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八年二月，朱棣率五十萬大軍，深入漠北，破本雅失裡於斡難河畔，本雅失裡僅以七騎西逃。明軍復東向擊破阿魯台於興安嶺。阿魯台部眾潰散，以其家屬遠遁，明軍勝利了。
同年十二月癸巳，韃靼太師阿魯台遣平章脫忽歹等向明廷表示歸誠，且貢馬匹。朱棣並不以其曾經“逆命”便拒之。他命“宴勞之”，且賜彩幣襲衣。施又向阿魯台聲稱：“朕奉天命，為天下君，惟欲萬方之人咸得其所，凡有來者，皆厚撫之，初無遠近彼此之間。”只要不再“逆命”，朱棣仍然樂於接受。然而此次阿魯台的遣使“來朝”，另有他自己的目的。他向朱棣告恕，本雅失里西走瓦剌，並帶走了傳國玉璽。本雅失裡既然號稱可汗，傳國玉璽又是全蒙古統治權力的象徵，本雅失里西去，使得阿魯台再難於“挾天子以令諸侯”了。相反，瓦剌的勢力則會由於本雅失里和傳國玉璽得到加強，韃靼阿魯台所爭的正是統治全蒙古的宗主權。阿魯台企圖借朱棣之手為他復仇。他甚至聲稱“元代子孫已絕”，否定本雅失裡“元裔”的身份。其意蒙古已無合法的最高統治者了，無論本雅失裡還是馬哈木等，都無權號令蒙古各部，他又中傷瓦剌說：“瓦剌之人非有誠心歸附，彼如誠心歸附，當遂獻傳國之寶矣。”朱棣雖說：“朕未嘗重此寶也。”但對本雅失里和瓦剌的“逆命”必然不能置之不顧，阿魯台用各種方法向朱棣表示親近。永樂九年六月，他又遣國公忽魯禿來貢馬，十二月遣徹里帖木兒等來貢馬。朱棣自然不會虧待，他不僅厚賜來使，給予馬值，而且將洪武中俘入中原的阿魯台的同產兄阿力台及妹送歸。
這時，瓦剌的首領也並非坐視韃靼與明朝的關係向密切發展，他們同樣希望藉明廷之手打敗自己的仇敵。永樂八年，韃靼被明軍打敗，瓦剌不禁有點幸災樂禍。他們希望明軍能將韃靼勢力徹底消滅。永樂九年二月甲辰，瓦剌順寧王馬哈木等遣使馬哈麻等向明廷貢方物，藉機挑撥明廷與韃靼的關係。馬哈麻說：“本雅失里阿魯台敗走，此天亡之也。然此寇桀鶩，使復得志，則為害邊境。而西北諸國之使不敢南阿，願早圖之。”必欲置本雅失里阿魯台於死地而後快。為了達到目的，瓦剌盡量向明廷表示恭順，不斷遣使入朝。朱棣自然是“來者不拒，一律給予優禮厚賜”。
但是，韃靼被明軍打敗，瓦剌的勢力卻發展起來。永樂十年，馬哈木攻殺了本雅失裡，立其子答里巴為可汗，從而奪得了“正統”的名號。不過，瓦剌要稱霸蒙古還必須除掉韃靼這一障礙。永樂十年五月，瓦剌馬哈木等遣其知院答海兒等隨指揮觀保來到明廷。他們聲稱“既滅本雅失裡，得其傳國玉璽，欲遣使進獻”，但是“慮為阿魯所要，請天兵除之”。來使還恃強向明廷提出了一些要求：“脫脫不花之子，今在中國，請還之。”瓦剌部屬伯顏阿吉失裡等“多效勞力，請加賞齎”。甚至宣稱“瓦剌士馬整肅，請軍器”等等。瓦剌同樣想用傳國玉璽打動朱棣的心，誘使朱棣成為其複仇的工具。雖然朱棣說過“朕未嘗重此寶”，但由於玉璽畢竟是故元皇室所繫，是與明廷對抗的象徵，朱棣也不能有所考慮。朱棣說“此虜驕矣，狐鼠輩不足與較”，但心中的不快是顯然的。永樂十一年正月丙午，瓦剌順寧王馬哈木等又遣歹都孛羅台等來明廷貢馬。這次更是“表詞悖慢”，“多所請索”，向明廷提出“甘肅寧夏歸附韃靼多其所親，請給部屬”等許多要求，當時，明廷派赴瓦剌的敕使舍黑撤答等都在馬哈木處留而不還，朱棣對瓦剌的驕傲大為不滿，“遣其使者歸”，並“命中官海童等責敕條責其罪，且曰：'能悔過謝罪，待爾如初，不然，必舉兵討罪'”。
與瓦剌相對應的是，韃靼竭力對明廷表示恭順。他們指出瓦剌的驕橫無理實欲與明廷抗衡。永樂十一年五月庚子，阿魯台遣撒答失裡等向明廷奏報：“馬哈木等弒其主，收傳國璽，又擅立答里巴為主。請發兵討之，願率所部為前鋒。”六月己酉，漠北卜顏不花等來朝，又說：“瓦剌馬哈木自弒主之後，驕傲無禮，欲與中國抗衡，其遣人來朝，皆非實意，盡所利金帛財物耳。比屢率兵往來塞下，邀遏貢使，致使漠北道阻，宜以兵除之。”據實錄記載，明廷文武群臣聽到卜顏不花等的奏報後，“皆言馬哈木等背恩負德，當舉兵誅”。朱棣則說：“人言夷狄豺狼，信不虛矣。伐之固宜，但勤兵於遠，非可易言，姑待之。如今秋不遣使謝罪，來春以兵討之未晚。”縱觀上述瓦剌的表現與韃靼來人的奏報，雖可看出瓦剌馬哈木等的驕態，可知瓦剌恃強弒主，但對明廷其實沒有冒犯，完全看不出非與誅討的理由。我們懷疑實錄所以如此寫，實為朱棣以後的輕舉興兵委婉開脫，“今秋若不遣使謝罪，來春以兵討之”頗帶有製造口實的雕鑿意味。退一步，即使不是為出兵製造口實，也是中了韃靼挑撥的伎倆。
朱棣對於恭順的臣服者是“來者不拒”的。阿魯台不僅一再遣使貢馬，而且還向明廷納上元朝中書省所授的印信。朱棣於永樂十一年七月封阿魯台為和寧王。詔書中說：“朕恭膺天命，奄有寰區，日照月臨之地，罔不順服。爾阿魯台，元之遺臣，能順天道，幡然來歸，奉表納印，願同內屬，爰加恩數，用錫褒揚。特封爾為特進光祿大夫太師和寧王，統為本處軍民，世守厥土。其永欽承用光寵命。”不久，和寧王阿魯台謝恩，又奏舉所部頭目二千九百六十二人，列其第，請授職事。朱棣分別授予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之職。韃靼阿魯台在與瓦剌馬哈木等人的爭鬥中，急欲找到一個靠山，希望藉助明廷之力打敗對手。朱棣接待韃靼的來朝，封其為王，則可滿足他的虛榮心。韃靼的最終目的是誘使明廷出兵攻打瓦剌。他的目的終於達到了。永樂十二年阿魯台遣入奏“瓦剌將奧魯已渡飲馬河，至哈剌莽來，揚言襲己，因而欲窺開平興和大同”。朱棣決意親征。
關於朱棣對韃靼、瓦剌的政策，論者多稱讚他“以夷制夷”的妙策，說他認識到韃靼、瓦剌“分則易制，合則難圖”的道理。從上述朱棣對韃靼、瓦剌的關係處理上看，朱棣的妙策是安撫弱者，打擊強者，而且堅持“來者不拒，逆命必殲”的原則。
當時的朝廷是宗主，是各部族的保護人。明成祖朱棣調解他們之間的衝突也利用他們的矛盾。於是他封馬剌馬哈木等為王，又封韃靼阿魯台為王。別失八里欲襲瓦剌，朱棣則諭令別失八里“敦眭四鄰”，在韃靼聲稱將要受到瓦剌襲擊時，朱棣也從不坐視，甚至決定出兵。如果說，朱棣出兵是為了明朝自身的利益，那麼，他對形勢的判斷也不太準確。我們仔細考察，實錄所列瓦剌之罪是“表辭悖慢”、“多所請索”。瓦剌所爭的，首先當在於控制韃靼，稱霸蒙古，還難於“與中國抗衡”。瓦剌很難既攻擊韃靼又侵略明朝。從地理上看，飲馬河與開平、興和、大同相去甚遠。阿魯台說“揚言襲己，因而欲窺開平、興和、大同”，不過要挑撥明朝與瓦剌的關係，誘使朱棣出兵，代己當敵。阿魯台說“願率所部為先鋒”，也不過是虛晃一招。事實上，後來朱棣出兵瓦剌，阿魯台按兵不動，並未助戰，甚至朱棣率明軍旋師，路過阿魯台的家門，阿魯台竟然稱疾不朝，可見阿魯台的傲慢與狡詐。阿魯台並未把大明天子放在眼裡，在他看來，朱棣不過是一個可以利用的對象。阿魯台不來朝見，朱棣無可奈何，為了自己下台，反向阿魯台致以慰問。朱棣豈不知阿魯台陽順陰逆？只是不便說破罷了。朱棣封阿魯台為和寧王，隨之出兵瓦剌，在這場政治遊戲中，韃靼、瓦剌也各有自己的小算盤。他們要和要打也都是從自己的利益出發。
清初史學家談遷在評論這段歷史時說：
夷狄相殘，中國之利。本雅失裡戕我使臣。至乾王略。今瓦剌馬哈木等乘其弱滅之，是代我洩憤也。韃靼阿魯台請複仇，仇不在我。馬哈木等又請徵阿魯台，兩置之，聽其爭長。敗則重困，勝亦力疲，因勢圖功，此卞莊子刺虎之奇也。乃封阿魯台，賈怨瓦剌，輕萬乘以先之！後阿魯之叵測，適足嗤於瓦剌也。
朱棣不僅未能“以夷制夷”，反而使自己處於被動地位。明人的一些著作，同樣批評朱棣說：“瓦剌馬哈木等聞朝廷封阿魯台為王，皆怨，朝貢不至。”他們認為瓦剌的逆命完全是由朱棣政策所造成的。這與我們前面分析朱棣封瓦剌馬哈木等為王，引起本雅失裡、阿魯台的不滿是意思相同。此時瓦剌立答里巴，也是以全蒙古可汗自居的。
然而，朱棣親征瓦剌，固亦有其利益所在。一個強大而逆命的瓦剌，是朱棣所不願看到的。朱棣能夠躬擐甲矢，不避霜露，深入漠北，擊走瓦剌，無疑要自示勇武無敵，以樹立個人威望，但它同時也可以使明朝北邊獲得安定，因而這次北征也有一定積極意義，值得肯定。
永樂十二年六月到八月，朱棣率領明軍與瓦剌經過一番激戰。永樂十三年正月，瓦剌馬哈木等遣人謝罪。自此後數年中，韃靼、瓦剌與明朝之間的關係進入一個相對平靜的時期。他們都與明廷保持了通使、通貢、稱臣的關係。韃靼、瓦剌之間的仇殺則如故。只要他們對朝廷不“逆命”，朱棣一概置之不問。這時明廷在三者之間實處於居高臨下的超然地位。瓦剌欲襲韃靼，先通報於朝廷。韃靼戰敗瓦剌，也向朝廷獻所俘人馬，朝廷則陛賞征戰有功者。韃靼被瓦剌戰敗，朝廷則加意撫綏“韃靼來歸者”。瓦剌為韃靼所敗，朝廷亦遣使慰問。韃靼朝貢有橫行於市者，朝廷則送阿魯台自治。這期間朱棣對韃靼、瓦剌的政策，真有“以不治治夷狄”之意，以逸待勞，坐收漁利，這種政策是較為成功的。
永樂十九年正月，阿魯台遣都督脫木兒等貢馬。脫木兒等至邊境“要劫商旅”，“虜自是驕蹇，朝貢不至”。韃靼再次與明朝鬧翻，於是，又有朱棣於永樂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的親征。關於這次親征的原因，明人鄭文彬認為是：“永樂十五年，馬哈木死，封其子脫歡為順寧王。阿魯台恚，遂叛，入寇興和。”阿魯台的背明，是由明廷引起的：“封阿魯台則瓦剌叛，封脫歡則阿魯台叛，亦其勢然也。”完全歸咎於明廷的措置失當。
朱棣欲做一位超邁千古、君主華夷的雄王。他對邊外臣民是“來者不拒”的，同時又是“逆命必殲”的。 “來者不拒”、“逆命必殲”，可以概括朱棣對韃靼、瓦剌的全部政策。朱棣並未試圖分治蒙古，“以夷治夷”，也並沒有什麼別的妙算，“來者不拒”、“逆命必殲”，如此而已。 “逆命必殲除之”，成為朱棣頑固堅持的信條。他執拗地要讓一切“逆命”者就範，而不問這要花多大代價，是否有必要。僅以阿魯台的“驕蹇”、“攜貳”、“所部侵略邊境”便一再勞師遠征。再永樂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兩次出塞，均未遇敵，更可以看出朱棣的一意孤行。
對於朱棣的政策，談遷評論說：
文皇始徵虜，不寢處阿魯台不置也。亡何，封阿魯台則徵瓦剌；又亡何，信瓦剌則徵阿魯台。十年之間乍臣乍叛，乍賞乍譴，在虎狼之虜不足責，而廟算互異，非所以昭威信於萬里之外也。若曰阿魯台侵略，則瓦剌之侵略亦見告矣。且遁在阿魯台，遷其罰於兀良哈，曰彼黨逆也……蓋鶩遠略，慕奇策，不欲虛其羈靮也。
朱棣哪裡騖到了遠略，慕到了奇策？一意孤行，死而後已！
至於“分則易制，合則難圖”這句話出自黃淮之口，並非指韃靼、瓦剌言。永樂九年閏十二月，阿魯台派人向明朝要求將吐蕃、女直作為自己的部屬：“請女直、吐蕃諸部屬其約束。”朱棣以問左右，多請許之。右春坊大學士黃淮獨不可，曰：“此屬分則易制。合則難圖矣。”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
那麼，朱棣率師北征的戰績，又是怎樣的呢？
明人稱頌朱棣北征的功業，極盡讚美之詞，所謂“五出漠北，三犁虜庭”，所謂“北清沙漠，南定交阯，其威德所加，不遠過漢高哉。”嘉靖時曾任兵部主事的袁■化(1502～1547)說：“文皇帝躬擐甲胄，張皇師徒，窮追遐討，深入漠北，以靖胡虜。妖氛殘孽，盪焉廓清，幾無孑遺。乘輿所至，蓋漢武唐宗所不到者。”他們都把朱棣北征的武功看做超過了漢唐。曾經隨駕參贊北征的楊榮等人，對北征的讚頌，更是無以復加了：
皇上以神武之資，繼志述事，旄鉞一麾，而龍沙萬里之外，罔有遺患，以為聖子神孫萬年無疆之業。其於古昔因循不究以蹈後艱者，霄壤不侔矣。聖德神功，巍然煥然，直與天地準。夫豈淺見薄識，所能形容萬一哉！然臣榮猥以非才，叨職翰墨，備員扈從於戎馬之間，親睹皇上，躬禦戎衣，以臨六軍，神謨廟算，機敏睿發，出奇料敵，變化若神。天戈所至，罔不披靡，是以掃除胡孽，易若拾芥，此致此萬世不拔之功業也。
太子少師姚廣孝說：
曾未及月，即抵虜境，群凶嗷嗷，無所逃命。摟其窟穴，盡其醜類，所獲馬駝牛羊，不計其數。掃淨朔漠，洗清草野，士卒卷申，兵不血刃。誠為王者之師，自古所無有也。 ……頌曰……北南一覽，盡歸王化，大無外兮。神功烈烈，聖德巍巍，與天齊兮。紀諸史冊，刻之金石，昭萬世兮。
永樂北征的武功到底怎樣？是否由於朱棣北征給子孫留下了“萬年無疆之業”？這些都值得仔細分析。先說具體的戰功。明人記載征戰，對於戰功詳而復詳。一示天子以不欺，二以為紀功行賞之憑據，三藉以考察敵我力量之消長。比如洪武年間幾次北征戰果的記載：
洪武三年，四月丙寅，大將軍徐達等率師出安定駐瀋兒峪口，與王保保隔深溝而壘，日數交戰。 ……大敗保保兵於川北亂家間，擒元郯王、文濟王及其國公閻思孝、平章韓札兒虎、林赤、嚴奉先、李景昌、察罕不花等官一千八百六十五人，將校士卒八萬四千五百餘人，獲馬萬五千二百八十餘匹，橐駝騾驢雜畜稱是，保保僅與其妻子數人從古城北遁去。洪武二十年五月，馮勝徵納哈出，得所部二十餘萬人，牛羊馬駝輜重亙百餘里。還至亦迷河，複收其殘卒二萬餘，車馬五萬。
洪武二十一年，大將軍藍玉、副將軍唐勝宗、郭英討北虜，虜主數十騎遁去，追獲其次子、妃子六十四人，故太子公主等五十九人，又追獲吳王、代王及平章二千九百九十四人，軍士男女七萬七千餘口，得寶璽圖書牌面一百四十九，宣敕照會三千三百九十道，金印一，銀印三，馬四萬七千匹，拖四千八百四頭，牛羊一十萬二千四百五十二頭，車三千餘兩。聚虜兵甲焚之。
現在，再來看看關於朱棣北征的記載，以比較之。
第一次北征，永樂八年徵韃靼。
金幼孜；《北征錄》：
五月初八日，胡騎都指揮款台獲虜一人。
五月初十日，是日哨馬獲胡寇數人及羊馬輜重送至大營。
六月初九日，見虜出沒山谷中……上麾宿衛摧敗之。虜勢披靡。追奔不十餘里。
六月十一日，上先將輕騎窮追虜潰散者……午，始行入山谷中，漸見虜棄輜重，時次長秀川，而輜重彌望。
六月十二日，髮長秀川東南行，虜棄牛羊狗馬滿山谷。
六月十三日，午，次廣漠戍，歸大營。上逐虜於山谷間。復大敗之。
六月十四日，發廣漠戍，……餘虜尚出沒來窺我後。上按兵河曲，佯以數人載輜重於後以誘之。 ……生擒數人。餘皆死，虜由是遂絕。
《明太宗實錄》卷一百○四：
五月己卯，車駕至斡難河……首虜本雅失裡蒼黃窮迫，以七騎渡河遁去，俘獲男女輜重孽畜。
辛巳，諸將以所俘把禿帖木兒等男婦百餘人來見。 ……自是降附者眾。 (按，此降附者為家屬百姓)
癸未，車駕次清塵河，指揮萬忠獲虜四人至。
丙戌，下班師詔。
六月甲辰，阿魯台聚眾山谷中……上躬率精騎千餘，徑至虜陣，……阿魯台失色墮馬，虜死者枕籍……策馬走，我師乘之，追奔百餘里。虜眾潰散。阿魯台以其家屬遠遁。
丙午，至長秀川，虜棄輜重牛羊雜畜滿山谷及河之兩旁，連延百餘里，(都督冀)中等收其牛羊雜畜，焚其輜重。
丁未，上追及虜於回曲津，……我師奮進，大敗之。斬其名王以下百數十人。
己酉，虜見大軍渡河，果貪所載物，竟趨而至……遂生擒數十人，餘盡死。自是軍行，虜無敢窺於後者。
鄭曉：《今言》：
五月戊寅，上至兀吉兒札，虜遁去。明日，追至斡難河，虜拒戰。上登山布陣，麾先鋒逆擊敗虜，本雅失里以七騎渡河遁去。壬午，駐五原峰。丙戌，次飲馬河，諭皇大子，遂下詔班師。
王世貞：《弇州史料前集》卷四：
上率諸將追之，至斡難河及虜，……本雅失里以七騎遁去，俘獲輜重孽畜無算。時阿魯台東奔，复追至飛雲壑……虜眾潰敗。復以精騎造至長秀川。命都督冀中等盡收其牛羊雜畜，焚其輜重。复追至回曲津，大破之，斬其名王以下百數十人乃還。至廣漠鎮渡河。伏兵破其追者，斬獲又千餘，始班師。
這次北征，是朱棣五次出塞中戰果最大的一次。但官書以至於野史，均於戰果語焉不詳。天子親征，舉國企望，朱棣更欲以此留美名於後世，一出塞便急於勒銘刻石。如果朱棣北征戰果可觀，一定會詳述以誇示天下。不幸的是，北征戰果寥寥。模棱的數字，茫然的記載，顯係史官有意掩飾之。談遷說：“上不勝丘福之忿，慷慨臨戎，出塞千里。觀其走可汗，敗太師，所俘斬史不著其數，則鹵獲亦甚微矣。異時馮勝、藍玉之功，於衛、霍有加焉。文皇躬秉黃鉞，未曾當其百一，故屢駕而未已也。”
還有，在獲得這種擄獲甚微的勝利之後，明軍班師途中曾兩次受到韃靼人的追擊，這也說明韃靼所遭的挫折並不嚴重，還有還手之力。
明軍此次的勝利，說來也有幾分僥倖。明軍北出，正值韃靼內部分裂，相互廝殺之後。 《實錄》載：“本雅失裡聞大軍出塞，甚恐，欲同阿魯台西走。阿魯台不從，眾遂亂，互相賊殺。本雅失裡已西奔，阿魯台東奔，餘部落亦離散。”與之相對照，明朝北征的軍隊則有五十萬之多，“大閱時，軍陣東西綿亙數十里，師徒甚盛。戈甲旗旄，輝耀蔽日，鐵騎騰躍，鉦鼓■震。”雙方形勢如此，更加暗淡了明軍勝利的光彩。
再有，此役並未將韃靼阿魯台製服。永樂九年十二月，阿魯台確實“遣使來款”了。但是：
阿魯台遣使納款，且請得部署女直吐蕃諸部。
阿魯台歸款，請得役屬吐番諸部，求朝廷刻金作誓詞，磨其金酒中，飲諸酋長以盟。
這些記載雖然說是“納款”是“乞”、“請”，但乞請的內容卻不一般。當時，女直、吐蕃諸部均向明朝稱臣，其官員亦為朝廷所任命。阿魯台要求部署女直、吐蕃諸部，對明朝無異於蠻橫要挾。明朝雖未答應他的要求，但對阿魯台的無理態度亦無可奈何。另外，前文已述，朱棣北征瓦剌路經韃靼境內，作為接受朝廷封號的和寧王阿魯台，竟然稱疾不朝見朱棣。這些都說明明廷的武力並未使阿魯台誠心臣服，阿魯台有恃無恐。
第二次北征，永樂十二月徵瓦剌。
金幼孜：《北征後錄》：
六月初七日，次忽蘭忽失溫，賊首答里巴同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掃境來戰……未交鋒，火銃竊發，精銳者復奮發向前力戰，無不一當百。寇大敗，人馬死傷者無算，寇皆號而往，宵遁至土剌河。
《明太宗實錄》卷一百二十五：
六月甲辰，駐蹕雙泉海，即撒里怯兒之地。前鋒都督劉江等兵至康哈里孩，遇虜與戰，斬虜數十人馳報。
戊申，駐蹕忽闌忽失溫。是日，虜寇答里巴、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等率眾逆我師……上麾安遠侯柳升等發神機銃炮，斃賊數百人，親率鐵騎擊之。虜敗而卻。武安侯鄭亨等追擊，亨中流矢退。寧陽侯陳懋、成山侯王通等率兵攻虜之右。虜不為動。都督朱崇、指揮呂興等直前薄虜，連發神機銃炮，寇死者無算。豐城侯李彬、都督譚青、馬聚攻其左。虜盡死鬥。聚被創，都指揮滿都力戰死。上遙見之，率鐵騎馳擊，虜大敗，殺其王子十餘人，斬虜首數千級。餘眾敗走。大軍乘勝追之，至土剌河，生擒數個人。馬哈木、太平等脫身遠遁。會日暮未收兵……上曰：“……必盡殲乃已。”皇太孫對曰：“……請不須窮追，宜及時班師。”上從之。
陳仁錫：《皇明世法錄》：
六月，至撒里卻兒地。馬哈木及虜酋太平把禿孛羅等率眾逆戰，上麾諸將擊敗之，虜死數百人，追至土剌河，復大敗之，殺其酋長十餘人。馬哈木北遁去，遂班師還。
宋端儀：《立齋閒錄》卷三：
六月初，至忽蘭忽失溫。答里巴等掃境來拒，可三萬餘人。須臾再戰，皆退卻，寇大敗，人馬死傷無算。遁至(土)剌河。後遇寇則擊走之。
王世貞：《弇州史料前集》卷十四：
十二年北征……虜奮來戰。上麾安遠侯柳升等以神機砲斃賊數百人。上率鐵騎乘之，虜敗卻。武安侯鄭亨追擊之，中流矢退。寧陽侯陳懋、成山侯王通率兵攻其右，不動。豐城侯李彬、都督譚青、馬聚攻其左、虜盡死鬥，被創，都指揮滿都力戰死。上遙見之，率鐵騎馳擊，虜大敗，殺其王子十餘人，斬首千餘級，餘眾俱走。大軍乘勝追擊之……蓋是時雖勝，所殺傷相當，幾危而復攻，班師之令所以急下也。
這一仗，明軍以“五十萬眾”征討“掃境”不過“可三萬餘人”的瓦剌，其勢相懸。然而明軍打得十分艱苦，雙方“殺傷相當”，如果不是“班師之令”“急下”，其勝負將不知何如。但是，明軍的班師詔卻恬然曰：“兵刃才交，如摧枯朽。”李時勉所上之《平胡頌》更是張皇其詞：“師至撒里卻兒之地，虜來迎戰，追至土剌河。虜酋悉眾來拒，我師奮擊，又大敗之。狼奔豕駭，錯莫失措。棄弓捐矢，號呼奔竄。”但涉及到具體戰果，也只得含糊其詞：“遂殺其名王以下數十人，斬馘甚眾，餘虜遁去。”明軍於八月初一日還師至北京，閏九月就有“馬哈木欲掠甘肅”的消息，亦可證瓦剌的實力並未受到多少損失，也並未因此役而斂戈。這次徵瓦剌與上次徵韃靼同樣未能達到預期目的。
不僅如此，這兩次北征還使明朝“軍馬儲蓄十喪八九”，“內外俱疲”，損失是巨大的。
第三次北征，永樂二十年徵韃靼。
《明太宗實錄》卷二百五十：
八月辛丑，以班師，……頒詔天下……以七月四日師抵闊欒海之北，醜虜阿魯台聞風震懾，棄其輜重牛羊馬駝逃命遠遁。遂移兵剿捕其黨兀良哈之寇，東行至屈裂兒河，遇寇迎敵，親率前鋒摧敗之。抵其巢穴，殺首賊數十人，斬馘其餘黨無算，獲其部落人口，焚其輜重，盡收其孳畜，綏撫降附，即日班師。
王世貞：《弇州史料前集》卷四：
上北征阿魯台，次殺胡原。阿魯台與家屬北遁。大兵盡收其牛羊駝馬，焚其輜重。移師徵兀良哈。至屈裂河，虜數万驅牛馬車輛西奔，陷大澤中，倉猝逆戰。上率前鋒，中之，斬首數百，追奔至河……寇數百人突而右走，盡獲之。又麾兵繞出其左三十餘里。神機弩伏林中邀之。寇遂大潰，死傷不可勝計，追奔三十餘里，抵其巢穴，斬首數十餘，生獲其黨伯兒克等，盡收其人口牛羊馬駝，焚其輜重、兵器，其餘黨未降者赦之。复追獲其男女千餘。尋兩敗其追兵。諸將搗其別部者復大敗之，斬首數千級，盡收其人口孳畜。按，是舉最為得志，而阿魯台竟遁去，未伏誅也。
陳仁錫：《皇明世法錄》卷十六：
三月，阿魯台寇興和，殺守將王煥，上乃出師次雞嗚山，虜聞之夜遁……七月，次殺胡原。前鋒獲虜諜者言，阿魯台棄其駝馬牛羊輜重於闊泊海之側，與家屬遠遁。乃盡燔其輜重，收所棄孳畜，班師還。詔諸將曰：“所以翼阿魯台為逆者，兀良哈之寇也。當還師擊之。上麾兵追擊斬首數百級，餘眾潰走。复追抵其巢穴，擒斬虜酋數十人，盡收其牛羊駝馬十餘萬而還。
此次戰役的親歷者禮部郎中孫原貞記載當時情況說：
時和寧王、瓦剌、兀良哈三部落之眾，不相統一，彼此疑畏，各先遠避，保其種類。是以天兵如入無人之境，直至黑松林以北。但俘其老弱，並獲其馬牛羊以歸。
《實錄》等幾種記載，多含混誇張之詞，但總之都說這次出征的主要目的並未達到。阿魯台遠遁，明軍未能與之交鋒，回師擊兀良哈，亦僅俘其老弱。本為伏虎，卻以擒兔搪塞，總算不枉出塞一場，也算給朱棣掙了點面子。王世貞說“是舉最為得志”，然後接著又說“阿魯台竟遁去，未伏誅”。是得志呢？還是不得志呢？王世貞的“微言大義”是很清楚的。
以上就是所謂“三犁虜庭”了。
至於以後兩次北征，均是“無功而還”。 《明史·夏原吉傳》說：“已，复連歲出塞，皆不見敵。”
第四次北征，永樂二十一年徵韃靼：“六師深入，寇已遠遁。帝方恥無功，見其(也先土幹)來歸，大喜。賜姓名，封忠勇王。”也先土乾之歸，使出師而不遇敵的朱棣喜出望外，此事可聊掩朱棣勞師無功之恥，因此朱棣禮遇也先土幹甚隆。然而，也先土幹的歸附並無補於對阿魯台的控制。王世貞在記載也先土幹的歸附時，同時點出也先土幹是“別部酋長”，即並非阿魯台所部，又是一番春秋筆法。
第五次北征，永樂二十二年徵韃靼，仍不見敵。 “車駕次天馬峰，復行數十里，寧陽侯陳懋等遣人奏：臣等已至答蘭納木兒河，彌望荒鹿野草，虜只影不見，車轍馬跡皆漫滅，疑其遁已久。”“英國公張輔等分索山谷週回三百餘里，無一人一騎之跡。”
這時朱棣本人也感到北征沒有什麼希望了。五月甲申，大軍在開平，朱棣召楊榮、金幼孜至幄中，諭之曰：“朕昨夜三鼓夢有若世所書之神人者，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豈天屬意此寇部屬乎？”朱棣簡直以為是有上帝在暗中保護韃靼人。今人黃雲眉先生說：“假夢神人告語，知成祖鑑王師四出之徒勞，犁庭之願於是乎弛矣。”甚是。
這年六月甲子，朱棣死在班師途中的榆木川。 “五出漠北”就這樣結束了。
朱棣好大喜功，欲效古名王標榜於後世，第一次出塞尚未遇敵，就忙於勒石刻銘以誇示天下。玄石坡銘曰：“維日月明，維天地壽，元石勒銘，與之悠久。”擒胡山勒銘曰：“瀚海為鐔，天山為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廣武鎮勒銘曰：“於鑠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氣勢何等雄壯！但是，朱棣殫盡畢生精力，其志竟未得伸。王世貞感嘆朱棣北征是“遠慕雄略而近遺廟算”。說他“披堅馳輕，冒犯霜露，以媒叵測。北望而抱遺弓之痛，至今猶若新矣”。真是千古遺恨。朱棣麾數十萬大軍，竭全天下之人力，頻年出師，“竟不能貽數年之安”。朱棣遠遠沒能解決蒙古問題。不僅在永樂以後明朝仍然受到韃靼、瓦剌的騷擾，就是在永樂時期，這種騷擾也未能完全解除。
史稱朱棣“善戰”，實也有可議之處。第一，朱棣為燕王時，曾與秦王、晉王同時出塞，其時燕王雖有功，但秦、晉二王亦非敗北，而是未遇敵。只是在秦、晉二王死後，燕王始得脫穎而出。第二，《明太祖實錄》經過永樂朝兩度重修，其用意之一便是貶抑諸王而抬高朱棣，凡記燕王之事多誇飾之詞。而野史如《吾學編》、方志如《雍大記》，則皆言秦王“嚴毅英武”，晉王“聰明英銳”，於其事功亦有記述。第三，靖難之役時，朝廷元戎宿將早被朱元璋收拾乾淨，朱棣久駐塞上，擁有重兵，又有長期的統兵經驗，而三年所得唯北平三府，其間圍濟南久不下，東昌之役、白溝河之役幾潰不成軍，後以中官為內奸武臣多臨陣叛降才輕易取勝。第四，朱棣即位後，數次麾師出塞，既不顧遠離根據地，又不考慮饋運之艱難，而每出師又對敵情茫然不知，進入敵境才想起偵察。永樂二十二年出塞，“獲虜諜者”，方知“虜去秋聞朝廷出兵，挾其屬以遁，及冬大雪丈餘，孳畜多死，部曲離散。比聞大軍且至，复遁往答蘭納木兒河，趨荒漠以避”。決策既不高明，指揮亦欠周詳。第五，朱棣剛愎自用，左右唯承命而已，“諸元侯銳士，徒知凜畏”，謀議畜朒。朱棣又不願諸將分其功，宿將何福從征，僅以“數違節度”，遭嫌自經。 “功冠交南”的張輔，被朱棣“亟借而北”，出塞從征，但僅令其“俾之督運”而不預軍政。因而，難說朱棣是位好的軍事統帥。相反，朱棣所徵之敵又具有許多優勢：“馳突，北虜之所便宜。沙漠，斥堠之所不及。”內地軍士“夏往有暑渴之虞，冬進有寒僕之患，樵蘇稱後，或虞於糧，邏堠暫弛，每至於失道”。因而，“今以數万之眾，逡巡於瀉鹵不毛之地，始則求戰之無期，終則入塞之途遠。隱柳伏荻，戒心日警，鳴笳銼鏑，車變不常。而欲以有限之食，垂竭之力，群既困之敵，為盡殲之舉乎？”蒙人逐水草而居，能戰而戰，不戰則走，成敗之數，早已決定了。
以朱棣的胸懷，是要做全天下之主的。他的徵交阯、下西洋、出西域等等，均取得了相當的成功。唯獨北征蒙古，為之留下了終生遺憾。壘土九仞，功虧一簣。每讀史至此，常為惜之。朱棣憚畢生精力解決蒙古問題。韃靼的阿魯台、瓦剌的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儘管乍臣乍叛，但還是接受了明朝的封號，號稱蒙古可汗的，不論是鬼力赤，也不論是本雅失裡、答里巴卻一直與明廷處於對抗姿態。扎奇斯欽的文章已經指出這一點。既然是這樣，不管御用文人怎樣吹噓朱棣北征“廓清妖氛”，“幾無孑遺”，朱棣都十分清楚蒙古的不臣之心。什麼和寧王、順寧王，名義雖好聽，實際並不可靠。永樂二十年，朱棣北征經過李陵城，發現了一通元朝留下的李陵台驛令謝某德政碑。碑陰刻有達魯花赤等名氏。朱棣深以此為慮。他說：“碑有蒙古名，異日且以為己地，啟爭端。”命隨行的侍讀王英往擊碎之。這說明朱棣完全清楚蒙古人並未誠心臣服，而且，對其將來能否臣服也心中無數。他似乎已預感到蒙古將會成為子孫之患。
永樂北征對蒙漢雙方的破壞是巨大的，它使蒙古地區的社會經濟生活無法正常進行。數十萬大軍深入漠北，勢必使其老幼男婦無不投入戰爭。明軍每入其境，不但“斬其名王”，而且“虜其男婦”。如前所舉，永樂八年北征，明軍至長秀川，韃靼“棄輜重牛羊雜畜滿山谷及河之兩旁，連延百餘里”，“輜重彌望”，“棄牛羊狗馬滿山谷”，明軍則“收其牛羊雜畜，焚其輜重”。又如永樂二十二年北征，韃靼“去秋聞朝廷出兵，挾其屬以遁。及冬大雪丈餘，部曲離散，比聞大軍且至……复趨荒漠以避”。北征給蒙古地區經濟造成的後果可想而知。
北征給明朝造成的最大問題是“財力大窘”。第一次北征時，就遇到糧餉不足。清遠侯王友率軍運餉不至，“軍士乏食，多餓死者”，朱棣不得不“久素食”，“命以所獲牛羊悉分諸將給軍食”，甚至“供具減半”。第五次北征，“士卒飢凍，饋運不濟，死亡十二三”，楊榮“請以供御之餘給軍，而令軍中有餘者得相貸，入塞官為倍償”，才勉強渡過難關。
永樂北征，第一、二兩次用兵均達五十萬，第四次三十萬，其他兩次亦在數十萬之數。為了供給這樣龐大的軍隊，幾乎需要動員全國的力量。以永樂二十二年北征為例，為供軍餉，天下府庫，搜索殆遍，“查勘兩京及天下庫府藏遞年出納之數”，“點勘南京並直隸衛府州系食糧遞年出納之數”，令督山西、山東、河南三布政司，直隸、應天、鎮江、廬州、淮安、順天、保定、順德、廣平、真定、大名、永平、河間十三府，滁、和、徐三州有司造車，丁壯挽運。共用驢三十四萬頭，車十一萬七千五百七十三輛，挽車民丁二十三萬五千一百四十六人，運糧凡三十七萬石。永樂二十一年北征，命河南、山東、山西民丁隨軍供饋餉，“郡邑各遣官率之，憚行者往往為規避計”。由於道路險遠，地凍天寒，不少民夫在運糧中凍傷手足或疾病而死。
朱棣好大喜功，徵安南，下西洋，營建北京宮殿陵墓，再加上一再出塞親征，國家早已被弄得入不敷出、疲憊不堪了。因此洪熙、宣德以後不斷有人對永樂弊政提出批評。範濟謁闕上書，希望“毋以征討夷狄為意，毋以忿忿不平為念。棄沙漠不毛之地，憫華夏禮義之民。俾婦不霜，老不獨，盡力於田蠶，貢賦於上國。邊塞無傷痍之苦，閭里絕呻吟之聲”。朱棣一死，他們把壓在心底的話一下抖了出來。
民間對朱棣的黷武，也表現出種種不滿。明朝政府是獎勵生育的。丁多可以打仗，可以服役，可以供賦。因而明廷對“一產三男”之家給予格外優待。但是，永樂時期，由於兵役不止，勞作不休，民間甚至不希望多生男子：“京師愚民有厭多男子，生則棄之不育者。”這是多麼悲慘的現象。唐人哀嘆：“信是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殆與之同心。和御用文人歌頌朱棣武功相反，一些邊塞詩反映出民間厭惡戰爭的情緒：“曾逐嫖姚出漢關，故鄉寧負老來還！到家莫恨無金印，數畝青山夢亦閒。”“無家亦歸去，勝作異鄉塵。”“多少還家夢，中原有弟兄。”
明朝軍隊總數，洪武時期為一百五十萬到一百七十萬人，到永樂時期膨脹到三百一十萬人之多。洪武時王淑英上疏，已哀嘆兵過多，造成“賦斂之難平”，“儲蓄之未豐”，永樂時軍費負擔可想而知。龐大的軍事開支和無止境的揮霍，都來源於軍民的血汗。以屯軍而論，宣德初年龔翊上言說，“官軍屯田，子粒繁重”，田土所出“除工費及本力外，抵官數常恐不足，已周歲月糧，夫復何望？忽遇欠歲，尤更狼狽，是以凍餒交迫。強者取於觸法為非，弱者甘為溝瘠以死”。以民間而論，永樂二十年八月戶部尚書郭資言：“天下郡縣所上永樂十七至十九年實徵之數，分豁本色折色……率未完。”洪熙元年四川雙流知縣孔諒言，“貢賦應納稅糧外，復有買辦、採辦等事”，“致有吏曹交通攪納，巧立辨驗折耗之名，科取數倍，姦弊百端，重為民害”。百姓由於軍費而造成的沉重負擔是極為嚴重的。因而，朱棣的一再北征如前文所述遭到了眾多大臣如方賓、夏原吉的激烈反對。另外，朱棣的頻年出師也遭到了鄰邦的批評和恥笑。比如，第一次北征的消息傳到朝鮮，其君臣有如下這樣一段對話：
廷顯啟於上曰：“帝欲以二月十五日親征韃靼，抄諸路軍，諸路城子，男無餘丁，老弱婦女亦不得出於城外。禁兵侍衛而立食，外卒牽車而轉輸。”
上問：“達達先來侵歟？帝欲先往徵乎？”
廷顯言：“達達之來侵，臣等未之聞也。但聞沂國公率禁兵見敗於賊，故帝欲雪其恥，將往徵之。”
上曰：“彼來侵我，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我先勞民而往徵於窮荒之地，可乎？不勝則為天下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