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的理想是做個超邁千古的盛世名王。為此，他除了要加強對蒙古地區的控制，向東北、西北、西南發展外，還力圖把他的影響擴大到更廣闊的地區。在中國傳統意識中，還不具備現代意義上“國”、“國家”的概念。在古代，“國”更具有地區、地域的意義。他們稱世界為天下，天下的不同地域稱為各國。中國有一句老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中國古代君主意識中，他自己就是人世間一切的主宰，其地位與上帝主宰上天是相對應的。在他的眼中，世界各地的民眾與他的關係是沒有太多區別的，一切生靈都是他的臣民，處於邊遠地區的是夷人，更遠的則稱為遠夷。這些遠近夷人與中原地區的一切和平交往都被稱作來朝、向化，他們送給朝廷的禮物則被稱為進貢、納獻。中國皇帝以大宗主自居，他們派使節赴各地封其國王、山川，宣布教化，傳達政令，以期四海來朝。在這些方面，朱棣可以作為典型代表。
明太祖朱元璋起自艱難，明初的國力也還有限，他雖控制了中土，但連北元也未能臣服，因此他還不太敢以主宰世界的天子自居。洪武元年，朱元璋頒給安南的詔書說：“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近，一視同仁。故中國奠安，四方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之也。”就是這種態度。朱元璋還多次告誡子孫臣工：
海外蠻夷之國有為中國患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如隋煬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殺害夷人，焚其宮室，俘虜男女數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弊中土，載諸史冊，為後世譏。
他又在《皇明祖訓》中做了明確的規定：
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
朱元璋還規定了“不徵國”：朝鮮、日本、大小琉球、占城、安南、暹羅、蘇門答臘、爪哇、白花、浡泥、西洋、湓亨、三弗齊國等。當然，朱元璋所說“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云云是封建的大國主義的理論，但他提出的安定邊徼，慎動干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則則是正確的。
朱棣的對待中外關係的態度，與朱元璋相比較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其時雖然有靖難之役的破壞，但畢竟明朝已經建立了三四十年，基礎鞏固，有了相當的實力。與洪武時期相比，蒙古衰落，東北、西北地區得到了更有力的控制。這些都為朱棣的好大喜功性格的發展提供了深厚的土壤。永樂時期出兵安南，派鄭和下西洋就是朱棣處理中外關係的典型事件。
安南，秦時為像郡，漢時設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唐初為安南都尉府，宋以後歷朝都接受冊封立安南王。明初，陳氏受明朝冊封為安南國王。
其時，安南大權為其國相黎季犛掌握。洪武二十一年，國王陳煒被黎季犛殺害。立陳日焜主國事，而一切皆決於黎氏父子。建文元年，黎季犛又殺日焜旋大殺陳氏宗族而自立。他更姓名為胡一元，其子為胡■，自稱出自帝舜裔胡公之後，立國號為大虞，年號元聖。不久季犛自稱太上皇，傳位於胡■。
永樂元年，胡■遣使賀朱棣即位，詭稱，“臣陳氏之甥，為眾所推，權理國事”，然“名分未正，難以率下”，他請求“錫臣封爵，使廢國更興，荒夷有統”。且發誓說，“奉命效職貢，有死無二”。明廷不知內情，派遣行人楊勃等赴安南廉察。同年十一月丁卯，明廷遣使往封胡■為安南國王。朱棣說：“覆載之中，皆朕赤子，立之司牧，惟順民情。”胡■則上表退還所侵占的廣西思明之地表示恭順。但一年之後，原安南國王之孫陳天平(一作“添平”)繞道老撾，逃至南京，向明廷報告了實情。陳氏的故臣也來告急，請明朝出兵討伐黎氏。朱棣說：黎氏“試主篡位，暴虐國人，而臣民共為蒙蔽，是一國皆罪人也”。胡氏得知，忙派人請求迎陳天平歸國復位。永樂四年，明朝派兵五十人護送陳天平，但黎氏卻伏兵殺了陳天平，並殺明使。朱棣大怒說：“朕為萬國王，蠢爾蠻夷，乃為不道以戕其主、奪其國。朕不正其罪，如天道何？”其時安南實為當地一小霸主。它向南侵略占城(今越南南方)，向北侵占廣西思明府的祿州、西平州、永平寨。占城、思明紛紛向朝廷告愬。此外，黎氏還侵雲南寧遠州七寨；殺土官猛慢，“虜其女，徵其銀”；“威逼近邊土官，致其駭散”。黎氏不甘心僅封為王，他要做“大虞”皇帝，同時他們還“毀中國儒教，謂孟子為盜儒，程朱為剽竊”。這些都為朱棣所不能容忍。
永樂四年七月，朱棣以成國公朱能為大將軍，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為左右副將軍，分別統“兩畿、荊、湖、閩、浙、廣西兵出廣西憑祥”，統“巴蜀、建昌、雲貴兵出雲南蒙自”，進討安南，以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大理寺卿轉餉，朱棣親臨龍江祃祭誓師。此役明軍兵力達八十萬，比朱棣親征蒙古還要多出許多。可以說是舉國動員了。朱棣說：“夫安南之人，皆吾赤子。今其勢如在倒懸，汝往當如救焚拯溺。”又戒眾將“毋養亂，毋玩寇，毋毀廬墓，毋害稼穡，毋姿妄取貨財，毋掠人妻女，毋殺戮降附者”，並稱“罪人既得，即擇陳氏子孫之賢者立之，使撫治一方，然後還師，告成宗廟，揚功名於無窮”。如此說來，這豈不可以稱作仁義之師了嗎？而且，朱棣的話，就興滅繼絕的封建禮法來說未嘗為無理。因而安南人民“延頸跂足以待王師之至”，明朝軍士“皆歡呼用命”。五年五月，明軍大勝，黎氏父子均被俘虜，都督柳升等將其“獻俘闕下”。
但問題並未完結，關鍵在下一步如何處理。
朱棣下詔訪求陳氏子孫，據張輔報告說，當地耆老—千一百二十餘人詣軍門言：“陳氏為黎賊殺盡，無可繼者。安南本中國地，乞仍入職方，同內郡。”對此，各書記載大體相同。同年六月，明廷竟因之下詔，改安南為交阯，設立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和按察分司，並設立府州縣等機構，儼然為內郡。朱棣忘卻了祖訓中“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的話，也忘了安南被朱元璋列為“不徵”之國。從此，明軍便陷入泥潭，難以自拔。
明廷規定陳氏宗族被殺害者贈官，居官者仍其舊，又詔訪明經博學、賢良方正等各種人才送京擢用。同時“中朝所置吏，務以寬厚輯新造”。然而，“蠻人自以非類，數相驚恐”。永樂六年，陳氏故官簡定反，立國號大越，紀元興慶，諸縣響應。明守軍戰敗，朝廷派沐晟率師征討，再敗。不得已，又派張輔再次往徵。簡定同時使用政治手段，爭取大越政權的合法化。他自己做太上皇，陳季擴做皇帝，而且遣使自稱前安南王孫，請求封爵，被張輔拒絕。陳季擴等兵敗乞降，朱棣詔受其為交阯布政使。但其心實未降，明廷隨即又派張輔、沐晟再次率兵征討。直到永樂十二年，陳季擴才“兵敗服誅”。明朝先後以張輔、豐城侯李彬出鎮交阯。
“郡縣交阯”——一招失算
朱棣曾經說過“非利安南土地人民”，但他卻派出中官馬騏等到交■採辦，“大索境內珍寶”，把內地的弊政漫延至交阯，致使“人情騷動，桀黠者故煽之，大軍甫還，即並起為亂”。有的“自署官爵，殺將使，焚廬舍”，有的“皆自稱王”，此起彼伏，官軍無法控制，朝廷派榮昌伯陳智帶兵助剿，到永樂十九年才“賊悉破滅”，但原陳季擴手下的一個金吾將軍黎利仍未拿獲。黎利曾一度歸附，而又自稱平定王，置官署。在明軍的追剿下他逃入老撾，被迫“求撫”，而心實未降。這時適逢朱棣死，仁宗即位，大赦天下，黎利乘機再起。洪熙、宣德兩朝不斷派兵征討，並下詔“大赦交阯罪人”，招撫黎利等人，“停採辦金銀香貨”，但迄無成效。這時明軍諸將多畏縮怯戰，而宣宗則主張放棄交阯。黎利聲稱已經訪得陳氏之後，請求“循太宗皇帝繼絕明詔，還其爵土”。這樣，問題便又回到二十年前的出發點上了。宣宗打算順水推舟，藉此息兵，“欲如洪武中使自為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但撤兵之詔未到，交阯已經丟失。明朝所設的三司官及鎮守中官全部撤回。一共得以回還者僅八萬六千人，“為賊所殺及拘留者，不可勝計”。正如蹇義、夏原吉所說：“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二十年之功，棄於一旦。”夏原吉掌握著國家財政，他非常清楚徵交阯所花的代價是多麼大。他不同意放棄交趾，對於宣宗撤兵的命令，他說：“臣以為非是。”他們曾是朱棣出兵安南的支持者，他們希望維護先王的業績，同樣可惜二十年中拋在戰場上的血汗呀！
且不說徵交阯所耗費的財兵、物力，單說八十萬大軍離鄉背井，就從農田中奪走了多少勞動力。永樂年間的無休止的征戰，給經濟造成的負擔是巨大的，給人民生活造成的影響也是巨大的。戶部尚書夏原吉的一首《鳥夜啼》，正描述了戰爭給人民造成的離亂之苦：
慈烏啞啞清夜啼，飛來飛去無枝棲，天空月冷聲慘切，更深夜永情悲悽。東家織婦年二五，良人萬里操幹櫓。冬衣未寄春复臨，機杼勞勞不勝苦。耳邊忽聽慈烏聲，炎炎萬感焚中扃。掀襟抆淚罷機杼，披簾促步趨前庭。悲悲咽咽對烏說，莫向清宵學啼血。妾夫別去三逾年，魚雁迢迢至今絕，願烏將妾相思情，西飛啼向夫郎聽。夫能聽兮妾情達，妾情達兮夫心寧。夫寧豈欲終忘返，恩義須期兩無赧。夫能努力樹功名，白髮歸來未為晚。
遠在戰場的軍士日子也不好過。他們不僅有奔波之勞，還有殺身之患，連糧餉也常常難以繼給。我們也錄一首詩看，《交州病中錄諸友，時軍中絕餉，以手帖幹主帥索糧》：
問病尋方事總虛，漫勞車馬慰躊躇，三年玉署蘭台筆，學寫顏公乞米書。
官員尚且如此，士兵可想而知。他們只好哀嘆和祈望了：
不有轅門賢主帥，飄零誰與慰我魂！
無論如何，這場戰爭是結束了。它使明朝官民大大鬆了一口氣，但是到明朝中後期，不斷有人對明軍撤出安南的政策提出批評。
然而，明軍在交阯堅持下去能夠成功嗎？安南脫離中原政府的控製到永樂時已經有“四百四十六年”。以元之強悍，僅能“屢破其國”。明朝雖然在交阯設立了郡縣，但那裡“群盜蜂起”，“或聚或散”，蓋“交人久外聲教，寬縱不堪官吏將卒之擾，往往思其舊俗，一聞賊起，相扇以動。賊酋所至，輒為之供儀隱蔽。以故賊潰复聚。如前所述，中官貪暴虐民，甚至黎利的九歲女兒也被中官馬騏攜歸明廷以充宮婢，病死在內地。因此當地人民更為不滿。二十餘年中，反抗從未停止。明軍是被打出來的。谷應泰說是“城下之盟”，“割地之議”，誠然。情況十分淒慘：“旌節符紱，狼藉裔土，將吏公卿，流離草莽，戰士污魂，哭聞中夜，孤臣■血，碧化千年。 ……死者君其問諸水濱，生者不望生入玉門。貽笑蠻方，損威中國。 ”谷應泰責備於宣宗君臣，我們不是更應該責備朱棣嗎？永樂時期，國力可謂盛矣，不是一直打了近二十年嗎？如果堅持下去再打二十年，損失恐怕會更大。
交阯撤兵之議，非自宣宗始。洪熙元年，宣宗即位不久，與楊士奇、楊榮有一段對話：
上御文華殿，召士奇、楊榮曰……“朕有一言，懷之久矣。今獨與卿二人說，未可輕洩也。昔在南京，皇考因交阯擒叛賊至，曾與朕言：'太祖皇帝初定天下，四夷惟安南最先歸化，後來黎氏篡陳氏而奪其位，所必當討。而是時求陳氏之後立之不得，故郡縣其地。果若陳氏今尚有後，選擇立之，猶是太祖之心，而一方亦得安靜。'朕對曰：'朝廷若行此事，誠帝王之盛舉。'皇考笑曰：'此語未可輕洩。'然藏在朕心未嘗忘。朕今思之，若陳氏果有後，選一人立之，使供藩臣之職，三年一貢，如洪武之製，用寧其民，而中國亦省兵戍之勞，豈不可乎？如此，不免論者謂朕委棄祖宗之業。然繼絕興滅，實我皇祖之志。'其時朕雖髫年，尚記一二……卿二人但識朕意勿言。三二年內，朕必行之。”
我想，這絕不僅是修實錄的史臣為以後不得已撤軍杜撰出來的遁詞伏筆。相反，正是有了這樣的思想基礎，宣德皇帝才對交阯的戰事不積極，對戰敗者不加重罪，直至正式撤軍。
安南之役在周邊地區也有反響。朝鮮聽到這個消息後，太宗李芳遠對群臣說：“聞皇帝徵安南，安南人束手就戮，無有敵之者。”工曹判書李來回答道：“以天下之兵，伐此小國，誰敢有敵之者！”李芳遠說：“不然，兵在精不在眾，豈可執一言乎？且安南國王奔告於皇帝，則帝之此舉，不得不爾。我皇帝本好大喜功，如我國少失事大之禮，必興師問罪。我則以為，一以至誠事之，一以固城壘、蓄糧餉，最是今日之急務。”諸小國是願意與明朝和平交往的，他們甚至不惜俯首事大。但是，如迫不得已，也會起而反抗。
郡縣交阯，無疑也是朱棣“英雄之略”的一部分，然而卻正是朱元璋所告誡的“倚富強，要戰功”。事實證明，“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不在於其地小民少，而在於難於控制。朱元璋主張“以不治治夷狄”，把安南等定為“不徵國”，其用心是深遠的。朱棣聲稱“四海之內皆赤子”，雖然應當地軍民耆老請求郡縣其地，結果還是造成了連年戰亂。最後撤車是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