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標榜自己是儒家政治理想的繼承者，想要作為一位盛世名王留於史冊，最能反映朱棣這一思想的是他親自編篡的《聖學心法》。他“修文竟武，滅虜遷都，終其身不敢自逸”，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受這種思想驅使。
《聖學心法》成書於永樂七年（1409年）二月，是一部帝王教科書。其時，朱棣即將巡視北京，隨向翰林學士胡廣等出示一書，曰：“古人治天下，皆有其道。雖生知之聖，亦資學問。由唐漢至宋，其間聖賢明訓，具著經傳。秦漢以下，教太子者多以申韓刑名術數，皆非正道。朕間因閒暇，採聖賢之言，若執中建極之類，切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今已成書。卿等試觀之，有未善，更為朕言。”胡廣等“■覽畢”，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備載此書，宜與典謨訓誥並傳萬世。請刊印以賜。”朱棣曰：“然。”遂名曰“聖學心法”，命司禮監刊印，這便是《聖學心法》的編纂緣起和它的大致內容。
在歷代帝王中，朱棣最稱許唐太宗，稱其事功而追慕之。他曾說：“若唐文皇帝，倡義靖難，定天下於一。躬擐甲胄，至履弘堂而登睿極。其思患也，不可謂不周，其慮後也，不可謂不遠，作《帝範》十二篇以訓其子，曰飭躬闡政之道在其中。詳其所言，雖未底於精一執中之蘊，要皆切實著明，使其子孫能守之亦可保為治，終無閨門藩鎮之禍。”因此，也可以說《聖學心法》是朱棣模仿唐太宗的《帝範》之作。
關於成書的原因朱棣還說：“朕常欲立言以訓子孫，顧所聞者不越乎六經聖賢之道，舍是則無以為教，尚何舍哉！故於幾務之隙，採古聖賢嘉言，編為是書。”因而，該書可以說是歷代“聖賢”治國方略語錄之大成。然而，雖然此書是採集古人言論而成，但表述的卻是朱棣的政治觀念，特別是卷首洋洋六千餘言的序，更是夫子自道。朱棣說：“不觀吾言則無以觀吾之用心，不知吾之用心則不能窺聖賢之閫奧。非欲其法於吾言，實欲其取法於聖賢之言也。”所以，它是研究朱棣政治理想的集中而有代表性的材料。
從《聖學心法》看，朱棣所標榜的儒家政治思想大體有以下幾個方面：
（1）敬天法祖
天，天命的觀念，自產生以來，便與政治密不可分，被統治者利用來作為加強自身權威的工具。以後歷代，天命觀雖迭經發展變化，但仍不脫君權神授的圈子。他們對天既敬且畏，唯恐天命不佑，同時又藉天命畏人。作為最高統治者，明成祖朱棣繼承了西周以來天命觀中的許多內容。
由於時代的限制，朱棣不可能擺脫對天的神秘觀念。蒼天高高在上，無言無視，而又無時不監，無時不保，世間萬事萬物無法逃遁，除將其神化，是無法做出其他解釋的。朱棣承襲了天人感通之說，其感通之處，在於人的“敬”與“不敬”。敬則受天命之眷佑，否則遭天命之遺棄。因而朱棣說：“吉凶晦否。匪降習天，實自由於人。”何者為敬？ “法天之行，體天之德”，按“天道”行事，則為敬。又何者為道？ “天道不言，四時行而萬物生”，“天道至誠無息”，“天道至公無私”。因此，要以自然無為治國，要以教化服天下，要以“至誠無息”、“至公無私”安天下。如此，則“上天眷顧，四海安”。如果“所行差忒”，便會造成“天命去之，人心違之”的局面，要想延長須臾的統治，也是不可能的。
朱棣說的“人”有兩層意思。前者“實自由於人”，這人主要指人間的統治者，即人君。這個“人”必須按照天道行事，才可能成為享受天命眷佑的聖人，不然就不會受到上天眷佑。後者“人心違之”這個人，是指被人君統治的眾人。這個“人”是天下安與不安的根本。雖云“天命違之，人心去之”，實則是“人心違之”從而“天命去之”。君主按至公無私的天道行事，則人心順暢服從，天命便會眷佑，如行事並非至公無私，不合於“天道”，人心便會違逆甚至反抗，天命也會遺之而去了。
這裡所說的天命，不是幾近於人心嗎？朱棣雖不能擺脫天命說的迷信成分，不能擺脫天人感應的謬誤，但他能把人君的治國之道、民眾之心的順逆從違視為天下能否長治久安的根本，無疑應當給予正面的評價。
但是朱棣也希望藉先哲的話將君主神化，以加強自身的權威。他聲稱：“人君一動一靜，無非天也。心在則天在矣。”然而這一天命說包含著明顯的邏輯上的矛盾。既然“人君一動一靜無非天”，既然天道是至公無私的，人君之心也只能是至公無私的而不是別的，從而也不存在什麼奉不奉天道了。反之，如果人君之心可能至公，也可能不公，那麼，在其不公之時便與天不合，“人君一動一靜無非天”的說法便不正確。這個矛盾是致命的。每個君主在宣稱他與天同心、代表天命時都無法逃過這個矛盾，因而也便很容易識破君心即天心的欺騙性。
歷代皇朝盛衰的事實教訓了統治者，他們不能不承認天命並非始終眷佑一切君王的，因而他們必須對此有所警戒，必須謹慎行事。永樂二年八月丙申，朱棣在與侍臣討論元朝興亡的歷史經驗時，就表述了這種認識。他說：
天運雖有前定之數，然周家後來歷數過之，蓋週之先德積累甚厚，其後嗣又不至有桀紂之惡，使夏殷之後不遇桀紂，未遽亡。若順帝不恤軍民，不理國政而荒淫無度，安得不亡！故國之廢興，必在德，不專在數也。
因而，人君不僅要敬天，而且畏天。敬天、畏天，實際是要對君主的行動有所約束。首先，天是不可欺的：“下民細微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其二，天是唯一可以約束人君的：“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去亂亡無幾矣。”其三，人君知畏天，則可以常存警戒、謹慎施政；“王者知有天而畏之，言行必信，政教必立，喜怒必公，用舍必當，黜陟必明，賞罰必行。”
總之，朱棣希望自己和他的繼承者成為聖明之主，順天無私，至公博愛，畏天慎行，以求至治。
祖先崇拜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內容，歷來與敬天、順天並行不悖。在中國人看來，今人所享有的一切都是祖先所賜，甚至天命的眷顧，也與祖先之積德有莫大關係。作為富有四海的帝王之家，更對創業垂統的祖先充滿無限的崇拜。他們堅信，既然其祖先可以創業，那麼，謹守祖先之法也必然可以守業。一切改變祖法、違背祖制的做法都是危險的。因而恪守祖制，在《聖學心法》中便成了重要內容。他說：
祖宗之法，所以為後世也。當敬之、守之，不可以忽，繼世之君，謹守祖法，則世祚延長。衰世之主，敗其祖法，則身亡國削。
我們之所以說法祖與法天、敬天並行不悖、主旨是一致的，還因為他們總是把先王看做是法天的楷模。天德、天道究竟是什麼樣的？難以說清。而先王的言行典則，則是可視可聽可得而循的明確榜樣。只有做得像其祖先一模一樣，才可受天命眷佑於久遠。
天之可敬，在於它可以眷佑下民；天之可畏，在於它可以拋棄下民，甚至降罰以行天譴。天命是如此無常！人君無不擔心他們可能被拋棄的命運。君主們面臨萬民，如履薄冰，如蹈水火，他們警惕著隨時可能來到的滅頂之災。為了避免被拋棄的命運，歷代君主和政治家提出了不少君主臨民要謹其好惡、束其言行、勤其朝政的主張。朱棣也說：
人君之所好與天下而同其好，所惡與天下而同其惡。群情之所好，而己獨惡；群情之所惡，而己獨好，是拂天理之公，而循夫人欲之私，則所蔽者固而溺者深。雖欲勿殆，其可得乎？
人君雖高踞於萬民之上，但不是可以為所欲為的。其取捨標準則是與天下人心共好惡。他們把自己妝扮成天下民眾中的一員，竭力約束自己的慾望，表現出與民眾同其好惡，如果追求滿足私慾，而“拂天理之公”，其結果是極為危險的。這種與民同樂的思想，與上述天命觀的實質是一樣的，即他們看到了能否穩住寶座在於是否得到萬民愛戴。
歷代人君和思想家在現實的政治經驗中，得到一個結論：“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因而他們對人民的力量十分懼怕。 “君失人心，則為獨夫。獨夫則愚夫愚婦一能勝我矣。”君主一旦失去民心，不過獨夫而已，連一個愚夫愚婦也不如，何況他面對的是億萬民眾。這是一幅十分可怕的圖景。君主能不常存警戒之心？若待釀成禍亂則悔之晚矣。
於民怨未形之時圖之以法，便是謹好惡、慎修身。這其中包含三層意思；
(一)“積善之家，必有馀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馀殃。”朱棣同歷代政治家一樣，把皇室看做天下第一家庭。在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一點上，與普通人家沒有什麼不同。
(二)“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作為最高統治者，其所做所為為普天之下所矚目，它關係到國家興衰。同時，他還領導著一國之風氣：“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君主只有努力修身，行為端正，品德無私，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
(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日無惕，若厲，無咎。”“弗慮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人君應該勤勉自勵，疏懶豫怠則將一事無成。朱棣本人是個勤奮的皇帝。他於此體會甚深，他說：
夫禍亂生於怠豫，而治康本於自強。一心之用，周流天地。須臾踅息，則非勤勵。大禹勤勞，功覆天下。文王勤上，福被子孫。德以服人，宜莫如勤。能勤能力，可以有功。 ……勤則不懈，不懈則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2）保民如赤子
在階級社會中，不同的階級之間的關係應該是什麼樣子？各個時代的政治家、思想家都在探討這個問題。中國的儒學政治家、思想家們，設計了一個和諧、美妙的藍圖。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君主與百姓被他們描述成家庭關係，君主是大家長，人民便成了子民。這大家長不僅有權役使其子民，徵其貢賦，而且有保護他們的義務。統治階級既沒有無限地壓榨、剝削，被統治階級也沒有無休止地反抗。他們之間是協作的、諧調的，其所做所為均是有節制的。朱棣承認、宣傳這一主張。他說：
“民者，國之根本也。根本欲其安固，不可使之凋蔽。是故，聖王於百姓也，恆保之如赤子，未食則先思其飢也，未衣則先思其寒也。民心欲生也，我則有以道之，民情惡勞也，我則有以逸之。”“薄其稅斂，而用之必有其節。如此，則教化行而風俗美，天下勤而民眾歸。”
明智的統治者明白，民眾是國家根本，是政權的支柱，是財富的來源。使其飽暖，緩其徭役，保民愛民，即所謂施仁政，是鞏固統治所必須的。從朱棣所引述的歷代言論看，所謂仁政還包含著以下幾層意思：
(一)施仁政則得人心，得人心則得天下。
《聖學心法》引禹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引《大戴禮記》曾子曰：“君子以仁為尊，天下之為富。何為富，則仁為富也。天下之為貴，何為貴，則仁為貴也。”
(二)剝削榨取留有餘地，則民樂而從之。
《聖學心法》引《禮記》王制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說的是田獵猶須留有餘地，切不可竭澤而漁。所引《孟子》之言更是把仁政看做制取天下的妙術：“人者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於掌上。”何為不忍？何為仁政？ 《荀子》有更具體的解釋：“使民夏不宛喝，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愛其上。”開創了唐代貞觀之治的唐太宗，對於過分的剝削有一形象的比喻，他說：“為君之道，必須先有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死。”給百姓留有馀地的唯一目的是整個社會秩序：“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馀則不為盜。”
(三)歷代君主自命為天下的主宰，總是以救世主自居。因而負有安養百姓的責任。這可以說是原始先民留下的一點傳統。在原始的無階級社會中，有賢能者被推為首領。他們擔負著部落的生產、生活的管理責任。由於他們的勞績，氏族部落的生產、生活得以有組織、有秩序地進行。被後世理想化了的三皇五帝都是這類人物。後世君主以聖人自命，動輒稱“法先王”，實是以最優秀的社會生活的組織管理者相標榜。
饑民之所飢，寒民之所寒，有不忍之心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組織管理國家和百姓的生產活動。如果沒有有效的生產活動，不僅民之飢、民之寒無法解決，一個國家也難以維持其存在。因此，君主不僅是一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也是國家生產、社會生活的最高的管理者和組織者。他們不僅有權取財於民，也有義務使百姓衣食飽暖，維持社會再生產，從而使整個國家得以運轉。
朱棣曾說：
經國家者，以財用為本，然生財必有其道。財有馀則用不乏。所謂生財有道者，非必取之於民也。愛養生息，使民之力有馀，品節制度，致物之用不竭。 ……民者邦之本，財用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瘁，而根抵蹷拔矣。
朱棣所說的是取財有道，不能過分掊克，以致傷民之心。然而財自何來，只有一途，那便是發展生產。因而，歷代統治者無不把農業水利工商置於要務，不如此，則無以立國。
永樂二十二年間，明朝政府為國計民生花了大量的功夫，如移民屯田、發展軍屯、治理水患、蠲免賦稅、賑擠災民等等，都幾乎一刻也沒有停止。
（3）制禮作樂明刑弼教
禮、樂在中國古代的政治文化中佔有重要地位。歷代統治者都十分重視發揮禮樂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因而致力於製禮作樂。朱棣在《聖學心法》序中說：
夫禮者治國之紀也；樂者，人情之統也。是故，先王制禮所以序上下也，作樂所以和民俗也。非禮則無以立也，非樂則無以節也。教民以敬，莫善於禮，教民以和莫善於樂。
禮戴著公正的面貌，維護著不平等的秩序。不用武力，不借刑罰，就使臣民各安其位，的確是個極妙的方法。樂，其實有著兩重作用。其一，樂包含著禮的成分。不同的階級、階層，所用之樂是不同的。不同的階級、階層，應該安於禮制的規定，享用本等級的音樂。其二，樂的精神是和諧，它與紛爭、紊亂相反，可以陶冶人的性情，使之歸於安寧溫良。
然而，禮樂的約束力畢竟是有限的，因而僅憑禮樂是不夠的。如果人臣不安於禮樂制度的約束，他們可能隨時衝破行為規範，打亂現存秩序。為使人臣安於現行製度之內，教化是最重要的手段。朱棣在《聖學心法》序中說：
道德仁義，教化之源。善治天下者，以道德為郛廓，以仁義為乾櫓，納民於道德，不動聲色而天下化。如流水之赴壑，沛然莫之能御也。
這裡所說的道德仁義，已經不完全是一種道德觀念了。它包含的主要意思，應該理解為自上而下地自覺地維護現存秩序，安於現存秩序。只要教化普及，天下臣民就會“如流水之赴壑，沛然莫之能禦”，為人君者則會安然穩坐其位。
在《聖學心法》中，還有所謂別內外、正名分，也應與禮教、德化作同等觀。關於正名分，朱棣說：
聖王之於天下也，不使卑逾尊，賤陵貴，小加大，庶先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得其所而禮義立。孔子論為政，必先於正名，春秋紀王法，必嚴於謹分。治天下者必明乎此，則君臣正，父子親，夫婦別，長幼順。上以統下，大以維小，卑以承尊，賤以事貴，則朝廷之義明而禍亂之源塞矣。
《聖學心法》本是專門為皇帝用的教科書，卻於“君道”之外還列述了“父道”、“子道”、“臣道”，其目的都是要將整個社會納入所謂禮教德化的規範之中。
然而，只有道德禮義仍不足以治國。對於那些膽敢逾禮制、違背道德破壞現存秩序的，則要約以法律，施以刑罰。這被朱棣稱做“明刑以弼教”。他說：
刑者聖人制之以防奸惡也，使民見刑而違罪，遷善而改過。是故，刑雖主殺，而實有生生之道焉。何也？蓋禁姦革暴，存乎至愛，本乎至仁。制之以禮，而施之以義，始也明刑以弼教，終也刑期於無刑。
既然刑不過是用以弼教，所以它不是主要的治國手段，因而用刑法要有節制，以之起到威懾作用，從而使人不敢犯法，終至不用刑法而天下治。
他眼見歷代暴君喪身亡國的教訓，諄諄以慎刑告誡子孫，切不可過於苛暴：
至若秦隋之君，用法慘酷，倚苛暴之吏，執深刻之文，法外加法，刑外施刑，曾何有忠愛惻怛之意？殺人越多而姦愈作，獄愈煩而天下愈亂。失四海之心，招百姓之怨，曾未旋踵而身亡國滅，子孫無遺類。是皆可為明戒。
歷代統治者總喜歡把自己妝扮成仁義賢明的君主。其用武，曰為止戈，曰解人於倒懸，拯人於水火，其殺人曰有“生生之道”。即使淫刑濫殺，也絕不承認苛暴。然歷史事實教訓了他們，濫施刑罰會失四海之心，招百姓之怨，從而失掉寶座。中國歷代主張行仁政的政治家，對此是一脈相承的。
統治者的反省反思，以至於其節制刑罰，從根本上說，並不是因為他們對百姓有多深的感情，他們的出發點在於維護其寶座的穩定。
4．養士擇賢聽諫納言
君主以一人臨天下萬民，雖全智全能也不可能事事躬親。君主之能在於用人。因此，養育人才、選拔人才便成了歷代有為君主、政治家重視的問題。朱棣說：
致治之要，以育才為先。 ……苟不養士而欲得賢，是猶不耕耨而慾望秋獲，不雕鑿而慾望成器。故養士得才，以建學立師為急務也。
任人之道當擇賢才，擇之審則用之精，……取之至公，用之至當，不以私暱而妨賢，不以非賢而曠官。故善用才者，如百工之用器，各造其宜而已。 ……
佐治理者，必出眾之才。知其果賢矣，聽之勿疑，則可以養其忠亮。授之以事，則可以責其成功。夫賢才在位，則不賢者遠，官皆稱職，而庶事咸康。
這裡，朱棣提出了幾項主張：1．致治須資賢才，賢才須養之而成，故育才須從建學立師為急務。 2．任人當擇賢才，擇賢才當取之至公而用之至當。 3．用人果賢，聽之勿疑，官皆稱職，庶事咸康。
但是還應該補充一條，即君主要使士為己用，必須待之以禮，否則將不會得士。朱棣說：“人君之於臣下，必遇之以禮，待之以誠，不如是則不足以得賢者之心。夫君不獨治，必資於臣。敬大臣非屈己之謂也，以道在是而民之所觀望者也。是故，待下有禮，則天下之士鼓奮而相從。待下無禮，則天下之士納履而遠去。”
在中國古代，士是一個獨立的階層，它可以為君所用，也可以不為君所用，關鍵要看君所實行的是什麼政策。即以明初言之，其時文人多有不出仕者。清人趙翼說：“蓋是時，明祖懲元季縱弛，一切用重典，故人多不樂仕進。”因而朱元璋竟然規定了“不為君用”的法律。儘管如此，還是有不少人拒絕與明廷合作。有鑑於此，歷代開明的統治者和政治家，便提出了禮臣下的觀念。禮臣下並不是朱棣的發明。
在君主制社會中，雖然君主是政治生活中的主角，但大多數政務卻有賴於臣僚去完成。君與臣是一對矛盾，不僅在權力分享上，也在治國方略之異同上，他們常會發生衝突。是出於公心還是滿足私慾，是立足於長治久安還是只顧眼前安樂，往往是他們衝突的焦點。作為君主，如何對待臣下的意見，作為臣僚，如何“輔佐”君主，是又一個為歷代政治家注重的問題。按照中國的傳統，納諫、聽言是君主為人們所稱許的美德。不畏威暴，敢於諫諍，則是臣僚應盡之責。在《聖學心法》中朱棣說：
人君日理萬機，事難獨斷，必納言以廣其聰明，從善以增其不及。虛心而聽，不惡切直之言。寬大有容，以盡謇諤之諫。苟不謙己和顏，以接群言，則臣下雖有直言，不敢進矣。故聽言者國之大福也。眾言日聞則下無蔽匿之情，中無隱伏之禍，而朝廷清明，天下平治矣。
納言之要，在於虛心約己，倘有自用，必不得言。另外，人君居高臨下，若不和顏下士，則人亦有言而不敢進。但君主之納言，目的仍在消除禍患，長治久安。
那麼，何者可親，何之可斥？何言可納，何言可拒？朱棣提出了公正的原則：
夫言有似是而非，貌有似真而偽，人君不可不辨也。君子處心公正，表裡如一，小人則用情私邪，險陂傾側，當審其邪正，慎其用舍。 ……然自古忠邪難辨，惟明君則能識之。
他批評了那些“庸主”、“昏主”之所為，必然終至敗亡：
若夫庸主則不然，好諛而喜佞，拒諫而飾非，恣其誌之所為，極其心之所欲。享重祿者，固榮而保位，居下僚者，懼罪而畏誅。緘默不言，耳目壅塞，俱蹈敗亡，可勝惜也！
惟昏主則不然，以聚斂者為足以稱其欲，巧佞者為足以悅其心。膠固而不移，糾結而不釋。如是則忠正者不得入，小人進而君子退，欲國不危，豈可得也？
納諫親賢說在中國是有傳統的。
朱棣以明君自許，他要繼承和發揚這個傳統。
我們可以看出，朱棣的治國理想是以儒家學說為主體，摒棄了“申韓刑名術數”，全面繼承了中國傳統政治學說的“敬天保民”的思想。其核心，不僅承認天命，鼓吹天人感應，而且重視人。人君要行仁政，要保民如赤子，以天下人心之好惡為取捨。君待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主舉賢納諫，人臣禮樂和諧。整個社會應是一個以道德、禮教相約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有秩序的社會。可以說朱棣的治國理想便是儒家的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