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以上我們看到的僅是朱棣的言論，它既是說給子孫聽的，更是說給天下臣民聽的。他希望子孫之承業者可以長治久安，也希望藉此把自己描繪成賢君聖主。然而，他是否真的按他所說的行事呢？事實證明，朱棣對他所宣稱的信條並不總是嚴格恪守。他有時是隨心所欲，有時甚至是乾脆背離了他宣稱的信條。
先說敬天法祖吧。朱棣本為藩王，乃朱元璋的第四子，並不具備繼承皇位的資格。事實上，他的父親確也按照“天命”將他的長兄朱標立為太子。懿文太子死後，又立其子朱允炆為皇太孫。如果朱棣安於天命、遵奉祖訓、謹守禮法，便不會導演出靖難那一幕戲劇了。然而他無法抵制皇位的強大誘惑力，由於他鎮守邊塞、節制諸軍而養成的實力更增強了他的信心。他終於突破天命和禮法，要自己去改變既降的命運了。
經過三年多的征戰，朱棣取得了勝利。將入南京金川門時，編修楊榮攔馬問道：“殿下先謁陵乎，先即位乎？”朱棣恍然大悟，遂先謁孝陵然後再入城即皇帝位。從這些事都可以看出朱棣既不相信天命，也不敬祖宗。他的謁陵不過是做個樣子給天下臣民看的。敬天、法祖都不過是駕馭天下的工具而已。因此，清代史學家谷應泰說：“至若司馬之心久暴於路人，齊鸞之謀早形於諮議，乃猶南向讓三，連章勸進者。欺天乎？吾誰欺也！”
然而，朱棣又非宣稱自己是上承天命不可，不如此，則不足以製天下。我們不妨再回過頭來看看朱棣精心炮製的即位詔：
朕荷天地祖宗之靈，戰勝攻克，……諸王大臣謂朕太祖之嫡，順天應人，天位不可以久虛，神器不可以無主，上章勸進。朕拒之再三而不獲，乃俯徇輿情，於六月十七日即皇帝位。
朱棣不一定真的相信天命，但以當時人的認識水平，對於能以一隅之兵在短短三年之內便贏得天下的原因無法說清楚，他們完全有理由懷疑上天眷佑朱棣，朱棣本人也難免產生這樣的幻覺。當然，朱棣更希望天下臣民都相信自己的得位是由於天命，他不能超出歷代以武力、智術奪得天下的君主的思維模式，要藉天命來宣傳自己上台的合理性。
我們還可以舉出一些例子來進一步了解朱棣的天人觀。比如朱棣雖然宣傳天人感應，但是他對“祥瑞”等迷信卻是不盡相信的。永樂二年七月庚申，山東臨清縣奏野蠶成繭，且進獻野蠶絲二十六斤。這被人們看做是上天所降之祥瑞，是皇帝有德所致。禮部尚書李至剛請率百官朝賀。朱棣曰：“野蠶成繭亦常事不足賀，使山東之地野蠶盡繭，足以被其一方而未能遍及天下，朕之心猶未安也。朕為天下父母，一飲一食，未嘗忘之，若天下之生民皆飽暖而無飢寒，此可為朕賀矣。”乃止。朱棣的期望很高，以福被天下為念，其頭腦還是清醒的。其他，如臣下奏獻瑞麥，朱棣斥為“諛佞”，臣下奏賀柏樹生花，朱棣斥為“世所常有”，“何益於用，何利於民”，民獻嘉禾朱棣稱“但得四序協和，四海康乂，黎民衣食給足，即是國家之福。一物之異，皆偶然耳，何以賀為”等等，都表現出朱棣對於“祥瑞”的態度。
下面一段話很有代表性，不妨錄之如下：
永樂七年八月甲子，山西代州繁峙縣獻嘉禾凡二百七十九本，行在禮部尚書“請率群臣上表賀”。上曰：“……今蘇松水患未息，近保定、安肅、處州、麗水，皆雨雹，渾河決於固安，傷禾稼。且四方之廣，尚有未盡聞者，不聞群臣一言。及弭災之道，而喋喋於賀嘉禾，謂禎祥聖德所致。夫災異非朕所致乎？
朱棣能很清楚地看到四方的災害，不忘以生民為念，特別他不欲聞祥瑞之賀，而把災異與自己的行政相聯繫，又從而對自己有所警戒，對群臣有所訓諭，這是很難能可貴的。值得思考的是，為什麼在朱棣的拒絕之下，群臣仍喋喋不休地以祥瑞為言，固然群臣為討好朱棣，但君權神授是封建社會的固有觀念，是君主政權的合理性的重要說辭，從根本上說，朱棣是樂於聽到這類讚頌的。朱棣說災異也是“朕所致”，實際上也是從反面承認了祥瑞也是“朕所致”，從而肯定了君權神授、天人感應的觀念。只要這個思維模式不改變，關於祥瑞的祝賀就是不可避免的。
另外，朱棣也並不相信金丹、長壽等迷信。永樂十五年八月甲午，行在通政司言，甌寧人進獻金丹及方書。朱棣說：“此妖人也。秦皇漢武一生為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藥，此又欲欺朕。朕無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書亦與毀之，毋令別欺人也。”他甚至並不企求長壽。一次，他與大臣論及此事，說壽夭在天，人貴勉其在己者。人壽百歲，世多有之，然皆身沒則無聞。顏子三十，令名無窮，人苟有德可傳，何必百歲之壽！朱棣更重視的是修人事，他急於建立功業，垂名後世。然而，我們說朱棣急於垂名後世，不如說他更急於建立他當世的威名。朱棣以篡逆登位，為一切謹守封建禮法氣節者所不齒，事實上他也被政治反對派指為亂臣賊子。怎樣從亂臣賊子變為盛世名王，這是朱棣極費腦筋的事。他常常能夠自省，與這一背景有很大關係。
如前所述，朱棣並非絕對不相信天命，不相信災異祥瑞，不過是他較能夠警戒自省而已。永樂年間最大的天變莫過於永樂十九年四月初八日北京奉天殿等三殿之大火了。這一場大火，使修建多年始克成功的大殿毀於一旦，舉國震驚。朱棣連忙下詔罪己，徵求直言，隨後，又下了一道詔書，“凡有不便於民及諸不急之務，悉皆停止，用蘇困弊，仰答天心”。可以說朱棣對政務做了一次全面的反省。而朱棣唯一不願提的事是遷都問題。三殿大火，群臣奉詔言事，言官多以遷都為非，以為上天示警者，蓋因擅改祖制遷都北京所致。朱棣震怒，命言官與大臣俱跪於午門外對辯。辯至將午，大臣們窺知朱棣並不以遷都為非便有恃無恐，直指言官“不知大計”而妄言。所幸戶部尚書夏原吉從中斡旋，言官才未獲罪。關於遷都的辨論也就不了了之。可以看出，對於天變，朱棣並不盲目地憂懼或喜悅，頗能按己意而取捨。他以天命為自己的後盾威嚇臣民卻絕不讓天命束縛自己的手腳。他是一位十分聰敏明辨的君主。
至於“保民如赤子”，朱棣又做得怎樣呢？
朱棣聲稱愛民、恤民，在這方面言論甚多。朱棣所設想的是一幅理想的圖畫。和諧、安寧、殷富、禮讓。的確，在永樂二十二年間，朱棣也做了大量安養生民的事。朱棣本人於政事極為勤奮。他每天“四鼓以興，衣冠靜坐”，“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上午有早朝，下午有晚朝，外朝事處理完畢，還要處理宮中之事，“閒暇則取經史覽閱，未嘗敢自暇逸”。他說：“朕主天下，欲周知民情，……凡書奏關民休戚者，雖小事必聞，朕聽之不厭也。”他曾令人將中外官員的姓名書寫在武英殿南廊，閒暇觀之，以熟悉政情。如此勤政在明代帝王中是少見的。
同時，朱棣本人也是比較節儉的。他曾說：“內庫所貯，皆天財，待賞有功，雖朕不敢妄費。”永樂十二年，一次百官奏事畢，朱棣退朝坐在右順門，“所服裡衣袖敝垢，納而復出”。有侍臣稱讚他的賢德，他說：“朕雖日十新衣未嘗無。但自念當惜福，故每汗濯更進。”明人稱頌朱棣“愛惜下民，屢蠲租賦，猶嗜儉樸，不喜紛華”不為無據。
由於朱棣君臣的經營，永樂初年受戰爭破壞的經濟迅速得到恢復和發展，力量日漸增強。然而，眾所周知，朱棣好大喜功，永樂一朝不斷有所興作：徵安南、下西洋、討蒙古、遷都北京，未一刻暫息。這與“毋殫其財，毋疲其力”的宣言真是大異其趣。朱棣曾說過：“民不失其養，雖勞之鮮怨，民失其養，雖休之不德。”以朱棣之所為，百姓征戰勞作不止，焉能不失其養，又焉能不怨。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湖廣布政使司左參政黃澤上言，切中永樂行政之弊：“向也，南征北討，出師連年，輜重牛馬，耗散巨萬，又江北困於營造，江南疲於轉輸”，其結果只能是“丁男疲力役，婦女困於耕耘；富者怨徵斂之繁，貧者罹凍餒之苦”。永樂末年，民生情況已經十分不妙。暴發於山東的唐賽兒之亂，便是百姓對朱棣怨懟的真實反映。
其三，說到養士擇賢，聽言納諫。
朱棣即位後，標榜偃武修文，他遵重儒學，重視科舉，注意人才的培養。在朱棣身邊總是聚集著一批文士，明代的內閣制度也因而開始形成。
文獻中記載著許多朱棣愛惜、養育人才的故事。永樂二年，狀元曾■等人受命為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是由進士文學優等者及善書者為之，是仕途中的重要階梯。後，朱棣又命侍讀學士解縉選才資英敏者就讀文淵閣，曾■等二十八人入選。庶吉士周忱落選，他上言自諫少年願學，朱棣十分高興，增週忱共為二十九名。司禮監月給筆墨紙張，光祿寺給朝暮饌，禮部月給膏燭鈔每人三錠，工部擇近第宅居之。朱棣常常至學館面試之。就學者五日一休沐，必使內臣隨行，並派給校尉騶從，可謂優禮之至了。後來其中的不少人樹有政績留名後世。永樂年間還開了舉人入監讀書之例。由於進士所取有限，不少舉人落第。朱棣命翰林院錄其優者，俾入學以俟後科並給予教諭之俸。也是養成人才之一途。
但並不是所有人才都能在永樂年間有所施展。即如後來聲名赫赫的學士楊榮、金幼孜、黃淮等也僅以五品秩入直文淵閣。說是參與密勿，其實也很難影響決策。
朱棣喜書畫，善書的沈度兄弟、善畫的王紱等都被他羅致在身邊。這些看似優游尊貴的文人學士並不是都十分得意，一些人常有鳥入樊籠之感。如王紱詩有：
縱有好奇者，相看為玩弄。
孰知野鳥苦，只悅公子容。
這樣的句子，確道出了朱棣身邊的一些文人學士的心境。他們不過是供裝飾用的花瓶籠鳥而已。
朱棣標榜謙己納諫．但其剛愎自用，很少聽取別人的意見。軍國大事多由一人獨斷。即如發五十萬大軍出塞親征蒙古這樣的大事，也難得令臣下贊一辭。永樂八年北征，車駕次凌霄峰，朱棣問侍臣胡廣等曰；“諸將此來，不聞進一言，何也？”胡廣以奉承之語回答道：“成算在上，星火之輝何能上裨日月？”這固然可以看出諸將態度不積極，但也可以看出朱棣與群臣的關係。史學家談遷在評論這次北征時說：“諸元侯銳士，徒知凜畏，謀議畜肭。”寧遠侯何福從征，僅以“數違節度”，畏罪自殺，“功冠交南”的英國公張輔，亟調從征，既不令抗鋒，也不令逐北，僅以之俾督運。 “天子自將，不欲諸臣分其功也”。既如此，諸臣何敢諫言？
經過兩次北征，仍未達到朱棣預想的目的。永樂十九年，朱棣再次提出北征的問題，遭到了群臣的反對。兵部尚書方賓力言軍興費乏。戶部尚書夏原吉說：“比年師出無功，軍馬儲蓄十喪八九，災費迭作，內外俱疲。”朱棣大怒，方賓懼而自殺，夏原吉下獄，並籍其家。朱棣一意孤行，又連續發動了永樂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三次北征。結果，無功而還。第五次北征，朱棣回到榆木川，大病不起，方嘆“夏原吉愛我”，豈不晚矣！
最後，朱棣聲稱為治一本道德，明刑以弼教，他不斷申明禮制，旌表節婦孝子，又命儒生輯《孝順事實》、《為善陰騭》以頒賜天下。朱棣本人則裝得極為仁慈，甚至虛偽到把自己打扮成連小蟲子都不願傷害。永樂五年五月己巳這一天，朱棣來到靈谷寺，駐驊中庭：“有青蟲著上衣，以手拂置地，餘命中官取置樹間，曰：'此雖微物，皆有生理，毋輕傷之。'”而朱棣之所為，卻多有可議之處。其最為人所不齒者，殆為對建文諸臣的殺戮。
大凡開國君主，總有點流氓無賴氣。大概這正是他們能夠蔑視禮法、無所顧忌地橫衝直撞的一個原因吧？你看，楚漢相爭中，項羽要烹殺劉邦的父親，劉邦嬉皮笑臉地要“分我一杯羹”。起初，劉邦輕視儒生，有儒生拜見他，他竟奪過儒生的帽子往裡面撤尿。同樣，朱元璋在羽翼豐滿時，便指使人將他擁戴借重已久的小明王沉於江水。即位後專殺立威，對於可能對自己構成威脅的絕不留情。
朱棣身為藩王，帶兵奪位，也需要有向神聖禮法挑戰的精神。這個近乎開國之君的皇帝，也不免帶點流氓無賴氣。朱棣還有一個近在身邊的榜樣，正是其父朱元璋。胡適嘗說：“成祖生於明太祖起兵之後八年(1360年)，眼見太祖的流氓手段，故他的行為最像他老子。”朱棣同他的老子一樣，不僅有流氓手段，也是個殘忍嗜殺的暴君。不論是政治上的反對派，還是宮中得罪他的柔弱女子，他都誅殺無異。從帶領“靖難”之師打入南京起，朱棣便開始了對政治反對派的殘酷鎮壓和屠殺。永樂元年(1403年)，朱棣宣布：“朕賴天地宗社之靈，父皇母后之佑以有天下。凡更改父皇之成憲，濁亂天下之奸惡，悉就誅僇。其余文武官仍用無疑。升賞斥罰，從至公而已……今敢有妄分彼此，懷疑怨謗，不安職事者，事發族滅。”朱棣對政治反對派的鎮壓，不僅是殘酷的，也是空前野蠻的、卑鄙的。起初，他所公佈的“奸黨”名單，不過“左班文臣”齊泰、黃子澄等二十九人，而實際被迫害、遭殺戮的人數字難於統計。如前面的引文所顯示，他的殺戮是伴隨著政治宣傳的，無非是使自己做皇帝合法化。處處標榜自己是嫡出，標榜自己維護、遵守太祖朱元璋的成憲。
朱棣打入南京，朱允炆或死或遁，下落不明，朱棣打算借重號稱“讀書種子”的著名文士方孝孺起草即位詔書。他們之間進行了一場辯論。朱棣說：“我法周公輔成王耳。”方孝孺質問道：“成王安在？”朱棣說：“伊自焚死。”方孝孺說：“何不立成王之子？”朱棣回答：“國賴長君。”方孝孺說：“何不立成王之弟？”朱棣辭窮，說：“此朕家事耳！先生毋過勞苦。”乾脆說朱家的天下，朱家子孫坐，你管不著。當然，我們並不能以君主宗法制的禮法定是非。不過，從這對話中不是可以看出朱棣的無賴相嗎？朱棣命人強授方孝孺筆札，說：“詔天下，非先生不可。”方孝孺說：“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朱棣見方孝孺不為所用，便以誅九族相威脅。方孝孺說：“便十族奈何！”於是釀出了一場殺十族的慘禍。朱棣命人“以刀抉其口兩旁至兩耳”，並將其投入獄中，接著便大肆搜捕他的門生以成“十族”。 “每收一人輒示孝孺”，在精神上折磨他。朱棣所開創的亙古未有的殺十族的酷刑，使“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摘戍絕徼者不可勝計”。其他，如對兵部尚書鐵鉉，“割其耳鼻”，■其肉，納鉉口中，令噉之”，還問他“甘否”。鐵鉉說：“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 ”“至死猶喃喃罵不絕。 ”戶部侍郎卓敬不屈，臨刑，神色自若，也被滅三族。禮部尚書陳迪不屈，朱棣把他的兒子捉來殺掉，並割其鼻舌，強塞給陳迪吃。陳迪“唾，益指斥”，終於被凌遲死，宗族遣戍者一百八十餘人。刑部尚書暴昭不屈，朱棣命人“先去其齒，次斷手足”，暴昭“罵聲猶不絕，至斷頸乃死”。左僉都御史景清，因刺殺朱棣不成，被“抉其齒，且抉且罵，含血噀禦袍。乃命剝其皮，草櫝之。 ”“碎磔其骨肉”。右副都御史練子寧，被逮語不遜，朱棣“命斷其舌，磔死，宗族棄世者一百五十一人，又九族親家之被抄沒戍遠方者又數百人”。其他不一而足。這些人的死，不僅是出於對封建禮法對建文帝殉節，更重要的，他們是出於擁護建文帝的寬仁之政，從而反對朱棣“恢復祖宗舊制”的政治立場。對此，前文已有論述。
最野蠻的，莫過於朱棣對這些殉難者家屬的處置了，且不說他下令在郡縣窮治建文“奸黨”，以致“疏族遠親莫不連染”的所謂“瓜蔓抄”，即從一段朱棣口詔的實錄，便足以看出他的流氓嘴臉。
永樂元年正月，校尉劉通等齎帖為奸惡事：“一將刑科引犯人張烏子等男婦六口，又引犯人楊文等男婦五百五十一名。”奉欽依“連日解到的都是練家的親。前日那一起還有不識氣的，在城外不肯進來，嗔怪催他，又打那長解”。錦衣衛把這廝都拿去，同刑科審。親近的揀出來，便凌遲了，遠親的盡發去四散充軍。若遠親的不肯把親近的說出來，也都凌遲了。 ”
二月，解到鄒公瑾等男婦四百四十八名口。同年十二月十二日教坊司題：“有奸惡卓敬女楊奴，牛景先次妻劉氏，合無照前例；謝升父旺年七十四，男唆兒年二十。”俱奉欽依“發金齒衛充軍，妻韓氏送淇國公處轉營姦宿。茅大芳並男順童、道壽，幼男文生，俱典刑”。 “妻張氏發教坊司病故”。左韶舞安政等官奏，奉欽依：“著錦衣衛分付上元縣，抬去門外，著狗吃了。”
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等官於右順門口奏：“有奸惡齊泰等姊並外甥媳婦，又有黃子澄妹四個婦人，每一日夜二十馀條漢子看守，著年小的都懷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龜子，又有三歲女兒。”奉欽依：“由他不的，長到大便是個淫賤材兒。”
又奏：“當初黃子澄妻生一個小廝，如今十歲也。”奉欽依：“都由他。”
永樂九年四月廿一日，某司奏：“浣衣局副使張琳奸惡婦人一名。”“著教坊司領刺了。”
這僅僅是大量事實中的極少一點材料，是《奉天刑賞錄》、《欽錄簿》中的數百字，但是它們實在太生動了，無須再加解釋，便將朱棣的嘴臉暴露無遺。朱棣分明是一個頂著皇冠、披著黃袍的流氓頭子！
近人魯迅對朱元璋、朱棣父子的殘暴深惡痛絕。他說：“自有歷史以來，中國人是一向被同族和異族屠戮，奴隸、敲掠、刑辱、壓迫下來的，非人類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過，每一考查，真教人覺得不像活在人間。”
朱棣為什麼要進行這樣殘暴的屠殺，一言以蔽之，即為滿足自己的權力慾望，坐穩皇帝的寶座，為此，一切武的反抗、文的抵制都在掃蕩之列，為此，一旦得勝，便必欲用一切手段處置反對派以淺憤。姚廣孝不愧為朱棣的重要謀士。他們二人的心是相通的。他的一段話無異於朱棣夫子自道。在處理建文忠臣卓敬的問題上，姚廣孝說：“陛下雖天下已定，然兵革方殷。若欲返駕燕都，不殺敬始可。方今楚王尚強，蜀王富盛，敬雖一介書生，實英雄才略也。今若生之，則彼得行其志，移檄諸王，聲揚大義，據東南之饒，限長江之險，鼓舞豪傑，起兵北來，陛下未可安枕也。豈非養虎自遺患耶？”
在這種公開的屠殺和污辱外，朱棣還用各種陰謀手段殺人。為什麼一個大權在握的皇帝還要陰謀殺人？為了把自己打扮成不計前嫌的寬仁大度者，對那些不便公開下手的便只能陰謀殺害。對於得罪自己的人，在朱棣心中絕無容忍的餘地。請試舉兩例。
一是解縉。解嘗於洪武中以才見稱於太祖。建文中一度謫為河州衛吏，後被薦為翰林待詔。朱棣即位，縉被擢為侍讀，與黃淮、楊士奇、胡廣、金幼孜、楊榮、胡儼並直文淵閣，參預機務，尋進侍讀學士。朱棣標榜偃武修文、優禮文學之士，集人編篡各種大型圖書，重修《太祖實錄》，編篡《永樂大典》等均以解縉為總裁。但解縉在修《太祖實錄》、定儲之議及諫止出兵安南方面均引起朱棣的不滿。關於修《太祖實錄》前已論及。關於立儲，解縉主張立長子朱高熾，深為有靖難功的朱高煦所恨。時朱高煦寵益隆，“禮秩逾嫡”。解縉又以進諫不可啟爭觸怒朱棣，被斥為“離間骨肉”。永樂四年賜黃淮等五人二品紗羅衣，竟不及縉。但朱棣並不以此坐縉罪，卻以廷試讀卷不公謫廣西布政司參議。既行，又被劾怨望，改交阯，督餉化州。朱棣親征漠北，縉恰入京奏事，謁皇太子而還。結果被朱高煦說成“私覲太子”、“無人臣禮”，竟逮縉下詔獄，“拷掠備至”，一旦而為階下囚。永樂十三年，朱棣查看錦衣衛囚籍，見到解縉的姓名，說：“縉猶在耶？”紀綱遂令縉飲酒至醉，埋積雪中，立死。
另一是梅殷。梅殷是朱棣的姐姐寧國公主的丈夫，最為朱元璋所喜愛。朱元璋見諸王強盛，曾密託他輔佐朱允炆。 “靖難”兵起，他以總兵官身份鎮守淮安。朱棣的軍隊南下，借進香之名，要穿過梅殷的防地。梅殷說：“進香，皇考有禁，不遵者為不孝。”朱棣大怒，寫信給梅殷說：“今兵興誅君側之惡，天命有歸，非人所能阻。”梅殷把使者的耳鼻割掉，放其回還，並說：“留汝口為殿下言君臣大義。”朱棣繞道打下南京，梅殷尚擁兵淮上。朱棣強迫寧國公主“囓血為書”，召梅殷還京。對於這樣的人，朱棣當然不能容，但礙於皇親不便公然下手。永樂二年，都御史陳瑛報告說梅殷“蓄養亡命”，“詛咒”朱棣。朱棣不動聲色，說“朕自處之”。他下令戶部考定公侯駙馬伯的儀從人數，藉此命錦衣衛將梅殷家人執送遼東。第二年十月，梅殷入朝，前軍都督僉事譚深、錦衣衛指揮趙曦把梅殷擠到笪橋下淹死，隨後向朱棣報告說梅殷投水自殺。寧國公主找到朱棣，朱棣假意要捉拿兇手，並以安排她的兩個兒子做官作為安撫。不料兇手被人指出，朱棣不得已要治其罪，而二人說：“此上命也，奈何殺臣！”一下露了馬腳。朱棣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瑵，落二人齒，斬之。”此二人亦慘矣。如果他們不供出指使者朱棣，或許還可以活命吧？不過，朱棣要殺人滅口，亦未可知。這件事足可以看出朱棣的陰險殘刻。
有時，朱棣對得罪自己的人要故作寬大，並不馬上治罪，而以後必借他故而殺之。永樂初，北京刑部尚書雒僉，向朱棣建言“朝廷用人，宜新舊兼任。今所信任者，率藩邸舊臣，非至公之道”云云，結果被認為“語涉怨誹”。朱棣把奏疏出示群臣，群臣皆言“宜正其罪”。朱棣卻故示開明寬大，說：“朕為天下君，政欲日聞直言，姑寬之。”實則朱棣內心並未赦其罪。果然，永樂三年二月，朱棣竟以“居官貪婪暴虐”、“擅作威福”等罪名將雒僉處死。這種政治現實使許多人感到失望而為之悲嘆。永樂初曾任翰林檢討，最為解縉所重，亦卒為解縉事牽連致死的詩人王■寫道：
有淚莫泣鮫人珠，有足莫獻荊山玉。
赤心徒使按劍猜，至寶翻令笑魚目。
更為惡劣的是，朱棣恢復了錦衣衛獄。
錦衣衛獄，又稱詔獄，是朱元璋實行殘暴統治的重要工具。它超越法律之上，以皇帝的喜怒為是非。其時，“上(太祖朱元璋)時有所誅殺，或下鎮撫司雜治，取詔行，得毋經法曹”。錦衣衛獄備有各種刑具，在皇帝的庇護下為非作歹，幽縶慘酷，害無甚於此者後來，連朱元璋也不得不對錦衣衛獄加以限制。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下令“悉火榜掠具。又六年，詔內外獄毋得上錦衣衛，諸大小咸經法曹。終高皇帝(太祖朱元璋)世，錦衣衛不復典獄。”朱棣即位後，雖然進行了大規模屠殺，但仍覺得寶座不穩，在表面的太平之中，潛伏著巨大的不安。朱允炆的死活下落還沒有弄清。如果他還活著，隨時可能東山再起。政治反對派不與朱棣合作，甚至圖謀刺殺他，弄得他心神不定，疑慮重重，甚至做夢也不得安生。誠如王世貞所說：“天子(朱棣)既由藩國起，以師脅僭大位，內不能毋自疑人人異心，有所寄耳目。”他任用了“率先報效”、“頗目法家言”的紀綱，“治錦衣兵，复典詔獄”。紀綱摸透了朱棣的心思，“益布其私距，日夜操切陰計。聞上，上(朱棣)以為大忠，■之■咳之間。即淇成諸公號元勳，見則自匿引，不敢以衣比數。”紀綱為人狠鷙，更恃此“窮意為非”。他手下的一批爪牙則“曲侍奉綱，相緣借姦利數百千端”。錦衣衛獄的刑罰花樣翻新，朱棣早已將《祖訓》不得濫施肉刑的戒諭拋到九霄雲外了。他下令收繳天下兵器，派胡■刺探民隱，獎勵告密，任用紀綱、陳瑛等“刻深之吏”為爪牙，鎮壓人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朱棣的暴政給後世留下了極為惡劣的先例，成了那些施暴政者的榜樣。比如，弘治十七年(1504年)，刑部主事朱鎏言：“部囚送大理第當駁正，不當用刑。”大理楊守隨言：“刑具永樂間設，不可廢。”帝是其言。永樂暴刑成了後世不可逾越的新的祖制了。
明代的宦官之禍，在歷史上也是頗為突出的。太祖朱元璋戒於歷代宦官干政之失，對宦官的防範甚嚴。雖然，洪武中即已以宦官傳令閱兵、監視大臣、察訪官吏、核定課稅、奉使外國，但宦官畢竟不敢放肆。有一次，一服侍朱元璋多年的宦官，竟然因偶言及時事被遣還。建文中。也注意約束宦官，曾兩次下詔禁約奉差中官，因此“內官怨甚”。相反，朱棣則正借些宦官為耳目，安插於建文帝身邊。史稱，“靖難兵起，三年所得惟北平、永平、保定三府。至是，有中官約為內應者，謂須直搗京師，天下可定。文皇朱棣深然之。”朱棣避開勁敵，直搗南京，輕易取勝。南京金川門開，建文宮中同時起火，說不定這火就是這些中官放的，不然何為內應？ 《明太宗實錄》諱此不談罷了。朱棣入宮，“殺宮人、內官略盡，而得罪建文帝者則被留用”，“既正位，次第擢為邊藩鎮守雲”。由於非法篡位，朱棣心存疑慮，“不能不有所私寄”。其私寄者除紀綱等人外，最受倚重者便是宦官了。他用宦官設立了東廠，用以監視天下臣民。東廠與錦衣衛結成了一個嚴密的監控網，施行恐怖統治，連皇太子也在宦官的監視之中。宦官的地位大大提高，監軍、分鎮、專徵、採木、督役、奉使外國，成了官僚隊伍中的重要成員。他們傲視公卿，在皇帝左右必蟒服，這種服飾是連文武一品官員也不易得到的。後世宦官之禍，隱然肇始。
建文新政施行開明政治，一度打斷了朱元璋推動的極端專制主義日漸強化的進程。朱棣則一反其道，完全抹殺建文新政。他所嚮往的，是做一個極端專制的皇帝。朱棣認為“帝王為生民之主”這與方孝孺強調的“天立之君所以為民，非使其民奉乎君”的主旨大相徑庭。
但是，朱棣的淫威並不能完全壓服民間的不滿。正如明人王世貞所說：“以一時萬乘之尊，挾不世之怒，而有不能盡快其意於意之外者。”他舉了後世對方孝孺的態度加以說明：“建文之役，天下之名能殉義者無如天台方先生。其得禍之烈，則亦無如方先生。先生歿三十餘年，天下乃敢舉其名，又五十年，而天下乃敢誦其言，又百年，而天下乃有求其已絕之裔而為之記者。”當然，王世貞是從君主宗法制的禮法的立場評論此事的。不過，可以看出，人心是難於征服的，哪怕是面對殘酷的殺戳！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朱棣卻希望人們把他看做是一心興禮樂、施仁政的聖明君主。他甚至把自己打扮成連小蟲子都不願傷害。有一次朱棣去靈谷寺，“跬蹕中庭，有蟲著上衣，以手拂置地。徐命中官取置樹間，曰：“此雖微物，皆有生理，毋輕傷之。 ”如此矯柔造作而又虛偽可笑。
朱棣的殘暴，並非完全是由於政治上的被迫不得已，更多的，則是由於他的殘刻暴戾和極端自私之本性。蓋所欲極強，為遂其欲便不顧一切，對有礙於遂其欲者便必毫不留情。晚年永樂宮中發生的一樁牽連致死三千多人的慘案(詳見餘篇)，便是最好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