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第二章驟然而至的戰爭

1839年1月8日，北京，天氣明朗。欽差大臣、湖廣總督林則徐拜別了絡繹不絕的賓客後，於中午時分，開用欽差關防，“焚香九拜，發傳牌，遂起程”。由於是欽差大臣，禮儀規格殊榮，林則徐一行由正陽門出彰儀門，一路南下，直奔廣東。 林則徐去廣東，為的是查禁鴉片。而他的使命，又肇因於黃爵滋。 1838年6月2日，就在林則徐出京前的7個月，以“遇事敢言”而得到道光帝青睞的鴻臚寺卿黃爵滋，上了一道嚴禁鴉片的奏摺。他認為，鴉片屢禁不止，愈演愈烈，原因在於以往的禁煙方法不當。 他稱言：若禁於海口，因稽查員弁貪圖從中獲利，“誰肯認真查辦”，“況沿海萬里，隨在皆可出入”，防不勝防。若禁止通商，不但損失了粵海關關稅，而且販煙外國船停泊在大洋之中，自有奸民為之搬運，“故難防者，不在夷商而在奸民”。若查拿煙販，嚴治煙館，無奈關津胥吏、衙役兵丁、世家大戶不肖子孫、地方官幕友家人從中層層阻撓，難以奏效。若以內地種植替代進口，然“食之不能過癮”，非但外煙未絕，反而內地又生一害。

於是，他提出了一個新方法，制定一項新的法律，限期一年戒菸，爾後查獲吸食者誅。 黃爵滋的這份奏摺，要求改變以往重海口、重“夷商”、重查拿煙販和查拿煙館的老方法，將禁煙的目標，直接對準吸食鴉片的癮君子。也就是說，將禁煙的重點從沿海擴大到內地，變為全國范圍內的捕殺癮君子的國內司法行動。 黃爵滋的這一主張，與他三年前的態度正好相反，那時他主張嚴禁海口。 正為白銀外流而困擾的道光帝，看到這個頗為新奇的建議，沒有立即下決心，而是將此奏摺下發各地將軍督撫，令他們“各抒所見，妥議章程，迅速具奏”。 由此，道光帝收到了29份各將軍督撫議复的奏摺。 從這29份奏摺來看，同意黃爵滋吸煙者誅的主張的，僅8份，上奏人分別是湖廣總督林則徐、兩江總督陶澍、署四川總督蘇廷玉、湖南巡撫錢寶琛、安徽巡撫色卜星額、河南巡撫桂良、江蘇巡撫陳鑾、東河總督栗毓美。其餘的只主張對吸食者加重處罰，而不必殺頭。但是，所有的奏摺都主張加強對販煙、售菸的緝拿，並加重罪罰。以此看來，所有的奏摺都不同意黃爵滋前引奏摺中的第三點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29份奏摺中，竟有19份主張禁煙的重點在於查禁海口，這與黃爵滋的奏摺中查禁吸食的意見相左；在這19份奏摺中，除桂良、陳鑾、蘇廷玉外，又都不同意對吸煙者採用死刑，這就與黃爵滋的意見截然對立了。更引人注目的是，19份奏摺中的8份，言詞直指廣東，上奏人分別為直隸總督琦善、盛京將軍寶興、湖北巡撫張岳松、陝西巡撫富呢揚阿、浙江巡撫烏爾恭額、河南巡撫桂良、廣西巡撫梁章鉅、江蘇巡撫陳鑾。其中又以張岳松、烏爾恭額、桂良三人言詞最為激越。他們稱言，禁煙須正本清源，鴉片的來源在廣東，要禁煙，須在廣東切斷毒源。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官員不同意黃爵滋的意見呢？ 有論者認為，這是琦善等反禁煙派（弛禁派）玩弄花招，改良手法，破壞禁煙的行動。對此，我已經在緒論中表示了不同意見。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中，官員們以揣摩皇帝旨意為能事。當道光帝在諭旨中已明顯表露其傾向時，沒有一位大臣敢用自己的烏紗帽開玩笑，以步後來許乃濟之後塵。僅從奏摺的表面言詞，還難以完全看清他們的內心世界。

我以為，如此之多的地方大吏之所以不同意黃爵滋的意見，是因為他們害怕此舉可能會給他們帶來危險。 按照清朝的法律，殺一人須經縣、府、省三級審理，由省一級判結後，繕寫揭貼13份，送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等有關衙門，同時以題本報皇帝，由內閣票擬交刑部等核議具奏，最後由皇帝勾決。若吸煙者誅，那麼，如此之多的癮君子，必然會給地方官以及屬吏幕客帶來無窮無盡的工作量（看過清代刑部檔案的人都知道一個死罪案件的文牘數量）；更何況這一類案件的審理，很可能牽涉到巨室富戶，那就不僅僅是工作量的問題，而會捲入無窮無盡的麻煩。 按照清朝官員的責成規定，若地方官未能及時宣布本境內消滅了吸食者，無疑是工作不力的表現，應按未完事件例受罰；若地方官宣布本境內已消滅吸食者，那麼，一旦此後發現癮君子，無論該官調遷何處，都應按失察例受罰。這如同第二十二條軍規，地方官無論如何也擺脫不了受罰的命運。

因此，他們主張加強查處販煙、售菸。 ，捉住一個便立下一功，捉不住也無責任可究。當然， 至1838年10月23日，道光帝已經收到28份議复的奏摺，仍未下決心採取行動，而是下令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有關部門討論，提出意見。這表明，一切都按照舊有程序按部就班地進行著。 可就在這時，發生了兩件事。 一是10月25日，道光帝得到報告，莊親王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