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雖然在韃靼、瓦剌地區封當地首領為王，設置了一些羈縻衛所，並實施各種政策加強與蒙古地區的聯繫，但由於游牧經濟和農耕經濟的中突沒能得到妥善解決，蒙古地區需要內地提供的生活物質，甚至不惜以搶掠手段獲取，所以韃靼、瓦剌經常對內地進行侵擾。明朝在對其懷柔撫綏的同時，不能不加緊防禦。 “選任名將，總率兵馬，修飭邊備以待之。自遼海至於兩鄙，要害之處，皆有其人焉”，所謂“列鎮控制四夷”。號稱“九邊”的北方重鎮，永樂時遼東、宣府、大同、寧夏、甘肅皆已駐有重兵。總兵官領兵戍守，營堡墩台，分其緩急量設兵馬，平時走陣、哨探、守■、焚荒，皆其職。敵“即不欲犯我境土，非以貪戾而務廣大也。衛邊地而死民死”，“日戒修軍政”。其時“邊政嚴明”，諸官軍“無敢惰”，“稍違制輒按軍法”。
1．嚴關堅堡，且耕且戰
朱元璋很注意北部地區的軍事工事的建設，洪武時關隘烽堠遍布邊境，“自遼以西，數千里聲勢聯絡”，用以“限隔內外”，“讋服胡虜，撫輯邊氓”。
永樂以後，由於大寧都司的內遷，宣府等地成為衝要，後來遷都北京，靠近邊境，朱棣更重視北部邊防工事的建設。其主要設施有屯堡、壕塹、墩台。
據《山西通志》載：
土堡相度地宜，依山據險而為之，各堡積矢石備器械，官有廨宇，士有營舍，而倉廒草場咸備焉。語曰，百人之堡，千人不能攻，其勢便也。
塹窖多鑿於近垣，以阻侵軼，鑿地橫垣曰塹，間鑿間否，形如品字，有隆有伏，互相倚伏曰窖。蓋城堡所以能禦患者，以有塹窖為恃也。
烽墩多設於邊境，以時偵望……相地形高聳足以眺遠者，築立墩台，設軍戍守。一旦有警，晝則鳴炮，夜則烽火，庶警報易以飛傳，兵馬便於召集。
永樂時期所脩大體類此。
水樂二年十二月庚午，宣府總兵官武安侯鄭亨等奏，修築宣府諸處屯堡成。先有敕諭亨等於宣府、萬全、懷安諸處簡軍馬，堅壘壁，謹烽堠，慎防御之務。每數堡擇一堡為高城深壕，城多置門，其中開井積水，以聚數堡之人馬輜重糧餉。晝夜瞭望，寇至夜則舉火，晝則舉炮為信。以軍士堅守之，附近屯堡軍亦皆移入其中。亨等經營規劃，至是始備雲。
朱棣還屢次下令加以督促：
永樂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屯堡務要壕塹堅深，日夜遣人望高哨瞭，不可頃刻少怠，欽此。
永樂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各處城池，務要十分整理得堅，屯堡務要修理得停當，擺佈如法，便如一座城一般。朕將親來巡視，欽此。
永樂二十年十月初八，但是沿邊及各難守屯堡，即將人口頭匹，盡數收拾入堅固屯堡內居住，務在堅壁清野，使寇無所得，必然就擒。欽此。
據《譯語》說：“虜好野掠，不攻城(以攻城曠日費力也)，間攻堡寨。人果死守，則亦棄去。”“嘗有畏死退縮者，賊入則無唯類”。因此，屯堡的堅固，對保護沿邊軍民不遭侵擾有相當作用。
宣府以外，寧夏、甘肅、大同、遼東等沿邊要地都有屯堡設置。永樂十二年朱棣曾命行在兵部、都察院遣官按視各處屯堡建設的情況。朱棣還規定了屯堡的規制：
“上命邊將置屯堡為守備計。每小屯五七所或四五所，擇近便地築一大堡，環以土城，高七八尺或一二丈，城八門。週以壕塹，闊一丈或四五尺，深與闊等聚各屯糧芻於內。其小屯量存逐日所用糧食，有警即人畜盡入大堡，並力固守”。
沿邊還修築了許多城池、石垣、壕塹。永樂七年六月，朱棣對後軍都督同知曹隆等說：“國家置邊軍鎮守，所恃城池為固。須高城深池，日夜警備，苦城池堅定，巡邏不怠，猝有緩急，可以戰守隨宜。”永樂十年八月，又命邊將在長安嶺、野胡嶺及興和迤西至洗馬林“凡關外險要之地，皆崇石垣，深壕塹，以防虜寇”。永樂十三年三月大同鎮守左都督朱榮言：“邊衛城池，當邊境衝要。其忙牛嶺、兔毛河、赤山、榆楊口、東勝諸處城垣低薄、無壕塹，宜急修築。從之。”永樂十一年二月，敕鎮守遼東都督劉江曰：“前嘗令邊將於諸屯擇一屯多有水草處，深作壕塹，開井積水，凡鄰近各屯行李芻糧孳畜皆置於內。有警則諸屯相與協力拒守。爾獨不遵。爾別有良策否？即有緩急，不致誤事否？宜深計之，毋貽後悔。”
煙墩之設有定制：
“永樂十一年令築煙墩，高五丈有奇，四圍城高一丈五尺，外開壕塹，釣橋門道。上置水櫃。暖月盛水，寒月盛冰，墩置官軍守了，以繩梯上下”。
朱棣曾多次下令各處建築煙墩。這樣城堡、墩台、壕塹遍布北方邊境，東起遼東，經宣府、大同、寧夏、甘肅，直至嘉峪關，各種軍事設施連綿不絕。正德年間，禮部郎中都穆西出使寧夏，尚得見永樂初何福所築城，甚至河州、洮州、岷州諸衛，也有邊牆隘門等設施。
1980年，筆者曾實地考察從宣化到大同一帶的煙墩城堡。從宣化往西，過柴溝堡，沿洋河西岸，岡巒起伏。岡脊之上，煙墩相望，延綿不絕。偶爾在河岸也可以見到城堡。如柴溝堡西有一廢棄的古城堡，城牆大體完好，呈正方形，每邊約一百米，夯土築成，訪於當地居民，有說是城，有說是堡，當為明朝邊軍屯駐所用。這種墩台城堡的佈置，一直綿延至大同，仍然比比皆是。如大同往西的十里河兩岸。往北的御河兩岸，往東北方向的南洋河兩岸，都是這樣。蓋河床平曠，沿河是蒙古人人口的天然通道，當然也便是防邊瞭敵的衝要之地。以御河兩岸為例，從德勝口、宏賜堡往南，河東岸是一道土築邊牆，殘存牆高一米或不足一米，闊三、四米，每相隔五六百米有一墩台，隨山蜿蜒。河西岸峰巒起伏，每峰巒的至高點都有墩台，彌望無際。
在大同市西十里河北岸觀音台東側，我們具體查看了一座墩台。台為黃土夯築，台基為正方形，每邊約七米，台高殘存約十米頂部亦呈正方形，每邊約五米。台東北角有土築階梯從地面通往台頂。台外四周圍以土牆，正方形，每邊約二十米。當地居民說，台西在五十年代初還有石砌房子的牆基，房子附近還有石磨，可能是守堡士卒居住生活之用，今皆蕩然無存。
當然，這些煙墩城堡並不一定都建於明初，但我們還是可以從中看出明朝對北部邊防的重視和經營的苦心。
對於通往韃靼、瓦剌的關口道路則“補其缺，塞其罅”，駐以嚴兵，“以為外寇之防”。比如，古北、喜峰二口，是韃靼瓦剌入寇的必經之路、軍事要地。永樂八年正月丙子，塞古北口小關口及大關外門，僅通一人一馬。又如：
永樂十二年十月丙戌，塞保安董家莊等十一處山口，深井、李家莊、大箭口三處設煙墩守之。
同年十二月辛卯，羽林前衛指揮同知朱騰等視山後道路，還言：蘇林口二十六處，舊有官軍守備，其黃石崖、莊窠澗二處並新視山口九處，俱合置守備。又言：守口軍舊止五六人，今宜增為十人。從之。
十三年正月丙午，塞居庸關以北潭峪等處山口，每口戍卒十人守之。十月乙亥，塞關外宴磨峪等隘口一十六處，每處以軍士十人守之。
十四年九月壬寅，保安衛指揮司奏，所轄境內諸隘口，可通車騎者三……皆已設烽堠分兵守之，樵牧小徑八……悉已塞之。其紙坊溝等處又有可攀援而度者，亦宜分兵巡守。會議可通車騎者用百戶一員領甲士二十人守備，樵牧小徑宜用甲士十人。從之。
可見朱棣十分注意對關口的控制。
對關口的管理，更是嚴格。出入關口者須憑勘合，檢驗無偽方許放行。永樂七年四月丙戌，命編置紫荊、居庸、古北、喜峰、董家、山海六關口出關勘合，以防詐偽。每關一百道，以禮樂射御書數六字為號。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行在兵部皆用印鈐記，而各置底簿。以兵部底薄並勘合送內府，都督府底簿付各關口。公差出關者，必得內府勘合為驗乃出。無者，從守關官執奏。
為了防止詐偽，守邊軍隊的調動也以勘合為憑。永樂七年五月辛卯，置邊城調軍勘合。 “上以邊戍調遣，止憑敕書，慮或有詐。乃以勇敢鋒銳神奇精壯強毅克勝英雄威猛十六字編為勘合，共百號。底簿比號簿各一。底簿及勘合留內府，比號簿付邊將掌之。遇有製敕調遣軍馬，須憑勘合比號相同，方許奏行。如有製敕，而無勘合，有勘合而比號不同者，皆為詐偽。於是給甘肅總兵官左都督何福、大同江陰侯吳高、寧夏寧陽伯陳懋、宣府武城侯王聰比對勘合簿各一”。永樂十一年九月丙申，“敕鎮守遼東都督劉江等曰，立邊防以嚴內外，先王之製不可不謹。自今非有御寶文書不許出塞。雖傳朕言，而無御寶文書者，皆不許。其境內商旅及公幹有驗者聽”。
明朝禁止軍民官員與外人私相往來，所謂“人臣無外交”，雖宗室親王封疆大吏也不例外。既為防止“人臣”造成內患，更防止其勾結敵人洩漏軍務引起外患。永樂五年四月戊戌，“敕甘肅總兵官西寧侯宋晟曰：“朝廷禁約下人私通外夷，不為不嚴。比年回回來經商者，涼州諸處軍士多潛送出境，又有留居別失八里、哈剌火州等處，洩漏邊務者。此邊將之不嚴也。已別遣監察御史覈治，自今宜嚴禁約'。 ”同年八月庚戌，“敕陝西行都司都指揮陳敬及巡按監察御史曰：'人臣無外交，古有名戒。我太祖高皇帝申明此禁，最為嚴切。如胡惟庸私通日本，禍及身家天下後世，曉然知也。今邊境猶有玩法嗜利之人，往往潛住卜籠吉兒、沙迷查幹諸處，詭稱朝使，索取寶物，或於道途竊盜外夷所貢善馬，或為商販圖利，此皆邊將不謹致然。都指揮為朝廷鎮守邊境，御史為國家耳目之臣，皆坐視不理，可乎？其悉心廉問防閒，不可縱弛'”。
對於邊將與“外夷”的交往，防禁更嚴。永樂四年八月庚子，“以遼東鎮守保定侯孟善所為非法，降敕切責之曰：'將之禦寇，猶犬之防盜，犬與盜狎，將何用焉，況復壞朝廷之法！姑貸爾罪。如不改過，悔將無及'”。永樂八年十二月甲寅，“敕甘肅總兵官西寧侯宋琥曰：'爾前奏曲先衛頭目有久居沙州令至甘肅者，既至，則當即送朝廷，乃留之不遣何也？禮，臣子無外交。雖為邊將，非為警急及受命權宜行事，宜謹守常法，不宜輕易遣人出境……昔中山王守北京十餘年，未嘗輕遣一人出塞外。當時邊圉無事。中山王亦享富貴令名無窮。爾能遵朕訓，則邊境可安，爾之富貴永遠矣'”。
朝廷常常命令邊將派人出境巡邏偵察。比如永樂二年正月辛亥，“命宣府備禦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率騎兵五千人，馬千五百匹巡邏迤北”。永樂三年二月甲申，“敕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率騎兵三千人哨■迤北”。同年六月庚辰，“遣中官山壽等率騎兵由槍桿嶺出雲州北行，與武城侯王聰等會兵覘虜兵。各齎一月糧，每三十里置馬五匹，以備馳報”。永樂四年六月戊辰，“敕寧夏總兵官左都督何福曰：'漠北歸人郭大都等至京言，虜俟冬欲南來圓山孳牧，爾宜嚴固邊防。待九月盡，令郭大都為鄉導，遣精騎出塞覘之'”。
沿邊駐軍，除保護邊內人民正常耕作生活外，本身還負擔著屯田的任務。足食足兵，是中國傳統的軍事思想。明朝尚未建國時，朱元璋就重視屯田。後來，朱元璋曾對馮勝、傅友德說：“屯田守邊，今之良法。與其養兵以困民，孰若使民力耕而自衛”永樂時期，屯田有了新的發展。永樂三年朱棣敕諭說：
朕即位之初，便思量安養的道理，只要使平民豐衣足食，共享大平，常想著太祖高皇帝時，都著他耕種自食，又積贊起餘糧防備水旱。百姓免得轉輸，軍士並無飢窘，這個辦法甚是兩便……因此上著恁每官軍，依著定的分數下屯，專委官管領，定立賞罰則例，年終赴京比較。每一都司撥旗軍十一名種樣田，只是教恁每勤耕力種，攢下糧食，官府起蓋倉廩替恁收藏起來。
朱棣稱此為“且耕且戰”。永樂四年二月丁亥，“敕山西等都指揮司：'方春時和，邊民皆務耕種，虜或乘時侵掠，民不得盡力畎畝，宜嚴兵以備。寇至則捕擊，無事則歸屯，慎守疆場，訓練士卒，且耕且戰，爾其慎之！”永樂九年三月乙酉，“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言：'山西行都司屬衛軍士，今或全衛，或什之七八屯種，故操練者少。請留其半操練，以備不虞。'上諭兵部臣曰：'守備固不可單弱。若兵食不足，亦難興守。宜視其地險夷，制多寡之數。陽和留什之四，天城、朔州留什之三，蔚州留什之二，餘悉令屯種。且耕且守，以為定制'”。屯田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軍糧供給，減輕了軍民■運的負擔。關於永樂時期的屯田，王毓銓先生在《明代的軍屯》中有很深入的研究，本文就不需贅言了。
楊榮詩句：“關塞有兵嚴號令，屯營無事樂耕耘”，“猛士防邊嚴警柝，行人駐馬聽泉聲”。正是永樂時期邊關情況的真實寫照。
2．內徒邊民，燒荒防秋
內遷邊境蒙漢居民，是明初防止北元以及後來韃靼、瓦剌侵擾的重要措施。洪武初，明軍北上，長城內外蒙漢居民大批降附。其時故元政權退居塞外，時窺中原，如何處置邊境降民，關係到明政權的鞏固。洪武四年，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徐達奏：“山後順寧等州之民，密邇虜境，雖已招集來歸，未見安土樂生。恐其久而離散，已令都指揮使潘敬、左傳、高顯徙順寧、宜興州沿邊之民，皆入北平州縣屯戍，仍以其舊部將校撫綏安輯之。”明人尹耕說：“元主雖奔，遺孽數出沒，且斥堠未立，保聚為難”，因而“部徙吏民於內郡”。明軍初定天下，無力控制邊外之民，又要防止其為北元所乘，徙民亦是不得已之舉。從洪武四年起，陸續將邊地居民大量遷往內地。四年六月，“徙北京後之民”，又徙“沙漠移民”；六年八月徙朔州之民；九月徙山西弘州、蔚州、定安、武、朔、天城、白登、東騰、豆州、雲內等州縣民；十一月徙綏德、慶陽之民。
起初，朱元璋主張對歸附的蒙漢等人民就地安置，他說：“凡治胡虜當順其性。胡人所居習於苦寒，今遷之內地，必驅而南，去寒涼而即炎熱，失其本性反易為亂。不若順而撫之，使其就歸邊地，擇水草孳牧。彼得遂其生，自然安矣。”然而，“遺胡殘虜遍郊原，已去而復來，既離複合”，歸附者與未附者錯縱居住，朱元璋很快就改變了主意，多次下令“塞外夷民，皆令遷入內地”對逆命者，用兵剿除，“勿容再聚”，“地方人十分要打盪得乾淨”。
朱棣承認了邊民內徙的現狀，有韃靼歸附者也往往遷之而南。比如，永樂七年九月庚午朔，朱棣命令甘肅總兵官何福說：“韃靼伯克帖木兒等部屬至甘肅，且勿給田土，俱令來北京扈從，漸漸移之南行，散處於便宜畜牧之處。”
元人北撤和邊民內徙，在長城附近造成了大片的空曠地區，長城以北更甚。同時，由於當地居民罕少，宣府、遼東、甘肅等地不設郡縣，而是“遣將擇兵鎮之”，“捍外衛內”，統以衛所。所謂“舊郡邑守宰盡罷，其戍居兵卒，武吏馭之”，以數百萬軍民付之武弁，無人“撫循其疾苦，保護其妻孥”。這對於北方邊境地區的開發和鞏固是不利的。明人認為，邊地諸鎮不設宰守“亦一時權宜”，“文皇乘三駕馀威，圖复郡邑舊制，而鼎成之亟，淵慮未紓”。從洪武末年就已考慮在邊地充實民戶了。洪武二十六年，置宣府前左右衛、萬全右衛、懷安衛，“民戶不足，調山西諸處馀丁實之”。永樂十二年禮部尚書趙羾來宣府輯遷民，“羾至，披荊斬棘，布約束，分田立市，甚勞悴雲”。永樂二年立保安州，十二年立隆慶(今延慶)州，“至是始遷民實之”。但這種工作做得太少了，永樂時期新立者唯保安、隆慶二州，開平一衛而已。遠不能彌補以前大規模遷徙造成的空曠。以當時的國力而言，恢復遷地郡邑建制並移民實之是完全可以辦得到的，然而朱棣所重的是虛華的武功，於此未甚用力。相反，由於大寧都司及各衛所的內徙，萬全都司、山西行都司部分衛所的內徙以及興和的廢棄，反倒加重了長城以北地區空曠荒涼的局面。終永樂之世以及後來這種局面並未改變甚至有所發展。曾任明兵部職方郎中的陸容(1436～1494)說：“居庸關以外抵宣，驛遞皆百戶為之，陝西環縣以北抵寧夏亦然，蓋其地無府州縣故也。”朱元璋的內徙是為了禦外，朱棣的內徙是為了防內，儘管都滿足了一時的形勢需要，但卻留下了長久的遺患，其不利於北方地區的開發和邊疆的鞏固是顯然的。
為了防止為北元——韃靼侵擾者所乘，明朝還限制軍民到邊界之外去耕牧，“故事，邊界封界之外，軍民不得擅出耕牧”。這樣，許多耕地草場，只好荒廢。不僅如此，自永樂時期起，邊外野草也不容其生長，每值秋冬，出塞燒荒，使韃靼人不得近邊放牧，以減少引起事端的機會。 “太宗皇帝建都北京，鎮壓北虜，乘冬遣將出塞燒荒了哨”。
永樂五年十二月癸己，敕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曰：“爾奏緣邊草盛，欲焚之，最當。第慮旁近未知，或生疑怪，且巡徼軍馬，倉卒難避，屯堡房舍，將有所損。須預報之使備。”
這當是燒荒之始。後來則逐漸形成定制：
焚荒，每年冬十月初間，以草枯為始，本鎮統領宮軍出境焚燒野草，使韃賊不能南牧。
每歲冬，鎮守總兵會同贊理軍務都御史，奉敕移文各路副總參遊守備備禦提調守堡等，尊照會行日期，各統所部軍馬出境，量地廣狹，或分三路五路，首尾相應而行，預定夜不收分投哨探，放火燒沿邊野草盡絕……近年兵馬出境燒荒，俱至二百里外，順風舉火，草莽燒焚盡絕。賊聞兵馬出境皆遠遁，絕無踪跡。
本來，蒙古族建立了大元帝國之後，經過近百年的經營，長城以外廣大草原地區曾經一度出現了經濟繁榮的局面，所謂“屯田連絡，監牧相屬，宮室相望”。但是由於明朝與北元政權之間的長期戰爭，由於蒙古族居民的北撤，靠近長城地區居民的南徙，以及限制緣邊耕牧，秋冬燒荒等等措施，使這些地區變得一片荒涼：
永樂八年北征，次凌霄峰，登絕頂，望漠北，(朱棣)顧學士胡廣等曰：“元盛時，此皆民居，今萬里蕭條，惟見風埃沙草耳。”
開平，舊有元之斡耳朵，猶華言宮殿也。今則荒台斷礎，零落於淒風澹月之間。
沙漠曠蕩，馬力未窮，惟近塞則多山川林木，及荒城廢寺。如沿河十八屯者，其兵墟尚歷歷可數。極北則地平如掌，黃沙白草，彌望無垠。
出得勝口，……過撫州，惟荒城然。北入昌州，居民僅百家。
遷民、燒荒、限制耕牧，使蒙古人不得近邊放牧，可能減少了一些事端。但大片的沃土草灘任其荒廢，是對生產力的一種破壞，不利於邊境地區的經濟開發，固然不能資敵，但也不能資己之軍國之用。從長遠觀點看，這種做法是失策的。另外，當明軍出塞征討時，既無耳目嚮導，也無居民協助。大軍糧餉，徒靠內地人民馱角饋運，行動是很不方便的。洪武二十三年，燕王臨塞諭諸將曰：“吾與諸將軍受命提丘沙漠，掃清胡虜。今虜無城廓居止，其地空曠。千里行軍，必有耳目，不得其所，難以成功。”說的正是這種情況。朱棣即位後，數次北征，迄無成功，與此不無關係。
另外，由於蒙族人民與中原經濟聯繫的切斷，他們失掉了許多生活用品的生產手段和來源；又由於與明朝處於對立地位，貿易關係不能正常地發展，為了滿足物質生活的需要，他們不得不南下搶掠。如果說永樂以前蒙古人尚有恢復中原的能力和企圖的話，那麼永樂以後，他們的南下主要是為了滿足其經濟需要，定期的搶掠成了他們經濟生活的一部分。因而明朝的防守也帶上了季節性的規律。每當“首春氣和，堅冰漸薄，塞草將萌，胡馬瘦而弓馳”，蒙古族人多在草原經營牧畜，明軍則得以喘息：“解甲以候熏風，整雕鞍以待秋至。”秋天到來，百草結籽，馬肥弓勁，正是蒙古入掠之時，此時明軍則“控弦執矢，觀釁而動”。這就是所謂“防秋”。秋天正值內地收穫，蒙古人多於此時南下因糧，但這時“農人收穫，壁不可堅；禾稼棲畝，野不可清。虜或因糧於我遂深入，而秋高馬肥，恆憑強以逞”。因而“防秋之兵，遠地調集，主客相參，步軍受陴，馬軍列營，視四時獨加嚴焉”。朱棣以及後來的君臣，在北部邊防問題上儘管處心積慮，但似乎沒找到問題的根源。問題在於，只要上述經濟形勢不改變，明朝的所謂“邊患”就不能解除。朱棣的頻年征討，更加重了草原地區與中原的隔絕局面，想要製馭蒙古幾乎完全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