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從小接受的是維多利亞時代的教育，母親並不喜歡向人家抱怨自己的病痛，也不願意讓孩子們知道自己不舒服，因此我和盧卡對母親的病都一無所知，不過羅伯特一直陪在母親身邊，他對此非常了解。他們曾經在瑞士請很多專家檢查過，但是每一次的結果都不相同。 1992年10月，母親受邀將前往洛杉磯參加一個紀錄片的拍攝。母親決定利用這個機會在美國接受一次徹底的檢查。
當我在洛杉磯國際機場看到母親的時候，她顯得非常疲憊，神情也相當緊張。多少年來，母親一直只乘坐經濟艙，有一段時間，她和羅伯特會互相為對方購買商務艙機票作為禮物互贈，一起去旅遊度假或者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工作。這次是她第一次乘坐頭等艙，那還是因為身體的不適和羅伯特的強烈要求。
母親認為，在一個世界上還有很多人在忍飢挨餓的年代乘坐頭等艙簡直就是一種犯罪。同樣，母親認為汽車也只是一種交通工具，只要安全、快捷就行了。因此我們家並不像很多明星家一樣擁有諸如法拉利一類的豪華跑車，車庫裡只有沃爾沃和奧迪，母親信賴它們。
母親幾乎不自己開車，這一點讓我很奇怪，雖然在上個世紀70年代的羅馬，並不是每個女人都會開車，但是我還是忍不住問了她這個問題。在我記憶中，母親剛剛拿到駕駛執照，我父親就送給她一輛雷鳥跑車。但有一天母親拍完戲後自己開車從攝影棚回家，一個女人開車從後面撞上了她，雖然很顯然那個女人應該負全部責任，但是她卻相當的蠻不講理，把所有責任都推到了母親頭上。
母親回家之後將這件事告訴了父親，父親相當憤怒。然而事情並未就此平息。那個女人在得知母親的身份之後決定起訴母親，她的意圖再明顯不過了:通過與名人打官司讓自己也變成名人。這件事以後，母親決定賣掉那輛跑車。對車禍的恐懼、人性的卑劣導致的失望和憤怒，讓母親從此不再自己開車。後來再談到這件事時，母親說:一個好司機的性格中需要有一些具有侵略性的特質，但是她不具備，並且也從來沒打算具備，所以她不能成為一個好司機，也就放棄了開車的想法。用現在人的眼光來看，母親也許有些偏激，但是在那個年代的羅馬或者巴黎，開車確實是這樣的，一次出行就是一場小規模的戰爭。
1992年，母親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工作進入了第五個年頭，工作量增加了不少，日程表也安排得越來越緊湊。由於所有的機票都由基金會提供，而且去往的目的地大多是發展中國家，沒有直達航班，所以母親和羅伯特不得不在航程中多次轉機。雖然羅伯特樂觀地認為這種將長途飛行分割成若干個短途飛行的方式能夠緩解疲勞，並且減少時差的困擾，但是這種方式卻將整個飛行路程拉長了許多，時間和精力的消耗都很大。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剛從發展中國家回來，馬上又要到一些發達國家做宣傳報導。在那裡母親會接受一些採訪，向人們講述她在那些戰亂或者飢荒橫行的地區看到的悲慘景象，參加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一些募捐活動。他們兩個人一年的生活幾乎都由這兩種活動組成，中間會有幾個星期的間隔時間讓他們習慣時差的變化，然後重新上路開始下一段旅程。
這樣的疲勞工作對母親的身體危害很大，然而她仍然樂此不疲。每次回來她都會向我們講述她所見到的那些孩子的不幸遭遇。在她的眼中，我們看到的是失望和悲憫，她對那些國家的政府對待兒童的行為感到不解。有人曾經問她，很多不幸事實上都是由當地的政府與反對派武裝之間的常年征戰造成的，而這些政治層面上的問題依靠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是不可能解決的，既然如此為何還要不遺餘力地為此奔走呢？母親面對類似的問題總是只有一個答案:“這好比你坐在自家的客廳裡，突然聽見街上傳來一聲恐怖的尖叫，隨後是汽車猛烈的撞擊聲，你的心臟彷彿都受到了強烈的衝擊，你從椅子上跳起來，跑到街上，發現一個孩子被車撞了，倒在血泊中。這時候你不會停下來去考慮到底是誰錯了，是司機的車開得太快，還是孩子突然衝上馬路追逐他的皮球。這時候你應該做的就是抱起孩子，趕緊送他去醫院。”
母親從索馬里回來之後，我們每個星期都會通電話，每次都要聊很長時間。就是在那個時候，我平生第一次從她的聲音中感受到沉重。她對我說，她剛從地獄回來。我想要她說得更詳細些，但是母親不願意在電話裡說太多，她說到了洛杉磯之後會告訴我更多的事情。
在洛杉磯，母親告訴了我她心中的憂鬱。她在上百萬索馬里兒童的臉上看不到任何對未來的憧憬和幻想，只能看到他們對食物的渴望。索馬里最大的問題在於這個國家幾乎沒有任何的基礎建設。其他一些國家也有不幸的兒童，比如越南，但是至少他們還有能力去夢想明天，因為在那裡有醫院、有學校、也有公路，只要加以修繕就可以發揮作用，但是索馬里的首都摩加迪沙，沒有醫院，沒有學校，也沒有公路，那裡幾乎什麼都沒有。
母親總是說，和平也應該成為我們好好學習的一門學科。 “我們經常研究戰爭，甚至在大學裡還有專門教授戰爭知識的學科，如果也有一個地方可以教我們如何去創造、保持和平，那該是多麼美好的一件事情——一所教授和平的大學。”
每年聖誕節，當我們一家人聚集在一起的時候，母親都會講述她的那些故事，關於她的旅行，關於那些孩子，關於那些訪談，還有關於當她在美國國會作演講時的緊張。
“那些議員都是很好的人。”母親說，“想要解決埃塞俄比亞的問題並不容易，因為這涉及到很多政治因素，並不僅僅是咖啡或者椰子那麼簡單，不過讓我感到滿意的是，在我前往國會演講之後，美國政府增加了對埃塞俄比亞的經濟援助。”
母親從不會將這些事情的功勞自包自攬，通常都是羅伯特在母親說完之後忍不住又補充，豐富整個的畫面。 “她只往國會議員面前一站，說了自己的看法。然後美國政府就追加了6000萬美元的援助。”每次聽他們說起這些事情，我們都感覺很驕傲。然而當餐後的談話結束，大家開始總結過去的一年時，我們會發現母親又將整整一年時間都投入到了這份額外的工作中。我們都可以看出她的疲勞和憔悴，總會試探著問她：“你什麼時候會和羅伯特去度假？”事實上我們都知道無法說服她停下來，我們只是希望她能夠在緊張的工作間隙，抽空享受一下生活的樂趣。然而即便是這麼微小的願望都沒有得到滿足。
洛杉磯的醫生對母親進行了一次全面的檢查，但是他們也無法得出確切的結果，醫生建議，這個時候需要使用腹腔鏡檢查。 1992年11月1日，母親在西奈山醫院接受了腹腔鏡檢查，兩個小時之後，醫生來到候診室告訴我們，他們在母親的腹腔內發現了癌細胞，並且癌細胞已經開始擴散，據他們推測，癌細胞最先可能是在闌尾附近生成的。沒有人能夠斷定這一點，因為腹腔鏡無法直接看到闌尾的位置，它躲在腹腔的角落裡，我們對這個人體內已經退化的無用的器官所知甚少，但是它卻殺死了我的母親。在闌尾這個小小的器官裡，是積攢了我們的肉體無法消化的食物，還是堆積了我們的靈魂無法彌補的創傷？
醫生估計大約五年前母親就已經患上了癌症，不過癌細胞在母親的體內繁殖得很慢，在發現的時候腫瘤並不大，然而壞消息是癌細胞在母親體內已經開始擴散。導致母親經常感到腹部疼痛的原因是癌腫瘤壓迫了她的迴腸，使得這個起到吸收營養物質作用的器官受到太大的壓力而無法正常工作，不能夠讓食物通過從而導致痙攣。醫生切除了母親的一部分迴腸，希望這能夠減輕她的痛苦。
這些太過專業的醫學術語對我們來說沒有任何意義，手術後我們一起去特別病房探望她。我們並沒有告訴她病情的真相，但是敏感的母親似乎察覺到了什麼，她知道這一次她病得很嚴重，甚至比在索馬里被一種不知名的小蟲咬傷那次更危險。那一次母親被懷疑染上了當地一種非常可怕的傳染病，醫生對她使用了一種藥效非常猛烈的抗生素才幫助她脫離危險，即便如此母親還是受了很大的罪，回來之後她曾經對我說，讓我保證無論如何都不會在任何人的勸說下服用那種抗生素。
在為成千上萬個飽受飢餓折磨的孩子奔走多年之後，母親卻發現她自己不能吃飯了。為了治愈她的癌症，醫生要求她必須完全不經過消化道吸收營養，這就是說，母親將通過靜脈注射一種黃色的營養液來維持每天所需的能量。
母親曾經向我們描述過那些在難民營中等待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援助的孩子們，在他們眼中，一碗玉米粥都是非常寶貴的。我們也曾經看過母親從非洲帶回來的照片，那些徘徊在死亡邊緣的孩子甚至因為嚴重脫水，不能夠直接進食，只能暫時通過靜脈點滴維持生命。現在母親成為他們中的一員。
我們必須等待母親開刀後的傷口癒合，然後才可以安排她接受化學治療。我們全家人安排了時間表，輪流去醫院陪她。我經常是在早晨去看望她，然後回到我的辦公室，先把最急的事情處理好，接著就開始瀏覽各種關於癌症治療的信息，給每一個癌症康復中心打電話，了解最新的研究信息和最科學的治療方法，一忙就是幾小時。不幸的是，很快我就不得不面對一個令人無法接受的事實，現在在癌症治療中最普遍使用的化療法從60年代開始基本就沒有任何的改變，也就是說整整30年人類在與癌症的鬥爭中幾乎沒有取得任何進步。 60年代，聽起來幾乎和中世紀一樣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