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第六章“撫”議再起
在各省的督撫大員中，劉韻珂可視作特例。他不是翰林，不是進士，甚至連舉人都不是，只是國子監中的拔貢生，勉勉強強也算是正途出身。他不是親貴，不是滿人，史籍上未留下其祖先的記載，想來不過是平常人家。在講究學歷、講究門第的道光朝，劉韻珂以七品小京官分發刑部見習，至1826年正式補缺，居然由主事、員外郎、郎中、知府、道員、按察使、布政使拾級而上，1840年8月，替代倒霉的烏爾恭額，出為浙江巡撫。在這短短的14年中，還包括丁父憂在家守制3年。
劉韻珂在仕途上一路搭快車，靠的不是機遇，而是其特有的辦事處世的方式：一、辦事結實；二、為人乖巧。前者與道光帝的為政宗旨榫合，後者又使他在官場上極有人緣。
比如，欽差大臣伊里布、裕謙先後駐紮鎮海，但對該地防禦似乎並不經意。劉韻珂身為浙撫，自覺有責，並不因為其上有欽差大臣專防而放棄責任，便數度前往勸說，並操勞其事。事竣之後，他並不張揚，而是將勞績歸於伊、裕，上奏時只是淡淡地說一句“其應添工程由伊里布另行奏報”、“嗣經欽差大臣裕謙飭令”。他的這種做法，自然討長官們歡喜，但在奏摺中淡淡的話語，又約約露出背後的潛台詞，似乎在含蓄地提示道光帝：他是出力者。
在鴉片戰爭中，劉韻珂頂多是個二流角色。他雖為戰事最為紛繁的浙江省最高軍政長官，但在他之上，先後有三位欽差（伊里布、裕謙、耆英）和一位將軍（奕經）。他並沒有真正當家。他之所以能引人注目，在於他的主“撫”言論。可是，在戰爭之初，他又是一個地道的不打折扣的主“剿”官員。
1840年底，劉韻珂從四川趕赴浙江新任時，打定主意要與“逆夷”血戰一場。而看到此時主持浙江軍務的伊里布的舉措，從本能上反感。當接到伊里布關於浙江停戰的信函後，他全然不信，自行另派密探潛往英軍佔據的定海，蒐集情報，並得出結論：英軍將久據定海，伊里布、琦善的“撫夷”舉措必然失敗。於是，他將情報上奏道光帝，另對伊、琦稍露微詞，綿里藏針。他自知憑其地位，不可能勸說伊、琦，便藉助道光帝的神威，抑制伊、琦。道光帝果然下旨。伊里布對此不滿，兩次上奏反譏劉“探聞所未盡”、“尚有不實不盡之處”，自稱其駐紮鎮海，較之“見聞更切，探訪更真”。劉韻珂也並不就此撒手，反與顏伯燾聯名上奏，稱伊里布“縱能振發有方，而襄贊商籌，究形寡助”，要求派林則徐、鄧廷楨來浙，“會同伊里布籌辦一應攻剿事宜”，並授之專折上奏權，以不受伊里布的控制。
在琦善、伊里布主持“撫夷”事務時期，在林則徐、鄧廷楨下台後不久，劉韻珂的這番言論舉止自有耀眼的景色。英方對此也十分注意。 1841年2月出版的《中國叢報》對此評論道：“在新任巡撫劉韻珂的管轄下，舟山的局勢已經惡化”；劉韻珂促發的聖旨，“實質上已取消了11月17日諭旨中宣布的停戰令”。
裕謙主浙後，兩人旨趣相投，配合默契。劉韻珂熱心參與定海、鎮海的防禦工程建設。裕謙稱劉“愛民如子，馭兵有術”。林則徐以四品卿銜奉旨到浙後，劉韻珂更是與之朝夕相處。據林則徐日記，其在浙35天，僅5天兩人未謀面，其中有兩天是因為劉前往定海無法見面。林則徐後來發配新疆，劉亦往寓所送行。
正當一切如願，劉韻珂躊躇滿誌之際，1841年10月，英軍連陷定海、鎮海、寧波，三總兵戰死，裕謙自殺。劉韻珂聞之如遇晴天霹靂，驚駭失色。定海、鎮海防禦工程是他所能設想和營造的最堅固的工事，裕謙等人又是他所遇到的最出色的官員，如果連這些都不足以抵擋“逆夷”的凶焰，那麼還能指望什麼？不願接受現實卻不能因之不承認現實。驚駭之後是深思。主“剿”的熱情因前線的敗績而消退。於是，他在奏摺上寫了一段意思明確但用語含混的話：
未久，他奉到發琦善至浙江效力的諭旨，以為道光帝的態度發生變化，連忙於1842年10月30日出奏，要求將伊里布發往浙江“效力贖罪”。
啟用伊里布的建議，被道光帝嚴詞駁回；而道光帝派來的揚威將軍，只聞在蘇州歡娛。寧波城內英軍，屢屢放風欲攻杭州。劉韻珂無兵無將更無退敵良方，只覺得面前的一切無比凶險。他雖在杭州苦心經營，但其防禦措施連自己都不相信：在城內各巷口設立木柵欄，用民人一名守柵，營兵一名副之，晝以幟，夜以燈，鳴鑼擊梆……種種舉措，與其說是御敵，不如說是靖民。可在人心浮動的杭州，卻也制止了慌亂中乘機搶奪之風，因而民眾擁戴，官聲飛揚。他似乎已想到了死。奏摺中稱言：若戰守不利，“臣只能捐一身以報君父生成之德，不能以一手而挽萬眾渙散之心”。在情緒敗壞到極點之時，鄰省江蘇巡撫梁章鉅因病去職，又使之暗生羨意。於是，他又於1842年1月29日具折，聲稱自己在四川任內便患有風痺，到浙後因軍務繁重，致使“舌麻日甚，右腰塌陷一穴，且右耳閉塞，諸事健忘”。他祈望道光帝也能將其開缺，至少給假調理，在大廈將傾之際獲一退身保全之機。可是，局勢敗壞到如此田地，道光帝無意也無法換人，僅是硃批嘉語相慰。
如同盼星星盼月亮一般盼來的揚威將軍奕經，終於在1842年2月下旬領兵前往曹娥江前線，劉韻珂驚魂稍定。可20天后，這位顢頇的統帥兵敗浙東倉惶夜奔杭州。劉韻珂再次跌落谷底，傷透了心，也拉下了臉，下令僅放奕經一人入城，而堅拒其部眾於城外。他後來說明的理由是，一怕潰兵擾城，二怕英軍尾至。
到了此時，一切努力都失敗了，一切希望都破碎了。劉韻珂思想深處間或尚存的那一點點戰意，也被掃蕩得乾乾淨淨。他一反平日乖巧的習氣，不顧可能會忤逆聖意，於1842年3月21日上了一道有名的“十可慮”奏摺。在該折的夾片中，再次請求啟用伊里布。這位曾被他傷害過的老長官，此時在他筆下又被描述為：“公忠體國，並無急功近名之心，臣生平所見者，止此一人。”從奏用林則徐，到奏用伊里布，劉韻珂的思想整整轉了180度。
在今天許多人的眼光中，由主“剿”轉向主“撫”，無疑是一種倒退。但從劉韻珂這一實例上，我們卻可清楚地看出其思想深化的進展。先前極力主“剿”，乃是失之於盲目，此時傾心“撫”議，卻是著眼於現實。
在琦善、伊里布被斥革後，“撫”議已寢息一年，“剿”意沸騰。在這種情勢下再倡“撫”議，頗有風險，且不論聖意如何，即是言路上的謗論也讓人受不了。劉韻珂不愧為是一位官場中的高手，他沒有正面提出“撫”，反而在“剿”字上作文章，稱戰爭若繼續進行，有十項“深屬可危”的因素。本來，只要證明了“剿”之不可行，“撫”也就理所當然了。
讓我們分析一下劉韻珂的“十可慮”。
其一曰：浙江清軍兩遭挫衄，銳氣全消，勢難復振。
我從本書的第一章起，就不斷地說明清軍的腐朽。一次次戰敗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浙江清軍在1841年10月和1842年3月的兩次大敗仗，使浙江境內的清軍鬥誌全消。道光帝對此也有相同的看法，曾斥責奕經：“既不能衝鋒擊賊，復不能嬰城固守。”此時正在東河效力的林則徐，聞“浙事潰敗”，亦斷言“數千里外徵調而來之兵，恐已魂不附體”。
其二曰：續調西北勁卒，距浙窵遠，緩不濟急。
揚威將軍奕經此時向道光帝請求續派各省“勁兵”7000名“迅速來浙”。而前次浙東反攻因待陝甘川援軍，足足花了4個多月。此次若按奕經的要求，從西南和西北如此調兵，時間又不會少於4個月。如此看來，奕經非為謀進攻之道，而是行延宕之計了。道光帝對此大為光火，責備之餘，只同意派援陝甘兵2000名，河南、廣西兵各1000名。這些遠程徵調的援軍，後來也沒有趕上浙江的戰鬥，被奕經派往江蘇戰場。
其三曰：英軍火器猛烈異常，無可抵禦。
關於這一點，前面各章已予充分說明。我只想補充一點，由於戰爭是由南向北逐次展開的，而各省統兵大員缺乏英軍裝備的知識（稍具認識者，如林則徐、鄧廷楨、琦善、伊里布又先後被革職），因而在防砲措施和設施上並沒有採取相應的對策。這就使得沒有英軍火砲知識且初歷如此迅猛炮火的清軍官兵，缺乏心理準備而在戰場上陷於恐懼，大量逃亡。恐懼心理是近代戰爭中常見的問題，對士氣的影響不能低估。在鴉片戰爭的各次戰鬥中，真正被英軍火砲斃傷的清軍官兵數量並不多，大多在敵炮火下迅速瓦解。
其四曰：英軍並非不善陸戰。
我在前面已經提到，主“剿”官員的最根本的立論根據為英軍不善陸戰。當這一看法被事實證明為錯誤時，主“剿”思想也就失去基礎，主“剿”官員亦隨之動搖。
其五曰：清軍即便在陸上幸勝，英軍登舟遁去，清軍只能“望洋興嘆”。
此為道光帝第一次由“剿”轉“撫”的主要依據之一（詳見第三章第二節）。劉韻珂此時此地提出此一話題，自然會勾起道光帝的一番回憶，因為他才是此論的真正倡導者。
其六曰：英軍以小惠結民心，彼此相安，民眾“轉以大兵進剿為慮，是民間鮮有同仇敵愾之心”。
劉韻珂的這番話，與他先前的說法截然相反。 1840年底至1841年中，劉韻珂在安置定海難民和組織定海防禦工程建設時，看到了“民心固結，響義可嘉”，並在奏摺中稱讚“各嶴鄉民，共募敵愾同仇之義，極形踴躍”。可是，為什麼在一年之後又會有如此之變化？
在鴉片戰爭中，官、民皆與“夷”敵對，但各自的出發點不同。官出於利害關係。民則出於侵略者的暴行引起的仇恨，而對英國的侵略要求會給他們的利益產生何種危害是不甚明了的。國家和民族的觀念並沒有成為民眾奮起的旗幟（詳見第四章第三節）。在此種情勢下，民眾的情緒有如彈簧，英軍的壓迫重一些，反彈力就會大一些，反之亦然。 1841年10月，英軍佔領定海、鎮海、寧波後，手法上有些變化。他們先後在各處發布“安民告示”，要求當地民眾“仍舊安居樂業”，宣布對“盜賊”將進行懲治，甚至英國人“擾累”民眾，亦可“就禀衙門，以緊查辦”。在餘姚、慈谿和奉化，英軍還打開官府的糧倉，散發給民眾，很有點“劫富濟貧”的味道。在另一方面，他們還宣布，若民眾“藏匿清官探子”，一經捉拿即將房主治罪，並要燒掉他們的屋舍。為了強調這一點，他們還殘忍地將捉住史蒂德船長的鎮海縣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