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必須有安定的秩序，否則，這個國家便無法維持。但安定的秩序並不只是憑藉武力高壓就可以得到的，也不是只憑權術便可以造成的。從根本上說，社會的安定首先是民眾生活的安定。沒有一個政府或統治者不解決民生問題便可以得到長治久安的。民生問題解決得好，一定是個明君；民生問題解決得不好或受到忽視，必是個庸主。朱棣對這個道理十分清楚，他是以聖君賢主自期的。永樂七年八月戊午，朱棣遣官祭祀歷代帝王，祭畢，朱棣對群臣說過這樣一段話：
三皇五帝純乎道德，無為而治。自夏商至元，其間賢君聖主亦躬行仁義，修舉法度，是以天下和平，名垂後世。我皇考法古為治，故前代帝王有功德者，皆以時修祀，著為常典。朕今此舉，亦惟體皇考之心為心，以求古帝王之治。卿等更夙夜盡心贊輔，庶幾克臻其效。
他要求他的臣下能夠愛撫百姓，協助他使天下達於至治。永樂十三年春，天下大小衙門官員進京朝見，朱棣對他們說：
朕以眇躬，託於萬姓之上，所賴文武群臣翼贊以協於治。惟盡乃心，惟盡乃職，以熙庶政，永康兆民，尚慎之哉！惟善致福，惟惡致愆，天有顯道，極施無爽，尚惟之哉！
不久，朱棣便在午門之外張榜普告：“天下文武官，治兵者愛卹軍士，理民者愛卹百姓，敢有剝削厲軍民者，必罪不赦！”
我們還要舉出朱棣命禮部發給中外諸司的一道公文，看他打算在哪些方面去推進他的致治之道。永樂十五年十一月癸酉，朱棣命行在(北京)禮部移文中外諸司：
一遵成憲，愛卹軍民，必崇實惠。且以農桑衣食之本，必及時勸課；學校育才之地，必加意勸勉；賦役必均平，科徵必從實，祭祀必誠敬，刑獄必平恕，孝順節義必旌表，鰥寡孤獨必存卹，材德遺逸必薦舉，邊徼備禦必嚴固，倉庫出納毋侵欺。有官吏貪暴曠職者，監察御史、按察司具實糾舉。
上文已經說過，朱棣為了奪取皇位，打起了維護祖訓、恢復舊制的旗號，為了宣傳上的需要，他一反建文之政，哪怕是有惠於民的德政，只要是出自建文君臣，也毫不顧惜地將其取消。但如今大位既得，勢必要努力安定天下，他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意志採取措施，至於祖訓云云，對他來說並不像奪權時那麼重要了。他做的一切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有利於自己的統治。
朱棣一即位，立即把安撫軍民的事提到了日程。其時，各地臣民對朱棣的大規模殺戮還驚魂未定，朱棣急忙命兵部出榜曉諭軍民各安生業，他說：
今為眾所推戴，嗣承大統，罪人皆已伏誅，嘉與萬方，同樂至治。比聞在京軍民猶有未喻朕心者，謂有復行誅戮之意，轉相扇惑，何其愚也！
吾為天下君，則天下之民皆吾赤子，豈有害之之心？且帝王刑法豈當濫及無罪？爾兵部亟出榜曉諭，令各安心樂業、勿懷疑懼，敢復有妄言惑眾，許諸人首告，犯人處死，家產給賞告人。知而不告，與犯人同罪。
這是一道以高壓強行使百姓就範的命令，欲令百姓“安生樂業”，反以告訐、死刑相威脅，其時天下新定，一切尚未走上軌道，朱棣還脫不出軍事高壓的模式。他相繼向全國各地派出軍事將領，擔任“整肅兵備，安撫人民”的任務，如都指揮使何清往浙江都司蘇州衛，都督僉事趙清往鳳陽中都留守司，前軍左都督李增枝往荊州，江陰侯吳高往河南、陝西等等。但是，僅靠武力高壓的“撫安”是不夠的，朱棣也同時注意到民生的實際問題。因而，這時也派了前工部尚書嚴震直、戶部致仕尚書王純、應天府尹薛正言等分往山西、山東、河北、陝西等布政司巡視民瘼，令其將“何弊當革，何利當興，速具奏來”。第二年(永樂元年)，他又派監察御史、給事中這些“朝廷耳目，侍從之臣”，分諸直隸府州縣及浙江等布政司撫安軍民，宣傳他的與民休息之意，並要求他們修理城池，剿捕草寇，同時約束他們非奉朝廷明文者，“一夫不許擅差，一毫不許擅科”，“有故違者俱實奏聞，以法治之”。這些措施，還帶有為“靖難之役”善後的色彩，這對於安定民心、穩定社會秩序是十分必要的。待社會秩序稍為安定之後，必須採取更為根本的措施。
一個社會成員主要是農民，主要收入來自農業的國家，首先必須安定好農民，首先管理好農業，才能使社會安定、民有所養而財用不枯。土地、種子、農具、耕牛，以至於耕作技術、水旱蝗災都是執政者應該考慮的。 《明太宗實錄》有關這方面的記載不少。朱棣的具體措施包括：移民墾荒屯田，耕種乏牛者，官市給之；乏農具者，寶源局鑄造給之。這方面的例子在下文論述朱棣開發北京時要詳細介紹。
減少工作，與民休息。例如：
永樂元年三月乙巳，上(朱棣)謂兵部尚書劉俊曰：“朕即位之初，首詔內外諸不急之務一切停止，毋妄勞人斂財，庶少息兵民。今聞諸司尚有不體朕意，橫虐吾軍民者，其申諭中外，自今軍執常役，民安常業，官守常職，雖事之警急不可已者，亦須奏准然後行之，違者加罪。”
又如：
永樂元年四月丁巳，山東兗州府通判江澄言：“今率沂州等縣民丁三千餘人，修治魯府，東作方殷，乞暫停工，今歸耕種，俟農隙就役。”從之。
再如：
永樂元年四月乙丑，賜書楚王禎曰：“別來恆用思念，世子至，知安好，良以為慰。所奏府中欲修造，兄於賢弟豈有吝惜意？但天下初定，眾心未安，勞困未甦，兼旱蝗相仍，民苦寒餒，安養休息，方在此時。故即位之初，首詔天下不急之務悉皆停罷。今后宮為建文所焚，東宮亦皆折毀，而未敢興造。賢弟幸體朕意，府中宮室損壞者，姑用護衛之人隨時修葺。俟民安歲豐，然後量撥軍民為之。如此公私兩利矣。賢弟又云，欲令左護衛軍屯種以贍歲用，正合成法，具見遠慮之意，宜早圖之。
限制急徵，緩民之困。例如：
永樂元年冬十月辛酉，戶部尚書鬱新等奏：“湖廣今年夏稅過期數月不足，其布政司府州縣皆當罪之。”上(朱棣)曰：“賦入有經制，人耕獲或先後不齊，地理亦有遠近之異，未可概論。任人長民，當使之察其難易而順其情。雖取之亦必思有以利之，不當急責於民，急責必至乎病民。其勿問。第更與約限，令民輸之。”
又如：
同年十一月庚辰，松江府奏所屬華亭縣徵收秋糧過期不完，請罪其縣官。上(朱棣)曰：“今年蘇松間有旱勞，秋糧固難卒辦，縣官職在撫字，不得輒以此罪之，再與期限可也。
減免賦稅，恤民之艱。例如：
永樂元年十二月壬辰，免河南陳州今年租稅，以淫雨傷稼故也。
又如：
永樂二年五月丙辰，山東臨清縣會通稅課局言：“比歲市鎮經兵，民皆流移，兼連年蝗旱，商旅不至，所徵課鈔不及，請減舊額。”戶部以聞。上（朱棣）曰：“兵旱之餘，尚可徵稅耶？其悉免之。俟豐歲百姓復業，商賈通行，然後徵之。”
發鈔發粟，賑濟災民。例如：
永樂元年三月戊子，戶部言河南開封等府蝗民飢。命以見儲麥豆賑之。
又如：
同年三月甲午，北京、山東、河南、直隸、徐州、鳳陽、淮安民飢。命戶部遣官賑濟。本處無儲粟者，於近旁軍衛有司所儲給賑之。
興修水利，除災利農。例如：直隸蘇州一帶仰仗錢塘江、吳淞江、婁江之水利。後因沙土雍塞，江水失控，旱時百姓坐視禾苗枯槁，洩時坐視垂成之禾淹沒。朱棣即位不久即因民所請而治之。永樂元年更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赴江浙諸郡治水。厥為明初之一件大事。
重點開中，徵集軍糧。例如：朱棣甫即位時，北平各衛乏糧，便命戶部悉停天下中鹽，專於北平開中。
創定賞罰條例，發展軍屯。例如永樂二年，朱棣頒屯田賞罰之法，第二年，將其法甩紅牌刊識。後又規定，官軍種植樣田，每歲終赴京較其所收多寡而賞罰之。
照理說，朱棣如此愛民卹困，孜孜治理，國家應該大治，百姓應該豐足了。其實，永樂年間的國計民生遠遠不如人意。朝廷的雨露沾被是極為有限的。況且，以明帝國版圖之大，每年都有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發生災害。僅就《明實錄》記載進行統計，自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至永樂二十二年朱棣在位期間，水旱蝗瘟疫所引起的飢荒災害就達二百七十六起之多。其中大多數災荒為朝廷所了解，並給予了賑濟或減免賦稅。然而有些災情卻為地方官員所隱瞞。永樂十年六月甲戌，朱棣對臣下的這種做法曾加以申斥。他說：“朕為天下主，所務安民而已。民者，國之本。一民不得其所，朕之責也。故每歲遣人巡行郡邑，凡歲之豐歉，民之休戚，欲周知也。近者，河南民飢，有司不以聞，而往往有言穀豐者。若此欺罔，獲罪於天。
朱棣曾經下令在外有司官員赴京朝覲時，要報告民間利病。但來朝官員卻往往不把地方實情上報，而“率雲田穀豐稔，閭閻樂業”以取悅於朱棣，蓋朱棣亟欲躋身於聖主明王之列，甚或要超邁千古列聖，他所樂於聽的就是“田穀豐稔，閭閻樂業”這樣的話。臣下之隱瞞實情，實朱棣有以致之，反之，當他了解到民間並非“田穀豐稔，閭閻樂業”時，他又一定要表示出不滿和■責，唯此，他才會顯得更加聖明。永樂十一年正月，山西發生飢荒，來朝官竟對山西饑民食樹皮草根的慘狀隻字不提。永樂十六年七月己巳，朱棣降敕切責陝西布政司、按察司，同樣是因為他們隱瞞災情：“比聞陝西所屬郡縣歲屢不登，民食弗給，致其流莩。爾等受任方牧，坐視不恤，又不以聞，罪將何逃！”永樂十八年十一月，皇太子朱高熾自南京入朝，路過山東鄒縣，他目睹了當地的一次飢荒：“見民男女持筐盈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民跪對曰：'歲荒以為食。'皇太子惻然，稍前下馬入民舍，視民男女皆衣百結，不掩體，灶釜傾僕不治，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在皇太子的干預下，鄒、滕的饑民得到了賑濟。然而，鄒、滕的飢荒可能不是最嚴重的，因而地方官司空見慣，才敢於不上聞。它只不過是偶爾被路過其地的皇太子發現而引起重視罷了。與皇太子過鄒縣的同月，山東青、萊、平度等府州發生水災，造成大量饑民，官府一次賑濟便達十五萬三千七百三十四戶之多。我們完全可以說，實錄中所反映的災情民困是遠遠不夠全面的。
朱棣統治人民，提出一種理論，說：“民不失其養，雖勞之鮮怨，民失所養，雖休之不德。”在朱棣看來，自己是愛民的仁君，因而民是不能失其養的。這也是實際上他不願意聽到民間的災情的一個原因。
然而，就在朱棣崩於榆木川的當年十二月，大理右少卿虞謙的一道上書便為我們勾勒了一幅與朱棣所設想的完全不同的民生圖畫。他稱：
太宗文皇帝繼承大寶，恢弘治化，南拓交阯，以擴疆宇，北討胡寇以靖邊陲，營建北京以固中原，其志蓋欲暫勞而永逸，事雖不同，其所以為安民之心則一。但牧民之吏不體朝廷仁民之意，指一科十，放富差貧，小人怙恃，愈肆貪毒，遠近視效，海內成風，致民有不得所者。皇上(仁宗朱高熾)宸衷惻憫，蓋亦久矣。是以即位之初，即罷土木之役以息劬瘁之民，棄苑囿以興耕種，放鷹犬以省膏粱，蠲逋負以招流離，贖賣以全恩愛，進廉潔，退貪污，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四海聞命靡不歸心……陛下愛民之心雖勤而官吏貪殘之弊猶在，如洪武中笞杖之刑各有等第，而今內外諸司率用大棍掠人，蓋欲使人畏懼得以遂其奸貪。洪武中隸兵不得濫設，今都司衛所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多選富實之民，每員少者三五十人，多者七八十人，名以軍伴皂隸，月令辦納貨財。洪武中官員之家不得於所部內買賣，今自都司衛所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悉令弟侄子婿於所部內倚官挾勢買賣借貸，十倍取民。詔蠲二十年十二月以前柴炭等物，今有司徵斂自如，詔蠲逃民逋負糧稅，有司乃指富為逃，欺公開豁，詔賜民年過八十者布帛，有司乃不出其在官者而責取於民。進賀表箋臣下所以敬上者，所用紙筆墨函等物皆取於民，此其誠敬之心何在？又如送往迎來之費，有司出於百姓，軍衛出於軍糧，軍民至有終歲不自給者。又如糧草有督辦者，有點發者，有部運出納者，誅求百途，費倍正數。未足公府，先滿私家，其顯而易見者有此數事，其秘而難知者，未易悉言。方今朝廷省事，雖無往日之巨弊，如臣所見聞，亦豈兵民之細害！苟不痛為懲戒，天下何由澄清？ ……曩因國用浩繁，文武官吏俸給什撙節其六七，所得不給其所費，今果所儲不足以供，令於所在官司有布帛等物之積者，從實准予，俾其父母妻子不致凍餒，如是若復有不奉法守分而肆貪殘於軍民者，則必罪之如律也。夫忠言有益於國家大矣，古者人君設誹謗之木，下直言之詔，求之惟恐不盡。今陛下審見於此，故屢降求言之詔，惟恐群臣不言，然而猶有不言者。 ……
虞謙所描繪的是一幅上下軍民全面的社會生活圖景。這時，仁宗才即位五個月，虞謙所指的“今”所存在的問題，顯然主要由朱棣來負責，它是朱棣施政所帶來的結果。朱棣自稱其為政要使民不失其養，如此弊政叢集，民焉得不失其養！其他暫且不論，就看文武官吏父母妻子猶有凍餒之虞，民間生活便可想而知了。
其實，朱棣說“民不失其養，雖勞之鮮怨”不過是為他的好大喜功的興做不止所做的辯解和掩飾。既然百姓不失其養，便可以毫無顧惜地任意驅使勞役了。朱棣好大喜功，又急於洗刷自己篡位的惡名，因而永樂一朝，大事頻興，國家百姓為之耗竭。試看，永樂年間南征交■，戰爭持續二十幾年，八十萬大軍疲於奔命；鄭和六下西洋，“費錢穀數十萬，軍民死者以萬計”；修建北京宮殿，赴四川、雲貴、湖廣採木，工程歷時十四五年，“所費數以萬計，役死軍士百姓不計其數”，而“督辦官員能務公戒私，不貪贖厲民者，殆十之一二”；朱棣五次親征漠北，每次動員兵力三十萬至五十萬不等，搜盡天下府庫以供軍餉，數十萬軍民為之轉輸，造成“財力大窘”。這樣好大喜功的事一件接一件，民如何能“不失其養”？正如洪熙元年湖廣布政司左參政黃澤上言所說：“向也，南征北討，出師連年，輜重牛馬，耗散鉅萬，又江北困於營造，江南疲於轉輸”，“土木屢作，勞者佛休”，其結果只能是“丁男疲於力役，婦女困於耕耘，富者怨徵斂之繁，貧者罹凍餒之苦”。再加上水旱蝗瘟疫所引起的飢荒、災害，使人民本已深重的苦難更加深重。於是“人民流離，餓殍盈路，稅糧逋負，鹽賊橫生”。
僅就《明太宗實錄》的記載進行統計，永樂一朝所謂“民亂”、“強賊”就達四十起之多。永樂末年，山西、河北，甚至號稱富庶的蘇、常、嘉、湖等地，都出現了成伙的“強盜”和大批的“流民”。我們不妨將永樂後期的幾起“民亂”抄錄如下，以見永樂民生之一斑：
永樂十四年正月辛酉，命行中軍都督金玉為總兵官，蔡福為副，往山西廣靈等縣征剿山寇劉子進等。子進廣靈縣民，居鄉無賴，嘗自言往石梯嶺遇道人，授以雙刀劍，鐵翎神箭，能驅役神鬼。造為妖言糾集鄉民劉興、余貴、郝景瞻、樊敏等作耗，妄署職名，以皁白旗為號，奪太白王家莊驛馬，殺大同等衛採木旗軍，所過劫掠人畜，官軍不能製。事聞，遂遣玉等剿捕。
永樂十五年閏五月戊辰，福建汀州賊劉勝孫糾集無賴，自號太平將軍，攻清流縣，劫殺居民，守臣執其首數人，送京師斬之，餘黨散走。
同年八月己酉，福建沙縣賊陳添保等伏誅。初，添保與縣人杜孫、李烏觜及龍溪■馬郎、龍嚴、樊添受、永春林九十、德化張五官等聚眾作亂，燒劫龍溪銀場，殺中官及土民三十餘人，官軍捕之，四散，逃匿。既又偕稱太平大人先鋒等號，招集賊眾，燒劫清流等縣，殺縣官軍民三十餘人。至是福建守臣執送京師誅之。
嘉興府賊倪弘三等伏誅。弘三糾集無賴作亂，劫掠鄉村，三年眾至數千，往來蘇湖常鎮諸郡，殺害官民，商賈不可勝計。發兵二千合浙江都司兵討之。反為賊所敗，官軍多被殺傷，其勢益橫。浙江按察使周新一志討賊，立賞格，躬督兵搜捕，列木柵於小江港，議斷其走路。賊無所容，乃趨北河。新遣壯勇躡至桃源縣，生執其首數人送京師。至是皆磔於市。蘇湖諸郡之民始安。
永樂十六年五月辛亥，順天府昌平縣民劉化以謀反伏誅。化初名僧保，畏避從軍，逃匿保定府新城縣民家。衣道人服，自稱彌勒佛下世，當主天下，演說應劫五公諸經，鼓誘愚民百四十餘人，皆信從之，已而，真定、容城、山西洪洞等縣人皆受戒約，遂相聚為亂。事聞，悉捕誅之。
秋七月己巳，湖廣靖州賊王忠，自稱平定侯，率眾攻劫武罔州，為守將所獲併其黨誅之。
永樂十七年春正月丙寅，監察御史李偉奏、江西新淦縣逃匠雷劍南等聚眾拒捕。上命都指揮劉忠、都督馬聚領兵捕之。未至而布政司、按察司奏劍南等自詣歸罪。上覽奏謂侍臣日：“民非甚不得已，孰肯以父母妻子罹死亡之禍？此有司失於撫綏。”命皆宥之。遣使馳召聚等還。
永樂十八年二月己酉，山東蒲台縣妖婦唐賽兒作亂。 (詳見下文)
十一月壬辰，真定府曲陽縣人楊得春、蔚滿圈等以妖術惑眾，伏誅。得春等素不事產業，不服役官府。有司將治其罪。得春變黃冠服，滿圈削髮披僧衣，俱逃入晉州，以妖術妖書符咒惑眾。自稱善治兵甲，能令人飛行十里。遂聚無賴，號五百羅漢，謀作亂。事覺，有司捕獲，械送京師，即日皆棄市，家口財產沒官。
二十年閏十二月甲子，鎮守雲南黔國公沐晟，奏請調兵剿捕維摩州曲部驛野羅羅並蒙自縣作耗強賊，以除民患。從之。
二十一年春三月己亥，盜入南京大祀壇天庫，盜蒼璧二、黃琮一。命西寧侯宋琥督南京五城兵馬捕賊。
二十二年春二月丁未，浙江湖州府長興縣賊首吳貴歸等就■。初，貴歸等聚眾千餘人劫殺鄉民，知府鄧忠率民兵捕之。賊眾拒敵殺官吏。事聞，命陽武侯薛祿率兵三千討之。上諭祿曰：“寇首惡不過數人，必誅之。餘脅從，宜與分別。蓋百姓皆有父母妻子，豈好逆從亂？其間必有不已者。宜約束軍士，不可濫殺。殺一不辜，將帥之罪。不有陽禍，必有陰譴。至是，祿悉捕首惡戮之。
二十二年夏五月乙未，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復奏，浙江麗水、福建政和二縣首賊周叔光、王均亮等，聚二千餘人往來兩縣劫掠，漸致滋蔓。請兵剿捕。上命兵部尚書李慶等議之。於是，慶等奏調緣河備倭都指揮張翥所領兵三千，浙江福建二都司各調兵二千，俱聽翥率領捕之。時文淵閣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共進言曰：“此愚民無知，或為有司所苦，或窘於衣食。不得已逃竄山林，苟求活朝暮耳。若寬而撫之，當各散矣。急之不惟未易獲，且堅其為盜之心，況我兵戈所加，不免枉及良善。願思處置之宜。上曰：“卿言良是。可令巡按御史及浙江、福建三司招撫。若負固不服，調軍剿之未遲。
這裡所錄的，並非永樂年間“民亂”、“強賊”之全部情形，但卻可以說幾乎無年無之。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發生於永樂十八年的唐賽兒之亂了。這一年，朱棣正在準備進行第三次北征，鄭和正在準備第六次下西洋，北京的宮殿剛剛落成，安南的戰事正在打得火熱，還有，前面我們提到的皇太子親眼所見的山東大災荒也發生在這一年。層層的重負壓下來，都落在百姓的肩頭，他們實在不堪了，只有起來反抗。山東蒲台縣民在女首領唐賽兒的號召下，佔領了益都，其後往來於諸城、安丘、莒州、即墨、壽光諸州縣。官軍青州左衛指揮高鳳剿捕敗績，朝廷又派安遠侯柳升充總兵官、都指揮劉忠為副總兵，帶兵征討。雙方在益都發生激戰，都指揮劉忠戰死，而唐賽兒竟得逃脫。這時，另一叛民首領賓鴻正集眾萬人攻安丘，官軍山東都指揮僉事衛青晝夜兼程從海上馳援，賓鴻不敵而敗。還有一支叛民隊伍在諸城為鰲山衛指揮僉事王真所敗。叛亂終於被鎮壓了，僅被解往北京的“妖黨”就達三千餘人。而唐賽兒仍然不見踪影。據說，唐賽兒也曾被官府捕獲，“將伏法，怡然無懼色，裸而縛之，臨刑刃不能入。不得已，復下獄。三木被體，鐵鈕係兩足。俄皆自脫遁去。”結果弄得“自三司以下及將校諸官皆以失寇死”。唐賽兒久捕不獲，朱棣懷疑賽兒可能削髮為尼或混入女道士之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內尼及女道士一悉逮至京詰之”，後來，搜捕範圍擴大，朱棣竟命“在外有司，凡軍民婦女出家為尼及道姑者，悉送京師”，“先後幾萬人”。
朱棣的搜捕毫無結果，不得不在永樂十九年正月乘北京宮殿告成之際大赦天下，宣告“各處監收及取未到尼姑道姑，悉宥罪還俗”。谷應泰在評論朱棣的大搜捕時，將之比為“石閔之戮羯部，多髯高鼻者並誅，袁紹斬宦官，面不生須者亦殺。”玉石俱焚，良莠並除，如此民生，豈得寧乎。唐賽兒之亂是對永樂盛世的斷然否定，是對朱棣標榜“以愛民為本”的統治的恰當評價。
永樂年間，不僅民生方面，政治、經濟、軍事等其他方面也出現了不少問題。如官僚隊伍中“貪風永樂之末已作”，“請託賄賂，公行無忌”。官員任用“漸循資格”，辦事“循習”成弊，經濟上鈔法敗壞，“物價騰踴”，軍隊中“自永樂以後，新官免試，舊官即比試，賄賂無不中”，造成“軍職日濫”，“而其間多貪暴怠惰，紀律不嚴，器械不利，城池不修，軍士缺伍，攻戰屯守之法漸廢馳”。由於“調度頻繁，營造日久”，致使屯政荒廢，“虛有屯種之名而田多荒蕪”，“兵力之疲而農之業廢”總之，朱棣一意要建立大功，垂名後世，而舉國上下已經漏洞百出。對於永樂時期的統治，我還要再藉用中的一段話，該書中鄒吉甫說：“我聽見人說，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樣好，就為出了個永樂爺就弄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