隊交戰，掩護廈門島南岸主陣地的安全。 為了防止英軍以小船從廈門北水道，繞行攻擊廈門西水道（即篔簹內港），顏伯燾又在廈門島西北角的高崎一帶，派駐哨船10艘，兵丁300名，護衛西水道。 （以上地理形勢及軍事部署可參見圖六） 大約到了1841年4月底，顏伯燾大體完成了以上部署，仍覺得不滿足。於是，他決定擴大防禦範圍，在廈門南水道的外圍島鏈設防，禦敵於國門之外。

廈門島的外側是大、小金門島，清軍亦設有金門鎮，在此防禦。金門島以南，有大擔、二擔、青嶼、浯嶼諸小島，如同一條鏈條，扼守廈門南水道。顏伯燾在上述四島上建造起“石堡”，即圓型石築砲台，移清軍一營分駐。又由於上述各島相距較遠，當時的火砲射程有限，難以形成可配合作戰的交叉火力，顏伯壽又興建大型戰船，協同各島共同禦敵。對此，他的作戰預案是：英軍艦船若從外海闖入廈門南水道，外圍島鏈“各島開砲，則大船亦開砲迎擊，小船分駛焚攻”，從外圍就擊退來犯之敵。 到了1841年8月廈門之戰前，顏伯燾已完成在外圍島鏈各島上的“石堡”工事，並建造大型戰船、置辦商船共50艘。但“石堡”及戰船所需的1300位火砲尚未鑄就，結果是“空台空船”，顏伯燾的外圍決戰方案只得放棄。

通過以上措施，顏伯燾在廈門一帶共安設了400位以上的岸炮，部署了5680名守軍；在清軍無力設防的地區，另僱勇9274名，各保地方。可以說，廈門已經成為清王朝疆域內最強大的海防要塞之一。 如此不厭其詳地敘說顏伯燾的種種籌防措施，目的在於洗白後來某些論著中對顏氏的不利評論。我們從顏伯燾的上述表現中可以判定，他已竭盡其智力、能力、權力、財力，確實不遺餘力。就當時的條件而言，他已無可指責。 當然，世界上的一切事情均取決於兩大因素：一是時間，一是金錢。 就前者而言，從顏伯燾到任至開戰，將近有半年的時間，他比琦善、伊里布、楊芳、奕山等人要從容得多。 就後者而言，與苛儉的道光帝相反，顏伯燾是個花錢能手，用起銀子來如同流水一般。

1840年初鄧廷楨出任閩浙總督時，為加強沿海巡緝，捉拿鴉片走私犯，動用泉州、漳州庫銀1.5萬兩。鴉片戰爭開始後，調派防兵、修築工事，在在需要經費。鄧廷楨於1840年7月小心翼翼地上奏道光帝，請求在福建藩庫中藉銀10萬兩以充軍費，將來從福建官員的養廉銀中分年扣還。道光帝批准了此項軍費，並大方地允准“作正開銷”，將來不必扣還。 可過了沒多久，這10萬兩銀子耗盡，鄧廷楨不得不於1840年9月再次出奏，請款15萬兩。當這份奏摺送至北京時，正遇英軍從天津南下，局勢緩和，道光帝命令各省撤防，又碰上道光帝此時對鄧廷楨一肚子氣，上諭中大罵了一頓，沒有批准。 到了1841年1月，福建巡撫署理閩浙總督吳文鎔實在支撐不下去了，他雖已動用了漳州、泉州庫銀6萬兩，但杯水難救車薪。於是，他硬著頭皮上奏，請求動用福建藩庫銀20萬兩，動撥鄰近省份銀20萬兩。此時正值道光帝一意主“剿”，吳文鎔的請求得到了批准。

至此，福建軍費銀達50萬兩。 顏伯燾絕不如此小家子氣。 他上任未久，便奏請戶部撥銀，獅子開大口，一要就是100萬。連同先前的數字，福建的軍費銀達到150萬兩。更為出格的是，他不顧清朝以往的成規，要求增加防兵的鹽菜口糧銀。摳門的道光帝恐福建創例，廣東、浙江會援引，便讓其“核減節省”。可顏伯燾居然不買賬，仍堅持己見，結果由軍機大臣、戶部尚書在他的要求上打了個折扣，才算了事。顏伯燾由此而動肝火，乾脆一不做，二不休，不顧原先的戶部、兵部、工部《欽定軍需則例》，自己制定了一部《軍需章程》，共計有40條之多，對糧餉、工價、料費、運費等項另訂標準。遵旨議复的軍機大臣們對顏氏此舉甚為不滿，復奏時捎帶譏議。道光帝見此，在上諭中對顏伯燾發出警告，要他“力加撙節”。可過了沒有多久，150萬兩銀子將罄，新任福建巡撫劉鴻翱根據顏伯燾的指示，在廈門失守後的第7天，上奏請求再撥軍費銀300萬兩！ 這麼多的銀子堆上去，廈門的防禦工程理應有較大的起色。有時間、能花錢，顏伯燾的實績出眾，實屬他的機遇較他人為優。不過，話又得說回來，這些銀子是否真花於實際，卻是大有疑問。歷來的軍務、河工、賑災，都是經手官員中飽私囊的淵藪。而顏伯燾於此嫌疑最大。 1842年初，顏伯燾免職還鄉。時任汀漳龍道的張集馨，詳細記錄了他路過漳州的情況： ……（重點為引者所標） 顏伯燾於1841年2月到任，次年1月免職。在這僅僅的一年中，輜重就有如此許多（其中亦包括包攬客商貨物，動用驛站車馬人伕而賺錢等情事），真可謂搜刮有道無度。其中果無取之海防銀兩者耶？ 不過，還應說明，在當時的政治操作中，“貪官”與“忠臣”並不矛盾。顏伯燾的這種貪婪，並不妨礙他對清王朝的忠誠。 儘管顏伯燾全力傾注於廈門的防務，但目光又時時掃瞄廣東，留心於那裡的“夷情”變化。 1841年6月奕山諱敗言勝的捏謊奏摺，激起了這位意氣凜然的疆臣的義憤。他於7月14日上奏披露真相，隨奏不僅附呈了王庭蘭致曾望顏信函、廣東人民誓詞2件、英方文示5件（可謂鐵證如山）；而且還密片保薦裕謙、林則徐“可當廣東之任”。可是，他的忠烈之舉不僅沒有獲得半年前怡良彈劾琦善的效果，反於8月13日收到道光帝因廣東軍務大定而命福建酌撤防兵的諭令。 顏伯燾手中握有真情，面對撤兵聖旨，仍不惜於另作手腳。他壓了10多天后，於8月25日復奏稱：他已下令福建各地官員“履勘”（一），等各處禀報到齊後（二），再據“廣東情形略有定局”（三），由他“酌議”（四），再“請旨”（五）。如此繁雜的五步程序，到頭來還是一兵未撤，只是上報了他準備撤減的兵額讓道光帝確認。很顯然，他的目的是拖延時間，讓時間來證明他的正確。 就在顏伯燾發折的當日晚上，璞鼎查率領的英軍艦隊果然開到廈門口外。 英軍再犯廈門，本在顏伯燾的意料之中。他並不為此而懼，反覺有機會立功疆場。對於廈門的防務，他極度自信，雖說外圍島鏈防禦尚未部署完畢，但廈門島一帶卻已固若金湯。他曾經在一奏摺中得意洋洋地宣稱：“若該夷自投死地，惟有痛加攻擊，使其片板不留，一人不活，以申天討而快人心。”局勢已經是火燒屁股，顏伯燾仍渾然不覺。他的這種自信，是因為他坐在無知於近代軍事技術和戰術的愚昧的厚墊上。 然而，愚昧的力量再強大，仍只是妄動，妄動能產生一種強大的破壞力，使國家和民族蒙難，但卻不能戰勝近代化的敵人。廈門口外的英軍，正是一支頗具規模的近代化的部隊，共有戰艦10艘，載炮約310門，武裝輪船4艘，運輸船22艘，載送陸軍第18團、第26團、第49團、第55團等部，共計有2500人。 8月25日晚英軍到達後，當即由已有入港經驗的布郎底號艦長胞祖引導，穿過外圍島鏈，駛入廈門南水道。浯嶼等外圍各島的清軍雖開了幾炮，但因防禦工程未完工，火力不足，未起任何作用。英軍也未理睬。 8月26日清晨，英全權代表璞鼎查、海軍司令巴加、陸軍司令郭富乘輪船偵察了廈門設防情況，制定了作戰計劃。顏伯燾派出一位曾在外洋做過生意的陳姓商人，前往英軍錨泊水域，詰問來意。英方交付一份由璞鼎查、巴加、郭富聯合簽署的致福建水師提督的最後通牒，要求讓出“廈門城邑砲台”。顏伯燾對此不予理睬，未作答复。 8月26日下午1時45分，港內風起。英軍各艦船紛紛起錨扯帆開動，發起進攻。顏伯燾坐鎮廈門島，親自指揮廈門島南岸、鼓浪嶼、嶼仔尾守軍開砲，“三面兜擊”來犯英軍。 就英軍的戰術而言，其在廈門之戰如同廣東諸役，仍是以優勢艦炮對清軍各砲台，陸軍從砲台翼側登陸攻擊。英軍的這種戰術，再獲成功。 在鼓浪嶼：英艦與該島清軍砲台展開了激烈的砲戰。此時，雙方火砲的數量比為106∶76，英方在數量與質量上均遠勝清軍。英艦經過1小時零20分鐘的砲戰，基本打啞鼓浪嶼島上的3座清軍砲台，其陸軍從該島最東端砲台的右翼沙灘登陸，攀越山岩和其他障礙，從清軍的側後發起衝擊。守台清軍全無憑障，以鳥槍、弓箭乃至石塊還擊，終不支而退。英軍佔據各砲台。 在廈門島南岸：英軍輪船及軍艦在石壁正面和東西兩端分別轟擊清軍砲台。英軍火力的絕對優勢，使廈門島南岸的清軍陣地完全沉沒於炮火的硝煙之中。至下午3時45分，英陸軍在石壁以東的沙灘登陸，隨即由東向西進撲。 15分鐘後，堅固的石壁陣地雖未被英艦的猛烈炮火擊垮，卻因側後來襲的英陸軍而陷落。未久，廈門島南岸清軍各陣地均告失守。 坐鎮督戰的顏伯燾，目睹銳不可擋的“逆夷”凶焰，忍看這半年的種種努力轉瞬間化為灰燼，與興泉永道劉耀椿“同聲一哭”。到了此時，他由戰前的極度自信轉為極度恐懼，率領文武官員夜渡，逃往同安。島上清軍失去指揮，陷於混亂，紛紛潰散。而英軍因天色已黑，佔領廈門城東北的高地後，便停止進攻。 8月27日清晨，英軍攻擊廈門城，但進至城牆，發現守軍全逃，不戰而據該城，並派兵搜索全島。 此戰，清軍戰死總兵1員，副將以下軍官7員，士兵的傷亡數字雖無準確統計，但從戰前派駐和戰後回營的數目來看，共計減員324名。而英方的報告稱：英軍僅戰死1人，受傷16人。 這一仗真正輸到了家。 讓我們冷靜地思考一下，廈門之戰的慘敗，能完全歸結於顏伯燾嗎？在當時的條件下，還能指望顏伯熹再做什麼？在顏伯燾督閩的半年中，廈門的防務和清軍的士氣不是已有很大的改觀嗎？廈門之戰的事實提示著人們，不是消除了某些陋習、振作綱紀就能解決問題， 世界軍事史表明，在正規作戰中，對近代化的敵人只能用近代化的手段來取勝。 當然，今天我們若嚴格地從軍事學術上進行檢討，顏伯燾也絕非無可指責。 廈門之戰的第一階段，是英軍的艦炮與清軍的岸炮之間的對抗。火砲的質量佔有絕對重要的位置。雖說廈門清軍的火砲彈藥的弊陋，牽涉到近代工業技術，是顏伯燾力所不能及的；但就清方此期已經掌握的技術上，顏伯燾仍有未造砲車（砲架）、炮洞開口兩項錯誤。 戰後接任汀漳龍道的張集馨透露：“砲身極重，非數十人不能拉挽，制軍（指顏伯燾）惜費，不造砲車。同人進言，以炮在牆外，非用砲車拉回，則兵丁不敢出牆裝藥。制軍言驕氣傲，以為一炮即可以滅賊，何須再裝藥也？”儘管張集馨的這段話，有不少細處失真，但火砲不置砲車，真屬匪夷所思。雖然砲車（砲架）也是一個複雜的專門技術問題，清方傳統樣式的砲車，也存在著種種弊陋，但顏伯燾認為“一炮可以滅賊”而“不造砲車”，實謂可笑之至。 從前面的英軍工程師所繪製的石壁圖樣中，我們可以看出，石壁的砲洞只是一個方型孔，並無成扇面狀的夾角。梁廷枏對此亦有記載，可為驗證：“台牆開門置炮，牆厚門深，又不能左右活轉，但可直擊。”火砲不能左右轉動，就大大限制了射擊範圍。而火砲既不能左右轉動，同時也大大限制了砲車的作用。這也可能是顏伯燾不造砲車的另一原因吧。 儘管廈門島南岸的砲兵陣地極其堅固，但畢竟只能起防砲作用，其本身火砲缺乏威力，那充其量不過是一個結實的靶子。顏伯燾戰後謊稱擊沉英輪船1艘、兵船5艘，實際上全是子虛烏有之事。當然，若顏伯燾不在砲車、炮洞上犯錯誤，那也是局部的改善，從交戰經過來看，仍無補於大局。 廈門之戰的第二階段，是登陸英軍與清軍的陸戰。由於當時清朝上下均鄙視英軍的陸戰能力，顏伯燾也不例外。他只考慮如何與堅船利炮相抗，未計及如何防禦登陸英軍，缺乏相應的工事和部隊。雖然他也在廈門島的東、北兩個方向布兵設炮，但所防者非為英軍，而是漢奸。他因錯誤的情報，認為沙角之戰中抄襲後路者，是英軍僱募的漢奸。 顏伯燾的這種無知，致使清軍在第二階段的交戰中方寸大亂。據守石壁、砲台等工事的清軍，本是以岸炮與英艦對敵的，突遭登陸英軍的側後來襲，僅有少數兵弁以鳥槍、弓箭、刀矛、石塊相拒，甚至肉搏，大部分因戰前毫無心理準備而見敵輒奔。從交戰經過來看，本應具有較大危險性的登陸英軍，似乎比其艦船還要幸運，並未遇到強勁的抵抗。 最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道光帝。他接到顏伯燾廈門失陷的奏摺，見有“偽陸路提督郭”的字樣，竟然發現了新大陸，即英軍也會陸戰！於是，他立即通令沿海各將軍督撫，並下令各地註重陸路防守：“倘逆夷竟敢率眾登岸，所有火砲及一切設伏機宜，務當先事預備，操必勝之權，褫姦夷之膽。”戰爭已經進行了一年多，道光帝在前敵主帥們的欺矇下，直至此時方得出這種認識，雖為時已晚，仍不失為亡羊補牢之計。但是，道光帝對此還是將信將疑，似乎還不認為英軍果真有能在陸地上打仗而不會摔跟斗的士兵，上諭中仍居然昏言： ，為登陸交戰之計。 （重點為引者所標） 君臣無知至此等田地，戰事又焉得不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