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交鋒與較量——鄧小平和赫魯曉夫(2)

赫魯曉夫無理攻擊臉紅脖子粗，鄧小平不卑不亢針尖對麥芒。 １９５８年８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砲擊金門、馬祖，第二次台海危機爆發，中美關係惡化。蘇聯領導人因擔心中國的舉動妨礙蘇美關係，對中國不滿，並於第二年單方面撕毀了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 １９５９年８月，在赫魯曉夫訪美前夕，中印邊境發生武裝衝突。 ９月９日，蘇聯塔斯社發表聲明，表示持中立態度，明顯偏袒印度。 ９月底，赫魯曉夫訪美結束後來到中國，橫加指責中國在對待台灣和中印邊境問題上的舉動，教訓中國領導人不要“用武力去試試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固性”。雙方領導人在會談中爆發了激烈爭吵，最後不歡而散。 １９６０年，中蘇矛盾進一步公開化。 ４月，中國發表了《列寧主義萬歲》等３篇文章，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不點名地批評了蘇聯。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鄧小平來到蘇聯，可以說也是有備而來。 然而想不到一見面，赫魯曉夫就開始了指桑罵槐的攻擊，可是在鄧小平那裡卻絲毫沒有佔著便宜。兩天后，赫魯曉夫再次向鄧小平發難。 就在蘇共中央迎接２６國兄弟黨代表團來莫斯科開會的歡迎宴會上，赫魯曉夫一端起酒杯就大放厥詞，對中共代表團進行了攻擊：“現在我們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許多看法上，與中國同誌有分歧。根據中國發表的《列寧主義萬歲》這篇文章來看，我們說，中國有許多錯誤的觀點。” 赫魯曉夫一邊慷慨陳詞，一邊用眼角睨了一下鄧小平。 善者不來，來者不善。這話雖然在這裡形容不是很恰當，但鄧小平的表現確實是令赫魯曉夫為之一震。 赫魯曉夫話音剛落，鄧小平就沉著地不慌不忙地端著杯子緩緩走到赫魯曉夫身邊說：“赫魯曉夫同志，關於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看法，是當前各國兄弟黨都面臨的重要問題。各黨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不能以你劃線。”

“你的這種觀點我不能接受。”赫魯曉夫竟然有些衝動了，“你們中國共產黨說社會主義陣營要以蘇聯爲首，但我方提出的意見，你們並不接受。” 說以蘇聯爲首，這的確是毛澤東主席在第二次訪蘇時，也就是前面提到的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６日在慶祝十月革命四十週年大會上，為了加強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提出以“蘇聯爲首”的觀點，有力地支持了蘇聯。 鄧小平冷靜地反問道：“可我們也從沒有強迫或要求你們接受我們的觀點呀！” “鄧小平同志，蘇美戴維營會談你們就唱了反調。”赫魯曉夫堅持說。 那是１９５８年９月，赫魯曉夫在參加蘇美戴維營會談後訪問中國。他在和毛澤東的交談中，興致很高地介紹了蘇美戴維營會談的情況。他用肯定的口氣說：“現在資本主義國家的領導人已經表現出一些以現實主義態度來了解世界上的既成形勢的傾向。我在和艾森豪威爾交談的時候，我有了這樣的印象：得到不少人支持的美國總統是明白的，必須緩和國際緊張局勢。”

毛澤東聽後，微微一笑，緩慢低沉地說：“你們和美國人談，我們不反對，問題是你們的一些觀點，什麼三無世界呀，戴維營精神，怎麼可能呢？事實不是這樣的麼。” 在赫魯曉夫和周恩來、陳毅發生爭執的時候，毛澤東沉穩地對近乎咆哮的赫魯曉夫明確地說：“你給我們扣了好些帽子，沒有看住達賴呀，沒團結尼赫魯，不該打炮，大躍進也是不對的，又說我們要標榜馬列主義的正統派等等，那麼我也送給你一頂帽子，就是右傾機會主義。” 因此，赫魯曉夫早就對中共心懷不滿，今天終於找到機會要發洩了。他越說越激動，真是臉紅脖子粗了：“為首為首，我們為首不只是出面召集一下會議，這樣的為首我們不當了。” 鄧小平依然不緊不慢地說：“為首也不是老子黨，可以隨便發號施令，任意規定別的黨怎麼做。”

鄧小平的話不卑不亢，堅定有力，不容置疑，讓赫魯曉夫無話可說。 在大會上，鄧小平在發言中，以毫不讓步的堅定態度全面回答了蘇共此前對中共的攻擊，闡述了中共在一些重要問題上的立場。對於蘇聯領導人撤走專家、撕毀合同的背信棄義的行為，鄧小平嚴正指出：“你們的做法不僅造成了我們國民經濟上的巨大損失，而且嚴重損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你們在這個問題上不要近視，要有歷史眼光！” 在討論即將舉行的８１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的文件草案時，會上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最後，中共和蘇共分別作了一些妥協，達成了關於文件草案的協議。協議中終於刪去了中共代表團堅持要求刪去的關於“派別活動”、“和平過渡”、“斯大林問題”等章節。

對此，前英國駐中國大使裡查德·伊文思在他的專著《鄧小平與當代中國的誕生》一書中作瞭如下描述： 在這３個會議上，鄧小平一直都是中國的主要發言人。他的（許多）聲明和講話的原文一直沒有公開發表。但從一些引文和參考資料中可以得知，他是堅決支持紀念列寧週年的文章中提出的那些觀點的。他對和平共處的看法是，這只不過是社會主義和資本帝國主義間的武裝停戰而已；關於戰爭，他認為，發生新的世界戰爭的可能性不大（因為蘇聯擁有的核武器能夠阻止美國發動或引起世界戰爭），但局部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關於社會主義的路線，他指出，資本主義國家和它們的殖民地必然要發生暴力革命。在實際策略上，他主張社會主義陣營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強武裝。他認為，對於社會主義陣營和個別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積極支持民族解放運動才是正確的（和安全的），而鼓勵陣營以外的共產黨減少戰鬥力則是錯誤的。目前還不能以充分的書面材料證明，鄧曾經在關於全球性的核戰爭可能會帶來的後果問題上採用了毛的觀點———即核戰爭最壞的結果是導致帝國主義的毀滅，而不是全人類的毀滅。從表面上來看，他很可能已經預感到，在為期８週的爭論期間，要想迴避這個問題是不容易做到的。而如果他真的提及這個問題，他一定會引用毛澤東的這個說法。在其他任何記錄中，也沒有看到過他曾在這個問題上支持過毛。看來，鄧對毛關於核戰爭的看法是持懷疑態度的。

第三個會議最終形成了一個涵蓋一切有爭議的問題並由所有參加者一致同意並簽署的宣言。用第一位研究中蘇衝突並深刻剖析了這場衝突的西方學者唐納德·贊格瑞爾教授（他和朝鮮的金日成是惟一兩個沒有出席會議的共產黨領袖。———譯註）的話來說，它實際上是俄國人的勝利。它不但充滿了所謂蘇聯的基本立場和觀點，而且還是含糊不清和模棱兩可的。只是由於從北京監督著這些活動的毛接受了中國代表團團長劉少奇的建議，才使這篇宣言得以順利發表。當時擺在中國代表面前的有兩種選擇：妥協和破裂。然而，正如後來發生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樣，劉在宣言上簽名絕沒有使毛改變他的以下觀點或判斷，即赫魯曉夫和蘇聯國內外的其他許多人已經變質為“現代修正主義分子”。

在會議結束時，鄧小平再次對赫魯曉夫說：“對於文件中一些提法我們有保留意見，留待１１月召開的世界共產黨、工人黨代表會議上再討論解決吧，為了國際工運的團結，我們已做出了一些讓步，這也表明中國共產黨的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