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三三元里抗英的史實與傳說

隨著近十年廣州城市的飛速發展，今日的三元里，已經成為市區。可是，在150多年前鴉片戰爭時，三元里只是廣州城北約2公里的寂靜的小村莊。它今天之所以有這麼大的名氣，是因為1841年5月29日至31日，即英軍佔領城北越秀山時期，爆發了一場以三元里為中心的民眾抗英事件。 150多年來，三元里民眾抗英事件的史實，已經經歷了多次人為的放大。且不論別的，就是知名度甚高、時常被人提起的“平英團”，即非當時的真實，而是後人的稱謂。作為今天的研究者，有必要對此進行一番清厘，區別其中的史實與傳說，方可得出實在、牢靠、中肯的結論來。 據各種中文文獻，三元里等地民眾奮起抗英，直接原因有三：一、英軍“開棺暴骨”，二、英軍劫掠財物，三、英軍強姦、調戲婦女。

對照英方文獻，其第一項“開棺暴骨”的指控當為事實。 1841年5月29日，奕山與義律達成停戰協定以後，一部分英軍官兵進入了城北的雙山寺。在該寺廟中，存放著許多外籍人權厝的棺櫬，準備將來護送歸葬故土，以償亡人葉落歸根之願。英軍打開了一些棺蓋，觀看裡面的屍體。儘管英方文獻將此舉的動機歸結於好奇，但據中國的傳統和宗教，此類將會降禍於死者子孫的不敬行為，只有禽獸才幹得出來。當時還流傳著“開棺戳屍”、“發掘墳墓”等說法，很可能由此而引申而傳訛，並有著極大的鼓動效果。 英方文獻中雖沒有正面提及“劫掠”，但其中的許多痕跡又可使我們大致推測出其場面。 1841年5月24日，英軍開始進攻廣州，陸軍司令郭富下令，“各部須攜帶兩天的干糧”。由此推算，英軍將於5月26日糧盡。對此給養的補充，英方文獻中不乏“徵發”的記載，並稱他們“滿載各種家畜而歸”。這種“徵發”很難擺脫“劫掠”的干系。

最後一項，即對婦女的犯罪，較難考證清楚。這一方面是英方當時的記載中全無此類情節，另一方面是中方文獻極其含混，只謂“輪姦老婦”云云。案此類事件有損當事人的名譽，不宜張揚，中方文獻作者隱去具體的時間、地點、姓名、情節，也屬情理之中。但畢竟給人模糊不清的感覺。 事隔近8年之後，時任英國駐華公使兼對華商務總監督的德庇時，在1848年2月給巴麥尊的報告中，承認了印度士兵曾強姦過三元里附近的婦女。再隔100多年之後，廣東文史館於1951年至1963年重新調查，發掘出新的說法，謂1841年5月28日或29日，英軍10餘人在三元里東華里，“恣意調戲”村民韋紹光之妻李喜。 由此看來，英軍在佔領廣州城北高地期間確有對婦女犯罪的事實，儘管“調戲”李喜一事在情節上還有使人生疑之處。

以上事實，使當時和現在的人們得出了相同的結論：英軍的暴行激起了三元里等地民眾的反抗。關於這個結論的意義，後面還將分析。 翻檢中文歷史文獻，對整個事件的描繪，眉目不清，且各有說法，很難理出一個頭緒來。其中比較典型的說法有： 一、廣東按察使王庭蘭在戰後不久寫給福建布政使曾望顏的信中稱：1841年5月30日，英軍從城北越秀山一帶撤軍，取道泥城回英艦，三元里等處一百零三鄉民眾數千人，中途設伏，殲敵百餘名，斬兵目二人，圍困英軍。義律請廣州知府餘保純彈壓。餘保純私自出城解和，民眾逐漸離散。類似此種說法的還有《中西紀事》、《道光洋艘徵撫記》等，但戰果卻有擴大，稱斬英軍將領伯麥、霞畢，殲英軍200人至300人不等。

二、靖逆將軍奕山對此曾上過三道奏摺，說法完全不同。第一次奏稱（6月13日）：他曾命城西北、東北各鄉團勇首領，分路搜捕，結果“殺死漢奸及黑白夷匪二百餘名，內夷目二名”，並稱南岸義勇斬英軍頭目一名，可能是伯麥。第二次奏稱（6月22日）：5月30日，英軍在城北唐夏鄉（三元里西北）焚掠，義勇與之相戰，斬英軍先鋒霞畢及兵弁10餘人。第三次奏稱（8月6日）：5月28日，大雨衝沒在城北搶掠的漢奸和英軍官兵100餘人；三元里等村義勇砍斃英軍先鋒霞畢及兵弁10餘人（該奏未稱具體時間，聯繫前奏，當為5月30日）。奕山的奏摺，將三元里抗英事件說成是團練、義勇所為，而戰果也縮至10餘人。 三、當時擔任水勇頭目的林福祥，於1843年寫道：1841年5月30日，英軍經由三元里往牛欄岡方向搶劫，由於林福祥事先與各鄉約定聯防，三元里等80餘鄉數万民眾將英軍包圍，殲敵200餘人，後由余保純解圍，英軍方得出圍回歸。林福祥將作戰目的說成是反抗劫掠，同意這種反劫掠說的，還有《廣東軍務記》等資料。

四、時在兩廣總督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