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三伊里布與浙江停戰

1840年下半年至1841年春，肯定是兩江總督伊里布一生中最不尋常的時期之一。他跌落於先前聞所未聞的境地。 但是，在這一時期的最初的日子裡，這位被後人稱為“投降派”（或主和派，或主“撫”派）主力隊員的封疆大吏，一開始也是主“剿”的，就像道光帝和琦善一樣。 1840年7月9日，履新未久的伊里布，遵旨嚴防鴉片海上走私，剛剛查勘了吳淞等地的海口情形，檢閱營伍，回到蘇州時，突接浙江巡撫烏爾恭額的諮令，得知有“夷船”在浙洋游弋。次日，又奉江蘇巡撫裕謙轉來的浙江藩臬兩司的禀報，得知定海一帶有“夾板夷船”20餘隻。他的第一反應與前敘道光帝的態度完全一致，認為“顯因粵、閩二省驅逐嚴密，闌入浙洋，居心叵測”。儘管他此時還不知道中英兩國已經開戰，甚至不知道來犯者為何國之“夷”，但都不影響他立即於7月11日重返吳淞海口，並定下對策：若“該夷”竟敢闖入江蘇海面，就先行封港，杜絕勾結（也無須英軍實行封鎖了），然後示以兵威，驅逐出境。與此同時，他還飛諮沿海各省將軍督撫，通報軍情。

7月13日，伊里佈到達吳淞，與聞訊先期趕到的江南水陸提督陳化成會合。次日，又得浙江消息，稱“夷船”兵分兩路，一路進攻定海，一路向西駛去，不知其目的。伊里布恐向西駛去之“夷船”將竄犯江蘇，便立即作出一連串的決定：一、在海防的重點區域寶山（含吳淞）、上海、崇明三處，部署防兵共1萬名，以備接戰；二、從藩、運兩庫中支銀4萬兩，暫充軍費；三、令江蘇布政使辦理火藥軍資，務期足用；四、令江蘇按察使整飭驛遞，保證奏摺、諭旨及各處文報暢通無礙，便於情報和指揮；五、自己坐鎮上海寶山之間，就近實施指揮。儘管如此，他對局勢仍未有充分的估計，在奏摺中說明，一旦接到浙江“逆夷就殲”的消息，立即“撤防馳奏”。 至7月17日，伊里布又得浙撫諮會，知定海失陷，鎮海危急。他看出局勢的嚴重，便擴大了江甦的防禦區域，同時依據其兩江總督的職權，調安徽兵1600名、漕標兵450名、河標兵900名往援江蘇各海口；調江西兵1000名，駐紮蘇州、鎮江一帶，充預備隊；命安徽撥庫存火藥、鉛丸各5萬斤，解江蘇海口備用。此外，他聽說“夷船”極高大，江蘇水師船隻過於“卑小”，便飭下屬“封備”閩、粵大型商船數十艘，以俟隨時僱用，配合水師作戰。

7月31日，伊里布接到道光帝派撥水師數千名援浙的命令，便從江蘇僅有的外海水師2900名中，抽出2000人，作好準備，隨時聽命開拔。 8月12日，伊里布奉到道光帝派其為欽差大臣、前往浙江主持軍務的諭旨，僅隨帶數人，當日起程。在途中，因奉到道光帝進攻定海的計策，上奏談及其規复失地的謀略：或多設疑兵，或陰遣間諜，或先攻其分據之區，或直搗其屯聚之處。由此而見，其謀略雖未最後定計，然自信卻不乏其堅定。他當時感到的唯一的困難，就是渡海作戰所需要的戰船，但又感覺問題不難解決。在江蘇時，他就動過僱募商船的腦筋，此次聽說浙江已經僱船。即便這些僱船“尚難合用”，也只需趕緊“添造數只”，便可“俾資攻擊”。

8月23日，伊里佈到達寧波。 從最初這一個多月的經歷中，我們可以看出，伊里布的態度與任何一位清朝官員並無二致，只是一意主“剿”；而在實際行動中，又顯露出比任何一位清朝官員更為乾練的氣質。一旦獲得情報，立即形成對策，立即上奏報告，乾淨利落而不失周全。他是清朝官員中第一個未經請旨或奉旨，便調動外省軍隊的，第一個未經請旨或奉旨，便在軍費、軍火、驛遞等等與作戰有關的諸方面，採取果斷措施的。旁的不說，僅調兵一項而言，除沿海各地原駐兵弁外，他在短時間內檄調蘇皖贛三省、漕河兩督標共計10900名兵弁，增援江蘇各海口。其數量超過沿海任何一個省份。 伊里布所做的這一切，表明他無愧為道光帝所倚重的能員。

可是，一到浙江前線之後，伊里布變了。原有的信心如雲霧在陽光下之消散，原有的經驗因情勢不同而統統派不上用處。 老謀深算的伊里布，遇到了新問題。 伊里布，隸籍滿洲鑲黃旗，家世可追溯到顯祖塔克世（努爾哈赤的父親），按照清代製度，為“覺羅”，又因可身係紅帶，又稱“紅帶子”，在清朝可算是血統高貴之人。他的另一項不同凡響的優長，是科班出身，二甲進士，這在滿人中是不常見的，可謂佼佼者。他最初供職於國子監。 1812年，外放雲南，作了通判之類的地方官，逐級晉升。 1819年，因拘捕入境的緬甸造反者交緬甸當局“自行究辦”，以保邊境安寧，而始獲中樞注重。 1821年，又因剿平當地少數民族造反，獲道光帝的青睞，隨之進入仕途飛騰時期，先後歷安徽太平府知府、山西冀寧道、浙江按察使、湖北布政使、浙江布政使、陝西巡撫、山東巡撫。四年間遷官七次。雖說是台階一級都未落下，但速度極快，常常舊椅尚未坐熱，新職又在招手。

對伊里布來說，內地為官一圈，非其立功揚名之所，邊疆似更適應其施展身手。 1825年10月，伊里布丁父憂剛滿百日，道光帝便按照旗人的規矩，命他署理雲南巡撫，丁憂期滿改實授。 1835年，遷雲貴總督。 1838年，授協辦大學士，為當時疆吏中獲此殊榮的第二人（另一人為琦善）。 1839年，又賞戴雙眼花翎。 雲南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自雍正帝改土歸流之後，由清政府直接治理，但常有事端發生。對清朝統治者說來，此處的官缺屬“繁”、“要”、“衝”、“難”四全，多置有力疆臣。伊里布平時為政寬和，以求減少矛盾，但一旦出現反叛，便毫不手軟重兵強壓，以迅速制止蔓延。即所謂寬猛互濟。在他任職期間，雲南顯現出少有的安定靜謐，甚合道光帝的心意，多次褒獎優敘。而他所受到的最重一次處分，竟是1830年上奏請求參加平定喀什噶爾叛亂，反被道光帝狠狠訓斥了一頓，結果是“革職留任”。

伊里布的官宦生涯中，四分之三是在雲南度過的。長久的“天高皇帝遠”的邊疆經歷，養成其果敢的性格、幹練的作風，也培植了其強烈的自信。 然而，此時非彼時，此“夷”非他“夷”（當時清政府亦常稱邊疆少數民族為“夷”）。挾堅船利炮浮海東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