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九大”，是一次權力再分配的會議。中共高層的權力之爭遲遲未能明朗化，於是原定在1968年國慶節前召開的中共“九大”也就遲遲開不起來。毛澤東只得提議，先開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作為召開中共“九大”的預備會議。
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發布了一段“最高指示”：“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闢，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毛澤東的這段話，為召開中共“九大”定下了基調。
會議再一次批判了“二月逆流”，把“四帥”“三副”說成是“一貫右傾”。會議通過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作出了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錯誤決定。
會議的公報宣告：“全會認為：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已經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為召開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準備了充分的條件。”
這樣，中共“九大”的準備工作也就緊打緊敲開展起來了。
為中共“九大”準備的主要文件共兩項：政治報告和修改黨章報告。
誰來起草報告，意味著誰在黨內有多大的勢力。圍繞著由誰來起草，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爭鬥。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是不會去執筆起草這兩個文件的。似乎順理成章，應當由“第四號人物”、“理論家”陳伯達去起草。何況，陳伯達是“大手筆”，一系列黨的重要文件曾出自他的筆下。
張春橋、姚文元先下手為快，早已把修改黨章之權搶到手。
不過，在陳伯達看來，起草政治報告，非他莫屬。
可是，毛澤東卻指定由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三人起草。
這時候的陳伯達，常住米糧庫胡同家中，已經不大去釣魚台了。他與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之間，已產生很深的裂痕。他與林彪的日益接近，使這一裂痕日益擴大。他已很難跟張春橋、姚文元合作。
陳伯達如此回憶道：
“九大”前，原來決定要我和張春橋、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報告稿。我不願同張、姚等人合作。起草人名單上，是我列在前面。我就自己著手，並組織幾個人幫助搞材料。
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寫過關於“劉鄧路線”的話。毛主席看過，說了一個重要批示：
“鄧小平同志打過仗，同劉少奇不一樣，報告上不要提他。”記得，毛主席的話，我向周恩來同志報告過。
張春橋幾次打電話要我到釣魚台去，和他們一同搞。我說，你們可以搞你們的。結果，他們就以康生帶頭的名義，搞出一個稿子。
實際上，起草人的名單雖是毛澤東定的，卻叫林彪出面來抓起草工作———因為毛澤東已指定林彪來作政治報告。 1969年2月下旬，林彪在毛家灣召見了三位“大秀才”———
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林彪說了自己的一些意見。這時，張春橋、姚文元對陳伯達說：
“你先動筆吧。需要我們時，就隨時找！”
陳伯達在米糧庫胡同埋頭於寫政治報告，與釣魚台分庭抗禮。
他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的題目是《為把我國建設成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 》全文分十個部分。他送給毛澤東審看的是第一部分和全文的提綱。當時，他還未寫出全文。
陳伯達向中央請假一個月，全力以赴起草政治報告。
陳伯達深信，憑他的這支筆，完全可以獨自寫出政治報告。他不理張春橋和姚文元。
張春橋和姚文元著急了。他們藉口陳伯達寫得太慢，會影響“九大”的召開，準備另搞一攤，另外起草一份政治報告。
陳伯達得知張、姚的動向，就把自己的提綱和已經寫完的三個部分，拿出來討論。
會上，張春橋、姚文元批評陳伯達的初稿是鼓吹“唯生產力論”。
於是，張春橋、姚文元拉了康生，決定另起爐灶。
康生很刁，推說自己生病，不參加具體討論。張春橋、姚文元以為這是奪取起草權的好機會，花了一個星期就突擊出一份政治報告來。
這時，康生開腔了，他給林彪打了電話：“春橋、文元寫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覺得，作為接班人向'九大'作的報告，這個稿子的分量是不夠的。但是在這樣短的時間內，他們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來，還是不易的。我看它可以作為進一步討論修改的基礎，因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腳的。”
康生又得到江青的支持，使陳伯達完全處於孤立的境地了。
※ ※ ※
很快有了回音。他派人送去的那個牛皮紙口袋，從中南海退回來了。陳伯達如五雷轟頂，毛澤東不拆信，意味著他的稿子不屑一看！ “我當場就哭了，哭得很厲害，很厲害。我一輩子都沒有那樣哭過！我很傷心，很傷心！……”
※ ※ ※
終於，江青得知毛澤東對陳伯達寫的初稿有過批示，而陳伯達竟不告訴她，更不告訴康生、張春橋、姚文元。
江青、康生大怒，說陳伯達“封鎖毛主席的聲音”！
陳伯達與江青、康生大鬧起來。陳伯達回憶了當時的情景：
在“九大”前，江青和康生出謀劃策，以所謂我“封鎖毛主席的聲音”為藉口，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搞了一個大會，到會的人在大廳裡幾乎坐得滿滿的。
江青自己宣布：她是會議主席，“陳伯達作檢討”。
她同康生兩人“你唱我和”。我只說了一句話便被打斷。
江青說：“陳伯達不作檢討，不讓他說了。”她也不讓參加會議的其他人發言。
當時工作人員一般都穿軍裝，我在會上穿的也一樣。江青提出要摘掉我衣帽上的帽徽領章。
我看，這個會是為打倒我而開的會，沒有什麼可辯，就大喊一聲：“大字報上街！”
（即贊成打倒我的大字報上街）。
葉群在會上高呼：“擁護江青同志！”
江青聯合康生，差一點要把陳伯達打倒了。在這個節骨眼上，最令陳伯達吃驚的是，葉群居然會高呼“擁護江青同志”。
不過，會議剛剛結束，葉群馬上又悄悄地向“老夫子”打招呼：在那種場合，她只能那樣喊！
開了那次批評會之會後，陳伯達依然不服，他還是寫他的那份政治報告，不願跟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合作。
這麼一來，就有了兩份不同的政治報告。毛澤東在這兩份政治報告中必須作出選擇：要么用陳伯達起草的，要么用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
借助於江青在背後的活動，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政治報告，交由中央討論。這當然意味著他們寫的政治報告一旦獲得通過，將會被大會所採用。
陳伯達在討論的時候，抓住機會，也對他們的稿子提出意見。這時候的張春橋，已經不把他這個“組長”放在眼裡，與他公開吵了起來。
陳伯達依然故我，還在寫他的政治報告。他企望自己寫的政治報告，能夠得到毛澤東的讚許。一旦毛澤東認可了，他的稿子就會被採用。他非要爭這口氣不可。這倒不是為了一篇稿子，他知道，一旦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的稿子被正式採用，那就意味著他這位“理論家”一錢不值！
與此同時，在釣魚台，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也在全力以赴，一遍又一遍地修改他們起草的政治報告。
離“九大”召開的日子越來越近了，兩派“大秀才”還在那里斗法！
陳伯達改了一遍又一遍，總算寫出了政治報告。他恭恭敬敬地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連同他寫的政治報告，裝入一個大牛皮紙口袋。然後，把牛皮紙口袋親手封好，寫上“即呈毛主席”。
陳伯達在家靜候佳音，他深信，自己如此用心，花了一個月寫出的政治報告，一定會受到毛澤東的嘉許，“九大”一定會用他的稿子，他畢竟是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多年的“理論家”，寫過那麼多中央文件，他的稿子必定會比康、張、姚的稿子高明得多！
很快有了回音。他派人送去的那個牛皮紙口袋，從中南海退回來了。毛澤東親筆在牛皮紙口袋上寫道：
退伯達同志毛澤東
陳伯達以為毛澤東會有親筆信給他，可是他一看那牛皮紙口袋，頓時傻眼了：原封不動，毛澤東沒有拆！
陳伯達如五雷轟頂，毛澤東不拆信，意味著他的稿子不屑一看！那牛皮紙口袋是他親手封的，他看得出，沒有被拆過！
他拆開牛皮紙口袋，裡面裝著他給毛澤東寫的那封恭恭敬敬的信……
陳伯達對筆者說：“我當場就哭了，哭得很厲害，很厲害。我一輩子都沒有那樣哭過！我很傷心，很傷心！……”
是的，陳伯達是很傷心：這不僅僅意味著他一個月的心思白費，而且意味著他在與江、康、張、姚的競爭中敗北！
更重要的是，這意味著毛澤東對他的不信任———對他的稿子不看一眼！
哭罷，陳伯達咬咬牙，對秘書說：“送中央辦公廳印刷廠排印！”
“主席不用了，還排印！”秘書有些不解。
“印吧，印吧，做個紀念也好！”陳伯達嘟囔著。陳伯達做好了下台的思想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