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鄧小平迷住了“三邊主義”的創始人——鄧小平和布熱津斯基(1)

據說，有人曾經在白宮的一個外交使節的宴會上提了一個問題讓與會者回答———在美國，每天都必須要和總統在一起說話的人是誰？ 有的人說那當然是第一夫人，有的人說是總統的廚師，有的人說是總統的辦公室主任，甚至還有人說是總統養的小寵物等等。但答案都不正確。那這個人是誰呢？ 最後，還是白宮的一個服務生無意中正確地回答了這個問題———這個人就是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這個作為總統國家安全顧問的角色，幾乎每天都要把中央情報局、國務院、國防部的情報進行整理向總統匯報，並提出不同方案和對策供總統參考，在白宮是最引人注目的了。 擔任１９７７年到１９８１年美國卡特總統執政時期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是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此前，他曾在約翰遜政府的國務院政策計劃班子里幹過兩年，他因發表《大失敗》一書，對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進行全面攻擊而在國際反共舞台上聲名大噪，是國際上最著名的反共理論家，因此還得了“鷹派”代表人物的稱號。尼克鬆就任總統後，他又回到大學講台，卻提出了一些“鴿派”的理論。因其不是在美國本土出生，而是在東歐出生，又對東歐和蘇聯以及美蘇關係問題有著成功的研究，使他成了美國權勢集團上層人物的座上賓。他的簡要明了地從世界紛繁複雜的事務中迅速概括成決策方案的能力和善於總結形勢而提出口號的能力，也深受美國政治領導人物的欣賞。此間，在緬因州的東北港避暑的布熱津斯基，與美國著名的大財團的總經理兼董事長、不久前又剛剛擔任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的戴維·洛克菲勒在其西爾港莊園，一見如故，成了一對密友。由此他們還成立了一個由美國、西歐和日本的最上層銀行和企業巨頭組成的一個組織———就是著名的“三邊委員會”。這個“三邊主義”就是布熱津斯基的發明。

再後來，經可口可樂公司的保羅·奧斯汀推薦，戴維的提名，經布熱津斯基的同意，還未當選美國總統的卡特才得以成為“三邊人”的。卡特在競選總統成功後，在組成政府班子成員時，首先就請教布熱津斯基。而且卡特還對他說：“還在我剛進'三邊委員會'的時候，心裡就想，要是我能當總統，我就請你出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並希望布熱津斯基“幫我一把”。而布熱津斯基也毫不謙虛地說：“這是我的榮幸！吉米，你決不會對自己的選擇感到後悔的。”卡特也的確公開對記者說：“我有了最優秀的顧問！” 像基辛格一樣，布熱津斯基擔任此職務後，因其在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進程中所起的傑出作用，而在世界政壇上聞名遐邇。 布熱津斯基向中國駐美聯絡處秘密表達訪華願望。卡特單獨秘密會見布熱津斯基，並給予“特別授權”，表明“布熱津斯基此次訪華的主要目的，應該是建立外交關係”。

布熱津斯基特地準備了美國宇航員從月球取回的岩石標本和一面帶上月球的五星紅旗作為禮物贈送給中國人民，“作為我們共同追求更美好的未來的象徵。” １９７８年４月，對吉米·卡特來說，考慮得最多的問題或許就是美中關係正常化問題了。他已經內部秘密決定了美中關係正常化的實施戰略報告，建議中美建交時間為“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卡特覺得，中國人將每年的１月１日叫作“元旦”，是吉祥的開始的含意，中國人會很喜歡這個日子的。而離這個日子不到８個月了，美中雙方能在這麼短的時間裡消除障礙和分岐嗎？美方的“最低限度”方案已經調整為：要中方接受美國對台灣軍售的安排。這是建交談判的核心基本點。中國能接受嗎？沒有人能知道。結果會怎樣？為此，他曾授意駐中國聯絡處主任伍德科克帶著這個“最低限度”建交條件回北京去作一些試探，設法將美國的這一想法準確地傳遞給中國人，並從中國人那裡得到一些美國人可以接受的回應。可是，伍德科克為此使盡渾身解數，能做的都做了，仍然沒有得到中國的任何回應。或許只有派出總統特使飛赴北京直接與中國最高領導人溝通這一條路了。因為時間緊迫，時年（１９７８年）的秋冬，國會大選之後，正好是一個極為難得的“時機窗口”，這是一個有利於關係正常化的時機，在這個時候，國會正在休會，由於剛剛經歷人事調整，反對派力量相對薄弱，很難立即組織起強有力的反擊。這個“時機窗口”從秋天一直開到１９７９年１月中旬新一屆國會開會之前。如果不在１９７８年內完成美中關係正常化，等到明年國會開會之後，這個“窗口”就會因為兩個因素的限製而關閉：一個是與蘇聯削減戰略核武器協議一旦達成後，爭取參議院的批准勢必是一場戰鬥；二是１９７９年將是總統大選年，卡特的一班人要集中精力，應付總統大選，而這時必須考慮黨派鬥爭和國會可能對某些外交政策的指責。

而作為布熱津斯基，自然不願意放棄像基辛格秘密訪問北京使其成為中美關係史上的傑出人物一樣，他曾多次敦促總統改善美中關係。而早在１９７７年的１１月３日，美國副總統蒙代爾在白宮設宴為即將回國的中國駐華盛頓聯絡處主任黃鎮餞行時（當時卡特總統對黃鎮和記者們說：“由白宮出面為即將離任的外交使節餞行，在美國外交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黃鎮完成了自己擔任該職５年半期間的最後一個重要使命，就是當眾向布熱津斯基發出了訪華的口頭邀請。其實，這也是布熱津斯基在此前授意他的助手奧克森伯格向韓敘提出了“希望中國領導人邀請他去北京訪問”的。而美國駐北京的聯絡處主任伍德科克也建議卡特讓布熱津斯基訪問北京。這次黃鎮的口頭邀請，就是中國政府對布熱津斯基的重要回應。布熱津斯基自然暗自心喜，高興地接受了邀請。這自然受到了作為國務卿的萬斯的強烈反對，並為此爆發了爭吵。

然而當１９７８年１月２４日國務卿萬斯的北京之行，在中國碰到了“鄧小平的釘子”，沒有達成中美關係正常化的任何協議的時候，布熱津斯基自然不能放過這樣的機會，該他出場了。 １９７８年３月１６日，華盛頓正式通知北京，布熱津斯基接受了邀請，具體日期待定。 ４月２６日，白宮宣布布熱津斯基訪華的日期定為５月２０日。這就表明卡特總統開始準備迎接他在外交事務的決策中的一個最為關鍵的挑戰。 ５月１２日上午，布熱津斯基按照慣例工作程序，到橢圓形辦公室向總統呈遞最新簡報，在介紹完最近２４小時內世界各地的情況後，起身告辭時，卡特讓他留下來，說：“茲比格紐，你等等，我想和你專門談一下你訪問北京的事情。” 等布熱津斯基坐下來後，卡特就說：“我已經想好了，希望能加快關係正常化的步伐。你此次到了北京，如果看準了情況，你就可以見機行事，抓住機會，把關係正常化推進一步。我給你特別授權。”

聽到總統如此的決斷，布熱津斯基頓時興奮得幾乎要跳起來了，說：“這太好了！” 卡特繼續說：“你見到中國的領導人，就說美國接受中國提出的關於關係正常化的三個基本條件，但是中方也須同意美方的兩項基本條件：其一，美方公開聲明相信台灣問題將得到和平解決，請中方不要加以駁斥；其二，美方應能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 “好，我一定按你的要求去辦。”談話後，布熱津斯基立即在中國問題專家奧克森伯格的協助下，將總統的這次談話整理成有五頁紙的書面指示，呈交卡特審閱，請卡特簽字，以作總統授權依據。 但卡特並沒有馬上在此份書面指示上簽字。他準備開一個會，給幾個要員通氣。 ５月１６日上午，卡特總統親自在橢圓形辦公室裡主持召開專門會議，討論布熱津斯基即將進行的訪華事宜。往常總統召開這類涉及外交事務的政策會議，通常都是萬斯先作發言。這次，大家也像往常一樣，先看看萬斯。萬斯則坐在沙發上，一反常態，默不作聲。

卡特知道萬斯由於自己的意見未得到採納，心中不高興。於是，卡特就示意國防部長佈朗先說。布朗此次態度鮮明，極力主張總統授權布熱津斯基同中國進行更為廣泛、更加實質性的會談。布朗說：“我們應當借助這次訪問，將美中關係正常化大大向前推進一步。” 布熱津斯基也說：“我覺得，我們不僅要大幅度地推進關係正常化，而且還要進一步發展美中軍事戰略關係，我想總統考慮，能否在我的已經確定的訪華代表團名單中，再增加助理國防部長阿布拉莫維茲，責成他在北京專門向中國方面通報全球戰略形勢。” 卡特基於急劇變化的美蘇關係和國際形勢，接受了布熱津斯基和布朗的觀點，因而在會上表態說：“布熱津斯基此次訪華的主要目的，應該是建立外交關係。”

總統在這樣的會議上作了決定，萬斯儘管不悅，也不再持反對意見。 ５月１７日，卡特在此份關於美中關係正常化的書面指示上略作修改，然後簽字。在這份文件中，卡特總統就中國問題作了一些重要而高度機密的決定。其中提到兩個關鍵問題，即美國與中國的戰略關係問題和美中建立外交關係問題。 關於第一個問題，卡特指示布熱津斯基告訴中國人：“我們把美中關係看做是美國全球政策的一個中心方面。美國和中國有著某些共同利益，雙方有著彼此一致的長遠的戰略利害關係。其中最重要的是雙方都反對任何國家謀求全球或者地區性霸權。所以你的訪問不是戰術性的，而是要表明我們對與中國建立戰略合作關係的興趣，而且這種興趣具有根本和持久的性質。訪問一開始，你就要強調這一點。”

關於美中建交問題，卡特作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指示：“你應該說明，在這個問題上，美國已經下定決心，準備向前邁進，積極談判，掃除關係正常化道路上的各種障礙。” 因此，布熱津斯基的訪華之行，也就被賦予了洽談美中關係正常化的非同一般的重要使命。與上次萬斯國務卿所作的試探性訪華相比，布熱津斯基的訪問才是真正的實質性的訪問。 布熱津斯基格外重視這次訪問，為了表示友好，他特地準備了美國宇航員從月球取回的岩石標本和一面帶上月球的五星紅旗作為禮物，並成功地說服了卡特總統給華國鋒主席寫了一封親筆信：“華主席：特備月球岩石標本一份，贈送給您和中國人民，作為我們共同追求更美好的未來的象徵。” 萬斯對布熱津斯基的行動有些耿耿於懷，在布熱津斯基訪華的計劃確定後，原來就商定不提前向蘇聯打招呼。但後來，布熱津斯基得知，國務院有人未經白宮准許就擅自向蘇聯駐美大使館打了招呼。以致蘇聯在布熱津斯基抵達北京之前，就匆匆忙忙將離任已久的蘇聯駐華大使伊利切夫派回北京來。

在布熱津斯基即將成行之際，萬斯又去向卡特建議，在布熱津斯基訪華之前應該邀請蘇聯外長葛羅米柯訪問美國，想以此來削弱布熱津斯基訪華的戰略意義。布熱津斯基對此表示了強烈的反對。據布熱津斯基在其所著《實力與原則》一書中記述，為了不讓蘇聯因素干擾其訪華之行，他勸說卡特拒絕了萬斯的建議。這樣，邀請葛羅米柯訪問美國的計劃就經卡特同意被推遲至布熱津斯基訪問中國之後。 布熱津斯基臨行前，台灣駐美“大使”沈劍虹求見美國國務院官員和布熱津斯基的助手奧克森伯格，希望美國考慮改變這個訪華日期，因為那一天正好是台灣新“總統”蔣經國就職典禮的日子。國務院中華民國科的官員只好說對這種巧合表示遺憾。奧克森伯格連一句道歉的話都沒有，只是冷冷地說了一句：“這事無法改變了。”

沈劍虹還不甘心，就要求約見布熱津斯基本人。但是，布熱津斯基傳出來的答復是太忙了，只能在訪問北京回來以後再考慮會見。沈劍虹敏銳地感覺到形勢有些不妙了。 ５月１９日，布熱津斯基一行終於乘專機飛離華盛頓，開始了他的中國之行，並按計劃於５月２０日抵達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