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英國“鐵娘子”碰到中國“鋼鐵公司”——鄧小平和撒切爾夫(3)
毛澤東指著鄧小平對英國首相希思說：“剩下一個香港問題，我們現在也不談。是他們的事情了。”
決定讓“三落三起”的鄧小平第三次復出，是在１９７７年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作出的。鄧小平這次重新恢復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但誰也沒有想到的是，鄧小平這一次的亮相與以往大不相同。這次他是以一個足球比賽的觀眾身份出現在世界的面前，而且與香港有緣。
１９７７年７月３０日，能容納８萬人的北京工人體育場座無虛席。 “文化大革命”後中國舉辦的第一次國際足球邀請賽在這裡舉行。今天是香港代表隊出場比賽，這對中國球迷來說也是第一次。當鄧小平出現在主席台上時，體育場頓時成了歡樂的海洋，８萬觀眾不約而同起立鼓掌長達１０多分鐘。鄧小平復出了！或許鄧小平選擇在香港足球隊比賽中亮相，並沒有什麼特別原因，但年青時就曾５次踏上香港土地的鄧小平對香港回歸祖國的事情，可以說是念念不忘。那５次，鄧小平大都是為了革命輾轉路過，是冒著生命的危險的。
在中國革命的歷程中，除了遵義會議之外，恐怕沒有哪一次會議像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那樣，對中國前途命運的重大轉折有著決定性之意義。有人說這標誌著“鄧小平時代”開始了。
沒錯！ ７５歲的鄧小平把１９７９年元旦稱為“一個不平凡的日子”，並且他還把這概括為三個特點：一是全國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四個現代化建設上來了；二是中美關係實現了正常化；三是把解決台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提到具體的日程上來了。這一天，在鄧小平的授意下，還發表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告台灣同胞書》。緊接著，２０天之後，鄧小平選擇大年初一，出訪美國。這一切，都表明中國開始著手解決台灣、香港和澳門問題。
早在１９７８年，根據鄧小平的指示，中央成立了港澳領導小組，並同時設立國務院港澳辦公室，直接管理港澳工作事務，由廖承誌任港澳辦主任。
而鄧小平早在“毛澤東時代”就是中國關於香港問題的主要談判和決策者之一，和英國領導人很早就有過密切接觸。
這就還得說一說英國前首相希思。希思是英國保守黨領袖，１９７０年出任英國首相，１９７４年後多次訪問過中國，和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都有過接觸，尤其和鄧小平交往比較多，情趣也比較相投。中國和英國是在１９５４年６月建立代辦級外交關係的，１９７２年在希思擔任首相期間，外交關係升為大使級。他下野後繼續為進一步改善中英關係而努力，特別是在中英談判解決香港問題的過程中，穿梭於兩國之間，做了大量的工作，為香港問題的解決做出了貢獻。
在一次會面時，鄧小平跟希思聊天說：“我們見面很多，不但在很多問題上的看法相同，而且也都是運動員。”希思笑著回答說：“是這樣的。”接著鄧小平又補充了一句：“一個是體育運動員，一個愛打橋牌。”可見他們關係的密切程度。
鄧小平和希思第一次見面是在中南海毛澤東的書房。時間是１９７４年５月２５日。鄧小平和周恩來等人一起陪同毛澤東會見來訪的英國首相希思。在這次會談中，領導人最後談到了香港問題。
毛澤東說：“剩下一個香港問題，我們現在也不談。”說著，毛澤東回頭問坐在身旁的周恩來：“還有多少時間？”
周恩來迅速準確地回答道：“……是１８９８年租給他們的，租期９９年，到１９９７年期滿，到現在還有２４年。”
“到時候怎麼辦，我們再商量吧。”毛澤東一邊說一邊揮了一下手，指著坐在不遠的鄧小平等人說：“是他們的事情了。”
８年後的１９８２年４月６日，希思為了香港問題專門再訪中國。此時毛澤東、周恩來都已經逝世。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人物，鄧小平會見了他。這一次，希思是以民間使者的身份來到中國的，他要在英國政府準備同中國政府即將討論解決香港問題之前，先行一步來摸摸中國的底。
會見中，希思回顧了１９７４年５月毛澤東會見的情景，對鄧小平說：“那次你也在座，當時毛主席和周總理說，反正要到１９９７年，還早呢，還是讓年輕人去管吧。現在離１９９７年只有１５年的時間，你是如何考慮在這個期間處理這個問題。”
時間緊迫。這次希思有些著急了。實際上比希思更著急的是英國政府和英國各方面的人士，也包括香港各方面的人士。因為國際上的投資都需要有１５年的穩定。香港的前途未卜，他們焦慮的是否要繼續在香港投資。中國在香港問題上的態度如何，香港問題能不能解決好，這是最關鍵和決定性的因素。對投資者來說，這種擔心是可以理解的。
作為朋友，鄧小平很坦誠地告訴他說：“我們是多年的老朋友了。香港的主權是中國的，還有新界，包括整個香港，過去是不平等條約，實際上是廢除的問題。如中國到時不把香港的主權收回來，我們這些領導人也交不了賬。”
在談到投資問題時，鄧小平明確表示：中國要維護香港作為自由港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響外國人在那裡的投資，在這個前提下由香港人來管理香港。
實際上鄧小平的這個態度早在３年前就已經明確地表達過。
那是在１９７９年３月２９日上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會見了來訪的香港第２５任總督麥理浩。麥理浩是應中國對外貿易部部長李強的邀請來中國訪問的，這也是有史以來到中國大陸訪問的第一位香港總督。可見，他背負的使命是神秘而又重大的。
作為職業外交家的麥理浩，是很熟悉中國的。對於這次來訪，英國政府極其重視，外交部專門進行了研究，賦予他一個特別任務：試探中國領導人對１９９７年香港歸屬問題的態度。從３月２４日至２８日，麥理浩先後在廣州、北京與有關領導會談時，就不停地放出他的試探“氣球”———根據《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租借香港新界９９年，將於１９９７年期滿，英國希望中國在１９９７年以後繼續租讓。
在２９日會見鄧小平時，麥理浩趕緊抓住機會，一定要把問題談透，所以一落座，他就直奔主題，問鄧小平：“現在離１９９７年只有１８年了，許多投資者開始為這個問題擔心。作為港督，我很想知道中國政府和閣下對這個問題的態度。”
鄧小平毫不遮掩，快人快語地答道：“我知道，人們開始擔心香港將來前途和地位問題。對這個問題，我們有一貫的立場。你們在座的各位先生都很清楚，我們歷來認為，香港主權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問題本身不能討論。但可以肯定一點，就是到那時候解決這個問題時，我們也會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現在人們擔心的是繼續投資靠不靠得住。這一點，中國政府可以明確告訴你，告訴英國政府，即使那時作出某種政治解決，也不會傷害繼續投資人的利益。請投資者放心。”
但中國政府採取什麼措施或者政策讓投資者放心呢？
鄧小平接著說：“我們把香港作為一個特殊地區、特殊問題來處理，這是一個長期的政策。即使到了１９９７年，不管具體怎麼做，政治上如何解決，這個政策不會改變。不管將來香港的政治地位如何解決，香港的特殊地位都可以得到保證。中國政府的立場不影響他們的投資利益，說清楚一點，就是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初相當長的時期內，香港還可以搞它的資本主義，我們搞我們的社會主義。就是到１９９７年香港的政治地位改變了，也不影響他們的投資利益。”
這是第一個英國人第一次聽到中國最高領導人用“一國兩制”的方法解決香港問題。麥理浩終於拿著“定心丸”回英國交差了。
１９７９年７月，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向中國外交部遞交了一份《關於香港新界土地契約問題的備忘錄》，提出希望中國政府取消兩個限制———也就是取消新界土地租約不能超過１９９７年的限制和取消１９９７年後港督在法律上不能再管理新界的限制。當這兩份備忘錄遭到中國政府的明確否決之後，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英國就頻繁地派遣政要訪華，包括前首相卡拉漢、外交大臣卡林頓、掌璽大臣阿德金斯以及英國國會代表團等。他們無非就是迫切地表達一個意思：英國政府對香港的前途問題著急，希望中國能夠主動提出一個維持香港現狀的辦法。而說白了，就是英國人不願意放棄香港，希望能夠永遠獲得對香港的管治權。但無論誰來，中國領導人只有一句話：請放心！同時在鄧小平的授意下，中國政府在１９８２年３月拿出了比較完整充實可行的體現“一國兩制”方針解決香港問題的１２條方針政策，明確提出來“５０年不變”，在國際社會引起強烈反響。這些政策，鄧小平也是徵求過香港的許多人士意見之後才形成的。
而這次，前首相希思是受首相撒切爾夫人的重託來探聽中國政府的態度，旨在進一步了解中國關於香港問題的方針政策。
在這樣的背景下，鄧小平再一次向希思重申了中國方面的立場，已經是成竹在胸，他說：“現在解決香港問題的時機已經成熟了。中國政府已經確定解決香港問題的方針政策。這些政策與中國對台灣的九條方針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我們將按這種思路解決香港問題。”
希思聽到鄧小平這麼肯定，心中為之一震，急忙問道：“鄧先生，我本人很相信您的話，但香港人期望看到一些更為具體的東西，比如中英雙方的協議。”
鄧小平毫不猶豫地說：“如果可能，我們願意同英國政府正式接觸，通過談判來解決香港問題。”
這次希思來訪，真可謂不辱使命。
１９８２年５月。港督麥理浩任期期滿後，由曾４次在駐華使館任職、通曉漢語的中國通尤德爵士接任港督。尤德一上任就穿梭於北京和倫敦之間，為中英最高級別的談判作準備。
最後，雙方終於確定，在１９８２年９月，撒切爾夫人將前往北京與鄧小平見面。
英國的“鐵娘子”要和中國的“鋼鐵公司”握手，猶如一場好戲就要開場了一樣，整個世界都睜大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