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馬上得天下，馬上不能治天下。朱元璋以武力推翻了元朝，建立了大明帝國。開國之初，武人受到優禮是可以理解的。三十一年後，建文帝努力提高文臣地位，正是適應時勢的轉變。但文臣地位的提高，武臣的權益則受到忽視，這勢必引起他們的不滿。朱允炆失敗了，歷史沒有給他轉向文治的機會。朱棣“靖難”，依靠軍人勢力提出誅“左班文臣”，自是他奪權的需要。但當其政權穩固後，必要用文人治理國家，文臣的地位也會相應地改變。這同樣是時勢使然。
朱棣發動靖難之役率兵南下時，他的主要謀士僧道衍要求朱棣在功成之日要保留讀書種子，就是預見了時勢將要發生這種變化。
朱棣做了皇帝后，立刻適應了這種變化。他知道，人民絕不歡迎一個暴虐好殺的皇帝。永樂元年朱棣對他的群臣說：
為治之道，在寬猛適中，禮樂刑政有其序。 ……朕皇考……撥亂反正，不得已而用刑，特權一時之宜。及立為典常，既有定律頒之天下，復為祖訓垂憲子孫，而墨劓剕宮並禁不用。朕以菲德繼承大統，仰思聖謨，夙夜祗服，惟欲舉賢材，興禮樂，施仁政，以忠厚為治……以上不負皇考創業之艱，而朕於守成之道，亦庶幾焉。
又有一次，通政使趙彝等引奏一個山東男子，進獻陣圖。這本來是要迎合朱棣，獻媚取寵的。不料遭到了朱棣的批評。他說：
自古帝王用兵，皆出於不得已。夫驅人以冒白刃，鮮有不殘傷毀折。其得不死，亦幸也。朕居軍旅數年，每親當矢石，見死於鋒鏑之下者，未嘗不痛心，但出不得已耳。今天下無事，惟當休養斯民，修禮樂，興教化，豈復當言用兵。此輩狂妄，必謂朕有好武之意，故上此圖，以冀進用。好武豈盛德事？其斥去之。
為表示自己是一個偃武修文的明君，朱棣大肆張揚其事。他倡導儒學，優禮孔裔，不斷聚集文士編纂圖書，在他身邊總是簇擁著一批文人學士。朱棣本身似乎也真的溫文儒雅了起來。永樂朝的御用文人楊士奇稱頌說：“太宗皇帝御天下，慨然欲作新人，興起斯文。”朱棣將首先降附且長於文學的解縉、胡廣、黃淮、胡儼、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等人羅置內閣。這些人“既榮稱於其身，暨其家之父子兄弟”亦皆“與被其榮”。然而，他們是以參贊機密、參與決策的名義進入內閣的。
1．文官制度趨於完善
正是這些人進入了內閣，肇始著明朝政治制度的重大轉變。洪武廢除丞相之後，由皇帝直接統轄六部，在行政管理上卻了一個環節。朱元璋曾一度設立四輔官。四輔官品位列公侯都督之後，但沒有參與決策的權力，不久罷設。後來，又彷宋制設立殿閣大學士，正五品，不過“侍左右，備顧問”，幫助皇帝處理公務而已。當時幫助詳看奏章的是翰林官和春坊官，他們可以“兼司平駁”。解縉、胡廣、楊榮等七人入直文淵閣，是在朱棣即位的當年九月。以文學侍從之官，進入決策行列，說明文官制度趨於完善，這是文治的重要標誌，也是國家成熟的標誌。但這時入閣的都是編修、檢討、講讀之類的官員，品秩不高，沒有部屬，也不專管什麼部門，各部門奏事也不得相關白。但隨著形勢的變化，內閣的地位越來越高，超越六部，成為決策的中樞，對後世政治制度影響甚大。
延攬人才，重視學校科舉
明朝自洪武以來，國學及府州縣學在全國普遍建立。朱棣繼承其事，重視學校教育。永樂四年三月初一，朱棣親自到太學祭祀孔子。在他親撰的碑文中說：“朕惟帝王之興，必首舉學校之政，以崇道德，弘教化，正人心，成天下之才，致天下之治。”他強調尊禮孔子，是因為孔子之道“至大”，“天下不可一日而無”。
明朝建立以後，恢復了科舉制度，但朱元璋用人，並不完全通過科舉。洪武十八年以後，科舉才成為定制。朱棣重視科舉，自永樂元年起每三年一次鄉試、會試，從未間斷。為了延攬、養育人才，朱棣命翰林院在各地入京會試下第的舉人中，挑選優秀者進入國子監學習，享受教諭的俸祿，以等後科再試。他還命從翰林院庶吉士中，選才學英敏者就學於文淵閣，供給紙筆、膳食、燈火費，並提供住房。明代選拔人才科舉逐漸重於薦舉。但永樂還不太拘於資格，楊士奇未經過科舉，陳濟是平民百姓，都被朱棣任命為遍修《太祖實錄》的總裁官。科舉制度在永樂一朝進一步完善，為以後歷代所因循，影響深遠。
《永樂大典》等圖書的編纂
在朱棣身邊，常常圍繞著一批批文人學士。在他的提倡下，文壇上一時歌舞昇平，臺閣體詩、文、書法、繪畫大行其道。
朱棣稱儒學為“國家致治首事，不可視為迂緩不切之務”，稱“孔子代天立教，故萬世帝王敬事之”。他聚眾修書，除《四書五經性理大全》外，還有《孝順事實》、《為善陰騭》等。他下令購求天下圖書，說：“凡人積金玉皆欲遺子孫，朕積書亦欲遺子孫。金玉之利有限，書籍之利豈有窮也？”他還將儒臣所篡修的《周易大義》、《尚書直指》、《春秋直指》等“於齋閣書殿寢室各置一本，得備觀覽”。他常聽文學侍臣為之講解經典。他要求“於講說道理處必舉前古為證，庶幾明白易入”。他認為“帝王之學貴切己實用”，因而，“講說之際，一切浮汎無益之語勿用”，“士人之家稍餘資，皆欲積書，況於朝廷可卻乎”，“書籍不可較價值，惟其所須與之，庶奇書可得”。朱棣絕不是個書呆子。
永樂文治堪稱盛事的莫過於《永樂大典》的修纂了。朱棣好大喜功，做事追求最大，追求建功傳世。永樂元年七月，他即位不到一年，就命侍讀學士解縉勁採天下圖書編為一書：
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穰，不易檢閱。朕欲悉採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耳。 ……爾等其如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理、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
就是說，要將天下圖書全部網羅一盡。第二年，圖書編成，朱棣賜名為《文獻大成》。但朱棣翻檢之後，還認為“尚多未備”，於是，再命姚廣孝主持重修。這次重修與永樂五年（1407年）十月完成，全書共22877卷，裝成11095冊，約3.7億字。朱棣賜名為《永樂大典》。全書以《洪武正韻》分類編目，以韻目分列單字，按單字依次從各種書輯入與此字相關聯的內容，是我國有史以來最大的類書。 《永樂大典》是永樂文治的重要標誌，也是明代的一項重要文化成就。 《永樂大典》原書初藏於南京文淵閣，後移至北京，嘉靖、隆慶間曾摩錄副本一部。 《永樂大典》正本毀於明亡之時，副本到清乾隆年間只存九千多冊，其後又有不少被儒臣們私自拿走。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後，燒的燒，搶的搶，至今全世界僅存數百冊。
《永樂大典》的價值在於它不加刪改，原原本本地保存了明以前的文化典籍。清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從中輯出已經失傳的書五百多種。其後清代學者從中也多有所獲。但是，清修《四庫全書》雖然部頭很大，許多書都按照統治者的意志進行了刪改，而且，在修書的同時對不合清朝意願的圖書嚴厲禁毀，被禁毀的圖書幾乎與收入《四庫》的一樣多。所以，一直被歌頌的乾隆修書不啻一場文化浩劫！
《永樂大典》的編纂，動用了三千多人，歷時三年之久，可謂盛事。但其時正是對建文帝忠臣殺戮追剿之時。殺戮與籠絡是相互為用的。明人將修《永樂大典》與宋朝修《太平御覽》相比，孫承澤《春明夢馀錄》中有這樣一段話：
陸文裕深曰：宋太宗平列國所得裸將之士最多，無地以處之，於是設六館修三大部書，命宋白等總之。三大部者，《冊府元龜》、《太平御覽》、《文苑英華》也。 《御覽》外又修《廣記》五百卷。永樂靖難後，修《永樂大典》亦此意。餘按，宋太宗詔諸儒編集故事一千卷，曰《太平總類》；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華》，小說五百卷，曰《太平廣記》，醫方一千卷，曰《神藥普救》，總賜名曰《大平御覽》。若《冊府元龜》一千卷，乃真宗編也。文裕所考或未確乎？至靖難之舉，不平之氣遍於海宇，文皇借文墨以銷壘塊，此實係當日本意也。
朱棣刻意維護儒學正統，斥逐一切謗先賢、毀正道的言論和行為。永樂二年，饒州府一位讀書人朱季友，向朱棣獻上了自己的著作，據說其中“專斥濂洛關閩之說，肆其醜詆”。朱棣讀罷大怒，說：“此儒之賊也。”侍從之臣紛紛給朱棣出主意如何處置這位迂夫子。朱棣說：“謗先賢，毀正道，非常之罪，治之可拘常例耶？”中國有笞辱示眾抄家焚書的傳統，於是，他下令將朱季友押回饒州，“會布政司、府、州、縣官及鄉之士人，明論其罪，笞以示罰，而搜檢其家，所箸書會眾焚之”，“仍不准稱儒教學”。可見，當時讀書人是不准獨立思考的。
另一部值得注意的是永樂中所修的《太祖實錄》。
朱棣七月即位，十月就迫不及待地下令以侍讀學士解縉為總裁重修《太祖實錄》，為自己“繼統”製造合法依據。他對建文朝由方孝孺做總裁編修的《太祖實錄》很不滿意。按察僉事葉砥因建文時與修實錄，“書靖難事多微詞”，朱棣將其下獄，並“籍其家”。知府葉惠仲等也因曾與修實錄“指斥靖難君臣為逆黨，論死籍沒”。但朱棣對重修的實錄仍然不滿。總裁解縉後亦借他事下獄，終於死在獄中。永樂九年至十六年，朱棣命學士胡廣、祭酒胡儼、學士黃淮、楊榮等為總裁三修《太祖實錄》。朱棣至此才說：“庶幾小副朕心。”《太祖實錄》一再重修，無非是為朱棣的篡權做掩飾，使“繼統”合法化。在三修《太祖實錄》中，朱棣屢稱自己是“皇考高皇帝，皇妣高皇后嫡子”，多次暗示朱元璋關於傳位的事曾屬意於朱棣。這種有意做偽，不僅使實錄不實——明人王世貞說：“讀累朝實錄，可據者十六七。”更惡劣的是不准人講真話，甚至史官也只能屈從於皇帝的喜怒。
同時，朱棣對有關建文的史籍一概禁毀，於己不利者，雖片紙不留。甚至民間有藏方孝孺文集者也坐死。再加上黨禁嚴迫，人人自危，“凡系諸臣手跡，即零星片札，悉投火中，惟恐告訐搜捕踵之，故其事十無一存”。 “焦園蠶室，盡付劫灰，頭白汗青，杳如昔夢”。給後世治史者造成了極大困難。
朱棣的文化專制政策影響深遠。兩百年後，行人高攀龍說：朱元璋令學者“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朱棣“益章而大之”，“迄今二百餘年以來，庠序所教，制科所取，一禀於是”。暴力統治加思想牢籠，知識分子除了做皇帝的家奴外，別無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