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楊、餘、傅”事件之後，“文革”從初期的大轟大嗡逐漸轉入中期的“清理階級隊伍”和“整黨”。
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轉發了《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把這個廠樹為“清理階級隊伍”的“樣板”。從此，“清理階級隊伍”便作為毛澤東關於“文革”的“偉大戰略部署”，在全國城鄉展開了。
這時，陳伯達抓了個“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案件，緊追“後台”……
事情最初是在1967年10月發生的。那時，在北京出現一份不同尋常的傳單《中國共產黨非常中央委員會致全黨的公開信》。
這封《公開信》力透紙背，深刻地剖析了正在進行著的“文化大革命”，指出這是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經濟上、文化上對黨和國家的大破壞。
《公開信》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中央文革”的陳伯達、康生、江青在那裡興風作浪。指出陳伯達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還指出撐這些“左派”的腰的是林彪。
《公開信》甚至指責了毛澤東，說他過分注重個人權力，遇事多疑，而且反复無常，往往從一個極端跳向另一個極端。 《公開信》熱情讚頌了在艱難中為國為民分憂的周恩來……
這份傳單一在北京出現，立即驚動了“中央文革”，驚動了謝富治那個公安部。謝富治把《公開信》作為“大案”來抓。
謝富治調集了公安部的行家們集中力量突擊偵破。才一個來月，1967年10月20日便在天津破獲此案。
原來，作案者是天津一家煤球廠的一個工人。作案者供認：“從頭到尾，從始至終，都是一人幹的，沒有任何人參加。”
據作案者說，他自己起草了《公開信》，自己刻蠟紙，自己油印了80多份。 1967年10月8日後半夜，亦即10月9日凌晨，他來到北京外交部街，把傳單分別投進了附近的幾個郵筒。
經過公安人員鑑定筆跡及對油印機進行鑑定，確定是由那位天津煤球廠工人所寫、所印的。
這一案件，公安部的專案人員以為可以結案了。
陳伯達卻搖頭：“我不相信這件事就那麼簡單，肯定有後台！”
1968年4月28日下午，陳伯達和謝富治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待廳接見專案組人員。陳伯達指著牆上掛著的“宜將剩勇追窮寇”的大字標語說：“宜將剩勇追窮寇，你們要學習……抓到了刻蠟版的人是起點，不是終點。老闆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幹不出來。不是僅僅一個人搞的，可能有一個組織。”
陳伯達接著說：“抓了幾個煤球工人，煤球工人不熟悉黨的情況。不行。我的意見你們不算破案。要像富治同志講的，你們要追，要很嚴肅、很認真的窮追，追到哪個就是哪個。”
陳伯達還說：“要追窮寇嘛，我看這裡面有好幾層，說不定有十八層，不是一兩層，也不是兩三層。”
這麼一來，專案組就開始“追後台”，企圖破獲一個“反革命組織”。
追了幾個月，進展不大。 1968年8月19日、12月6日，陳伯達和謝富治又兩次接見專案組，給他們打氣。
陳伯達很明確地說：“就是要往上追，總而言之，不管你三七二十一，搞到誰就是誰。”
陳伯達拿著《公開信》，故意問道：“這個反革命信上講，有一個人可以出來當權。誰是這麼一個人啊？”
謝富治馬上點明了：“根子就是劉、鄧黑司令部的人！”
吳法憲把話講得更是明白：“還不就是那第二號大走資派嘛！”
陳伯達見他們說出了自己的意思，補充道；“你們要追窮寇！追窮寇！”
在陳伯達作了這麼一番“指示”之後，專案組“立足於有，去審訊”。也就是說，先確定了有“後台”，然後“追窮寇”。
這麼追來追去，在1968年12月竟追出了一樁離奇的通天大案———“中國（馬列）共產黨”假案。在嚴厲的逼、供、信之下，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經濟研究所實習研究員周慈敖被迫按照專案組的意圖交代：在北京，成立了“中國（馬列）共產黨”。據云，“偽黨”的中央“書記”是朱德，“副書記兼國防部長”是陳毅，“總理”是李富春，“常委”
有朱德、陳毅、李富春、徐向前、葉劍英、賀龍、廖承志、楊成武等，“委員”有王震、蕭華、余立金、伍修權、王炳南、劉伯承、譚震林等等。又云，這個“中國（馬列）共產黨”
在1967年7月，曾秘密地召開過“代表大會”……
只是這個假案編造得太荒唐，而且牽涉面太大，又沒有真憑實據，專案組追了一陣子，也墜入迷霧之中，無法真正立案。這樣，在1969年8月，不得不把有關“偽黨”的檔案封存，不再“追窮寇”了……
1980年11月28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就這一問題，對陳伯達進行了嚴肅的審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