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我們要積極向前看”——鄧小平和日本天皇(2)

鄧小平放眼全球，求同存異，說：“如果僅就締結條約這個事情來說，只要一秒鐘就解決了，不要很多時間。” 鄧小平指出：“中國不怕包圍，中國革命的歷史表明，中國是從包圍中衝出來的。” 中日建交了，但中日之間的關係似乎並沒有完全走上正軌。隨著日本國內政治格局的變化和國際形勢的變化，中日關係也隨之起伏跌宕。 １９７６年，周恩來和毛澤東兩位開國元勳先後撒手人寰，中國也沒有一位領導人訪問過日本。當年田中首相曾在釣魚台盛請周恩來總理作為日本國國賓館———赤阪迎賓館的第一個客人的邀請，也隨著田中的下台而成了空頭支票。 應該說，自１９７２年中日聯合聲明發表、恢復邦交正常化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就擺到了中日兩國政府的面前。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韓念龍抵達日本，和東鄉文彥外務次官開始舉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預備性會談。但由於雙方在反對霸權問題的條款上意見分歧，談判進展緩慢，斷斷續續。 １９７４年１２月，田中內閣倒台後，由三木組成新的內閣。但談判仍然停滯不前，後來，由於中國和日本兩國政局的動盪，談判終於擱淺。 １９７６年１２月，日本三木內閣在全國大選中遭到慘敗，宣布辭職。福田當選為自民黨總裁，並受命組成福田內閣，由大平正芳任黨的干事長，園田直任官房長官。福田組閣後，日本政界要求恢復日中條約談判的勢頭再次高漲。在這種形勢下，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決定訪華，福田首相委託竹入給中國捎話，表示“要忠實履行日中聯合聲明。如果雙方彼此理解對方的立場並取得一致意見，就儘早舉行和平友好條約談判”。但是福田派是自民黨內反對日中條約的人最集中的大派，一旦要下決心的時候，他周圍的人又來拖後腿。正如園田直的秘書渡邊亮次郎在《園田直其人》一書中所說的那樣：“政局尤其是同在野黨的關係趨於緊張，他（福田）就對日中條約採取積極態度，目的是穩定形勢；情況稍有好轉，他就猶豫徘徊，舉步不前。”

１９７７年７月２１日，鄧小平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正式複出，恢復其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職務。這個消息一經傳出，在世界上的反響甚至比在中國國內的反響還要強烈。 對這個消息的反應，尤其以與中國近鄰的日本更為強烈。日本政府立即發表看法，對恢復鄧小平的工作表示歡迎，認為這顯示了中國政局趨向穩定，從而使日中關係從整體上來說也將朝著明朗的方向發展。並期望以此為契機，打破日中談判的僵局。當時的《東京新聞》發表文章說：“由於鄧小平的恢復工作，中國的外交路線將進一步增強靈活性。”並形容說，“鄧氏的恢復工作也將成為（日中締約）談判的促進劑。” 實際也正像日本人所預測的那樣。據《鄧小平思想年譜》記載，早在１９７７年９月１０日，鄧小平會見以浜野清吾為團長的日中友好議員聯盟訪華團，在談到日本方面提出的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問題時，就曾指出：“對於福田首相過去的立場我們是了解的，既然福田首相聲明要搞這件事，我們期待他在這方面做出貢獻。雖然有各種各樣的問題，但如果僅就締結條約這個事情來說，只要一秒鐘就解決了，不要很多時間。所謂一秒，就是兩個字———'簽訂'。”

鄧小平的這個帶有聲明式的談話，其實就是暗示福田糾夫首相下定最後的決心。 而在更早的１９７４年８月１５日，因生病住院的周恩來總理委託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會見以竹入義勝為團長的日本公明黨第四次訪華團時，就曾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問題上進行了深入交談。 竹入說：“日中復交快兩週年了，如果可能的話，還是早一點開始兩國之間和平友好條約的談判。持這種意見的人，在日本不少。日中兩國之間要建立一個長期的友好關係，５０年、１００年的友好關係，應該怎麼辦？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相信也是田中內閣的看法。” 竹入希望以兩國政府聯合聲明為基礎簽訂和平友好條約，把重點放在加強今後的友好關係上，希望早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和兩個業務協定。

鄧小平說：“這次閣下帶來了田中首相、大平藏相的話，我們注意到了，我們還要繼續研究。我們理解田中首相、大平藏相面臨的問題，凡是盡力的，我們願意盡力。我們還注意到田中首相、大平藏相多次表達了要在聯合聲明基礎上發展中日兩國友好關係的願望。就這方面來說，我們願意同田中首相、大平藏相共同努力，實現這個目標。我們希望兩國的業務協定能比較早地簽訂。當然，在談判中面臨一些問題，我們希望雙方努力，找出彼此都能接受的解決辦法。恢復談判後，希望雙方都提出一些彼此比較容易接近的方案，不外乎是措詞和方式。我們相信，經過雙方的努力，是能夠找到解決辦法的。” 在談到“中日和平友好條約”這個問題時，鄧小平強調說：“我們希望比較快地談判。從原則上來說，我們認為可以主要體現中日兩國友好的願望。當然，也不可避免要體現兩國聯合聲明簽訂以後兩國關係的發展和形勢的新變化。有些解決不了的問題、難於解決的問題，可以擱一擱，不妨礙簽訂這樣一個條約。具體步驟，總是要通過預備性的會議，先接觸，雙方的想法可以先了解，問題在談的過程中來解決。”

鄧小平請竹入把這三點內容轉告田中首相，同時還請首相注意一下，內閣成員、政府主要官員不要有一些損害兩國聯合聲明原則的行動。最後鄧小平坦誠地說：“中日兩國之間的問題，焦點還在台灣問題上。就我們來說，這個問題不止涉及日本，也涉及到國際關係中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為什麼同你們的聲明里強調這個問題？為什麼在《中美上海公報》裡也強調這個問題？問題就在這裡。當然，我們也希望能用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如果不行呢？只能採取其他方式。有些日本人抱住台灣不放，你抱得住嗎？” 對此，竹入義勝表示和鄧小平看法一致。 鄧小平恢復工作後不到三個月的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１４日，又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日本議員、前官房長官二階堂進。二階堂進選擇這個時候訪問中國，同樣也是為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而來的。眾所周知，關於《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預備談判其實在田中內閣時期就已經開始了。 １９７４年１２月田中內閣下台後，三木內閣表示“爭取早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並於１９７５年１月中日雙方決定開始舉行和平友好條約的事務級談判。但在談判過程中，雙方在霸權條款問題上發生分歧，致使談判斷斷續續，直至最後擱淺。 １９７６年１２月福田內閣上台後，同樣表示要“儘早舉行和平友好條約談判”。

１９７７年７月鄧小平復出之所以在日本引起震動，就是因為日本政界不少人認為鄧小平的“靈活性”能夠在中日友好上做出貢獻，主張抓住這個時機，盡快和中國締結和平友好條約。也就在這一年的１０月，日本專門成立了“日中和平友好條約促進協議會”，以小坂善太郎為會長，號召參加日中議聯的議員和１０２位在過去７年中訪問過中國的國會議員入會，給福田首相施加壓力，二階堂進也在其列。 在這樣的背景下，二階堂進選擇了這個時機訪問中國，以推動中日和平友好條約談判的盡快恢復。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談判，是因霸權條款而擱淺的。二階堂進就是在這次和鄧小平的會見中，提出了關於霸權條款的也就是後來人們稱之為“二階堂方案”的新方案，即“根據本約發展日中兩國間的和平友好關係，不是針對任何第三國的”。 ９個月後中日雙方談判重開，經過十多輪艱苦的談判，終於簽署了和平友好條約。這是後話。

鄧小平說“締結條約只要一秒鐘就能解決”，表明了中國政府的立場，在重大原則問題上決不讓步，細節上可以靈活對待。隨後，鄧小平多次在不同場合反復強調中方的立場，希望日本政府在原有的立場上能有所前進。他對來訪的日本友人說：“在談判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時，中日雙方都要從全球戰略的政治觀點出發。我相信日本人民和日本大多數政治家懂得這一點。” 鄧小平在講話中提到的全球戰略的觀點，也就是說要看到蘇聯霸權主義對包括日本和中國在內的整個世界所構成的威脅。鄧小平反復強調，蘇聯的戰略重點在歐洲，而不是在中國。他分析說，在中蘇邊界地區，蘇聯只有１００萬軍隊，挑起一些衝突有可能，發動戰爭則還差些，“蘇聯要進攻中國，１００萬軍隊算什麼，它沒有５００萬、６００萬來不了，即使來了，佔領了北京（這也不容易），佔領東北某些地方，甚至更多地方，也只是戰爭的開始”。而歐洲和日本則與中國不同，他們幾乎所有戰略物資都依靠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國家，它們最基本就是要保護通道，以免被包圍封鎖。

鄧小平在詳細分析了蘇聯的戰略意圖之後，指出：“有些人講，蘇聯的這些行動是為了包圍中國，中國不怕包圍，中國革命的歷史表明，中國是從包圍中衝出來的。蘇聯在越南大搞軍事基地，當然包括針對中國，但僅僅是針對中國嗎？金蘭灣離中國很遠，切斷海上交通，對中國威脅不大，對日本、東南亞和其他亞洲國家的威脅更大，美國第七艦隊也不舒服。這不是針對中國的問題，也不是亞洲國家的問題，而是全球問題。”“過去我們總是說，蘇聯在東方擺１００萬軍隊，第一是對付美國的，其次是對付日本和中國的。我們提出這個論據時，美國人、歐洲人、日本人還不大贊成。現在，至少相當多的人已經懂得了這一點。”“過去相當長的時期，我們說蘇聯戰略重點在歐洲，歐洲人不大接受，認為中國人危言聳聽。現在美國人、歐洲人大概都懂得了這一點，他們認識到中國人講的是真話。”“我們中國自己是放心的，因為我們有明確的戰略方向。”

在日本，１９７８年１月２１日，福田在眾參兩院全體會議上發表演說時指出：“談判的時機正在逐漸成熟，因此決心做出更大的努力。”從３月開始，福田在自民黨內從事統一認識的工作，主要是說服黨內以灘尾弘吉為首的慎重派。 ５月，自民黨內的慎重派大部分支持恢復日中和平友好條約談判。 ７月２１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事務級談判在中國北京重新開始。 ８月８日，福田派園田直外相訪華。 在接見日本友人時，鄧小平還提出了“雙方均不干涉內政”的問題，進一步鼓勵園田外相赴華訪問，以完成締約的最後準備工作。 鄧小平對園田說：“中日建交稍晚了一些，但建交後的兩國關係發展不算慢。條約談判的步伐本來還可以快些，已經耽誤了一些時間，現在要把時間趕回來。條約的中心內容實際上就是反霸。反霸不針對第三國，但誰搞霸權就反對誰。蘇聯反對這一條，正是暴露了他自己。在當今國際形勢下，我們需要日本幫助，日本也需要中國的某些幫助。中日之間不是沒有任何問題。例如釣魚島問題、大陸架問題。這樣的問題，現在不要牽進去，可以擺在一邊，以後從容討論。”

在鄧小平“求大同，存小異，尋求更多共同點，尋求更多的相互合作、幫助和配合的途徑”的靈活的外交方針指導下，經過會談，雙方就和平友好條約取得一致，促使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於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２日在北京簽訂。 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２日下午７時許，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字儀式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安徽廳舉行。大廳正面豎立著一架巨大的屏風，上面的圖案畫的是安徽省佛子嶺水庫的攔洪大壩。屏風前面擺著覆蓋有綠色桌布的長方形條桌。桌子中央插著中日兩國國旗。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部長黃華和日本外相園田直分別在桌子的兩側就座，在兩份分別用日文和中文書寫的條約文本上簽字後互相交換條約文本。鄧小平出席了這個簽字儀式。 當時福田首相在官邸的電視機前收看了簽字儀式的情景。據說，他坐的那把椅子，正是６年前的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佐藤首相懷著酸溜溜的心情觀看尼克松訪華場面時坐的那把椅子。時過境遷，物在人易。此時的福田又是什麼樣的一種心境呢？看完簽字儀式後，福田站起身來對記者感嘆地說：“木橋變成了鐵橋，今後運東西方便多了。”

而對《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日本輿論的反應也非常積極。 《產經新聞》認為：“福田首相和政府有關當局在談判中全力以赴、頑強拼博。對此，應給予高度評價。” 而此時距第一次談判的１９７５年，已經整整過去了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