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歡標新立異的林彪，提出了要批判“帶槍的劉鄧路線”，亦即“揪軍內一小撮”。
※ ※ ※
“中央文革”發出了一個新的“戰略性”的口號：“揪軍內一小撮！”
所謂“揪軍內一小撮”，也就是揪出軍隊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在“中央文革”看來，武漢能夠爆發“七·二○事件”，“百萬雄師”敢於抓“中央文革”的“大員”王力，那是因為“百萬雄師”有後台———得到武漢軍區“一小撮”的支持，亦即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政委鍾漢華、獨立師師長牛懷龍、政委蔡炳臣。
林彪說了一句關鍵性的話：“武漢問題不單是武漢問題，而是全國的問題。”這樣，揪武漢“軍內一小撮”便擴展為在全國“揪軍內一小撮”。
北京街頭出現的大字報，宣傳“中央文革”的新的“戰略性”的口號，是“文革”的“第三戰役”：打倒“彭、羅、陸、楊”，是“文革”的“第一戰役”；打倒“劉、鄧、陶”，是“文革”的“第二戰役”；“揪軍內一小撮”，是“文革”的“第三戰役”。
“中央文革”的“秀才”們最擅長的莫過於製造輿論，就在謝富治、王力回到北京的翌日清晨———7月23日早上5時20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便向全國播送謝、王“勝利回京”的“喜訊”。
全國各報以頭版頭條刊載謝富治、王力在北京機場受“熱烈歡迎”的消息、照片。
當天，全國各地的造反派們舉行規模盛大的集會、遊行。上海舉行的“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誓死保衛中央文革大會”，達百萬人之眾。大會發出了“給謝富治、王力同志的慰問電”。
7月24日凌晨3時，陳再道等奉林彪之命進京“開會”，剛剛到京西賓館，便受到北京的造反派的圍攻。
“中央文革”決定在北京召開歡迎謝富治、王力“勝利歸來”的大會。這個決定是由陳伯達、江青、康生、戚本禹一起討論作出的。最初是準備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10萬人大會，可是，他們一看上海發來的“慰問電”聲稱“百萬人大會”，覺得北京只開10萬人大會太不過癮。
“在天安門廣場，開百萬人大會！”戚本禹說。
“天安門廣場容納不了100萬人吧？”陳伯達問。
“號稱百萬嘛！”戚本禹說。
“行，報上宣傳就稱百萬人大會。”陳伯達道。
7月25日下午5時，“歡迎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召開，開會前2小時，林彪突然通知“中央文革”，原本他不擬出席大會的，現決定參加。林彪在電話中說：“我經過仔細考慮，認為今天下午的大會，我以參加為好。目的在於增加左派的威力，打擊右派的氣焰。
這個歡迎大會，實質上要開成一個示威性質的會，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覺得參加利多。 ”
林彪的電話，使“中央文革”倍受鼓舞。下午4時半，林彪領頭，陳伯達、康生、江青等緊跟，登上了天安門城樓。謝富治、王力成了“英雄”。
喜歡標新立異的林彪，提出了要批判“帶槍的劉鄧路線”，亦即“揪軍內一小撮”。
翌日，蒯大富、韓愛晶便分別鼓動他們所領導的清華“井岡山”和北京航空學院“紅旗”紅衛兵，開展聲勢浩大的“揪軍內一小撮”運動。
蒯大富後來曾在交代中談及他們當時的判斷：“林彪做接班人，有好多人不服，主要是四方面軍的，他們力量大人多。'七·二○事件'就是四方面軍的陳再道搞的。林彪提出'帶槍的劉鄧路線'就是衝著這些人來的。林彪'要大做文章'就是'揪軍內一小撮'，把反他的力量全都打下去，為他當接班人掃清道路。”
蒯大富當時的分析，確實道出了林彪心中的“小九九”。
陳伯達、江青如此熱心於“揪軍內一小撮”，說穿了無非是藉“七·二○事件”為題，做繼續批“二月逆流”的文章。在他們看來，“二月逆流”中的主將陳毅、徐向前、葉劍英等都屬“軍內一小撮”。
正因為這樣，林彪和“中央文革”來了個“親密合作”，在北京發動了“揪軍內一小撮”的惡浪黑潮。
在1967年8月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12期幾乎成了“揪軍內一小撮”的專輯！這一期《紅旗》雜誌發表了社論《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四十週年》。
社論提出“嶄新”的“理論”：“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手締造的，是林彪同志直接指揮的偉大軍隊……”這麼一來，朱德等一批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被排除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之外；這麼一來，毛澤東作為中央軍委主席卻無法“直接指揮”中國人民解放軍了！
這篇社論歷數“軍內走資派”彭德懷、羅瑞卿的種種罪行，歌頌了“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最好的學生”林彪，然後把“揪軍內一小撮”作為目前“鬥爭的大方向”提了出來。
這篇社論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各報轉載，頓時在全國掀起了“揪軍內一小撮”狂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