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三士兵與軍官
兵器和兵力，無疑是標誌軍事力量強弱的最重要的兩大因素。然而，若僅此便能判斷戰爭的勝負，那麼，人類的戰爭史就會如同數學中的加減法那般單調枯燥，失去其應有的光彩。在歷史上，以弱勝強的戰例時有發生，其中的決定因素就在於人以及由人制定的戰略戰術。
人的複雜性在於其思想，人所製定的戰略戰術又千變萬化，很難集中概括。因此，鴉片戰爭中的高層人士的經歷、思想及其戰略戰術，我將放在以後各章結合戰爭過程進行討論，本節只是簡單地描述清軍作戰的主體——士兵和軍官的一般情況。
中國史學的主要缺點之一，就是視野集中於上層，許多史料作者對其身旁的下層民眾生活，因不具秘聞的性質而忽略不記。在我探究當時清軍官兵的一般生活時，受窘於材料非常之少，只能將散見於各處的零星材料拼湊出大致而非精確的圖畫。
清朝的兵役制度是一種變形的募兵制。早期的八旗是兵民合一的製度，清入關後，人丁生繁，兵額固定，逐步演化為從各旗各佐領中抽選固定數量的男丁充兵。綠營兵募自固定的兵戶。與民戶相比，兵戶出丁後可免徵錢糧賦稅。而在實際操作中，尤其在戰時，綠營的兵員除來自兵戶外，也有從社會其他成員中募集者，各色人等均有。
這種挑募的方式具體執行情況又是如何？我們可藉用民國時期的著名將領馮玉祥的個人經歷，幫助讀者理解：
馮玉祥的父親是一名哨官，馮玉祥加入的是淮軍，這與鴉片戰爭時期的八旗綠營是有區別的。馮玉祥11歲參軍，也是一種例外，故馮氏自覺有特別意義而寫入自傳。我們不能把馮氏的事例當作普遍現象來看待，但此中透露出來的募兵程序，卻是清朝的一貫制度。
清軍的士兵一旦被募後，就成了一種終身的職業。當時並無固定明確的退役制度。儘管清軍中（主要是綠營）時有“汰老弱、補精壯”的行動，但從未規定多少歲為老，什麼樣為弱，更未規定多少年進行一次裁補的行動。因此，清軍士兵的年齡大小不一。 1840年7月，中英第一次廈門之戰，清軍被打死9名士兵，檔案中留下了他們個人情況的資料：
這9名士兵全屬號稱精銳的福建水師提標。從這份檔案來看，他們的年齡從22至59歲不等，大多娶妻生子，母親亦大多健在，卻少有父親的記載。我們不知道其父是否為已亡故的綠營兵，他們是否因父而補上兵缺。
清軍士兵的家眷，皆隨軍住於營中，或另賃房屋住在附近，不似今日軍營森嚴，士兵24小時集中居住。當時士兵執行的任務有如今日之警察，其生活亦同今日警察那樣上班下班。除出征打仗外，軍營並不開伙，士兵皆回家吃飯。一旦操演值勤來不及回家，家眷們便送飯前往。操演的場地周圍，常常有他們的妻兒旁觀。休息時與妻兒共飯，與操演相比又是一番風光。著名作家老舍在他的自傳體小說《正紅旗下》，描寫了兩位旗兵、一位驍騎校、一位佐領、一位參領的日常生活。這部寫於20世紀60年代而描寫19世紀90年代的小說，雖不能當作史料來佐證鴉片戰爭時期的場景，但畢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就近觀察的位置。其中，老舍對那位充正紅旗馬甲、攜“面黃無須”腰牌進出皇城守衛的父親的生活，作如下描述：
老舍的家，在今日北京護國寺一帶，距他上班的皇城，並不算遠。這位馬甲得到這位後來出名的兒子時，已經40多歲，兩年後死於八國聯軍之役。
我在前節已經說明，清軍絕大多數士兵是分散駐紮的，每處數名、十數名、數十名不等。而這些分散的士兵攜帶家眷居於各市集要衝汛塘碉卡之地，除操演值勤外，平日的生活與周圍的民戶並無多大的差別。
清軍綠營、駐防八旗的士兵，分馬兵、戰兵、守兵三種；京師八旗又有領催、馬甲、步甲、養育兵等名目；每月領取糧餉。其標準為：
馬兵即為騎兵，戰兵為出征作戰之兵，守兵為戍守防衛之兵，原本職分明確。但到了鴉片戰爭時，因戰爭規模的縮小，許多馬兵已革去戰馬等項開支，變為無馬之馬兵，而戰、守兵的職責也日趨模糊。由於糧餉的差別，在實際操作中，守兵、戰兵、馬兵成為士兵晉升的等級。八旗兵丁除糧餉外，另有旗地，每名約30畝，但到了鴉片戰爭時，抵押、變賣已十分平常。
僅僅就數字來看，不易發現問題，讓我們以士兵的收入對照一下當時的生活指數。 1838年，湖廣總督林則徐稱：
以此計算，一人一年所需合銀15兩至36兩。清軍士兵的餉銀為12至24兩，另每年口糧3.6石，其糧餉養活士兵本人，當屬綽綽有餘。
可是清代的士兵又有家眷。從前引福建水師提標的9名士兵的材料來看，每一名士兵至少需養活2至5人（因女兒未計入內）。當然，清代的兵戶往往是多人當兵，但即便以三口之家作為標準，清軍士兵的糧餉明顯難以維持家計。
清軍的糧餉標準是順治朝制定的。是時經濟正在恢復，物價極低。經康雍乾三朝的發展，通貨膨漲已有相當幅度。而糧餉標準雖有多次調整，但主要是軍官部分，且乾隆後期起清朝財政已陷於困境，清軍士兵的收入一直沒有也不可能有大的加增。
收入的低下只能降低生活水準而不能不生活，清軍士兵為維持生計，須得在正項收入之外另覓別項來源。因此，替人幫工、租種田地、做小本生意等等，成為當時的普遍現象，猶如今日之“第二職業”一般紅火。例如，湖南撫標右營游擊的一位長隨鄭玉，與兵丁陳玉林等4人出資27千文，盤下即將倒閉的湖南長沙青石街上的“雙美茶室”，經營半年之後，轉手於兵丁蔡步雲等人。當此類經營活動在時間上與值班操演發生衝突時，清軍士兵也常常僱人頂替。
清軍士兵的收入雖然不高，但畢竟有一份固定的旱澇保收的“鐵桿莊稼”。不少人花錢託人補兵額，補上後，值班充差操演時應卯，其他時間仍操持舊業。浙江定海知縣姚懷祥的幕客王慶莊透露，該地清軍士兵“半系櫛工修腳賤傭”，以銀洋三四十元買充入伍伍。對於這些人來說，當兵反成了“第二職業”。
以上創收方式雖不符合清軍的規定，但畢竟未直接禍害國家和百姓，為官者因牽繫士兵生計或從中獲取好處而眼開眼閉，一般並不追究。
其實，清軍的士兵還有一項財源，即敲詐勒索收受賄賂。這種腐敗現象，放在後面與軍官一起敘述。
清軍軍官的來源，主要為兩途：一是行伍出身，如鴉片戰爭中的重要將領楊芳、餘步雲、陳化成等人，皆由士兵升至一品大員；二是武科舉出身，又如鴉片戰爭中的名將關天培（武舉人）、葛雲飛（武進士）、王錫朋（武舉人）等人，由下級軍官而逐級晉升。此外還有世職、蔭生、捐納者，但為少數。行伍出身者，今日容易理解，而武科舉一途，須作一些介紹。
清代的科舉，分文、武兩途。武科如同文科，分童試、鄉試、會試、殿試4級考試，考中者也有武童生（武秀才）、武舉人、武進士的稱號。武科與文科的不同之處，就在於考試時分外場、內場。外場考騎射、步射、拉弓、舉石、舞刀諸項。外場合格後，入內場，考策、論兩篇，以“武經七書”（《孫子》、《吳子》、《司馬法》、《尉繚子》、《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三略》、《六韜》）為論題。
正如認為八股文章可以治天下一樣荒謬，清代武科舉的考試項目與近代戰爭的要求南轅北轍。且不論《武經七書》這類偏重於哲理的古代兵書不宜作為初級軍官的教科書，然這項僅有的與謀略有關的內場考試，因考生們錯誤百出，而在嘉慶年間統統改為默寫《武經》百餘字。內場由此而成虛設，外場成了真正的競爭場所。道光帝更是明確下旨：“武科之設，以外場為主”，將武科舉的名次集中於一項，即拉硬弓。他們以膂力為選擇軍官的標準，竟有中式者根本不識字之事。
很可能是用這種方式挑選出來的軍官並不中用，清代武職以行伍出身為“正途”，科目次之，這種情況與文職恰恰相反。清代軍官的升遷，除軍功外，均需考驗弓馬技能，若不能合格，不得晉職。身強力壯、馬步嫻熟，仍是最重要的條件之一。
用今日眼光觀之，這種方法挑選出來的不過是一名優秀的士兵，而不是領兵作戰的軍官。在冷兵器時代，軍官的驍勇身先有著極大的鼓舞力，火器出現之後，這種勇猛的作風已經降到次要的地位。且不論與英軍這支近代化的軍隊相對抗，即便與此期清朝傳統敵人的作戰中，這種方法也不足取。
由此，在當時人的心目中，軍官只是一介魯莽武夫，“不學無術”成了軍官的基本標誌。軍人的身份為社會所鄙視，“重文輕武”又成了社會風尚。
這種對軍官身份的社會認同，也決定了社會人才的流向。第一流的青年們致力於文科舉，軍隊成為有膂力無才華的人們的去處。鴉片戰爭即將結束時，欽差大臣耆英和署乍浦副都統伊里布去英艦拜訪英國全權代表，看到艦上有一批青年，即身穿制服的隨軍實習生，為他們從小就學習軍事學術而震驚。伊里布對此評論道：
值得注意的還有二項：一是軍官如同士兵一樣，並無合理的退役制度。按照清朝的製度，參將以下軍官可服役至63歲，而直接帶兵的千總、把總可展至66歲。提督、總兵無明文規定，其致休出自聖裁。我們知其年齡的江南水陸提督陳化成、浙江提督祝廷彪、福建水師提督陳階平、福建陸路提督餘步雲、湖南提督楊芳、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均已70多歲或年近70。二是清軍的高級指揮權，不是掌握在武將手中，而是由文官把持。各省的統兵大員實際上是督撫。這些文官出身於八股文章，遊歷於宦海官場，在未升至督撫前，並不統兵，未諳軍旅，其軍事知識局限於幾部古書。文官將兵，這種不合理的指揮體制，又折射出武弁素質低下。
軍官的社會地位下賤的另一原因，在於其經濟地位。清軍綠營軍官的月薪為：
就數字而言，軍官的收入也不比文官低，而其品秩，更是高於文官：
但是一論實際權力，文官又比武官高出許多。且不論正二品的巡撫可名正言順地節制從一品的提督，就是加“兵備”頭銜的正四品的道員，即可節制轄境內的綠營，如台灣兵備道可管轄正二品的台灣鎮總兵。而在經濟收入上，文官治民理財，享有大量陋規和下級官員的孝敬，法定收入僅是其總收入的最小部分。 “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這一人們熟知的民諺，道出了文官的實際收入（儘管有些誇大）遠遠超出其法定收入，而知府的品秩僅比清軍營一級軍官（參將、游擊、都司、守備）中最低一級的守備，略高一些而已。
就清軍軍官的收入水準來看，絕無飢寒之虞。但當時官場的奢華風尚，使軍官個個有如“窮癟三”。自乾隆朝後期以降，吏治已經大壞。當官的目的，在於發財。僅憑薪水過活的官員，恐怕拿著放大鏡也找不到。
可是，文官有可供搜刮之民（一知縣轄有數万至數十萬民眾），有可供搜刮之方式（如徵糧徵稅、主持科舉等等）；而武官手下只有數量有限的士兵（一營官轄兵200至1000名），前面已經提到，士兵的生活已經艱辛，並無多少油水。
搜刮管道的窄小，並不能阻止搜刮者的行動，反引出搜刮方式的朘刻。武官的主要手段為：
這種人人知詳的作弊方法，在當時與陋規一樣，幾乎是公開的。民間的議論，言官的奏章，對此貲議甚多，但真正查辦落到實處者鮮有。因為此是官官無不為之的陋習，也就形成了官官相護牢不可破的保護網，根本無法查處。
正因為如此，對吃空額的數量，從來就缺乏一種嚴格的統計，但許多資料表明，這似乎取決於官弁的貪婪程度和膽量大小。曾任貴州知府、道員等職的胡林翼私下說過，道咸之際，貴州綠營普遍缺額過半，偏遠營汛甚至僅存額兵的六分之一。這可能是一種極而言之的誇張說法，又貴州屬邊遠省份。而吏部右侍郎愛仁於1853年公然奏稱，京師“步軍營額設甲兵共二萬一千餘名，風聞現在空額過半”，就難免讓人驚駭。
就一般而言，在各大城市，清軍因差役較多，官弁吃空額的數量較少，但吃空額的手段，卻花樣翻新。京師巡捕五營中的“署差”，即是其中的一種。為了應付操演巡視，官弁亦常僱人臨時頂替。
此亦軍官作弊的傳統手法。清軍士兵的糧餉，例有扣建、截曠、朋扣、搭錢、折色等各目，也為軍官從中舞弊創造了機會。當然，也有一些軍官根本不用任何名目，直接剋扣兵餉。關於此類情況，史料比比皆是，這裡不一一引證。
除此之外，軍營中的各項開支，也往往被軍官攤入兵餉。如福建綠營：
更有甚者，軍官將見上司的門包，亦攤入兵餉。
前面已經提到，士兵的生活本已拮据，再加上此等剋扣，無疑雪上加霜。有清一代士兵鬧餉事件常有發生，正是對軍官種種盤剝的反抗。
上面提到的吃空額、克兵餉，只是在清朝的軍費上面打主意。但清朝軍費畢竟數量有限，許多人繼而將目光轉向社會，尋找發財機會。
而軍隊若取之社會，必然扮演與其職責相違相反的角色，它本是護法者，此時為了金錢而不惜枉法。這種行為往往是官兵聯手，花樣又層出不窮：浙江官弁出售兵缺，廣東綠營開賭收費，這些都顯得平常；福建水師的做法頗具創意，乾脆將戰船租賃給商人販貨運米，或租賃給來往台灣的各項差使。
實際上，最主要又是最簡單的貪贓方式，是在執行公務時直接勒索和受賄。
前面已經提到，現代社會的警察職能，當時由清軍來承擔。看守監獄、協收糧款、巡查地面、捕押罪犯、緝拿走私……在他們的操作下，皆成了來錢的營生。久而久之，又形成了監盜兩便的陋規，一面是交錢，一面是放行。
關於此類劣跡，史料記載太多，無法也不必一一引證。好在許多論著對此多有論述。在這裡，我只想引證一條與本書主旨較密切的材料：
1841年，兩廣總督林則徐革職後奉旨前往浙江軍營。路過湖南時，這位已親歷戰敗的大吏向當時的名士包世臣透露：
“土規”即鴉片走私的陋規。這裡提到的百分之一和百分之九十九，自然應視作文學的語言而不能當作量化的分析。但不管誇張的色彩有多濃，林則徐、包世臣用此等數字對照，可見問題之嚴重程度。
當權力與金錢一樣上市流通之後，即刻產生威力無比的社會腐蝕劑，當軍隊將財神像奉為戰旗時，腐敗已不可逆轉。世界上可以有一萬種罪惡而安然無事，唯有一種足以致命：執法犯法。曾任福建汀漳龍道的張集馨向以“整頓”出名的林則徐討教，如何改變福建水師兵匪一家的局面，林對曰：
而後來督練湘軍的曾國藩，更是一針見血：
以上的描寫，頗有專門暴露黑暗之嫌。其實，我為了研究結論的公允，曾千百度地尋找光明，但光明始終遠我而去。我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鴉片戰爭時期的清軍，本是一個難得見到光明的黑暗世界。
我的這一結論會否失之偏頗呢？只消看看當時人的言論即可釋然。當時的人們因體會更真切，而評論更痛切，甚至呈遞皇上的奏章中亦直言不諱。黃爵滋說：
耆英說：
曾國藩說：
在這些描寫之下所能得出的清軍總體印象，不正是一片黑暗嗎？
至於由此而產生的訓練廢弛、軍紀蕩然，當時人的言論就更多了，我們已無必要再作進一步的討論。
因此，在鴉片戰爭中，清軍在作戰中往往一觸即潰，大量逃亡，堅持抵抗者殊少。在這種情況下，談論人的因素可以改變客觀上的不利條件，又似毫無基礎可言。
因此，對於鴉片戰爭的失敗，當時和後來的人們得出了同樣的結論：清軍已經腐敗。
可是，眼下流行的各種鴉片戰爭的論著中，一方面承認清軍已經腐敗，一方面又使用了既模糊又明確的說法，“廣大愛國官兵英勇奮戰”云云，似乎只是一小部分上層人士對此應負責任，而下層官兵毫無責任可言。他們的例證，正是一小部分在抵抗中犧牲的將士。且不論這種以偏概全的方法在邏輯上的錯誤，就此一說法的倡導者的心態而言，多多少少又有一些阿Q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