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交鋒與較量——鄧小平和赫魯曉夫(1)
赫魯曉夫這個名字，在２０世紀５０年代到８０年代的中國可以說是家喻戶曉，老少皆知。那是在中國和蘇聯是同志加兄弟的關係的時候，他是代表蘇聯老大哥來到中國並受到歡迎的。後來他成了“修正主義”的頭子，成了一個反面人物，共產黨國家把他叫作“反動派”。因為赫魯曉夫留著一個光光的腦袋，於是人們又給他送了一個不雅的綽號，叫作“赫禿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曾有過一句名言，使赫魯曉夫在中國更加出名並受到批判———“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們身邊”。後來，國家主席劉少奇就被激情燃燒的“紅衛兵”們稱為“中國的赫魯曉夫”。
赫魯曉夫到底是個什麼人物呢？
這位在斯大林去逝後就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俄羅斯人，１８９４年出生在俄羅斯一個礦工家庭。 １９１８年加入布爾什維克黨，１９３４年起任蘇共中央委員。 １９３９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１９５２年任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在斯大林于１９５３年３月５日去逝後，蘇共中央書記馬林科夫接任部長會議主席不到１０天，赫魯曉夫取而代之。同年９月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 １９６４年被迫“辭職”。
赫魯曉夫頭腦靈敏，點子不少，但比較粗魯，脾氣暴躁，工作方法簡單。因其說話做事常常信口開河，莽撞失禮，所以在國際舞台上常常做出有失身份的事情。其當政期間，中國的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等高級領導人曾訪問過蘇聯，赫魯曉夫也曾３次訪問中國。
赫魯曉夫比毛澤東小１歲，比鄧小平大１０歲。他和鄧小平的交往基本上都是“打嘴仗”般面對面的交鋒。
毛澤東對赫魯曉夫說：“看見那個小個子了嗎？他非常聰明，有遠大的前程。”赫魯曉夫連連點頭說：“這個人可厲害。別看他個子低一點，他的智慧、思想水平很高。”
在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期間，中蘇關係經歷了從結盟到對抗的巨大變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陣營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和爭吵。
鄧小平和赫魯曉夫的第一次見面是在１９５４年。
這年的９月２９日，赫魯曉夫和部長會議主席布爾加寧、副主席米高揚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並參加中國國慶慶典。 ３０日，毛澤東和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主要領導人，會見了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聯政府代表團成員。
當時鄧小平只是很多副總理中的一位，中蘇友協的名譽理事之一，在國家重大活動中基本上不怎麼出頭露面，自然沒有引起赫魯曉夫的注意。
然而矮壯的赫魯曉夫要真正認識這位比他更矮的“來自四川的小個子”，是需要一段時間的。
３年後的１９５７年，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剛剛結束不到一個月，毛澤東應邀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於１１月２日清晨離開北京，乘專機飛往莫斯科。此行的目的有兩個：一個是參加十月革命勝利４０週年的慶祝活動；一個是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和６４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代表團的副團長是宋慶齡。成員有鄧小平、彭德懷、郭沫若、李先念、烏蘭夫、陸定一、陳伯達、沈雁冰、王稼祥、楊尚昆、胡喬木、劉曉、賽福鼎等人。這是毛澤東第二次出國，也是最後一次出國。
當時，社會主義陣營的形勢，有了新的變化。尤其是在這年的１０月４日，蘇聯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標誌著蘇聯在尖端科技和國防科技上居世界領先地位，無形中也給社會主義陣營增強了力量。一生中惟一一次參加國際會議的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說出了一句名言：“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東風終究會壓倒西風。”
也就是在這次會議期間的一次宴會上，毛澤東和赫魯曉夫私下里交談時說：“我準備辭去國家主席的職務了……”
“有人接班嗎？”赫魯曉夫問了一句。其實他對此並不感到意外，因為半年前伏羅希洛夫已經帶回了這個信息，他只是隨口問道。
“有！我們黨內有好幾位同志完全可以，他們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條件。”毛澤東一邊說著，一邊扳著手指頭一個個地點起了名：“有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
接著毛澤東還認真地給赫魯曉夫介紹起來：“第一個是劉少奇，這個人在北京和保定參加了五四運動，後來到你們這裡學習，１９２１年轉入共產黨，無論能力、經驗，還是聲望，都完全具備條件了。他的長處是原則性很強，弱點是靈活性不夠。”
“那第二個呢？”
“第二個就是鄧小平了。”毛澤東胸有成竹地說，“這個人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是我們黨內難得的一個領導人才呢！”
“唔，是的！是的！”說到鄧小平，赫魯曉夫似乎和毛澤東的看法一致，他連連點頭說，“這個人可厲害，我跟他打過交道，１９５６年是他來了，你可別看他個子低一點，他的智慧、思想水平很高。”
毛澤東一聽也笑了。因為他知道，赫魯曉夫說的“１９５６年是他來了”，講的是１９５６年２月１１日，鄧小平、譚震林、王稼祥、劉曉等到莫斯科，會同已在莫斯科的朱德一起出席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事情。在這次大會上，鄧小平對赫魯曉夫的許多政治觀點是抱有不同意見的。
１９５６年２月１４日，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的公開報告中提出了三個理論性的問題，即：和平共處的對外政策問題；存在著避免新的世界戰爭的可能性問題；在若干資本主義國家存在著通過議會爭取多數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問題。簡稱為“三和路線”，即：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
中國代表團在討論這幾個問題時，鄧小平對赫魯曉夫“和平過渡”的提法是不同意的。這和毛澤東的觀點也是一致的。
大會的另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對斯大林個人崇拜問題進行揭露和批判。會上第一個出來點名批判斯大林的是米高揚。其他蘇共中央領導人也程度不同地表示了反對個人崇拜。
２月２４日夜至２５日凌晨，赫魯曉夫突然召集與會蘇共代表，作了長達四個半小時的題為《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全盤否定斯大林。隨後，在蘇聯內部逐級傳達。而沒有像以往那樣事先向參加“蘇共二十大”的其他國家代表通報。中共代表團也是在事後才得到蘇聯方面的通報的。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首先在西方公開披露。 ６月４日，美國《紐約時報》全文發表，一下子成了西方國家反共的把柄，在全世界引起了轟動，並掀起了一個反蘇反共的浪潮。
鄧小平看了赫魯曉夫秘密報告速記稿後，堅定地說：“斯大林是國際人物，這樣對待他是胡來！不能這樣對待革命領袖斯大林。”
“蘇共二十大”閉幕後，鄧小平一行於３月３日下午１點半回到北京。一個小時後，毛澤東就在中南海懷仁堂休息室召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開會。由鄧小平向毛澤東匯報參加會議的情況。
據說，毛澤東看到這份“秘密報告”的那個夜晚，他不停地吸煙，也不想吃飯，他失眠了。毛澤東似乎更加看清楚了赫魯曉夫這個人。因為毛澤東對於蘇共批評斯大林是有思想準備的，但像赫魯曉夫秘密報告這樣全盤否定斯大林，卻出乎他的意料，對“蘇聯過去把斯大林捧得一萬丈高的人，現在一下子把他貶到地下九千丈”，毛澤東很不贊成。不久，在毛澤東的授意下，《人民日報》發表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這篇由毛澤東親自執筆修改的文章對斯大林做了客觀而公正的評價，指出：“我們應當用歷史的觀點看斯大林，對於他的正確的地方和錯誤的地方做出全面的和適當的分析，從而吸取有益的教訓。”期間，毛澤東多次寫信或者召集鄧小平等領導人一起開會研究，說：“我們第一條是保護斯大林，第二條也批評斯大林錯誤，寫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那篇文章。我們不像有些人，醜化斯大林，毀滅斯大林，而是按照實際情況辦事。”
赫魯曉夫的向斯大林亡靈發難、指責斯大林是個暴君，是沒有對歷史情境進行具體分析的全盤否定，是缺乏冷靜的極端。斯大林確實有錯誤，但無論怎樣他與蘇聯的歷史是無法割斷的。赫魯曉夫的行為導致各國共產黨人大批退黨，波蘭發生流血騷亂，匈牙利更是全面動盪，直到赫魯曉夫的坦克隆隆駛入布達佩斯，才算在血與火的交織中恢復了秩序。這使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出現了有史以來的最尷尬的局面。
對此，“冷眼向洋看世界”的毛澤東提出了他著名卻又奇特的評論：“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哥穆爾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這把刀子殺蘇聯，反所謂斯大林主義。歐洲許多國家的共產黨也批評蘇聯，這個領袖是陶里亞蒂。帝國主義也拿這把刀子殺人，杜勒斯就拿起來耍了一頓，這把刀子不是藉出去的，是丟出去的。我們中國沒有丟。”
而毛澤東第二次訪問蘇聯還有另一個任務，就是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這是自１９５６年４月歐洲共產黨情報局解散以來，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召開的第一次國際會議。這樣大的會議肯定會涉及到當時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存在的意見和分歧以及一些重大理論問題。而對於斯大林的評價，中共毛澤東已經表明了態度。但在對於國際形勢的基本估計、和平過渡等問題，中共還沒有適當機會表達自己的看法。這次蘇聯提議並邀請參加這次會議，正好為中共提供了機會。
蘇共對這次會議也的確非常重視。會前他們預先起草了一份會議宣言草案。他們先徵求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意見，但沒有得到支持。這才於１２月２８日向中共徵求意見。 ２９日，毛澤東約見了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將中共中央的意見轉告給蘇共。鄧小平也參加了會見。
在會見中，毛澤東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和平過渡”問題。赫魯曉夫提出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可以通過非暴力的途徑，取得議會中的“穩定的多數”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對此，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一直就有不同意見。毛澤東並不否認客觀上存在這種可能性，但問題是究竟只准備這一種可能性，還是同時準備兩種可能性，對無產階級更有利。毛澤東認為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它就不倒，帝國主義是不會自行退出歷史舞台的。
於是，會議最重要的準備工作就是中蘇雙方討論起草這份會議宣言，也就是會議的最後成果。
中方的首席代表是鄧小平。蘇方的首席代表是蘇斯洛夫。
在會議中，針對“和平過渡”問題，赫魯曉夫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認為有的國家是可以搞合法鬥爭，走議會道路的。
因為和赫魯曉夫在這個問題上就根本談不到一塊去，毛澤東就避重就輕，就乾脆寫信給赫魯曉夫說，關於和平過渡的問題，由鄧小平同志和你們談。
於是，第二天鄧小平和蘇斯洛夫就坐在了談判桌上。鄧小平代表中共嚴肅地批評了蘇共“和平過渡”的片面性和危害性，並向蘇共提交了關於和平過渡問題的正式書面提綱。
這次會議，鄧小平的原則性確實給赫魯曉夫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後來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惟一一個毛似乎讚許的同志是鄧小平。
我還記得毛曾經指著鄧對我說：“看見那邊那個小個子了嗎？他非常聰明，有遠大的前程。”我對這個鄧小平一無所知。中國人民勝利以後，我曾幾次聽到有人提起他的名字，但在此以前則從未聽說過他。
正像後來一位美國作家在他的著作中這樣描繪鄧小平：“也沒有誰在宦海波濤中沉浮得如此頻繁。鄧小平身材不高，但１９７７年我終於見到他時，他簡直如橡皮球一般充沛有勁，我想像得出他在心愛的籃球場上會是什麼樣子，恐怕連六七英尺的大漢也能對付。幾年以後，一個俄國人告訴我，鄧小平和蘇聯理論家米哈伊爾·蘇斯洛夫（身材高瘦）在５０年代後期的一次邂逅。兩人就蘇聯式和中國式的馬克思主義孰優孰劣發生了爭論。蘇斯洛夫是莫斯科的首席辯士，可是鄧小平也很熟悉馬克思。事後，赫魯曉夫跟毛澤東說：'你們的小個子難倒了我們的大個子。'毛澤東笑了，'可別低估我們的小個子，此人曾帶領第二野戰軍，一舉擊敗了蔣介石，使蔣喪師百萬。'鄧當時是第二野戰軍的政委，劉伯承是司令員，兩人合作取得了淮海戰役的勝利，從而使蔣介石的失敗成為定局。輕視這位小個子是人們常犯的錯誤。鄧的精力像永遠使不完似的，他如果來到一個地方，這個地方的空氣會立即改觀，如遭電擊。１９７３年我見到他時，他強有力的步伐曾使我渾身震動，他跟我握手，那股勁兒，一直達到我的肩膀。”
毛澤東跟赫魯曉夫說：“希望你們把鄧小平像我一樣來對待。”赫魯曉夫不敢怠慢，還說：“我要與鄧小平親自談，他是一個很厲害的人，不過，我不會怕他的。他是總書記，我還是第—書記嘛……”
２０世紀五六十年代，中甦之間爆發了一場大論戰。這場論戰是共產主義世界內部和外部都沒有料到的，也致使中蘇兩國在１９５０年簽定的同盟條約變成了一張廢紙。它對中國、蘇聯乃至世界的影響都是很大的。兩國關係因為台灣問題、印度問題和中國的“大躍進”等漸漸產生分歧和矛盾。赫魯曉夫一系列粗暴和過火的言行，引起毛澤東的不悅。
到了１９６０年，在北京召開的工會會議和在布加勒斯特召開的羅馬尼亞黨的代表大會上，中國和蘇聯的矛盾已經變成公開的衝突。正如前英國駐中國大使裡查德·伊文思在他的專著《鄧小平與當代中國的誕生》一書中所作的描述：“在布加勒斯特，赫魯曉夫對毛本人進行攻擊，稱他為“極左分子”和“左傾修正主義分子”，並把他同斯大林的自我中心主義相提並論，從而引起了中國代表團團長彭真的反擊。這次交鋒在第三國的代表當中引起了極大的恐慌，他們紛紛以各自黨的名義向雙方施加壓力，敦促他們達成一個一致的協議。這一做法果然奏效，並最終確定，同年秋天在莫斯科召開３個會議：俄國人和中國人之間的雙邊會議，２６國黨代表會議和８１國黨的領導人的首腦會議。”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共中央認真研究了國際政治形勢的變化，在廣泛聽取了其他兄弟黨的意見的基礎上，與蘇共中央多次信件往來之後，同意先由２６國黨起草委員會協商起草會議文件，而後在莫斯科召開世界共產黨、工人黨代表大會。並且決定由鄧小平來“掛這個帥”率團赴莫斯科參加２６國黨的起草委員會。
毛澤東選擇鄧小平，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毛澤東清楚地知道，這將是一場激烈的鬥爭。我們既要堅持原則、針鋒相對，反對赫魯曉夫將蘇共的觀點強加於人的錯誤做法；又要有理、有利、有節，從大局出發，維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
對此，德國歷史作家烏利·弗蘭茨在其專著中，他是用“龍逐熊”來形容的。他說：“龍逐熊開始於１９６０年的初冬。中國的共產黨人感到在思想上和物質上都受到了他們蘇聯兄弟的欺騙。１１月中旬，鄧總書記怒火填膺，帶著一大堆批評意見前往莫斯科參加８１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第二次國際會議。不到４個月前，蘇聯一夜之間撤消了３４３個合同、紀要以及２５７個經濟技術項目，從中國召回了１３９０個援助專家。另外，他們還要求迅速歸還經濟援助和朝鮮戰爭中買武器欠下的債務。而對這種敲詐勒索，不僅是鄧怒火萬丈，就是毛和中央委員會里以陳雲為首的親莫斯科派也是如此。當赫魯曉夫身不由己地走出這一步時，想必他知道，中國的經濟瀕於崩潰，成百萬人要挨餓。”
８月下旬的一天，５６歲的鄧小平來到釣魚台，他一一檢查了正在這裡進行著緊張准備工作的前往莫斯科的代表團全體成員，逐件逐件地檢查落實各項事情。
看著鄧小平那種認真的勁頭，有同志笑著對他說：“小平同志，你對毛主席講，要他放心，那我們也對你講，請你放心……”
鄧小平點點頭，笑著說：“要得！只要能叫大家都放心就是好事情嘛！”
當他看到人員都到齊了後，就認真地對大家說：“這次參加２６國黨的起草委員會，擔子不輕，意義重大。我們要從世界大局出發，要維護國際共運的團結，要維護中蘇友誼。但是，我們在原則問題上決不讓步！一定要把主要問題的實質分歧闡明，表明我們的觀點，要反對赫魯曉夫將蘇共一家的觀點強加於人的錯誤做法。總之，要爭取有理、有利、有節，讓兄弟黨的同誌了解我們的看法和觀點。”
可以說，赫魯曉夫真正領教鄧小平的厲害，就是在這次會議上。據說，當他得知鄧小平將作為中共代表團團長赴莫斯科參加起草委員會後，就與鄧小平談什麼的問題，在克里姆林宮主持召開過好幾次會議，和蘇聯的最高領導們一起進行了專門研究。在會上，赫魯曉夫還不止一次地站起來說：“我要與鄧小平親自談，他是一個很厲害的人，不過，我不會怕他的。他是總書記，我還是第—書記嘛……”
而當鄧小平一行抵達莫斯科的時候，蘇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宮葉卡捷琳娜大廳舉行了高規格的歡迎宴會。鄧小平走進大廳後，赫魯曉夫也已經等候在大廳裡與中共代表們一一握手。
據說，接待的規格之所以如此之高，是因為毛澤東在１９５７年第二次訪蘇時跟赫魯曉夫說過一句話：“希望你們今後把鄧小平像對我一樣來接待。”
估計赫魯曉夫沒有忘記毛澤東的叮囑。
但赫魯曉夫也真的像他自己說的那樣，他“不怕”鄧小平，“要親自和鄧小平談”。
於是兩個人面對面的交鋒，就從這天一見面的歡迎宴會上拉開了序幕。
在宴會前的記者見面會上，鄧小平顯得冷靜沉著又大度從容，赫魯曉夫的臉上也始終掛著一絲不可捉摸的微笑。
赫魯曉夫陪同鄧小平來到主賓席前就坐。宴會開始後，赫魯曉夫一端起酒杯就借阿爾巴尼亞問題開始了挑戰。
赫魯曉夫指責說：“阿爾巴尼亞這個黨很不像話，對不起蘇聯共產黨。”
鄧小平非常清楚赫魯曉夫的真實意圖，他是在指桑罵槐攻擊中國共產黨，便十分坦率地對他說：“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是小黨，能夠堅持獨立自主，你應該更加尊重人家，不應該施加壓力。”
赫魯曉夫顯得有些激動，漲紅著臉大聲說：“這不僅僅是蘇共和阿共之間的分歧問題。他們拿了我們的金子和糧食，可是反過來又罵我們，我們不能和這樣的人講道理。”
“你們不是說援助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義務嗎？”鄧小平很溫和地將了赫魯曉夫一軍，“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了你。而你的援助不應該是控制和乾涉。”
柔中有剛，綿里藏針，鄧小平的話令赫魯曉夫一時語塞。
赫魯曉夫想藉罵阿爾巴尼亞來指責中共的企圖被鄧小平一句話給頂了回去。
其實他們的心裡都是明白的。兩年前的１９５８年７月３１日，赫魯曉夫第二次訪華時，親自向毛澤東提出並解釋要在中國建一個長波電台和與中國組建一個聯合艦隊的問題，遭到了毛澤東的斷然拒絕。因為事前，赫魯曉夫是通過尤金轉達這個想法的。所以這次會見，毛澤東在南苑機場迎接這位蘇聯客人之後，打破外交慣例，沒有把客人送進賓館，而是直奔中南海頤年堂舉行會談。可見毛澤東對這個涉及到國家主權的問題是何等的重視！當時，赫魯曉夫打的就是援助的名義，實際上是企圖在軍事上控制中國。會見中，赫魯曉夫一再遮遮掩掩繞山繞水地將自己的想法提了出來，並強調說蘇聯對中國是做出瞭如何如何的援助，那意思就是說希望中國給他一些回報，或者作一筆交易，希望和中國“共同商量商量”。
“什麼叫共同商量？我們還有沒有主權了！”對赫魯曉夫這種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為，毛澤東非常禮貌而又不失堅定地說，“不行！我不想再聽到這種事！”
當赫魯曉夫打出蘇聯對中國的援助這張牌時，毛澤東毫不客氣地說：“這是另一個問題。我們感謝你們的援助，但這是另一個問題。”
後來，在１９６０年７月１６日，蘇聯政府又撕毀了同中國政府簽訂的幾百個合同，並通知中國政府，自１９６０年７月２８日到９月１日撤走全部在華蘇聯專家，並終止派遣按照兩國協議規定應該派遣的數百名專家。赫魯曉夫還命令蘇聯專家撤走時，帶走全部圖紙和計劃資料，並停止供應中國建設急需的重要設備，大量減少成套設備和各種設備中的關鍵部件的供應，使中國２５０多個大中型企業和事業單位的建設處於停頓、半停頓狀態。
今天赫魯曉夫舊事重提，仍然以援助作為籌碼來含沙射影地指責中共，鄧小平從容應對，毫不示弱。
然而，被將了一軍的赫魯曉夫已經按捺不住了。性格粗暴鹵莽的他不再繞圈子，在對待斯大林的問題上，赫魯曉夫再次指責中共。他對鄧小平說：“鄧小平同志，你們中國在斯大林問題上態度前後不一致。”
“我們的態度是一貫的。”鄧小平回答得十分乾脆。
“你們開始擁護我們，後來又反對我們。”赫魯曉夫說。
“擁護什麼，反對什麼，這個問題當然要說清楚。反對個人迷信，我們過去擁護，現在仍然堅持。在我們黨的'八大'上，對這個問題已經明確表明了態度，劉少奇同志向尤金大使講明了我們的態度。你們可以問一問米高揚，他到北京時我們對他講沒講？”說著，鄧小平把頭轉向米高揚。米高揚看了一眼赫魯曉夫就假裝著給別人敬酒去了。
赫魯曉夫氣得拍起了桌子：“那你們每逢五一、十一過節的時候，天安門總要擺斯大林的像，這就好像是一根刺，扎到我們的肉裡面一樣。”赫魯曉夫說得倒很形象。
鄧小平針尖對麥芒：“你們為什麼這樣怕斯大林？是不是斯大林的魂把你們迷住了。我們贊成反對人個迷信。但斯大林的功績和錯誤不僅關係蘇聯國內，也關係到整個國際共運。錯誤當然要批，功績也一定要肯定。我們反對的是全盤否定。尤其不能採取秘密報告的辦法，惡毒攻擊。這種做法所帶來的後果，你一直認識不清。”
“因為我們比任何人對個人迷信的體會更深切，受害也最深。”赫魯曉夫抱怨道。
“要批判，但不能全盤否定，尤其不允許以反個人迷信為由影射攻擊其他兄弟黨。”鄧小平直言不諱。
這時，赫魯曉夫突然冒出一句：“高崗是我們的朋友，你們清除了高崗，就是對我們不友好，但他仍然是我們的朋友。”
“這可是你說的話啊。你這個講法要記錄在案的。”鄧小平的這句話是非常有分量的。那意思是說，這將會載入歷史的。對高崗的處理這是中國的內政，時任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的鄧小平是非常清楚的，當時他拒絕了“高饒集團”拉攏的陰謀詭計。中共《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也是鄧小平代表黨中央在１９５５年３月的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作的報告，他旗幟鮮明地維護了黨的內部團結。
但赫魯曉夫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信口開河，不計後果。隨後，他又輕率地對鄧小平說道：“你們不是喜歡莫洛托夫嗎？你們把他拿去好了，把他給你們。但高崗是我們的朋友。”
“荒唐！簡直是無稽之談。”對此，鄧小平感到又好氣又好笑，他有些不屑地說，“高崗是我們黨內的事情，莫洛托夫是你們黨內的事情，你在這個場合說這些幹什麼？”
這時，在場的蘇共中央主席團的其他成員們知道赫魯曉夫又失控了，擔心再這樣僵持下去會給會談帶來極大的被動，就紛紛過來打起了圓場，互相敬酒，藉此打斷了赫魯曉夫的話。
頭腦十分聰明的赫魯曉夫這才明白過來，自己又失言了，也就藉機碰杯，觥籌交錯中轉移了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