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鄧小平迷住了“三邊主義”的創始人——鄧小平和布熱津斯基(2)

布熱津斯基說鄧小平“個子小，氣魄卻大，立即使我心折。和他談話以後我更加理解他何以能經受住政治生涯中的所有挫折，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目的感和乾勁使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位知道自己需要什麼、能和誰打交道的政治領袖。” 聽了布熱津斯基的匯報後，卡特說：“你被鄧小平迷住了”。 當布熱津斯基飛越太平洋上空的時候，表面的平靜並不能掩飾其內心的波瀾，他的心像太平洋的波濤一樣起伏不已。後來他在回憶錄裡回憶起這次北京之行時說：他不由自主地將自己的這次訪問，與１０年前的１９７１年夏天基辛格那次秘密飛越喜瑪拉雅山的“勃羅行動”聯繫起來。甚至他還想到非常巧合的是為美中關係正常化做出貢獻的基辛格和自己，兩人竟然都是非美國出生的移民（基辛格是在德國出生的，他是在波蘭出生的），而且在接受這項任務時都從來沒有到過中國，對中國幾乎是一無所知，又沒有什麼特殊感情，只是有相同的戰略考慮。

在飛機上，他還非常關心講究禮儀的中國會給予他什麼樣的禮遇。他問助手們，基辛格和萬斯第一次飛抵北京時都有什麼人去機場迎接。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奧克森伯格告訴他，基辛格第一次飛抵時，迎接他的是過去與馬歇爾將軍在軍調部共過事的葉劍英元帥，後來是軍委副主席，還有就是當時剛宣佈出任駐加拿大大使的黃華；而去年迎接萬斯國務卿的是已經擔任外交部長的黃華。布熱津斯基之所以問這個問題，是擔心他飛抵北京時受到怠慢。他所擔任的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在職務上與國務卿相當，會受到相同的歡迎禮儀嗎？ １９７８年５月２０日中午，布熱津斯基一行十人抵達北京。同行包括他的夫人，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塞繆爾·亨廷頓、國防部的莫頓·阿布拉莫維茨、國務院的里查德·霍爾布魯克、弗蘭克·普雷的助手本·休伯曼和奧克森伯格等。

當美國專機在首都機場降落，外交部長黃華夫婦出現在舷梯下的時候，他很高興。他曾說：“這是一個信號，說明中國人決定對這次訪問給予與國務卿來訪同樣的規格。” 這是布熱津斯基第一次訪問北京，印像很新鮮。布熱津斯基在回憶錄中說： 為了使中國參加到我想要推進的關於建立更廣泛關係的會談中來，我們中的４個人準備向中國人廣泛地介紹情況：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塞繆爾·亨廷頓，專談我們對蘇美均勢的估計及由此產生的戰略問題；國防部的莫頓·阿布拉莫維茲，全面介紹軍事情報，並提出兩國軍事代表團互訪的建議；國務院的理查德·霍爾布魯克，專談擴大文化和經濟合作問題；在費蘭克的新聞班子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任職的本·休伯曼，專談擴大科學合作，包括總統科技顧問普雷斯博士可能訪華的問題。我在中國事務方面最親密的顧問米切爾·奧克森伯格則直接與我一起準備我所要作的關於美國對外政策的全面介紹，這一介紹是我與中國領導人進行更為直率的討論的序幕。

當天晚上，外交部長為我舉行正式晚宴，席間互相祝酒———我們祝酒時措詞謹慎，以示我們意圖的嚴肅性。 星期天早晨，我們先去參觀毛澤東的紀念堂。看到有教養的中國人也學俄國人的作法，將他們的革命領袖的遺體作了防腐處理並予以展出，我未能苟同，對於所謂的科學的唯物主義者來說，這是一種自相矛盾的風格。這個上午餘下的時間用於與中國外長進一步交換意見，他介紹了中國在對外政策問題上的立場。下午，我參觀了紫禁城。這種宮殿與手工藝品卓越非凡的組合，使人們理解到中國本身一直就是一種文明，其程度之高非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可比，相當不同尋常而富有特色。然後，我與鄧小平副總理第一次會談，晚上也同他在一起，在仿膳吃了一頓精緻的便宴，仿膳飯館設在北京中部的北海公園，前面有個小湖。飯罷，去聽京戲，上演的都是傳統的京戲，顯然與最近對外賓的做法不同。

深諳談判藝術的布熱津斯基對這次訪華，可謂作了充分準備，在對美中兩國近１０年的談判記錄作了潛心研究分析之後，精心設置了一套談判計劃。他知道，在同鄧小平或華國鋒會面以前，他與中國外長的談話，中方將會進行全面研究。因此，他就在第一天與黃華外長會談時，連翻譯在內，用了三個半小時，“有意識地將概述美國對外政策的開場白講得很長，很全面”，清楚而充分地說明美國贊成什麼，卡特政府想做的又是什麼。目的是想在戰略問題上一旦達成若干一致意見後，再和最高領導人私下討論此事。也就是說，“真正的協商和確實重要的交換意見主要是在與鄧小平副總理和華國鋒總理會談時進行的”。 ５月２１日下午４時零５分至６時３０分，鄧小平就在人民大會堂南門接待廳會見了布熱津斯基。鄧小平是在布熱津斯基剛剛參觀了故宮博物館後就進行這次會見的。

布熱津斯基在回憶錄中說：“在會見中國外長時，雙方代表團在長桌兩邊相向而坐，但在這次會見中，鄧與我卻並排坐在扶手椅中，鄧在我左邊，他那照例必備的痰盂在他左邊。伴我前往的只有邁克·奧克森伯格，他能講中國話並做詳細記錄，在座的還有倫納德·伍德科克大使。代表團其他成員對未能列席都沒有意見，只有霍爾布魯克因未能參與這次會見而就個人特權問題大做文章。然而我受到總統明確指示的限制，要使會見保持在小範圍內，並保守機密，那麼大使顯然應該排在他的前面。會見是從鄧的一句關懷話開始的。鄧說：'你一定很累了。'我回答說：'我感到振奮。'這句話準確地表達了我的情緒。在繼續寒暄幾句以後，鄧就言歸正傳了。”

布熱津斯基告訴鄧小平，他已經將毛澤東、周恩來和鄧小平與美國主要政治家和參議員的談話記錄都閱讀了一遍。 鄧小平說：“美國朋友我見得不少，中國問題不難了解，你從過去的談話記錄中，可以了解我們的看法、觀點和主張，我們已經直截了當地說出來了。毛澤東主席是個軍人，周恩來也是軍人，我也一樣。” 布熱津斯基回答說：“軍人說話就是痛快直率，但美國人也有說話直率的名聲。我希望你沒有覺得美國人或美國有什麼不容易理解的。” 緊接著，布熱津斯基“便一頭栽入”他在與黃華外長會談時迴避了的話題，即關係正常化問題。布熱津斯基說：“總統要我轉告你，我們準備不僅就國際形勢，不僅就我們並行不悖的行動可能有助於推進同樣的目標或抗拒同樣的危險等方面認真進行會談，而且準備開始就兩國更直接的關係問題作更加積極的會談。”

鄧小平仍持懷疑態度，因為布熱津斯基頭一天和黃華的會談中，並沒有具體涉及到這一實質性問題。於是，鄧小平說：“閣下，現在的問題仍舊是下決心。如果卡特總統在這個問題上下了決心，我想解決這個問題就比較容易了……為了實現正常化，你認為應該做到什麼呢？” 關於這個問題，在回答時，布熱津斯基試圖讓鄧小平了解美國對盟國的義務，也了解美國在國內面臨的困難，特別是在台灣問題上遇到的困難。布熱津斯基為此談了相當長的時間，他說：“在和閣下私人討論以及在這小範圍內保密的情況下，我還可以說，總統本人準備在實際可行的情況下盡快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無意人為地延遲解決……因此，總統準備在國內承擔解決兩國之間突出問題的政治責任。他承認這是我們的責任，而不是你們的問題。在兩國關係中，我們將繼續遵循上海公報，遵循只有一個中國、解決台灣問題是你們自己的事這條原則。然而，與此同時，我們還有某些國內問題和某些歷史遺留下來的必須加以克服的問題。這些問題複雜、困難，在某些方面相當帶有感情色彩。這就是我們為什麼必須在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方面找到能夠讓我們表達我們的希望和期待的某種方式的原因，儘管我們承認這是你們的國內事務，我們是按照上海公報的精神這樣做的……”

鄧小平回答說：“雙方都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中國人可以說，我們何時、如何解放台灣是應由中國人自己來解決的內部問題。我們可以表達我們的看法。” 布熱津斯基說：“關係正常化以後，感到不安全的台灣可能會轉向蘇聯。” 鄧小平回答說：“我們曾經考慮過這個可能性，但既然美國要維持與台灣的經濟關係，這個問題就不成其問題。” 雙方的立場就這樣接近了。 可以說，在整個過程中，正如布熱津斯基所說的，“我們試圖將交換意見變為朋友間的真誠對話，我即席發言，將全球性、戰略性和雙邊問題交織在一起，逐漸接近正常化問題，以便探索中國的靈活性，然後，再回到不致引起重大爭論的全球問題上來。” 會談中，布熱津斯基“有意”使用了“歷史轉折時代”這個“含義模糊的字眼來描述台灣在以某種方式最終重新統一之前所處的分隔狀態”，試圖向鄧小平講清楚，“即使在正常化以後，美國對台灣的安全義務還要繼續下去”。

在進一步交換若干意見之後，布熱津斯基繼續說：“我受命向你證實：美國接受中國的三個基本點，並再次重申上屆美國政府向你們作出的五點（承諾），我願意再次重複自我來到北京已說過好幾次的話，即美國在這個問題上決心已下。” 接著，布熱津斯基提議下個月雙方就正常化問題開始進行高度機密性的磋商。 鄧小平立即代表中國接受了這個建議。之後，鄧小平還是忍不住用“挖苦”的語氣說道：“我想，關於這個問題，就談這麼多了。我盼望著卡特總統下決心的那一天。讓我們換一個話題吧。” 但敏銳的布熱津斯基又立即肯定地補充了一句：“我已經對您講過，卡特總統已經下了決心了。” 隨後，鄧小平和布熱津斯基的會談話題又回到國際形勢上來。鄧小平粗線條地重申了頭一天黃華外長的意見。他強調中國對得到更多美國技術懷有興趣，儘管他對美國可能不會給予合作表示關注。之後，他們繼續討論戰略關係問題，鄧小平堅持說限制戰略核武器會談對美國沒有好處。

布熱津斯基指出：“會談旨在實現戰略穩定，它是與重振防務的努力並用的。” 鄧小平沒有他的看法，說：“坦白地對你說，不管什麼時候，只要你們去跟蘇聯締結條約，總是美國方面作出讓步，總是討好蘇聯的產物。” 布熱津斯基覺得“這該是我們稍微諷刺一下對方的時候了”，就對鄧小平說：“在對付蘇聯方面我們並不天真無知。過去３０年來，反對蘇聯霸權圖謀的一直是美國，其時間大致相當於你們的兩倍，所以我們在這方面還是有一些經驗的。” 但就像布熱津斯基後來回憶說的那樣：“要是從上面這番概述便得出結論，認為我們交換意見時言語尖刻或互相攻擊，那就錯了。交換意見過程中確有爭吵，但整個趨勢是積極的。鄧關於正常化的評論也不像外長那麼僵硬，他並沒有作實質性讓步，但伍德科克和我都感到可能有某些靈活性。鄧沒有駁斥我關於美國和台灣的某些說法，自那以後，我們更有這種感覺。我們的討論一直持續到晚上，儘管我們的談話更多有個人性質。我們在談到各自的家庭時，鄧不住地往我的盤子裡放入引人開胃的美味佳餚，我們頻頻舉杯祝酒，鄧對他有興趣訪美作了一些含蓄的暗示。他還作了一項神秘莫測的評論，大意是說他自己作為高級領導人只有３年的時間了，他這樣說時，似乎在強調美中關係的進展有某種迫切性。我告訴他，我希望能在華盛頓我的家中回請他一次，以答謝這次宴請，鄧微笑著接受了。” 鄧小平接受布熱津斯基的邀請，是在他們當天晚上的會談中。他們在人民大會堂談了一個下午。在快要吃晚飯的時候，轉換地點來到了北海仿膳飯莊邊吃邊談，由過去給毛澤東、周恩來作翻譯的冀朝鑄擔任翻譯。 這天黃昏時分的北海公園因為這次特別的宴會而載入了史冊。湖面波光瀲灩，燈影粼粼，垂柳依依，和風拂面。在公園西邊的仿膳飯莊里，古香古色的宮廷菜與點心令人回味無窮。穿著黑色中山裝的中國主人與西裝革履的美國客人都因會談的順利而有些興奮。 這是對中美關係起了重大作用的一次談話。數年後，布熱津斯基才知道，鄧小平這次在北海公園的仿膳飯莊宴請他，是鄧小平了解他，知道他這次訪華的不易而給他的特殊禮遇。布熱津斯基以後曾多次回憶起這一次談話，說這是他終身難忘的一個夜晚。他說：“會見後不久，如上所述，他把我帶到一家飯店，在那裡我們繼續討論，氣氛更加無拘無束，一直討論到很晚。鄧個子小，氣魄卻大，立即使我心折。他富有才智，機警、精明，理解很快，相當幽默，強硬而直率。和他談話以後我更加理解他何以能經受住政治生涯中的所有挫折，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目的感和乾勁使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位知道自己需要什麼、能和誰打交道的政治領袖。” 次日下午，華國鋒總理也接見了布熱津斯基。布熱津斯基遞交了從月球采回的岩石標本及帶上月球又帶回來的五星紅旗。 在告別宴會上，布熱津斯基在原來準備的祝酒辭中，特意加上了關於卡特總統對美中關係正常化下了決心的段落。他在祝酒辭中首先表達了美國對中國的三個根本信念：第一，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友誼和關係正常化對世界和平極為重要和有益；第二，一個安全和強大的中國對美國有利；第三，一個強大、自信和參與全球事務的美國對中國有利。然後，他加瞭如下一段話：“美利堅合眾國總統希望與強大的中國有友好聯繫。他決心和你們一起，在上海公報的範圍內，克服兩國關係正常化道路上尚存的障礙。在這個問題上，美國已經下了決心。” 布熱津斯基一回到美國就立即向卡特總統提交了一份書面報告，認為這次訪問“很成功”。 ５月２６日，外出剛剛回到華盛頓的卡特就听取了布熱津斯基的當面匯報。卡特也認為，儘管布熱津斯基去中國的使命不是去談判任何有關中美關係最後協議的，但是他幹得很好，為後來取得進展奠定了基礎。 這天，卡特曾在日記中這樣寫道：“我（從伊利諾斯州和西弗吉尼亞州）回到華盛頓時，茲比格已經從中國回來了。他對中國人大為傾倒。我說他著了迷了。” 西方的傳媒對布熱津斯基的北京之行反應是積極的。法國《世界報》稱這是“中美關係決定性的里程碑”。德國《法蘭克福報》說“中國領導人隆重地接待布熱津斯基，其規格可與接待基辛格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