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星期之後，我們把母親接回了“家”——她最好的朋友康妮·沃爾德的家，母親每次來洛杉磯都會住在那裡。
母親第一次來洛杉磯的時候就認識了康妮，那時候母親剛剛拍完了《羅馬假日》。後來康妮嫁給了傑瑞·沃爾德，一名高產的很有創造力的電影製作人。康妮和母親是一輩子的朋友，我們經常去康妮家吃飯，就好像一家人，飯後她們總是互相搶著去洗碗。康妮管母親叫“盧比”，這是當時熱播的一部電視劇《樓上樓下》中一個女僕的名字，這個角色相當專制粗暴。母親對此辯解說，作為客人，她至少應該有權利去洗碗。她們總是一起做飯，大聲取笑對方，也像親人一樣深深地愛著對方，對母親來說，這裡就是除了自己家之外的另一個家。這一次，回家對母親來說有著不同的意義，在死亡陰影籠罩下的日子裡，能喝到朋友親手為你熬製的雞湯，不僅是身體得到了最好的照顧，心靈上也得到了難得的放鬆和平靜，這裡就是一個避風港。
接下來母親開始接受第一次化學治療，一切似乎都很順利，沒有任何的副作用，我們都覺得母親可以順利地在一周之後接受第二次化療，然而事實並不是這樣。幾天之後她的迴腸又發生了梗阻，這一次疼痛是如此劇烈，即便她服用了止疼藥仍然於事無補。白天我們陪著母親在游泳池旁小心翼翼地散步，晚上我們則圍坐在她的床邊，陪她一起看電視，有時候是輕鬆幽默的肥皂劇，有時候是科學探索頻道的紀錄片。母親說她最喜歡這兩類電視節目，因為紀錄片讓她相信自然界確實存在奇蹟，而肥皂劇則提醒她不管發生什麼，生活總是充滿快樂的。
化療之後，醫生通知我們，他們希望母親能夠盡快回到醫院裡去。
1992年12月1日，這一天是我生命中最沉重的一天。我們準備把母親送回醫院，以便更好地接受治療。每個人都很忙碌，準備自己能做的，這讓我和母親有時間單獨在她的房間里相處一會兒。我幫她穿好衣服，她當時已經非常消瘦，衣服幾乎將她完全包裹住了。母親轉過身來看著我，眼眶裡充滿了眼淚，她非常用力地擁抱我，我能聽見她的啜泣。母親在我耳邊輕輕地說：“肖恩，我非常害怕。”我就那麼站著，用我全部的力氣把她抱在懷裡，但是心裡卻一陣陣的無力。
我安慰她說，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我會一直陪著她走過這些困難的，而且我還保證，如果事情真的走到了盡頭，我會在第一時間告訴她。我並沒有絕望，只是想幫助她鼓起勇氣。在我記憶中，這是母親惟一一次在我面前那麼真實地表現出她的恐懼。我還小的時候，就經常和母親討論生與死的問題。母親總是很坦然，所以，當她僅僅在內心發生了絲微的變化，還沒有表現出來的時候，我就察覺到了。作為一對好朋友和母子，精神上的臍帶將我們一直聯繫在一起。有人說，父母和孩子在某一個時刻會發生角色的互相轉換，也就是孩子有時候會充當父母的角色，我想我的這個時刻到了。
我們都知道情況並不容樂觀，但是母親和我不願服輸的精神讓我們勇敢向前看，充滿希望，堅信奇蹟的發生，就像一對純真的孩子，心懷美好。
我開著那輛1973年出廠的白色別克敞篷車送她前往醫院，而狗仔隊在家門口已經等了好幾天了。從我記事開始，狗仔隊就成為生活中的一部分。不管我們是外出吃飯還是周末郊遊，不管是母親接我們放學還是帶我們購物，狗仔隊都會跟著我們，特別是在羅馬。我仍然記得有一次我坐繼父的車去參加一個週末午餐會，繼父從一出家門就把車開得像飛一樣，我從車後窗看到後面緊追不捨的狗仔隊和飛速倒退的景物，心撲通撲通亂跳，疾馳的車速和不速之客讓我感覺來到了賽車場。我也不會忘記有一次母親帶我去托斯卡納地區一個中古世紀的小鎮，參加當地舉行的一個芭蕾舞戲劇節。那時候我剛剛結束了我的第一份電影工作，這份工作幾乎延續了整整一年，為了不讓別人看出我只有18歲，我特意蓄起了鬍鬚。狗仔隊發現了我們，一晚上都在追拍我們的照片。第二天，照片登上了報紙的版面，下面還配上了說明文字：奧黛麗·赫本和她生命中的最新愛人。當看到這份報紙時，我和母親都笑了，好在這些狗仔隊沒看出來我是誰。母親開玩笑說：“如果把'最新'兩個字去掉的話，他們這次的報導倒也不算錯。”
這次事件之後，母親開始擔心狗仔隊頻繁的出現會影響到她和整個家庭的私生活。母親也知道對付這些記者不能太和善，但是她又覺得這些全都是因為自己最初的選擇，責任在於自己。因此你從來看不到母親粗暴地對待這些新聞記者，反而母親在他們面前永遠保持著禮貌和優雅。
自從母親患病以來，那些不負責任的媒體總是毫無根據地胡說我母親是多麼地垂危，沒有康復的可能等等。這些讓我們，包括母親都格外地憤怒，連我們這些她最親的人都不知道的事情那些狗仔隊是怎麼知道的？幸運的是，我們這次成功了。之所以選擇開我的車送母親去醫院，是因為我們確定沒有人相信奧黛麗·赫本會乘坐如此一輛老邁破舊的老爺車去醫院。我們的冒險成功了，母親躺在車的後座上，狗仔隊們只看到了我和我妻子坐在車裡，他們目送著我們開上了前往醫院的公路，並沒有人跟踪我們。
母親被推進了手術室，我們又開始了一次等待。手術開始還不到一個小時，醫生就把我們叫進了緊挨著手術室的手術準備室。他告訴我們，癌細胞繁殖得非常快，現在他已經無能為力，手術不能進行，他只能將母親的刀口縫合。他讓我們做好心理準備，母親沒有多少時間了。當這些話從醫生的口中說出的時候，我們感覺似乎時間都停止了。羅伯特不由自主地喃喃念叨，“多好的一個人啊。”
我能夠感覺到內心的抽搐，但是現在不是悲傷的時候，母親應該已經從麻醉中醒過來了。我做了一個深呼吸，推開了特別病房的門。她看起來很平靜，母親從來不怕死，她只是不想經受不必要的痛苦，我們曾經有過約定，必要的時候會選擇安樂死，我一直都相信，痛苦是可以得到控制的。我坐在她的病床邊，她看著我，微笑，告訴我剛剛有幾個瘋狂的婦女來過，她們把母親搖醒之後問她是否參加了總統大選的投票，那時候克林頓已經成為新一任的美國總統。母親告訴那些女人，她不是美國公民，並沒有選舉權。後來一個醫生講師帶著他的學生也來了，他們吵醒了母親，一群年輕的未來醫生還對母親的刀口指指點點。
醫院對於母親來說已經不是一個可以安心養病的地方了，甚至連安靜都沒辦法給她。聽完母親的訴說，我感覺我的血液都湧到了嗓子眼，不過我知道現在不是生氣的時候。
平靜下來之後，我把醫生告訴我們的話都告訴了母親。母親聽到這個消息後顯得很平靜，只是說：“有點讓人失望！”我握著她的手，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力量原來是如此的渺小。
從某種意義上說，那一天就是母親去世的日子。我們一起平靜地坐在那間特別病房裡，手握著手，誰都沒有說話，但心裡想著同樣一個問題。
也許現代醫學能夠提供最好的幫助就是：及早檢查及早診斷。這給我們一個機會可以完整地享受上帝給我們的時間，而不是突然得知深愛的人逝去時的震驚和悲痛。
所有人的情緒都跌入最低點，接下來的兩個月是痛苦的，同時也是幸福的。我們不再等待什麼了，我們也沒有任何的疑慮或者苦悶。我們所做的就是把相互之間的愛表達出來，每一天都顯得那麼寶貴，我們全情地付出，也許是知道任何一天可能都是最後一天了。
我們在瑞士的家庭醫生經常說：“如果你活得快樂，那麼你也會死得安詳。”這兩點母親都做到了。
我們回到了康妮的家，幾星期後，母親另一位好朋友休伯特·紀梵希送來了一份珍貴的禮物：他安排自己的私人飛機送我們回到了瑞士的家中。母親一生中都不喜歡炫耀，這種高調的生活方式從來沒有在我們身上發生過，其實母親完全有能力也購買一架私人飛機，但是她從來沒有動過這樣的念頭。不管如何，這次飛行讓我們很興奮，因為這解決了我們一個大難題。母親出院之後我們一直想回到瑞士的家中過聖誕節，但是如何帶著一位重病患者作洲際旅行讓我們頭疼。當我把休伯特的建議告訴母親時，她的眼睛裡滿是喜悅和感激的淚花。她催促我給休伯特打電話，我撥通了電話，把話筒交給母親，她激動得幾乎說不出話來，只是用法語不停地說著：“休伯特，我太感動了。”
掛上電話之後母親興奮得就像個孩子，也許是休伯特的話令她難以置信。 “他對我說，在他生命中，我意味著全部。”我相信，這種感覺是相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