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中國人不忘老朋友——鄧小平和尼克松(2)
尼克松回憶說：“我在１９８９年對中國進行的第６次訪問可能是在我１７年以前作第一次旅行以來最敏感、最有爭論的訪問。這一次，幾乎我的所有親密的朋友都極力勸我不要去。”但是他仍然堅持來到中國。
從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９日鄧小平和尼克松第一次在白宮見面，到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３１日尼克松第６次訪問中國也是最後一次同鄧小平會面，尼克松和鄧小平的交往成了鄧小平外交生涯中一件非常特殊的活動。這不僅表現在他們相互間的友誼是深厚的，同時也表現在他們的交往是在求同存異之中與時俱進的。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３１日，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這時正是中美關係處於非常嚴峻的時刻。因為春夏之交中國政府果斷採取了措施，平息了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政治風波，卻招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無理指責，並製裁中國。中美關係面臨困境。尼克鬆在這個時候訪問中國，他既不是總統的特使，也不是政府的官員，而只是以老朋友的身份來到中國的。
鄧小平會見了他。一見面，尼克鬆就說：“我來中國很多次了，每次都受到你們的款待和歡迎。”
鄧小平說：“主要是你做的事情值得我們讚賞和關注。”
接著，尼克松說到目前的中美關係所面臨的嚴峻考驗，希望努力改變這種局面。
１９９０年，尼克松新出版的回憶錄《角斗場上》一開卷，他不僅回顧了１９７２年訪華會見毛澤東、周恩來的往事———無疑他已經把打開中美關係的大門看做自己政治生涯中最值得紀念的事件和輝煌的頂峰———而且他還詳細敘述了１９８９年秋天他第６次訪華時與鄧小平最後一次會面的情景，披露了與鄧小平會晤的一些重要細節。他說：通過這次與鄧小平會晤，“我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確信，鄧小平是當代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他在回憶錄中對這次會見進行瞭如下描述：
我在１９８９年對中國進行的第６次訪問可能是在我１７年以前作第一次旅行以來最敏感、最有爭論的訪問。這一次，幾乎我的所有親密的朋友都極力勸我不要去。他們預言：批評我的人會無情地對我進行譴責。但是，我相信，為了盡一切努力來恢復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的勢頭，自己的形象遭受危險也是十分值得的。
當時，我並不知道布什總統曾經在１月初派秘密的代表團到了北京，然而，即使我知道有這個代表團，我也會執行我自己的計劃。我知道我在實現我們兩國的和解方面所起的作用，使我有了作為中國的“老朋友”受到特殊待遇的地位。我知道即使我說了中國領導人不想听的話，他們也會聽。為了強調我的訪問在他們的心目中的重要性，並且使這次訪問具有兩黨一致的性質，我邀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前卡特政府中國問題的高級顧問邁克爾·奧克森伯格博士陪我一起去。我在離開以前還同兩黨的一些參議員和眾議員進行過磋商。 ……
１０月３１日，我會見了鄧小平，這也許是我同他的最後一次會見。這也是他在宣布退休之前最後一次會見一位西方人物。
我首先對鄧小平說：“我對中美關係仔細觀察了１７年。在這種關係中，從來沒有出現過像現在這樣嚴重的危機，因為這一次感到關切的不是中國的敵人，而是中國的朋友。在我們的會談中，我們必須研究這些分歧，並彌補美國國內對中國友好的人因對一些中國領導人尊敬而遭受到的損害。”
在此行的早先一些會見中，鄧小平在領導機構中的同事一再提出的看法顯然是目前黨的看法。他們引中國的一句諺語“解鈴還須繫鈴人”，說我們兩國關係冷淡是美國的過錯，因為一些學生鬧事純屬內政事務，而美國對此作出了過火的反應。鄧小平老練得多，他說：“在結束前不久在我們之間發生的這件事方面，美國應當採取主動。中國弱小，美國強大。我關心的不是僅僅想保全面子。如果我和我的同事不能維持人們對中國的尊敬，我們就應該下台。這是一個普遍的原則。”鄧小平用一位老革命家的口吻發出呼籲，作為一個幾代以來曾經深受外國統治和剝削之害的國家的領導人要求給予理解。
然而，在我同中國領導人進行的歷時３小時的毫無限制的會談結束時，我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確信，鄧小平是當代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
在這次會談中，鄧小平這樣真誠地對尼克松說：“現在是否可以這樣說，我們同美國也應該結束這幾個月的過去，開闢未來。”鄧小平坦誠地告訴尼克松：“很遺憾，美國在這個問題上捲入太深了，並且不斷地責罵中國。中國是真正的受害者。中國沒有做過一件對不起美國的事。可以各有各的看法，但不能要我們接受別人的錯誤指責。”
談話中，鄧小平嚴正指出：“這是中國的內政。目的就是要穩定，穩定才能搞建設。道理很簡單：中國人這麼多，底子薄，沒有安定團結的政治環境，沒有穩定的社會秩序，什麼事也乾不成。穩定壓倒一切。”對“美國之音”等美國新聞媒體大量報導的假新聞，鄧小平感到非常氣憤，說這“太不像話”，是“一批撒謊的人在幹事，連起碼的誠實都沒有”。同時，鄧小平還警告美國領導人：“根據'美國之音'定調、制定國策，要吃虧的。”
鄧小平還請尼克松轉告美國總統布什，“結束過去，美國應該採取主動，也只能由美國採取主動。”他實事求是地進行了分析，“因為強的是美國，弱的是中國，受害的是中國。”當說到這裡時，鄧小平的語氣顯得尤為強硬，表現出了其特有的外交姿態。他說：“要中國來乞求，辦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國人也不會乞求取消制裁。”
如今這些談話以《結束嚴峻的中美關係要由美國採取主動》為題收入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我們再次重讀這些深入淺出、鏗鏘有力、不卑不亢的精彩對話，彷彿仍能感受鄧小平作為一個中國人民的兒子，在為了維護祖國利益和尊嚴時，表現出的沉著、冷靜和高貴。
“如果中國不尊重自己，中國就站不住，國格沒有了，關係太大了。中國任何一個領導人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都會垮台的，中國人民不會原諒的。”最後，鄧小平還著重地說：“這是我講的真話。”
在再次闡述國家關係應該遵守“不要干涉別國內政”的原則後，鄧小平強調，一切外部勢力的干涉都“動搖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特別是在最近１０年，生活一天天好起來了。中國人民是擁護改革開放的政策的，對國家也充滿著希望。鄧小平毫不謙虛地說，這“是真好，不是假好”。他還肯定地告訴尼克松說：“誰也不能阻擋中國改革開放繼續下去。”他說道理很簡單，因為不搞改革開放，走回頭路，中國就不能繼續發展，經濟就要滑坡，人民生活就要下降。鄧小平自信地說：“不管我在不在，不管我是否還擔任職務，１０年來由我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方針政策絕對不會改變。我相信我的同事們會這樣做的。”
會談最後，鄧小平說：“中國市場畢竟還沒有充分開發出來，美國利用中國市場還有很多事情能夠做。我們歡迎美國商人繼續進行對華商業活動，這恐怕也是結束過去的一個重要內容。”
後來，尼克松回憶說：“我離開中國時，對未來抱審慎的樂觀態度。……我之所以樂觀，真正原因是我重新認識到，在採取一些必要的緊縮措施以後，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將會繼續下去，從而必然會重新出現要求進行政治改革的壓力。我遇到的每一個領導人都表示堅決支持鄧的改革的基本原則。在這方面，給我特別深刻印象的是一些較年輕的領導人。……他們都知道走回頭路再搞教條主義只會走進死胡同……中國由於其巨大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不可避免地會在下一個世紀成為經濟和軍事超級大國。那時，我們需要中國作為我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