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國之初，朱元璋將金陵改為應天府，稱南京，以開封為北京。他把自己的老家臨濠定為中都，後改稱鳳陽府。但鳳陽並不適於做首都，中都城大規模的營建工程被迫停止。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將南京改為京師，但並不想把南京作為永久都城。他已經有了更廣闊的視野，希望能選擇一個有利於明朝長治久安的地方作為都城。在歷史上，建都其地而享祚長久的一是河洛地區的開封、洛陽，一是關中地區的長安、咸陽。朱元璋有意將首都定於關中，理由是其地“據百二河山之勝，可以聳諸侯之望”。於是，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他派太子朱標巡撫陝西，考察山川形勝，為遷都做準備。但是，太子考察回還就一病不起，而這時朱元璋已經年老，再無力推動遷都的大事。遷都的事也就擱置了。
朱棣即位，永樂元年（1403年）正月就把北平改稱順天府，建為北京，稱做行在。永樂十九年（1421年），朱棣又改北京為京師，正式遷都北京。早在永樂四年（1406年），朱棣就下令營建北京宮殿，並開始從全國各地徵集物料。永樂十五年（1417年）北京宮殿正式開始營建，經過三年半的時間，永樂十八年（1421年）十二月建成。整個京城的建築包括城牆、城門，皇城、紫禁城、宮殿和壇廟。其設計精巧，宏偉壯麗，令人嘆為觀止。北京城的宮殿壇廟，其規模、型製被清朝所沿襲，一直保存至今，是中國建築史、乃至世界建築史中的瑰寶，已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永樂遷都北京，是明朝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自遷都之日起，政治家、史學家便對其利弊爭論不休，數百年後而不已。一些明朝人認為，北京地理上有許多優越之處，他們將北京與長安、洛陽、汴梁相比較，認為北京形勢最優。他們說：
天地間之形勢，大抵無如燕京，其次則關中，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然視汴猶為上游焉，若金陵則僻在東南，不足控馭西北，非勝地也。
至於其優越之處，無非是：
滄海遶其東，太行峙其西，後枕居庸，前襟河濟，饒谷馬魚鹽果窳之利。順天為皇居，東南轉漕，秦晉入衛，形勝甲天下。
然而，另一些人也常常批評永樂遷都北京，他們對北京的地位十分擔心。大學士丘濬說：
居庸者，則吾之背也，紫荊則吾之吭也。
都燕者切近北狄，則又將恐其反扼我之吭而拊我之背焉，所以防蔽之者，尤當深加之意。
陳建說：
幽燕形勝，自昔稱雄，然距邊塞不二百里，無藩籬之固，而天子自為守。所幸胡人惟利在抄掠，無爭帝之志耳。
他們認為，邊防局面之所以能如此勉強維持，是因為“我固不產英雄，彼亦不生豪傑”。否則，明朝之亡，可能不在甲申。
他們都無例外地指出，北京作為國都的根本缺點，在於距邊防前線太近，政權的中樞極易受到困擾：
有明都燕不過二百年，而英宗狩於土木，武宗困於陽和，景泰初京城受圍，嘉靖二十八年受圍，四十三年邊人闌入，崇禎間京城歲歲戒嚴，上下精神斃於寇，至日以失天下為事……江南之民命竭於輸■，太府之金錢靡於河道，皆都燕之為害也。
甚至有人把“都燕”認做是明朝滅亡的原因之一。
這些論說，概括起來，都可以歸結到一個出發點，即他們都把北京的優劣與邊防相聯繫，把北京作為邊防前線。把遷都北京當做“鎮壓北虜”的措施來評價。北京有優點則在於它可以“據險防邊，居外馭內”反之，北京有缺點，則在於它以天子守邊，易受攻擊。
如此評價遷都，是否確當？朱棣遷都之本意究竟如何？我們有必要追究一番。
永樂遷都，應追溯到朱棣初即位時。燕京是朱棣的“龍飛”之地，朱棣一即位便有遷都的打算。永樂元年，朱棣下詔以北平為北京。永樂四年閏七月，朱棣下詔建北京宮殿。永樂七年以後，朱棣多次北巡，長期住在北京，而以太子監國南京。在北京設有行在六部，天下奏章都要運行在所。其時，北京已經成為實際上的政治中心。永樂十八年北京宮殿建成，九月丁亥，朱棣下令明年正月初一始以北京為京師，正式遷都北京。
朱棣方遷都時，便遭到不少人的反對。永樂十九年（1421年）四月初八，耗費巨資修建多年始告完成的北京宮殿奉天、華蓋、謹身三殿被一場大火燒毀。朱棣以天變示警下詔求言，群臣又紛紛提出不該遷都的問題。朱棣震怒，將主事蕭儀下獄瘐死，並說：“方遷都時與大臣密議，久而後定，非輕舉也。”言者因劾大臣，朱棣命跪午門外質辯。 《■衣生集》記載：“成祖曰：'北平之遷，吾與大臣密計數月而後行。彼書生之見，豈足以達英雄之略哉！'”
什麼是朱棣的“英雄之略”？各書無載，不得而知。於是，後人不斷地提出自己的解釋。丘濬說，朱棣“自北平入正大統，遂建都於此”。袁袠說，“天地間之形勢大抵無如燕京”。鄭曉說：“京畿負重山，面平陸，地饒魚鹽谷馬果窳之利，又轉漕東南，財貨駢集，天險地利，足制諸胡。”孫承澤說：“成祖曰：'北平之遷，吾與大臣密計數月而後行。'今其所密計者即不得聞，以餘度之，其說有四：燕非金元之始也，……宜遷一；古享國長久者靡不遷都，……宜遷二；……成祖曰，吾起燕都燕耳，宜遷三；天下之禍莫烈於鹵，吾今子孫當之，庶幾四海豪傑輻都下，足與鹵角，宜遷四。”
如此眾說紛紜，不外以下五點：一、北京為朱棣龍飛之地；二北京形勢優越；三、北京物產豐富，供給方便；四、可以控制渚胡；五、足與虜較。
明朝自洪武時起，便存在著北方蒙古諸部的威脅，但是，由於明軍的一再打擊，由於明朝政府的懷柔政策，更由於蒙古內部的分裂、紛爭，其力量已大大下降，到永樂年間，蒙古對明朝所造成的危險程度已經大大下降，否則，明朝不會有力量同時進行塞北、交南的戰爭，或者鄭和下西洋的大規模活動也會受到影響。正統以後，蒙古的威脅日益嚴重。與其說是由於蒙古力量的強大，不如說是由於明朝力量的衰落。只是在這時，蒙古問題才成為朝政的一個中心問題。上面所舉明朝中後期人們對遷都原因的推測，都是囿於自己的時代，從自己所處時代的邊防現實出發的。它反映了明朝北邊從向外發展到向內收縮，從積極出擊到消極防禦的轉化。永樂時期根本用不著以遷都這樣舉國震動的措施來對付蒙古，說遷都僅僅是為“足與虜較”，或說僅僅是為了對付蒙古，顯然不符合明初的歷史事實。
如果遷都不僅僅為對付蒙古，那麼朱棣的英雄之略又在何處呢？我們還是考察一下永樂時期的人是怎樣說的吧。
永樂元年正月辛卯，禮部尚書李至剛等言：“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由外藩入承大統，而於肇蹟之地皆有附崇。切見北平布政司實皇上承運興王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製，立為京都。”制曰：“可。其以北平為北京。”
永樂十四年十一月壬寅，复詔群臣議營建北京。先是，車駕至北京，臣工等上疏曰：“北平河山鞏固，水甘土厚，民俗淳樸，物產豐富，誠天府之國，帝王之都也……矧河道疏通，漕運日廣，商貨輻輳，射貨充盈，……望早敕所司，興工營建。”六部都察院等官复上疏：“伏惟北京，聖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帝王萬世之都也。昔太祖高皇帝削平海宇，以其地分封陛下，誠有待於今日。”
永樂十八年，北京新殿成，十一月戊辰下詔有言：
昔朕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君主華夷，建都江左，以肇邦基。肆朕纘承大統，恢弘鴻業，惟懷永國。眷茲北京，實為都會，惟天意之所屬，實卜筮之攸同。乃仿古制，徇輿情，立兩京，置郊社宗廟，創建宮室。上以紹皇考太祖高皇帝之先志，下以貽子孫萬世之弘規……天地清寧，衍宗社萬年之福，華夷綏靖，隆古今全盛之基。
據此綜而述之，永樂之遷都不過有兩個原因：一、北京是興王之地，二、北京便於控制四夷。其他諸點，如物產豐富，供給方便等則為遷都提供了可能。
以興王之地建都，明代在永樂以前有洪武三年朱元璋以臨濠為中都，永樂以後有嘉靖十八年朱厚熜以湖廣安陸為興都。朱棣一即位便宣布以北平為北京，這比中都、興都的地位都高得多了。大概朱棣一開始便有遷都之意。永樂四年閏七月詔建北京宮殿，實際上已經將遷都的意見定下來。第二年七月，皇后死於南京，因國都未遷，陵墓未建，只好把皇后的梓宮暫時停放，更顯示了有意遷都。自永樂七年二月朱棣常駐北京，設行在六部，處理天下奏章，更與洪武之中都、嘉靖之興都不同，永樂十八年宣布以北京為京師，去行在號，不過是為一個既成事實正名而已。
遷都北京是經過長時期準備、策劃的。在這長時期內，朱棣的政策目的經歷了從鞏固皇位到求得發展這樣兩個階段。以上歸納的永樂遷都的兩個目的：鞏固興王之地和力爭控制四夷，正反映了朱棣政治目標的這種變化。
朱棣遷都的目的，其初主要是為了鞏固皇位，是為了防止國內反對派的東山再起。有大量的事實可以證實這一點。朱棣即位之初，朝野洶洶，天下不穩，連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也不明。朱棣既以北京而起，便有必要鞏固他的基礎地盤。基礎地盤鞏固了，才進可攻，退可守，立於不敗之地。朱棣君臣援引朱元璋建中都的先例，不過是為了標榜祖制如此，增加他遷都的合法性。
為了加強北京的地位，朱棣主要採取了兩方面的措施。一方面，他大規模地向北京移民屯田，加強它的經濟力量，穩定它的秩序，另一方面，徵調軍隊佈置在它的周圍，以加強保衛它的軍事力量。
先說第一方面，移民屯田：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九月乙未，命戶部遣官覈實山西太原、平陽二府，澤、潞、遼、沁、汾五州丁多田少及無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實北平。各府州縣仍戶給鈔，使置牛具種子，五年後徵其稅。
永樂元年，令選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四川、廣東、廣西、陝西、河南及直隸蘇、松、常、鎮、揚州、淮安、廬州、太平、寧國、安慶、徽州等府無田糧並有田糧不及五石殷實大戶充北京富戶，附順天府籍，優免差役五年。
永樂二年九月丁卯，徙山西太原、平陽、澤、潞、遼、沁、汾民一萬戶實北京。
永樂三年九月丁巳，徙山西太原、平陽、澤、潞、遼、沁、汾民一萬戶實北京。
其時，也有一些人戶自願赴北京種田：
永樂四年正月已未，湖廣、山西、山東等郡縣吏李懋等二百十四人言，願為民北京。命給道里費遣之。
還有一些軍士被放歸鄉里種田：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十二月壬申，戶部尚書掌北平布政司事郭資奏：北京、保定、永平三府之民，初以垛集充軍從征，有功者已在爵賞中矣。其力弱守城者，病亡相繼，輒取戶丁補役，故人民衰耗甚至戶絕，田土荒蕪。今宜令在伍者籍記其名，放還耕種，俟有警急，仍復徵用……從之。
或者收流民以復業：
永樂元年正月庚辰，北平布政司奏，諸郡流民複業者凡十三萬六百餘戶。上命戶部令有司加意綏撫，勿重擾之。
永樂元年十一月戊寅，書諭世子曰：山後官員軍民，本皆無罪之人，曩因建文殘害骨肉，禍及無辜，不得已逃遁，飄零艱窘，深可哀矜。今既來歸，其令官仍原職，兵仍原伍，民仍原業，咸加綏撫。後有歸者悉如之。
或者釋罪囚以種田：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九月乙巳，命武康伯徐理等往北平度地，以處民之以罪徙者。
永樂元年六月庚戌，戶部致仕尚書王鈍言三事。一，種田囚人……宜不分籍貫，於保定、真定、順天等府所屬州縣挨程安置，先近後遠，庶幾聚落易成，屯種有效。
永樂元年八月己巳，定罪囚北京為民種田例。先是，刑部鄭賜、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等上言……北京永平、遵化等處，壤地肥沃，人民稀少，今後有犯者，令於彼耕戍，涉歷辛苦，頓挫姦頑，庶幾良善獲安，詞訟簡息。凡徒流罪除樂王、灶匠拘役，老幼殘疾收贖，其餘有犯俱免杖，編成里甲，並妻子發北京永平等府州縣，為民種田。定立年限，納糧當差……上是之。
永樂元年十一月戊戌，諭世子曰：朕念北京兵變以來，人民流亡，田地荒蕪，故法司所論有罪之人，曲垂寬宥，悉發北京境內屯種。意望數年之後，可以助給邊儲，省饋運之勞，且使有罪者亦得保全。
當時，朱棣殘酷鎮壓政治反對派，以嚴刑苛法臨天下，所在囚徒累累，此問題之又一面也。為了保證屯種的進展，官府給予牛具種子：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八月甲寅，上以北平、山東、河南累年經兵，民缺耕牛，特命王部於直隸鳳陽、淮安等處以官牛給之。
永樂元年十二月戊寅，工部尚書黃福奏，陝西行都司所屬屯田，多缺耕牛耕具，合準北京例，官市牛給之，耕具於陝西布政司所屬鑄造。
永樂二年三月丙寅，撫按江西給事中朱肇言：比者工部遣人於江西買牛，令有司遞送淮安轉運北平給軍屯種，未免勞民。今江西、浙江、湖廣所屬郡縣積歲沒官牛共計五千餘頭，俱在民間牧養，若停收買，以民間見養之牛轉送給軍，則官民皆便。上命工部勘實，先以牛給本處屯軍，有餘者送北京給軍屯種。
為了適應北京經濟發展和建設的需要，朱棣到北京時曾“取南京民匠戶二萬七千以行”。
在靖難之役中，北京地區發揮了根據地的作用，軍民多所勞苦。朱棣即位後，對他們很是眷顧。他說：“時皇太子居守北京，賴軍民竭忠效力，不避艱難，供給軍需，饋運糧餉，馳驅負■，晝夜不寧，攻守戰鬥，披堅執銳，冒犯矢石，父母妻子不保朝夕，甚為勞苦，使朕無北顧之憂……朕自即位以來，念爾將士人民，飲食夢寐，時刻不忘。”為此，朱棣曾多次詔免北京稅糧。一次，順天府老人三十餘人謁闕謝，朱棣諭之曰：“往者連年軍旅，北方之民供給勞困，朕未嘗忘之。比歲農種如何，民力復舊否？”又諭諸臣曰：“北方之民，如人重病初起，善調理之，庶幾可安。不然病將愈重，朕所以夙夜拳拳也。”朱棣厚遇北京之民，採取了種種措施。如，令罪犯於北京納米贖罪，或充軍餉，或輸官倉；遇百姓乏食，或停天下中鹽，專於北平開中，或詔民採鹽易米者勿禁，；有災則急治，民飢則給鈔，量免其差，屢蠲其稅，較之他地，優恤特甚。朱棣還將“初日所受王莊田地，薄其賦稅，歲收租入，建倉積貯，賜名黃垡，於以備一方之民兇荒給賑，而又復除其身，有司差役一切不得與。且當其時，縣令賀銀，兩遷至少司空，寵榮之極，振古所無。”明人沈榜稱：“此非湯沐重地，故厚其民，以培植王業，因重其令以肇啟太平乎！”“培植王業”，“肇啟太平”，是朱棣強化北京地位、厚遇其民的根本目的。朱棣在永樂九年曾說過：“皇考以五州府興王之地，特加優恤，而蠲其田租，所以固邦畿也。”朱棣所做正倣此，優恤“興王之地”，“以固邦畿”。
除此之外，朱棣於永樂四年詔建北京宮殿，永樂七年營山陵於北京昌平天壽山，十四年作北京西宮，詔文武大臣集議營建北京，十五年命陳矽董營建北京，十八年命蔡信重修北京誠垣。朱棣“焦勞聖慮幾二十年，工大費繁，調度其廣”，可以說為經營北京費盡了心機。
再說第二方面，加強守衛北京的軍事力量，以對付國內的政治反對派。為此，他不惜動用防禦蒙古的兵力，破壞朱元璋苦心經營的北邊防禦部署。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九月乙巳，命都督陳國用、孫岳、陳賢，移山西行都司所屬諸衛官軍於北平之地，設衛屯種：雲川衛於雄縣，玉林衛於定州，高山衛於保定府，東勝左衛於永平府，東勝右衛於遵化縣，鎮朔衛於蔚州，鎮虜衛於涿州，定邊衛於通州。丙午，改大同中護衛為定州衛。
永樂元年三月壬午，改北平行都司為大寧都指揮使司，隸後軍都督府，設保定左、右、中、前、後五衛，隸大寧都司。調營州左屯衛於順義，右屯衛於薊州，中屯衛於平峪，前屯衛於香河，後屯衛於三河。設左、右、中、前、後五所，仍隸大寧都司。 (已見上節)
按，是年大寧都司新城、富峪、會州、榆木、全寧、開平左、右、前、後衛、宜興守禦千戶所均廢，營州諸衛，興州諸衛、開平衛、開平中屯衛、寬河守禦千戶所均內徙。可以看出，朱棣調來加強北京的軍隊衛所，都是原來用以防禦蒙古的。在將大量衛所軍隊遷移部署到北京周圍的同時，朱棣還規定北京地區原有衛所兵力不得輕易減少。楊士奇記載朱棣有這樣一道令旨：“北京人民有在各處充軍者，今後勾補，不復發去，只就河開立一衛或一所，就此當軍。原衛軍伍別著人當。若北京衛分當軍的不動。”
若將這些情況與上文所述的寧王、谷王、遼王相繼內遷聯看，便可發現，永樂初年北邊防線是一個內縮的架勢。其當務之急，是集中兵力鞏固興王之地以對付國內的政治反對派。朱棣之所以敢於而且能夠這樣做，是當時韃靼、瓦剌的分裂、紛爭，他們無力南圖，使朱棣得以騰手南向，同時，兀良哈、韃靼的將領，與朱棣有良好關係，他們甚至率兵援助朱棣的靖難之役，朱棣自然無須對之設防了。
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朱棣設立北京，考慮遷都北京，其初並非用來防禦蒙古，相反，是撤消防禦蒙古的力量，以加強北京。
另外，朱棣將首都遷到北京，也有心理方面的原因。這不僅因為北京曾是他的藩邸所在，是他事業的基礎地盤，從而感到很親切，還因為南京給他造成的心理壓力。南京是朱元璋和朱允炆做皇帝的地方，朱允炆是朱元璋所確立的合法皇帝，但卻被這位聲稱“遵奉祖制”的叔父所推翻。朱元璋死而有靈，得無怒乎？朱棣坐在朱元璋和朱允炆曾經坐過的位子上，心裡是不會安寧的。當他面對祖宗陵墓，或想到死後要葬到朱元璋身邊，是會感到慚愧無顏甚至心驚魄震的。我們絕不能低估一個封建帝王迷信的程度。朱棣即位後，曾多次請番僧大做法事，“薦福於皇考皇妣”，一次齋醮便達七天七夜，不就是想得到冥冥之中的朱元璋的原諒嗎？朱棣無論如何也不願意死後被葬在朱元璋的身邊，即使不遷都北京，也不會繼續以南京為首都。這就是為什麼早在正式遷都之前便開始在北京營建陵墓的原因。
朱棣正式將都城遷到北京是在永樂十九年（1421年），這時朱棣的統治地位早已十分鞏固了，如果說還有反抗勢力的話，也已經無足輕重了。在這個時候朱棣為什麼還要堅持遷都呢？除了前面所講到的心理方面的原因外，除了遷都已成為既定國策外，人們常常提到永樂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的北征，認為北京足以發揮前線指揮中心的作用，其實還是把北京作為抵禦蒙古的基地來看的。如果認為遷都的原因是如此簡單，那還是未免太小看了朱棣，依然可以說“烏足達英雄之略”！
在沒有得到皇位時要奪取皇位，在奪取皇位之後要鞏固皇位，在皇位鞏固後還要向外發展，朱棣的雄心或稱為野心是逐步升級的。他最終的英雄之略在哪裡？一言以蔽之，“控四夷以製天下”。不僅僅遷都一事，朱棣一生的大量活動都是為了這一個總目的。
明朝從朱元璋開始，便承認元朝在歷代皇朝系統中的正統地位。他曾多次說過自己曾經是元朝的臣民，父母受過元朝的恩養。他認為元朝之得天下是因為有德，因而在他對歷代帝王的祭祀中也包括元朝的皇帝。朱棣生於元末，長於明初，大元帝國的盛世必然為之習聞習知。他的藩邸所在，正是元朝的大都。忽必烈和他的子孫們正是在這裡君臨天下的。對於朱棣來說，這是一個每日可見的令人神往的榜樣。朱棣正是要追隨他們的足跡，建立一個像大元帝國那樣的與世無敵的龐大帝國。如果說都城遷於北京有利於征服蒙古，那麼征服蒙古也只能是朱棣英雄之略的一部分。他將寧王、谷王、遼王內遷，將山西行都司、大寧行都司的諸衛所內遷，並不是甘於北方疆域的內縮，而是對北方很放心，認為控制它太容易了。他要控制的不僅有韃靼、瓦剌、兀良哈，還要控制東北、西北的廣大地區。他在東北設立如努爾幹都司，多次派宦官亦失哈前往巡視，在西北，他不斷派出陳誠、李達出使西域，設立哈密衛，這不只是為了“斷匈奴之左臂”，以包圍蒙古，也是為了直接控制這些地區。因而，當近在眼前的韃靼、瓦剌竟然頑梗不臣的時候，他是絕對不能容忍的，他不惜一再發動大規模北征，必欲臣服之而後已。與此同時，永樂三年派鄭和下西洋，永樂四年征服安南，郡縣其地，簡直是東南西北全線出擊。 《明史》坤城傳說：“自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萬方，遣使四出招徠。由是西域大小諸國莫不稽顙稱臣，獻琛恐後。又北窮沙漠，南極溟海，東西抵日出沒之處，凡舟車可至者，無所不屈。”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朱棣的胸襟。必欲“遠方萬國無不臣服”，才是朱棣的英雄之略！
大都曾作為大元帝國的首都將近百年。歷史上中原政權為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困擾的局面，到元朝徹底結束了。元朝所建立的是一個真正的華夷一體四海混一的國家。它是我國古代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發展的重要階段。朱棣希望繼元朝之後做一個華夷一體四海混一的帝國的君主，但是朱棣失敗了，因而也沒有能使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繼續發展下去。其挫折主要是由於他的蒙古政策失敗了，這大概是一生中使他最傷心的事。雖然他對蒙古貴族實行了一些懷柔政策，如任用韃官，封蒙古貴族為王等等，但他並沒有改變朱元璋留下的禁止胡服胡語、禁止蒙古人自相婚姻、五府六部不得任用韃官等等對蒙古的歧視政策，沒有建立起一個蒙古與內地經濟文化交流和聯繫的切實而有效的渠道。他在軍事上實行的在邊境地區的放火燒荒、禁止耕牧、防秋巡邊的做法，對邊境貿易施加種種限制的做法，特別是他親自率領的五次大規模親征，不僅沒能使蒙古臣服，反而使蒙古地區與內地相互隔絕了。本來，在元朝時長城內外已經踏上了同軌發展的道路，到現在又相互脫節了。這也就是整個明朝蒙古問題一直難於解決的基本原因。朱棣原意是要一舉控制蒙古地區的，結果，他的失敗反倒使寧王、谷王內遷等等所造成的北邊空虛成為難以克服的問題留於後世。他以北京為中心控制天下的構想，更隨著永樂末年以後的朝政腐敗而落了空。北邊要塞及大片土地的放棄，使北京成了邊防前線，造成了“天子守邊”的局面。塞上一有風吹草動，便舉朝惶惶不寧。正統己巳之變，嘉靖庚戌之變，無不危及京師，幾傾社稷。當然，有些問題應當由後代負責，不能完全推給朱棣。
我國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和發展，是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元朝定都於大都(今北京)，不僅僅是因為蒙古貴族興起於漠北，或者為了方便而簡單地承遼金之舊，它實在可以看做是推動我國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和發展的一個重大步驟。它再次使作為全國統治中心的首都北遷，或者說是使漠北與中原地區的統治中心合而為一了，它強調了長城內外、大漠南北的聯繫。朱棣欲做個君主華夷的統治者的野心與我國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和發展的趨勢在遷都北京這一點上重合了。朱棣此舉肯定了北京作為全國統治中心的地位：它不僅統治廣大中原和南方，而且還統治包括黑龍江、貝加爾湖、阿爾泰山以北的北方廣大地區。北京不僅是聯繫漢人南方各民族的紐帶，而且也是聯繫女真人、蒙古人和西域各族人民的紐帶。朱棣的英雄之略雖然是從個人的權力慾望和野心出發的，但是它符合中國多民族國家統一和發展的趨勢。遷都北京表現出了朱棣本人的恢宏胸懷和膽魄。但是，他的後繼者並不具備這樣的胸懷和膽魄，更不具備推進這一“英雄之略”的能力，卻反而重覆了朱棣的失誤。終明之世，塞北多故，天子守邊，舉國上下惶惶惴惴，如果對朱明朝廷和朱棣後世子孫來說，遷都北京實在並非高明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