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曾說，如果黃永勝當常委，她也要當。
“第一夫人”這麼一鬧，反而使陳伯達保住了政治局常委、“第四號人物”的地位，她自己卻進不了常委之列———她全然打錯了算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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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4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終於在北京召開。 24年前，在中央七大上，陳伯達只是中央候補委員；13年前，在中共八大上，陳伯達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如今他是跟在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之後步上主席台。
坐在主席台上，陳伯達依然是“第四號”座位。不過他的心中是惶恐的，因為林彪所念的是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政治報告，而他起草的政治報告被擯棄了。儘管沒有點名，但是，他聽得出，康、張、姚起草的政治報告中有段話是針對他的，稱他為“機會主義者”。
據陳伯達回憶，在林彪念政治報告的時候，他的心情是“很不舒暢、很不痛快”的。他知道，每一次召開黨的代表大會，也就是黨對高層領導重新排列順序的時候，他無法猜測自己會被排到第幾號。他甚至以為，他可能會被甩出政治局！
4月14日，中共九大召開全體會議，進行大會上發言。陳伯達心灰意懶，根本無意在大會上講話。可是，毛澤東說，政治局常委都要在大會發個言。陳伯達曾推託，說沒什麼可講的。不過，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不可違背，況且五名政治局常委中的四名———毛、林、週、康都準備在大會上發言，他不能不說幾句。
說什麼好呢？陳伯達只得急就章，由他口授，秘書“二王”———王文耀、王保春為之記錄，急急忙忙寫了篇發言稿。唉，如果不是因為他寫的政治報告被否決，按照他的習慣，早在九大召開之前，就會把大會發言稿寫好。
講什麼好呢？就用毛澤東的一段“最新指示”作為發言的核心吧：“在註意到一種主要傾向的時候，也要注意可能掩蓋著的另一種傾向。”為了“保險”起見，在發言中，他一段又一段地引述毛澤東的一系列“最高指示”，以免被別人抓住小辮子。這樣的個人發言稿，本來用不著送毛澤東審閱的。又是為了“保險”，他讓秘書王文耀抄了一份，直送毛澤東。
這一回，毛澤東沒有原封退回，而是仔細看了，還寫了一段指示：
“我的話，你少用，變成你自己的話去說。”
看到毛澤東的指示，陳伯達鬆了一口氣，原來毛澤東怪他引用的“最高指示”太多！
他趕緊作了修改，把修改稿再送毛澤東審閱。
這一回，毛澤東只在他的修改稿上畫了一個圓圈，表示已“圈閱”。
這樣，4月14日的中共九大新聞公報便報導：“在4月14日的全體會議上，偉大領袖毛主席作了極其重要的鼓舞人心的講話。林彪同志作了重要講話。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黃永勝、王洪文、孫玉國、尉鳳英、紀登奎等同誌發了言。”
陳伯達原以為這一回大約連政治局委員都當不成，可是出人意料，在4月28日下午舉行的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他仍當選為政治局常委，仍為“第四號人物”。陳伯達的回憶，透露了內中的奧秘：
“九大選舉常委的事，是周恩來同志告訴我的。他對我說：我沒有想到你還列入這個名單裡。江青曾說，如果黃永勝當常委，她也要當。有一位同志因此提出，常委名單可以照舊不動。毛主席同意了這個建議。”
“第一夫人”這麼一鬧，反而使陳伯達保住了政治局常委、“第四號人物”的地位，她自己卻進不了常委之列———她全然打錯了算盤！
中共九屆一中全會發布的新聞公報，以奇特的排名方式，公佈了選舉結果。這張名單是林彪集團鼎盛時期的象徵———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都進入了政治局。
這五個新的政治局委員，加上林彪以及新“入夥”的陳伯達，林彪集團在政治局內佔有七個席位———相當於政治局委員全體人數的三分之一！
這張名單也表明，“中央文革”的最後五位成員，也全體進入了政治局———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
儘管中共九大新聞公報宣稱，這次大會是“團結的勝利的”大會，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也說，“我們希望這一次代表大會，能夠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實際上，新選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已嚴重地存在著裂縫。倒是毛澤東早先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式上說過的一句話，符合客觀實際：“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我們共產黨也是這樣。”
在中共九大之後，陳伯達與林彪的接觸日益頻繁，在黨內結成了一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