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二兵力與編制

武器裝備有著物化的形態，其優劣易於察覺，因此，不同的人們都得出了相同的結論：清朝在鴉片戰爭中處於。可是，也有許多論者又不約而同地指出：清朝在鴉片戰爭中處於。 就簡單的數字來看，這是事實。 當時清朝有八旗兵約20萬，綠營兵約60萬，總兵力達80萬。這是當時世界上一支最龐大的常備軍。 英國的兵力要小得多，正規軍約14萬，加上擔負內衛任務的國民軍6萬，總兵力僅20萬。與清軍相比，大約是1:4。 中英兩國遠隔萬里，英軍自然不能全數派往中國。鴉片戰爭初期，英國遠征軍的總兵力，以海陸軍合併計算，大約是7000人。與清軍相比，大約是1:110。後英國遠征軍的兵力不斷增加，至戰爭結束時，大約有2萬人。與清軍相比，大約是1:40。

人們從這些數字中會很自然地得出結論：兵器上處於劣勢的清朝，可以通過其在兵力上的優勢來彌補缺陷，再加上本土作戰，清軍以眾擊寡，以逸待勞，具有某些明顯的有利因素。 然而，上述結論僅僅是理論上的正確，實際情況恰恰相反。 從此後各章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在總兵力佔優勢的清軍，在各次戰鬥中並不具有很大的優勢，有時反處於劣勢；在本土作戰的清軍，並不是總能以逸待勞，有時反疲於奔命。 這是為什麼呢？ 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在於研究清軍的編制。 清朝的軍隊分為八旗和綠營兩大系統。其中八旗又可分為京營和駐防兩部分。京營共約10萬人，駐紮於北京及其附近地區。駐防亦約10萬人，分四類而散佈全國：一、保衛龍興之地，駐於黑龍江、吉林、盛京（約今遼寧）三將軍轄地；二、監視北方的蒙古族，保衛京師，轄於察哈爾、熱河兩都統，密雲、山海關兩副都統；三、戍衛西北邊疆地區，守於烏里雅蘇台（今蒙古國扎布哈朗特）、科布多（今蒙古國吉爾格朗圖）、綏遠城（今呼和浩特）、伊犁（今新疆霍城縣境內）、烏魯木齊、喀什噶爾（今喀什）等地；四、也是最重要的，監視內地各行省，領有廣州、福州、杭州、江寧（今南京）、荊州、成都、西安、寧夏六將軍及京口（今鎮江）、乍浦、青州（今山東益都）、涼州（今甘肅武威）四副都統。

清軍的主體是綠營。除京師巡捕5營共1萬人外，大多部署於各行省。一省的綠營體制為： 由此可見，除總督、巡撫自率的各標外，一省軍事體制分提、鎮、協、營四級，以營為基本單位。 清軍在編制上的弊陋，主要表現在營以下。綠營中的營，沒有固定的編制，而是根據駐守地區是否衝要、執行任務繁簡程度而決定，人數從200至1000餘名不等，長官亦分為參將、游擊、都司、守備四級，官秩從正三品降至正五品不等。例如，守衛海防重地吳淞口的吳淞營，因地位十分重要，共有兵弁1100餘名，長官為參將，直隸於蘇淞鎮總兵。而更能說明問題的是營以下的建制及其分散駐防。據《寶山縣志》，吳淞營營以下分哨，哨以下分汛。吳淞營除200名兵弁駐守吳淞西砲台外，其餘800餘名分佈在縣城及35處汛地。防守範圍包括寶山縣大部及嘉定縣的一部分。每一汛地，駐兵數名、十數名、數十名不等。

是不是吳淞營的情況特殊而駐守特別分散呢？恰恰相反，從各地的情況來看，吳淞營的汛地不是特別多的。例如，號稱精銳的湖南鎮筸鎮，額設兵丁4107人，“分佈汛塘六十七處，駐守碉卡關門一哨台七百六十有九”。其駐防分散，不難想見。 從綠營的編制來看，在督、撫、提、鎮各標中，由提督直轄的提標，是兵力最強、駐防最集中、機動性最強的部隊。但是，它的情況並不優於前述吳淞營。 福建水師提標是清軍最強大的海上力量之一，駐守廈門。它共有中、左、右、前、後5營，額設官兵4300餘名。其中一半是海岸防衛部隊，另一半是艦船部隊。就海岸防衛部隊而言，它在廈門島、鼓浪嶼島共有兵丁517名，但分在10處汛地、24個堆撥以及廈門城四門、水操台等40餘處地方；又在廈門島外圍的大陸，沿馬巷廳（今屬同安縣）、同安縣、龍溪縣、（今分屬漳州市、龍海縣）、海澄縣（今屬龍海）一圈海岸，駐兵1390名，分在41處汛地，每處3至201名不等。就艦船部隊而言，共有大小船隻67艘，其中48艘為戰船（大橫洋船、同安梭船），另有19艘為海岸巡哨之槳船；而在戰船之中，又有13艘有固定的海上汛地，只有35艘可機動出洋作戰。

我們不能用今日之軍隊整師、整團、整營地集中駐紮某一營房的概念，去想像當時的清軍。就我見到的材料，綠營中沒有一個營不分汛塘哨卡的，也就是說，營以下部隊沒有集中駐紮於一處營房的，而是數名、十數名、數十名、最多數百名（我僅見到200餘名）分散在當時的市鎮要衝等地。 就近代的軍事原則而言，兵力分散意味著戰鬥力的削弱。我們不妨設想一下，一旦發生戰爭，要將這些分散的小部隊集中起來，又是何等不易。在實際操作中，全部集中是完全不可能的。 清軍如此分散駐守，原因在於其擔負的職責。 清朝是靠武力鎮壓而建立起來的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權，軍隊是其支柱。但是，當時清朝沒有警察，高度中央集權也不准建立地方性的內衛部隊；從外部環境來看，儘管清朝數次在邊疆地區用兵，康熙年間還在東北地區與俄羅斯作戰，但在“四裔賓服”之後，清軍並無強大的固定的敵手。顛覆清朝的力量在內而不在外。這些決定了清軍的基本職責是防民為主，內衛為主的性質。

由此，軍隊的分散駐防有其合理性： 一、警衛宮禁皇園陵寢，守衛各級衙門官府，看守倉庫監獄，押解錢糧罪犯，協助關卡徵稅，查拿私鹽鴉片走私，護衛驛站驛道，以及執行各級官府交付的臨時性或相對長期性種種差使，都由清軍執行。而要完成這些事務，顯然不必強大的軍團，卻需要眾多且分散的士兵。京營八旗、督標、撫標執行此類勤務甚多。 二、為維護城市治安，彈壓盜匪，清軍除在城門派兵守衛，盤查人員外，又在城內設立堆撥、欄柵，晝則巡查，夜則守更（如前提廈門24堆撥即屬此類，相當於警察）。這又需要眾多且分散的士兵。各城守協、營以及駐在城市中的駐防八旗和綠營，擔負此類勤務甚多。 三、也是最重要的，為了更有效地監視民眾，以防造反，為了使各地方官隨時可以找到一支可資利用的部隊，為了克服當時的交通困難而能及時鎮壓，清軍在各市集、要隘、道口、險峻之處，設立了大大小小的汛、塘、卡、台，撥駐兵弁。這些小部隊對付遍於全國揭竿而起又時起時落的反叛，極為便利，因為絕大多數在鄉村活動的反叛者和盜匪都是小股流竄、乘虛蹈隙的，清軍若集中兵力往往無效，甚至找不到其踪跡。清軍綠營兵的主力由此而分散。

四、強兵悍卒從來就是專制王朝的心頭大患，而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清朝，對於一支兵力強於本族武裝（八旗）的漢族武裝（綠營），更是多加防備，其基本對策就是用兵力相對集中的八旗監視兵力分散的綠營。因此，綠營兵駐紮的分散，不僅由於軍事的考慮，而是出於政治的需要。 以上僅僅是理論上的分析，而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的情況如何，可以引用一些官員在鴉片戰爭中的議論。 1840年8月，英軍抵達天津海口，直隸總督琦善奏稱：“天津存城兵共止八百餘名，除看守倉庫監獄城池暨各項差使外，約止六百餘名。其餘沿海葛沽、大沽、海口等三營，葛沽止額設兵一百餘名，餘二營均止數十名不等，兵力較單。”查天津鎮標兩營，加上天津城守營、葛沽營，總兵力達2400人，與實際存營數字比較，可見出外擔負勤務之多。

1841年9月，福州將軍保昌等奏：“省城旗綠營兵，除向例各處值班外，實存兵一千零四十名。”“查福州八旗駐防兵弁1960名，由福建將軍統轄的綠營兵共3營（左營938名，右營938名，水師營627人），總計4463人。” “向例各處值班”兵數佔四分之三以上。 1841年11月，盛京將軍耆英奏稱：奉天“所有各城額兵，多則七八百名，少則三四百名，東西各路額兵一二百名不等。省城西額兵五千二百餘名，其各項差徭繁多，在在需人。又邊外卡倫、看守圍場堆撥等項，每年共需兵九百餘名，均應按季輪流派往”。耆英雖未直接點出可機動的兵數，但指明了兵丁擔負的各項差徭之繁重。 清軍的編制明白地說明了它利於分散“治民”，而不利於集中禦外。如果用今天的眼光觀之，其中國防軍的色彩最淡，警察的色彩最濃。退一步說，以當時的4億人口，配備80萬警察，警、民比例為1:500，以今天的標準來看，這一比例也不為過高。

清軍布防的分散和承擔的任務決定了：一、清軍不可能全數用於作戰，額設兵丁與可以參戰的兵丁是兩個不同量的概念；二、清軍已束縛於各地，沒有一支可機動作戰的部隊。也就是說，總兵力達80萬這一數字，在實際操作中不具有今日應有的意義。 由此而論，真正有意義的是鴉片戰爭中清軍可投入作戰的數量。 鴉片戰爭的實際交戰省份為廣東、福建、浙江、江蘇；更具體一點，實際交戰地點為廣東的虎門、廣州，福建的廈門，浙江的定海、鎮海、寧波、乍浦，江甦的吳淞、鎮江。上述四省清軍共約22萬人，上述交戰地區清軍平時守兵約3萬人。然而，不用說是全省，即便是交戰地區，若非全境受英軍攻擊（如乍浦、鎮江等地），守軍不可能全數參戰。例如前面提到的廈門，參加1841年8月廈門防禦作戰的清軍共計5680人，但駐守當地的福建水師提標4300餘人中參戰者卻不足2000人。

戰爭的到來並不能取消各地守軍平時的任務，相反，局勢的緊張使統治者們覺得更有必要監視民眾，以防乘機生事。因此，即便在交戰地區，當地清軍並不能全部取消原先的汛塘哨卡，而集中其兵力；只能在這些汛塘哨卡中抽調一些兵弁，組成臨時編制的部隊，準備應戰。 ，各將軍督撫從本轄區內地調兵增援海口，用的就是這一辦法，清廷從內陸各省區調兵增援沿海各省，用的也是這一方法。這裡我們舉兩個例子： 一、1840年7月15日，兩江總督伊里布獲悉定海失守，從江蘇、安徽等處調兵3550名增援寶山、上海，共涉及徐州鎮、壽春鎮、揚州營、狼山鎮、福山營、京口左右奇兵營、鎮江營、常州營、太湖營、高資營。每處300至500名不等。

二、1841年1月16日，湖廣總督裕泰等遵旨從湖南調兵1000名增援廣東，結果從提標抽兵300名、鎮筸鎮標抽兵200名、永州鎮標抽兵200名、綏靖鎮標抽兵100名、撫標抽兵100名、辰永沅道標練勇抽勇100名。 正是如此，道光帝從各省抽調，各省督撫從各標營抽調，各標營長官又從各汛塘堆撥哨卡抽調。此處數名、十數名，彼處數名、十數名，積少成多，臨時任命將弁督率出征。鴉片戰爭中，廣東曾得外省援軍共1.7萬人，來自湘、桂、贛、鄂、雲、貴、川七省，浙江先後共得外省援兵共約2萬人，來自閩、皖、蘇、贛、湘、鄂、豫、普、川、陝、甘、桂十二省。這些臨時拼湊的部隊，兵與兵不熟，兵與將不習，必然會使整體戰鬥力水準下降。 那麼，這種抽調的方法究竟能集結多少兵力呢？ 鴉片戰爭中，清廷共三次下令沿海各省加強海防：第一次是1841年7月獲悉定海失陷後（是年9月英軍南下時下令撤減）；第二次是1841年1月獲悉虎門開戰之後（是年7月因奕山謊報軍情而下令撤減）；第三次是1841年9月獲悉廈門失守之後。沿海各將軍督撫皆從本省的內地抽調兵丁增援海口，其數量為： 從上表可見，除海口原設防兵外，抽調內地的兵力至多不過佔其額兵的四分之一。此一數字可視為其最大抽調兵力之數，因為各省督撫們此後紛紛奏稱“實無一兵可調”，又極為擔心當地的“鹽梟”、“爛匪”又會乘此兵力抽調之機生事。其中綠營兵抽調比例最低者為山東，而1842年1月28日山東巡撫托渾布奏稱：“各口岸調防弁兵僅止於三千餘名，在沿海尚形單薄，在腹地已涉空虛……”儘管山東抽調的防兵僅佔其額兵的六分之一，統治者就已感到難以維持地方上的正常秩序，只能抽回一些。 由於沿海各省的清軍不敷調用，清廷從內地各省區抽調兵丁增援沿海，其數字為： 由上表可見，為了支撐戰爭，關內各行省及東北地區，都有調兵行動。只有新疆和蒙古地區未抽兵參戰。 以上清廷從內地各省區抽調的兵力，共達5.1萬人，分別增援廣東（1.7萬）、浙江（最高時為1.8萬）、江蘇（最高時為1.3萬，其中大部分為原增援浙江的軍隊）、直隸（1萬）、錦州（1000）、蕪湖（1000）；若加上沿海各該省增援部隊及海口原設防兵，清朝在鴉片戰爭中實際動員的部隊共約10萬。 當然，不能說清王朝無法再集結更多的部隊，但若要有很大的增加，則是不可能的。 儘管清軍的編制非常不適應近代戰爭，但是，總兵力80萬畢竟是一龐大的數字，鴉片戰爭中也畢竟集結了10萬軍隊，與英國遠征軍最高兵力時的2萬人相比，仍為絕對優勢。 然而，有一項因素致使上述態勢發生根本性的逆轉，這就是上節提到的英軍艦船。 英軍“船堅砲利”，是當時清朝上下已經達成的共識，而在此共識之下，放棄海上交鋒又成為清軍的必然選擇。也就是說，清軍失去了戰爭的主動權，只能在陸地被動地等待對方的進攻。 英軍的艦船不僅是兇猛的進攻手段，而且是高效的運輸手段，英軍由此可重複使用其數量有限的軍力。一艘戰艦使用兩次等於兩艘。一名士兵參戰兩次等於兩名。清軍因其陸上調兵速度比不上英軍的海上調兵，且不知英軍的戰略目標和作戰指導方針，只得處處設防。也就是說，全國幾千里海岸線，都是其防禦的範圍。 這就構致了清軍在鴉片戰爭中的兵力配置的實際場景：為了對抗英軍可能的入侵，盛京、直隸、江蘇、浙江、福建、廣東七省區幾十個海口都得派兵撥炮防禦，其中虎門、廈門、定海、鎮海、吳淞、大沽為最重要，駐守的清軍從四千至一萬不等。由於英方因艦船優勢而獲得作戰地點、作戰時間和作戰規模的決定權，清朝欲每戰保持與英軍相當的兵力，須事先在每一可能交戰的地區部署與英軍可能投入的部隊相當的兵力。 集中兵力本是軍事學中的常識，而清朝所處的被動地位，使之不得不分散兵力。 由此決定了總兵力佔絕對優勢的清軍，在實際交戰中無法保持此一優勢。在後面的各章節中，我們將會看到，鴉片戰爭中較大規模的戰役戰鬥共12次，除1841年5月廣州之戰和1842年3月浙東之戰時因獲各省援軍而保持兵力上的優勢外，絕大多數的戰役戰鬥清軍的兵力與英軍相距不遠，而在1840年7月定海之戰、1841年1月沙角大角之戰和1842年7月鎮江之戰中，反是英方佔了兵力上的優勢。 我們從實際操作的層面討論清軍的兵力問題，還有一個很容易被忽視的因素，即調兵速度。 由於清方不能確定戰場位置和作戰時間，更兼調兵還受到軍費等因素的牽制，清廷在鴉片戰爭中的調兵行動，主要有兩次：一是1841年1月虎門之戰後，主要方向是廣東；一是1841年10月鎮海失守後，主要方向是浙江。 當時的運兵，基本沿驛遞道線路行進，沿途各地方官組織車船夫馬並提供糧草住宿。儘管清軍的編制和任務，致使一省一次調兵僅一兩千人，但因道路狹窄和當地供給能力有限，一兩千軍隊亦不能集團開進，須分成數“起”，每“起”200至300人。在河流通航的地區，援軍可以乘船，至其他地區，因車馬有限，絕大多數士兵只能靠兩條腿走路，其速度之慢，不難想見。 為此，我具體統計了19撥援軍的調兵清況，推算出清軍調兵的大概速度：鄰省約30至40天，隔一二省約50天，隔三省約70天，隔四省約90天以上。見下表： 如此緩慢的調兵速度，使清軍喪失了本土作戰的有利條件。當時英海軍艦船從南非的開普敦駛至香港約60天，從印度開來約30至40天，即使從英國本土開來也不過4個多月。蒸汽機的出現，輪船的使用，又大大加快了英軍的速度。 1841年英全權代表從孟買到澳門僅用了25天。由此推算，英軍從浙江的舟山派輪船至印度調集援軍或軍需品，來回時間幾乎相同於清方從四川調兵至廣東或從陝甘調兵至浙江。方便快速的艦船縮短了英軍漫長的補給線，而落後的交通條件則延長了清軍增援的路程。先進的科學技術在兵力問題上顯示出威力。 如此緩慢的調兵速度，使清軍的兵力部署跟不上英軍軍事行動的展開。 1840年6月，英軍從廣東水域出發，攻陷定海，兵臨天津海口，僅花了35天；1841年8月，英軍從香港出發，連陷廈門、定海、鎮海、寧波數城，只用了53天。而清軍呢，道光帝在1841年1月虎門沙角、大角之戰前後增兵廣東，但在4個月後才有一次弱小的攻勢；1841年10月，道光帝獲悉定海、鎮海失陷後，再次派兵浙江，近5個月後，清軍方發動反攻。 這樣的敘述可能過於抽象，讓我們來看兩個例子： 一、1841年10月26日，道光帝調四川建昌、松潘兩鎮中精兵2000名，前往浙江“征剿”。一直到1842年2月，該部援軍風塵僕僕，歷經4000餘里趕至前線。 3月10日參加進攻寧波的戰鬥。而英軍於1841年10月10日攻占寧波後，此時已休整近半年。比較中英雙方，何勞何逸？ 二、1841年4月16日，浙東反攻失敗後，道光帝根據前方主帥奕經的請求，調廣西兵1000名增援浙江。 6月29日，該部頭起、二起共550人到達，後兩起450名尚在途中。而英軍此時已放棄寧波，攻陷乍浦、吳淞，正浩浩蕩盪駛進長江！奕經連忙將該部再派往江蘇。一直到戰爭結束，該部未參加任何戰鬥。 鴉片戰爭距今已一百五十多年，我們不能用今天的標準去判斷當時的情勢，不管這些標准在今人的眼光中又是多麼的天經地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