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代帝王中，如果不是開國君主或自己也參與創業，很少能做出什麼業績。他們大多生於安樂，長於富貴，如果沒有內憂外患，卻也用不著雄才大略，只須守好家業，不要過分胡鬧，就可以做個太平天子、守成之君了。
朱棣雖非開國之主，但也算不得守成之君。他以藩王入承大統，不僅僅靠了自己的優越血統，而且憑了自己的武裝力量和軍事謀略。他的經歷造就了他具有開國君主的氣質。歷史注定，他是朱元璋事業的繼承者，又是一個不安於現狀的開拓者。
朱棣即位，不必事事從頭做起。朱元璋已經留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它仍然會在朱明皇朝的旗幟下繼續運轉起來。同時，朱棣是以“恢復祖宗舊制”為號召而起兵的，他指責朝中奸臣變亂成法，破壞祖制，聲稱自己起兵是為了“誅奸惡、保社稷、救患難、全骨肉”。因此，朱棣上台伊始便一反建文新政，以“復舊”相標榜。為了政治需要，朱棣有必要把自己用朱元璋正統繼承人和祖制維護者這一假面具隱蔽起來。朱元璋的旗幟舉得越高，恢復祖制的調子唱得越響，便對自己的統治越有利。但這與他不安於現狀的開拓氣質很難相容。他的言行動輒突破成法。這就使他陷於近似於二重人格的矛盾之中。
我們先看看朱棣的自我表白：“我皇考肇基鴻業，垂法萬年，為子孫計，思慮至週。”因此“凡皇考法制更改者，悉復其舊”。他反复說“悉遵皇考成憲，不敢一毫自用”，“遵承舊制，一不敢忽”，“人君守成法以出聖治，人臣守成法以輔治”。永樂七年二月，朱棣採輯“聖賢之言，若執中建極之類，切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為一書，名為《聖學心法》。朱棣親為之序。序言較系統地表述了他的統治思想，其一就是講守成之君，不得更改祖制。他說：“夫創業垂統之君，經歷艱難，其慮事也週，其製法也詳，其立言也廣大悉備，用之萬世而無弊，有聰明睿哲之資，遵而行之，則大業永固而四海攸寧矣，災害不生而五福攸萃。……蓋創業實難而守成不易。……朕承皇考太祖高皇帝之洪基，仰惟肇造艱難，惕焉省懼，明昭有訓，是儀是式。夫作之於前，則必有纘述於後。不有以繼之，則無以承籍於悠久。”又說：“祖宗立法，所以為後世也，當敬之守之，不可以忽。”其意自己是“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的後王，是朱元璋可靠的繼承人，是其所“制法”所“立言”的遵行者、維護者，因而也就是歷代賢君聖主的後繼者。這在下文還要做詳盡的分析。
我們再來看看他的行動，也不妨將其與建文新政相對照。
針對建文新政，朱棣很做了一些表面文章。他下令五府六部，凡建文中所改易的洪武政令條格，悉復舊制，下令恢復刑部舊制，刑名一依《大明律》科斷，恢復各宮殿的舊名，如正身殿仍為謹身殿，端門仍為午門等，他甚至革除建文年號，將建文四年稱為洪武三十五年，連永樂年間新印製的寶鈔，也仍稱洪武年號。這些空洞的政令和無關痛癢的名義，盡可以復舊，但一碰到要害處，就另當別論了。
削藩是建文君臣推行的一件大事。它雖算不得多麼有利於民生的德政，卻與祖制大相背。朱棣既聲稱復舊，自然不能不涉及宗藩問題。建文四年七月至永樂元年之間，被建文帝廢黜幽系的諸王一律恢復了王位。他們紛紛入京朝見朱棣。朱棣格外優禮，動輒大君賞賜，等等。
其實，這樣做，不僅可以收尊崇祖訓、篤親親之義的宣傳之效，也可以攏絡人心，鞏固其地位。朱棣之靖難既聯合親王、軍人組成集團，此時皇位既得，也不妨分享勝利之果。
然而，在朱棣看來問題的要害在於皇位與權力。當建文帝要打破祖宗成法而觸犯他的權位時，他就打起維護祖制的旗子；而當他做了皇帝，墨守藩封成法對他就不利了。他比建文帝更清楚強大的藩王對皇帝的威脅，也更善於削除這種威脅。在笑臉下面，他悄悄開始了削弱和控制諸王的行動。建文四年(1402年)七月癸卯，朱棣命左都督袁宇往四川整肅兵備，鎮撫一方，賜書岷王楩，令其“凡事可與(袁宇)計議而行”，“夫藩屏至重，賢弟宜慎出入，謹言節飲，庶諸夷有所瞻仰，而不負兄之所望”。在冠冕堂皇的言詞之下，藩王的地位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皇明祖訓》規定，諸王下天子一等，公卿大臣皆不得與之抗禮。燕王等在藩國時都曾節制諸軍。而朱棣竟要求岷王楩凡事與命將計議而行，其地位不是一落千丈了嗎？建文四年九月戊申，朱棣對各王府官軍進行了一次沒有先例的賞賜。 “賞分三等”，“第一等比奇功，第二、第三比頭功例，第四等比次功例，不升官者加賞鈔十錠，典膳仍在本職，食俸同正六品，賞準次功百戶例，舍人準次功總旗例，凡五百八十七人，賞鈔有差”。 《皇明祖訓》規定，“凡王國有守鎮兵，有護衛兵。其守鎮兵有常選，指揮掌之，其護衛兵從王調遣”。王府護衛是親王控制的軍隊。朱棣通過這一賞賜，至少是擴大了皇帝對王府官軍的影響，削弱了藩王的控制力。十月，朱棣令晉王濟熺在其護衛內撥馬步官軍四千隨高平王、平陽王於平陽衛府暫居，“分原給本府符驗二道與之”。這就是在變相地縮小王府護衛的編制了。至於與寧王的“中分天下之約”，更是早已拋到腦後。朱棣做了皇帝后，絕不提此事。寧王朱權找到朱棣要求改封到江南。他提出蘇州，朱棣以“畿內”為由不予批准，頗有榻下豈容他人安睡的味道。朱權提出錢塘，朱棣說：“皇考以予五弟，竟不果。建文無道。以王其弟，亦不克享。”依然不同意。朱棣擺出建寧、重慶、荊州、東昌幾處，說：“皆善地，惟弟擇焉。”最後，朱權於永樂元年二月改封南昌，此事就算了結。朱棣是玩弄權力的高手，他憑藉手中實力，將眾親王任意置於股掌之中。此後，藩王的權力、地位進一步削弱，仁、宣之後，諸王甚至有出城之禁。二王亦不得相見。親王便成了徒糜祿餉的寄生蟲。
永樂即位之初，面臨著缺官的局面。不久，由於“悉復舊制”，被黜官吏只要“以奏牘付科”，即可以復職，再加上湧現出一大批靖難新貴，官僚隊伍迅速膨脹起來。到永樂二年六月，“中外官數”竟“比舊額增數倍”，迫使朝廷不得不給予注意。由此不難看出建文省官吏、并州縣的必要性，也可以看出永樂刻舟求劍的複舊政策所帶來的問題。
朱棣的複舊，甚至偏頗而極端。以田賦而論，建文中革去江南蘇松重賦，解除蘇松人不得做戶部官的禁令，本是一件有惠於民的好事。但這一政令也在復舊的名義下被朱棣取消了。據說，朱棣對要求降低江浙地區官田重賦的官員十分痛恨，蘇州知府金炯就因此被檻車徵至京而死。永樂中，農民實際交納的賦稅要遠遠超過定額。特別是在遷都之後，農民要負擔龐大的運輸費、手續費等等。因此，論者曰：“太宗即位，盡革建文之政，民力不堪，明製徵及分者，官得遷轉，又數赦免。然歲積逋糧，至宣德末，蘇州一郡已七百九十萬石，常鬆亦然。”“吳民大困，流亡日多，一郡逋賦至七百九十馀萬。督使相繼，終不能完……宣德中雖名減賦，實則同洪武之舊。”甚至連建文年間僧道每人限田五畝，其餘均給農民的規定也被廢除。朱棣的複舊，並不問其是否有利於國計民生，但是建文所出一律推翻，有些感情用事。
朱棣絕不是一個循規蹈矩的守成之君。任何祖宗成法都不能束縛他的手腳。他宣稱“刑名一以大明律科斷”而實際上濫施殘刑酷法，任意殺人，毫無章法。至於南征安南，親征蒙古，遷都北京，派鄭和下西洋，又有哪一件有祖訓可援？朱棣的許多做為都與祖訓不合，甚至與自己在《聖學心法》中的說教相左。朱棣率領靖難之師進入南京時，要不是楊榮攔馬提醒，幾乎忘了應該先去拜謁朱元璋的陵墓。他所宣稱的尊崇祖制，率由舊章云雲，與他的先謁孝陵後登寶座一樣，是做樣子給人看的。
朱棣的人格是矛盾的。我們要考察的是朱棣怎樣將截然不同的說與做集於一身，如何使這種雙重人格在他身上得到平衡。
永樂四年閏七月己巳，朱棣召見北京儒士武周文，勞諭甚至，特命為翰林侍講學士，賜冠帶金織羅衣一襲。第二天，武周文入謝，朱棣便因其老而令致仕。這樣一個普通的老年儒士，為什麼會受到朱棣的如此優禮？朱棣對翰林侍讀胡廣等說：“朕守藩時，閒暇喜觀《易》。時王府官亦有三二人知《易》，然皆不若周文切實。但所言亦有拘滯不流動處。”原來這位武周文是朱棣在《易》學上的知音，但似乎不如朱棣對《易》理解得深。朱棣說：
蓋《易》道妙在變通不失其正耳。古人“隨時從道”之說，最得要領。
又說：
為學不可不知《易》，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看來，朱棣深得《易》經“變通”的要領。他從“隨時從道”引申出左右逢源的權術，凡事取其適於自己者曰“從道”，去其不適於自己者亦曰“從道”；以“內君子，外小人”作為自己行為辯解的理論，君子之所為者行之，小人之所為則以“外小人，內君子”為說詞。他既是小人，又是君子，隨時變通，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