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第三章“剿”“撫”“剿”的迴旋

1840年7月5日，還是北京，一切顯得與往常並沒有兩樣。 這一天，喪妻未久的道光帝，按照祖製家法，例行“詣綺春園問皇太后安”，然後回鑾處理了幾件日常的公文。 這一天，剛由翰林院散館後授檢討的曾國藩，因客來訪而耽誤了讀書，影響其學問修行，在日記中剖心切膚地狠狠自責了一通，自勵須“日日用功有常”，以能夠“文章報國”。 正當道光帝享以清靜時，正當後來以武功名揚天下的曾國藩琢磨“文章報國”之道時，遠去北京數千里的浙江省定海縣（今舟山市），已是一片炮聲隆隆，籠罩於嗆人的硝煙之中了。 1840年6月22日起，英國遠征軍海軍司令伯麥率領威厘士厘號等艦船19艘，從澳門一帶水域出發，沿中國海岸，直取舟山。

當時在廣州出版的中國最早的雜誌——英文月刊《中國叢報》的編輯，得知這一消息，專門在6月號上刊登了一篇文章，介紹舟山的地理位置與航線。儘管伯麥並沒有看到這篇文章，但以往留下的航海資料，使這位初來乍到，新駛此航線的海軍準將並不感到十分費力。 8天后，英軍到達舟山群島的南端——南韮山島。 舟山位於杭州灣東南，扼蘇、浙、閩三省海面，共有大小島礁200餘處，本島是中國第四大島。有一些背景值得注意： 一、由於清初與台灣鄭氏、三藩耿氏作戰需要，康熙帝對此地作出軍政兩項決策。就軍事而言，設立定海鎮，轄鎮標水師三營，共計兵弁2600餘人；就政治而言，設立定海縣，縣城在本島的南端。 二、也與康熙帝有關，1684年，康熙帝批准開放海禁，寧波為對外開放的通商口岸。 1698年，寧波海關在定海縣城以南的道頭設“紅毛館”，以接待英國商船。 1757年，乾隆帝禁英船入寧波，定海的對外開放也隨之中止，但英人對此毫不陌生，頗具覬覦之心。

1840年6月30日，正在巡邏的定海水師兵弁瞭見南韮山島一帶的英軍艦隊，立即回報。定海鎮總兵張朝發得訊下令各營師船、兵弁、炮械在定海縣城以南的道頭一帶集結，命將統轄；自率船隊出洋。 7月1日，他見英軍大隊乘風而行，自忖不敵，便折帆返回，並向浙江巡撫烏爾恭額、閩浙總督鄧廷楨等人報告。 英軍佔領舟山的目的，是為其遠途作戰的部隊建立起一前進基地，休整補給，據此展開其北上、南下中國海的軍事行動。此外，英國政府也有意割佔此島，以便在比鄰當時中國最富庶地區的一方站穩腳跟，將觸角伸入華東，並由長江進入內地，儘管這一點後來沒有成為事實。 1840年7月2日，英軍艦船緩慢地駛入定海道頭港。當地軍民似乎還記得昔日作為通商口岸的情形，並據鴉片飛剪船的活動，僉謂“夷船來售貨物”。曾在台灣立有軍功的總兵張朝發，卻稱其為風吹迷航誤至。只有新任未久，正在主持生童觀風試的知縣姚懷祥有些著急。 7月4日下午，伯麥派人送來了他們從來沒有見過的最後通牒，要求他們投降，並聲稱只等候“半個時辰”。

“夷人”之所以為中土士子們看不起，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不會使用優雅的漢語。此次伯麥的文件也不例外，不僅文句不美，而且還有錯誤。 “半個時辰”在中文中應指1小時左右的時間，而參照英方文獻，本意是指6小時。 定海知縣姚懷祥看到此文，顯然比誰都著急。他在一些官弁的陪同下，登上英軍旗艦威厘士厘號，見到了伯麥。英方軍事秘書吉瑟林（Jocelyn）記下了姚氏一段很有意思的話： 這番話當然不會起什麼作用，但伯麥把進攻的時間推遲至7月5日。還須說一句，姚氏這些與“天朝”威儀不符的言行，不見於清方奏摺。 儘管戰後得知敗訊的道光帝和林則徐，對定海清軍的守備提出了嚴厲批評，但據後來伊里布的調查，總兵張朝發在戰前幾天內，還是進行了有效的備戰。然而，相對於來犯的英軍，定海清軍實屬寡不敵眾。據英方的記載，7月5日下午2時半開始的戰鬥，英軍艦炮僅用了9分鐘，就基本擊毀了排列在港口的清軍戰船和岸炮的還擊能力。其陸軍在艦炮的掩護下，乘小舟在道頭登陸，搶占道頭東側的東嶽山，設置瞄準縣城的臨時砲兵陣地，並向縣城攻擊前進。但天色已晚，便停止進攻。次日清晨，英軍再次攻擊，至城門時，發現守軍已在夜間潰逃。清方的記載雖有所不同，但明確承認了無可挽回的失敗。總兵張朝發在英軍第一波火砲射擊時，便中彈落水，後內渡鎮海而不治。知縣姚懷祥見軍事不利，投水自盡，表現出儒吏在“蠻夷”面前應有的氣節。從未見過如此猛烈炮火的清軍士兵，臨陣產生恐懼心理而大量潰逃。據裕謙戰後調查，參戰的1540名士兵中，戰死僅13人，受傷13人，戰死的人數比擊毀的戰船還要少。而英方宣稱其在戰鬥中毫無傷亡。

此後，英軍又據其作戰計劃，對中國沿海的廈門、寧波、長江口等重要出海口，都實行了封鎖。 按照英軍的計劃，定海應是其侵華戰爭的首戰。可在定海開戰前，7月2日，炮聲卻首先在福建廈門響起。 1840年6月30日，英國遠征軍總司令懿律和全權代表義律率後續到達的英軍北上舟山，準備與伯麥會合。 7月2日，途經廈門時，派戰艦布朗底號向當地官員送交巴麥尊外相致中國宰相書的副本。該艦於當日中午駛入廈門南水道，在距廈門島一海里處下錨。廈門同知蔡觀龍派船詢問來意，英方遞交了一封信，稱欲明日拜見地方長官，送交公文。英軍此信後被清軍退回。 第二天，7月3日，布朗底號起錨逼近廈門島，派翻譯羅伯聃（Robert Thom）駕小艇登岸，清軍以武力阻止。布朗底號遂向岸上清軍開砲，引起雙方一場砲戰。羅伯聃的報告稱，英軍狠狠地教訓了清軍。而事後趕往廈門的鄧廷楨奏稱，清軍擊退了英軍的進攻。如同鴉片戰爭中所有的戰鬥一樣，雙方的戰報永遠不會吻合。但檢視交戰結果，又似可看出雙方態勢的優劣。清方稱戰死9人，受傷16人，砲台兵房被擊破多處，民房又有震損，而英方宣稱毫無傷亡。

不管此戰的具體情節如何，英方送信任務沒有完成。根據巴麥尊的訓令，這份文件一式三份，投遞地點應是：1．廣州；2．甬江口、長江口、黃河口中的一處；3．天津。 義律不願在廣州投遞，以免在林則徐的面前顯得姿態低下，遂改為廈門。布朗底號投書失敗後，於7月3日離開廈門，7月7日到達舟山。 1840年7月11日，懿律和義律再派一艦前往鎮海，投遞巴麥尊外相致中國宰相書的副本。據英方的記錄，英軍軍官搭乘小船靠岸，獲准登陸，也遞交了文件。但在第二天早晨該文件又被退回，清朝官員聲稱不敢將此件上呈。英方估計，該文件已被抄錄並上報朝廷。他們還注意到，鎮海的“滿大人們”（mandarins）沒有稱他們為“夷人”（barbarians）而呼之“貴國”（honourable nation）。

浙江巡撫烏爾恭額對此事說法不盡相同，謂英軍在海上扣住鄞縣一商船，逼令船主代遞“其國偽相書”，要求轉達廷臣。烏氏認為，英國居心叵測，“即將原書擲還”。 且不論此事的經過何說為真，就巴麥尊文書尚未到達清廷的結局而言，英方此行仍未達到目的。 此後，江蘇官員又奏稱，9月9日，英軍在長江口截住一艘從廣東開來的商船，逼迫船主轉交巴麥尊外相致中國宰相書的副本給江南提督陳化成。 我沒有查到相應的英方記錄。但此事至此已無關緊要，巴麥尊的信件已在天津由琦善進呈中樞了。 英軍將投書行動一再受挫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歸結於清軍不了解“休戰白旗”的意義；此外，語言障礙也增加了其中的困難。但是，真正的原因並非如此。根據“天朝”對外體制，除廣東外，各地官員未經許可不得收受外國文書，即所謂“人臣無外交”；對於轉呈皇帝的外國文書，若有違悖字樣，亦不得上送而褻瀆聖明，不然將以“大不敬”論處。福建、浙江官員如此做，並非是其個人的決定，而是體制的限制。在下一節中，我們將會看到，“天朝”這種自我封閉信息的限定，對清廷了解、判斷“夷”情，及時作出決策，帶來了什麼困難。

有論者據《道光洋艘徵撫記》等書，稱英軍大舉北犯時，曾派艦5艘往攻廈門，因鄧廷楨事先有備而不克，遂攻定海。 此一說法並不真實。前面已經提到，英方派往廈門的英艦，屬第二批北上的部隊，與進攻定海的第一批部隊無涉，而第二批北上的艦隊，只有軍艦3艘（麥爾威厘號、布朗底號、卑拉底士號）、輪船2艘和運輸船4艘，不可能抽出軍艦5艘攻廈門。 《道光洋艘徵撫記》等書的作者們，很可能從7月2日廈門之戰、7月5日定海之戰的時間順序上，推繹出這種結論。 至於謂鄧廷楨事先有備，因牽涉到我在第二章提到的清政府敵情判斷的論點，須作一些說明。 1840年1月5日，道光帝將林則徐與鄧廷楨對調，以鄧為兩江總督。未久，江蘇巡撫陳鑾病故，恐鄧獨力難勝兩江之重位，於1月21日將鄧與伊里布對調，改鄧為雲貴總督。又未久，御史杜彥士上奏福建鴉片走私猖獗，水師交戰不力，於1月26日將鄧與剛上任的桂良對調，改鄧為閩浙總督。同一天，道光帝還派出祁寯藻、黃爵滋以“欽差”頭銜前往福建，“查辦事件”。

道光帝以鄧廷楨督閩，是害怕林則徐在廣東的有力措施會使鴉片販子北上，變福建為鴉片集散地；是看重鄧查禁鴉片的經驗，希望他在福建的表現如同其廣東任職的後期一樣好。鄧廷楨人未離穗，官椅卻轉了半個中國，心裡完全明白道光帝的用心。因此，他到職後，一直將查禁鴉片走私作為頭等大事來抓，命水師加強鴉片走私最兇的泉州一帶海面的巡邏。在局勢的預測上，他同林則徐一樣，沒有意識到戰爭已經迫在眉睫，反而對下屬“告以夷人之無能為，我師之大可用”，以振作水師將弁的信心，敢於出洋與鴉片武裝走私船交戰。在他的奏摺中，大談緝拿鴉片走私，看不到針對未來戰爭的設防措施。 1840年7月2日，英艦布朗底號闖入廈門時，正值該地水師主力被鄧廷楨抽調前往泉州一帶巡邏。據英方報告，廈門砲台僅有炮5門，岸上亦僅有二三百名士兵。當天晚上，鄰近的同安營參將胡廷寅得訊，率兵200名增援。第二天，清軍又架起了設炮3門的臨時砲兵陣地。此期清方兵力兵器的數量，低於我在第一章中所述廈門平時設防；而種種臨時手段，又不若前面所述定海那般迅速有效。又怎麼能得出鄧廷楨事先有備的結論呢？

實際上，鄧廷楨自己對此有明確的答复。 據鄧廷楨奏摺，1840年7月7日，即廈門開戰後的第四天，他得到報告即赴泉州。他此時不知道英國遠征軍的到來，7月13日，他收到詔安營游擊的報告，得知澳門葡萄牙翻譯透露，英國將派艦船40艘來華，方知竄犯廈門者非為“賣菸夷船”而是兵船。 7月18日，他又接到定海鎮總兵張朝發的報告，方意識到中英局勢大變，開始著手在廈門布防。 鄧廷楨本是“天朝”中人，他的敵情判斷當與同人並無二致。 戰爭終於無可挽回地打響了。戰報一份份由浙江、福建、江蘇、廣東發出，隨著飛奔的驛馬，一站站遞往北京。北京的靜謐安寧，被沿海的砲聲衝破。 然而，當我們今天回過頭來重新檢視各地送來的奏摺，又會發現，當時英國採取的兩大軍事行動：即攻占定海和封鎖沿海，在奏摺中的反應是不一樣的。前者不僅可見於浙江巡撫烏爾恭額所奏，且福建、江蘇、山東等處官員因收到浙江諮會，在其奏摺中也有反映。而對於後者，各地的奏摺（包括被封鎖地區）基本上沒有提到（僅林則徐奏報封鎖廣州）。儘管沿海的漁民、船民會由此而影響生計，但是，如果英國不這麼做，許多清朝官員還打算封海，反過來對英軍封鎖，切斷其接濟。在這些奏摺中雖然也談到了乍浦之戰（1840年7月24日）、第二次廈門之戰（（1840年8月22日）、崇明之戰（1840年8月25日），並表示擊退了“英夷”的進攻，但上奏人並不知道這些小規模武裝衝突的起因，乃是英軍的封鎖。道光帝因此不可能知道南中國的主要海口已經被英軍封鎖，還興致勃勃地經常與臣下討論是否實行封海政策。不過，英軍這種以破壞對方經濟為目的的戰法，未收到期望的效果後，他們也放棄了（詳見下節）。

儘管北京已經知道了戰爭的事實，但我們還不能夠用今天的思維方法去想像當時的場景。由於奏摺是機密的，邸抄公佈的消息有限且屬內部發行，民間書信因耗資昂貴（時無郵政、只有私人機構）而數量不多，大眾傳媒尚未出現（只有供來華外國人讀的英文報刊），因而南方的戰況，似乎只是由專業或業餘包打聽在京城地面巨室大戶之間播弄。老百姓很少知道此事，甚至一些官員也置身事外。本節開頭提到的那位曾文正公，時官居詞臣，他給自己安排了一張從早到晚的日程功課表： 在他此期的日記中，看不到戰爭引起的變化。可惜我們今天已看不到原本的《茶餘偶談》，不知他此期從經、史、集中有何心得。他此期居住的圓明園南面的掛甲屯，恰是後來彭德懷元帥蒙難後掛甲閒居之地，距皇上的禁園僅百步之遙，竟然成了西山腳下的小小世外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