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中國人不忘老朋友——鄧小平和尼克松(3)

尼克松說：我見過鄧小平四次。我每次離開北京時，他那永往直前的堅強決心和絕對的自信都給我留下了一次比一次深刻的印象。而且每次我對他的印像都由於他領導的國家正在發生的巨大變化而進一步加強。 在尼克松回憶錄中有關鄧小平的章節裡，到處都可以看到他對鄧小平的仰慕與稱讚。他說鄧小平“能看到專家們不可想像的東西。的確，他正在做的是任何共產主義國家從未做過的”，“撇開權力和意識形態問題不談，鄧正在打賭的是：中國不會背棄好東西”。還說，“鄧小平退居一旁，留下了他所希望留下的人和政策，這樣，他表現出了他的高超靈巧的政治奇技。”鄧小平的“遺產將是使中國從過去的意識形態緊箍咒中鬆綁，並使中國準備在未來成為國際領袖”。

這裡，我們不妨摘選一段，看看尼克松眼裡的鄧小平到底是一個什麼印象——— 鄧小平與日本的吉田茂相似，他們不感到政府內的能幹的下屬是個威脅。相反，鄧小平認為，一位領袖逝世以後，如果有妥善準備好的接班人繼續執行他的政策，這就是最終的成功。今天。鄧小平仍然很健康，但是隨著“人生自古誰無死”的感覺越來越明顯，鄧反而得以理解到領袖不朽的關鍵在于謙虛地承認其他人能夠也必須代替他。鄧小平以其一生中的許多輝煌業績而將被人們所記憶。歷史上，很少有堅強的領袖人物能正視自己的終將逝去，而不是被別人迫使他承認這一點。鄧說：“我要在還未老糊塗之前退下來。”這句簡單的話充分證明了他的偉大…… 已經沿著鄧小平的富有希望的新路走瞭如此之遠的中國是否會走回頭路？倒退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國家像個人一樣，能夠從錯誤中吸取教訓。中國是在已試驗中央計劃經濟失敗後，方開始試驗經濟局部自由化的。當鄧小平還是周恩來和毛澤東的信徒時，中國曾是國際大洋中的一潭死水，屈辱地依賴蘇聯的賞賜。在“大躍進”失敗後，鄧小平才認識到，中國人民的潛力未能在國內發揮，而中國的國家潛力則未能在世界舞台上發揮。毛和周的最偉大遺產之一是，他們終於轉向西方，把中國領進了２０世紀。他們的接班人的遺產將是使中國從過去的意識形態緊箍咒中鬆綁，並使中國準備在未來成為國際領袖。

鄧小平作為一個具有新思想的老人而主政。他的競爭對手不是他下面的年輕人，而是他周圍的八九十歲的老人。他們為他們想像中的國家後果而擔憂，而鄧則歡迎和鼓勵出現這個後果。他們仍懷念著他們和鄧小平一起曾為之而戰鬥的革命理想；鄧小平則明白，除非根本改革中國的體制，否則，１０億張飢餓的嘴會把這些理想化為灰燼。 １６世紀的一位法國學者在他生命垂危時曾絕望地寫道：“若少已知之，則老可行之。”８４歲的鄧小平不僅“已知之”，而且“可行之”。 “知”和“行”的結合產生巨大威力，它推動世界１／５的人為新的繁榮和成為世界領袖而奮鬥。 西方有許多的幼稚的觀察家堅信：鄧的長期計劃是使中國中止共產主義統治。鄧的改革確實惹人注目，甚至鼓舞人心。但是，鄧是改革家，而非革命家。作為一個共產黨人，他不願中國成為資本主義的或民主主義的國家。最主要的是，他是一個希望中國具有強大經濟和軍事力量的民族主義者，有了這種力量，中國才能推行使自己成為２１世紀超級大國的外交和貿易政策。

儘管更多的政治自由並非鄧的明確目標，但是，如果經濟改革深入下去，政治變化可隨之而來。政治變化必須循序漸進，當然應盡快能跟上人民的期望，但不應快得使現行政治結構應付不了。鄧本人把這一點表達得更好不過了：“如果我能使人民得以逐漸改善他們的生活，那麼，我認為這種政策本身就是其連續性的可靠保證。” 改革成功的關鍵是時間。今天中國人感到很新奇的事物，經過相當時間後，他們就會習以為常。親身經歷改革並從中得益的年輕領導人，將成為繼續改革和擴大改革的鼓吹者。鄧的觀念取得成功將提高“自由”威望。中國將理解，不必害怕自由而可得益於自由。 毫無疑問，鄧小平給尼克松留下的印像是難忘和深刻的。他說：“我見過鄧小平四次，１９７９年在華盛頓，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８９年在北京。我每次離開北京時，他那永往直前的堅強決心和絕對的自信都給我留下了一次比一次深刻的印象。而且每次我對他的印像都由於他領導的國家正在發生的巨大變化而進一步加強。”

１９８２年的會見是在９月８日這天舉行的。鄧小平再次對１０年前尼克松為打開中美關係大門所做的貢獻表示了讚賞。同時，鄧小平也非常直率對尼克松說：“你是為了美國的利益到中國來的。”但是，“反過來中國同美國改善和加強關係，也是符合中國自己的利益的。” 這次會見時，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在北京召開（９月１日至１１日），而此前的８月１７日，中國政府與美國的里根政府剛剛發表了“八·一七公報”。鄧小平和尼克鬆在談到這個問題時，鄧小平冷靜地說：“當然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在這個問題上，要看今後美國政府的實際行動。”他指出，發展中美兩國關係還有很多障礙，但最大的障礙就是向台灣出售武器問題和更具有長期影響的《與台灣關係法》。

鄧小平說：“中美關係還有漏洞。”如果要堵住漏洞，就應該建立相互信任的關係，真正從全球戰略出發，發展中美戰略關係，而不只是在台灣問題上。領域寬得很。鄧小平告訴尼克松，正在進行的“十二大”肯定了中美關係。但他同時也說：“問題是還要走著看。” 尼克松離開白宮後，潛心著述，並一直是他的繼任者們在外交政策方面的重要諮詢顧問之一。尼克松先後出版了１０本著作，主要是：《六次危機》（１９６２年）、《尼克松回憶錄》（１９７８年）、《真正的戰爭》（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２年）、《真正的和平》（１９８４年）、《越戰不能重演》（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９：不戰而勝》（１９８８年）和回憶錄《角斗場上》（１９９０年）、《超越和平》（１９９３年）。這些作品都已在中國翻譯出版。

尼克鬆在自己的回憶錄《１９９９：不戰而勝》這本書中，稱讚鄧小平是“２０世紀最傑出的政治家之一”，說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是在“鄧小平的設計指導下實觀的。”他高度評價中國在經濟、政治改革中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認為這應歸功於鄧小平。 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是在鄧小平的設計指導下實現的，這次革命使中國擺脫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濟教條。鄧小平過去和現在都是一位忠誠的共產主義者，他在中國第一次革命成功以前的長征途中，一直同毛澤東和周恩來站在一起。他為１９４９年創建新中國及鞏固新政權所做的貢獻使他成為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一個值得信賴的部下，但是，他對毛澤東搞的“大躍進”感到苦惱。他在６０年代第一次試圖提出改革建議，但卻引起了極端的毛主義者對他的猜疑。 １９６７年，他被流放到外地，但到１９７３年，又重新成為周恩來的可靠接班人，前者向經濟現代化邁出的謹慎的第一步也遭到毛澤東的阻撓。 １９７５年，鄧小平和即將去世的周恩來開始繼續致力於四個現代化建設，造成了中國現在的指導方針。很快，激進派又反掌一擊，再次使鄧小平下台，留下周恩來一人在權力的邊緣渡過了他最後幾個月的生命。但是不久，國家建設者們戰勝了狂熱勢力，粉碎了“四人幫”，兩次下台的鄧小平又成了中國的“最高領袖”。

他還在回憶錄裡這樣寫到：“我從１９７６年到１９８５年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的四次訪問中，我見到這個國家從世界上最教條主義的共產黨國家之一發展成為世界上在擺脫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桎梏方面最進步的共產黨國家之一。拿破崙曾經把中國叫做'睡的巨人'。今天，中國已經成為覺醒的巨人，它永遠拋棄了它在６０年代奉行的自我孤立政策，在可預見的將來將成為世界事務中的一個主要的地緣政治力量中心。” 自從１９７２年尼克松主動打開了關閉２３年之久的中美關係的大門之後，尼克松以他從全球戰略角度分析國際問題的能力，成為美國戰後最擅長於外交事務的總統。尼克松１０年的中國之行（１９７９－１９８９），目睹了中國在全球戰略和國際關係的重要地位和改革開放給中國所帶來的翻天覆地的變化，使他更加敬重鄧小平。

正如尼克鬆對鄧小平說的：“你們深信你們的製度，我們同樣深信我們的製度。把我們聯繫在一起的不是共同的信仰，而是共同的利益。” 這或許正是對中美關係最明智最客觀最科學的概括。其實世界不就是如此麼？周恩來總理曾經說過：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恆的利益。由此，我們相信，維護中美兩國共同的利益不僅對中美兩國人民有益，同樣，也是對世界的發展做出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