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震怒”，使北京的政治氣候驟變，林彪和“中央文革”們各自設法從一場政治危機中滑腳，相互推諉責任。於是，江青和陳伯達尋找著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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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揪軍內一小撮”之聲甚囂塵上時，1967年8月12日，從上海傳來毛澤東的批示，使林彪和“中央文革”陷於一片驚惶之中：
毛澤東看了《紅旗》雜誌的“八·一”社論，寫了“大毒草”三個字！
毛澤東批示：“還我長城！”
“長城”，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代稱，謂之保衛祖國的鋼鐵長城也。
毛澤東還在林彪送審的一份準備下達全軍的文件上，圈去了多處“軍內一小撮”字樣，批示：“不用”！
透過這些批示，又一次表明，毛澤東發了“無產階級的震怒”！因為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在那種年月被吹成“一句頂一萬句”，而他批評《紅旗》的“八·一”社論是“大毒草”，猶如一顆原子彈落在《紅旗》雜誌編輯部！
說實在的，早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澤東便曾親筆加上了這樣的話：“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照毛澤東此言，則不是“揪軍內一小撮”，而是“揪軍內一批”了！
在“七·二○事件”剛發生時，被匆匆護送到上海的毛澤東，也曾十分惱怒，說了一些過分的話。
不過，毛澤東很快就冷靜下來，說“七·二○事件”不是“兵諫”，不是什麼“謀害主席”，不是“反革命事變”，他也不是“住到賊窩裡去了”。毛澤東說，“七·二○事件”
“不過是要以王力作為人質，迫使中央改變處理武漢問題的方針”。這時，毛澤東的話，就比較客觀、準確了。因為當時中央定下的方針，不承認“百萬雄師”是革命群眾組織，而“百萬雄師”抓去王力，也就是要中央改變對於“百萬雄師”的方針。
也正因為毛澤東對“七·二○事件”有了比較正確的判斷，所以1967年7月26日，在北京高呼“打倒陳再道”之際，毛澤東在中央給武漢軍區黨委的複電中，在陳再道的名字之後，親筆加上“同志”兩字，在那樣特殊的歲月，加“同志”兩字，便意味著陳再道的問題屬人民內部矛盾。毛澤東所加的這兩個字，救了陳再道一命！對於“揪軍內一小撮”這口號，應當說，毛澤東也有一個察覺、認識的過程。如前所說，早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澤東便已指出軍內有“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亦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然而，此時林彪、江青、陳伯達等強調“揪軍內一小撮”，卻是意味著“文化大革命”的鬥爭中心轉移到軍內。
“揪軍內一小撮”，使軍內陷入了混亂之中。毛澤東明白，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級黨委可以癱瘓，各級政府可以癱瘓，唯軍隊亂不得，癱瘓不得，軍隊是“文革”得以進行的保證，是“鋼鐵長城”。
哦，毛澤東怪不得驚呼：“還我長城！”
毛澤東的“震怒”，使北京的政治氣候驟變，林彪和“中央文革”們各自設法從一場政治危機中滑腳，相互推諉責任：
林彪馬上閉上了“尊口”，好在他是“副統帥”，樹大根深，一時倒不了，他溜到北戴河避暑去了！
江青是“第一夫人”，雖說毛澤東不時批評過她，但不管怎麼說，她也是一時倒不了的。
康生是個老滑頭。 7月25日，康生告訴過王力，他曾打電話給汪東興，請示過毛澤東。康生說：“主席同意開'歡迎大會'，也同意'軍內一小撮'的提法。”這時，康生改口了：“我打電話請示主席，主席只同意開'歡迎大會'，沒有同意'軍內一小撮'的提法。”
葉群這位“第二夫人”，這時也趕緊為“公子”林立果開脫。葉群讓林立果給江青寫信，說“紅尖兵”的文章中，本來只提“黨內一小撮”，那“揪軍內一小撮”是先前沒有的，是後來別人加上去的。
是誰加的呢？除了那幾位“大秀才”，還會是誰呢？
江青和康生聯合起來，一古腦兒把責任推到了陳伯達頭上。
陳伯達再度處於政治危機之中。比起林彪、江青、康生來說，陳伯達的風險度最大：
第一，他是“輿論總管”，《紅旗》總編，他要為那許多“揪軍內一小撮”的文章負責；第二，那篇“大毒草”———《紅旗》“八·一”社論，是他親筆簽發的；第三，他在1967年2月10日受到毛澤東批評之後，好不容易喘過一口氣來，地位仍不穩。
陳伯達求救於“第一夫人”。陳伯達畢竟已是“第四號人物”，何況又是“中央文革”組長，倘若陳伯達倒台，勢必會在全國引起一場反對“中央文革”的浪潮。於是，江青和陳伯達尋找著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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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回上海以後，傳來更為嚴峻的消息：“主席說，這一回一定要追究責任！”
陳伯達慌了，趕緊推卸責任：“《紅旗》'八·一'社論是林杰起草的，王力、關鋒審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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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密派姚文元前往上海。當時，江青在釣魚台王力的房間裡，姚文元來找江青，問她去上海的任務。江青對姚文元說：“現在的權都由總理掌了，會議由他主持，由他向主席匯報，主席指示也要由他轉達。你回上海，要摸摸主席的底。”
姚文元回上海以後，傳來更為嚴峻的消息：“主席說，這一回一定要追究責任！”
陳伯達慌了，趕緊推卸責任：“《紅旗》'八·一'社論是林杰起草的，王力、關鋒審定的！”
江青、康生也覺得這時候把王力、關鋒推出去替罪最合適：在“七·二0事件”之後，王力紅得發紫，跳得也很高。特別是在1967年8月7日，王力在釣魚台16樓接見了外交部的姚登山（原中國駐印尼大使，後來成為外交部的造反派頭目）和群眾組織代表，說了一通批判外交部長陳毅的話，對陳毅造成很大壓力。王力講話記錄被印成傳單，廣為流傳，成為炮轟陳毅的重磅砲彈，王力也因這次8月7日的講話博得一個雅號，曰“王八七”！顯然，拋出王力替罪，是很合適的。
很快，有人提供了新的材料：早在1967年1月，《解放軍報》發表的“宣傳要點”中，便已提出“徹底揭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這個“宣傳要點”清樣上親筆簽字的是胡痴，另外還用鉛字排印著“王力、關鋒、唐平鑄”。當時的王力剛被毛澤東任命為中共中央宣傳組組長，關鋒管《解放軍報》，這下子，說明王力、關鋒早在1967年1月便已提出“揪軍內一小撮”，更是罪責難逃。
於是，把王力、關鋒的問題向毛澤東匯報，追究責任便究到王力、關鋒頭上，江青、陳伯達趁機滑腳了。毛澤東同意了從“中央文革”中“剝”去王力和關鋒。
康生連夜翻查了王力的檔案。王力原名王光賓，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時，介紹人是谷牧。他曾在東北軍六六八團做統戰工作，當時黨組織負責人是谷牧。在“文革”中，谷牧被打成“特務”。康生看了王力的檔案，便把王力定為“國民黨特務”。另外，康生還把王力定為“五·一六”組織的“黑後台”。
康生顯得“過分”地“積極”了。其實，康生來個落井下石，內中有他的心事——他跟王力、關鋒的關係畢竟太密切了。早在四十年代，當康生擔任中共山東分局書記兼渤海區黨委書記時，王力和關鋒也正在那里工作。王力任渤海的土改工作總團團長兼黨委書記，還掛了個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的名義。關鋒則擔任中共山東分局渤海區教育科長。雖說那時他們只是一般的工作關係，但表明他們之間的歷史淵源頗深。後來，在與蘇共論戰中，王力同康生在一起工作，一次次共赴莫斯科談判，一次次一起起草文件。當王力被任命為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時，主管中聯部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正是康生。當時有人說王力是“康生的人”，這話雖不見得準確，不過倒也反映了王力與康生關係相當密切。也正因為這樣，康生在王力即將倒台時，忙於洗刷自己，表白自己，不顧一切地踹王力一腳！
王力在當時便曾觀察到康生特殊的心態，如王力所回憶的那樣：
“江青決定抓我時，康生很害怕，當天上午，我有一件事要請示康生，聽康生的秘書李鑫說：'不知為什麼，康老整整三天沒吃飯了。'我和康生相識20多年，1960年後朝夕相處。他誣陷我是特務和反革命陰謀組織的組織者之後，他自己也害怕了！”
陳伯達呢？雖然他跟王力的關係不及康生那麼密切，不過來往也是夠多的。平日不大願意送字給人家的陳伯達，曾親筆寫了對子送王力：“十下莫斯科，穩坐釣魚台”。這“十下莫斯科”，指王力十次去莫斯科談判，而“釣魚台”則是雙關語，因為當時寫作班子住在釣魚台。這個對子，原是郭沫若送康生的：“七下莫斯科，穩坐釣魚台”。陳伯達借用了郭沫若的話，改了一個字。在王力即將倒台時，陳伯達厚著臉皮，向王力討回自己的題字！因為陳們達明白，王力一倒台，勢必要抄家，一旦抄出這些題字，一定會使自己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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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究責任”的日子，終於來到了。
江青在會議結束時宣布：“王力、關鋒從今天起請假檢討！”“請假檢討”，亦即隔離審查的另一種“美妙”的說法。於是，威名顯赫一時、列為“中央首長”的王力和關鋒，即刻失去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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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力被康生確定為“國民黨特務”之後，關鋒也被定為“特務”。那事情有點蹊蹺突兀：在北京鋼鐵學院“五·一六”總部被另一個紅衛兵組織砸掉時，在那裡的桌子裡發現一張反動傳單，傳單上那講話的口氣完全是國民黨的口氣。不知怎麼搞的，紅衛兵發現傳單背面寫著一個電話號碼以及“周瑛”兩字。一查，那電話號碼正是關鋒家的，而周瑛正是關鋒之妻！於是，一時轟傳關鋒是“特務”！
王力和關鋒作為“大左派”，作為“中央文革”的“大員”，原本注定要被人民所唾棄，掃進歷史垃圾堆。不過，他們在倒台時忽地成了“特務”，則連他們做夢也未曾想到……
“追究責任”的日子，終於來到了。
那是1967年8月20日下午2時，在釣魚台16樓召開“中央文革”擴大會議（不是傳說中的“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召集會議”）。會議重要，“中央文革”成員張春橋、姚文元特地從上海趕來出席。周恩來坐在會議主席的位置上，他的兩邊坐著“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和顧問康生。楊成武、吳法憲也出席了會議。葉群原定出席會議，說是身體不好，沒來。
江青宣布開會，說這次會是“中央文革”的“生活會”，主要批判王力和關鋒。康生作了長篇發言，主要批判王力。康生歷數王力之罪：反軍亂軍、毀我長城，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反對新生的革命委員會……然後追溯到“文革”前，說王力是劉、鄧、王（即王稼祥）的“三和一少”路線的黑干將（注：“三和一少”即對帝、修、反要和，對民族解放戰爭、革命運動以及民族獨立國家的支援要少）……然後追溯到解放前的歷史問題，來了個新賬老賬一起算。
陳伯達也作了長篇發言，主要針對關鋒。陳伯達與康生如出一轍，同樣歷數關鋒的老賬和新賬，然後把《紅旗》雜誌那篇“八·一社論”的責任，一古腦兒推給了關鋒。
會議當中，發生了頗為有趣的小插曲。江青在批判關鋒時，忽然說了那麼一句：“你以為你是第一個提出劉少奇是路線問題的人嗎？那是我告訴你的，這是主席的意見。”
其實，那是1966年8月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時，關鋒給江青寫了一個條子，說與劉少奇的鬥爭是路線鬥爭。江青把關鋒的條子轉給了毛澤東，毛澤東頗為欣賞關鋒的意見，立即把關鋒的條子作為大會文件印發了。後來，把劉少奇派工作組的問題“上線”，成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最初就是出自關鋒這張條子。
關鋒的條子立即引起林彪的注意。林彪派葉群去找關鋒，問了關鋒家的電話號碼和地址，從此林彪與關鋒建立“直線聯繫”。此後，林彪讓關鋒管《解放軍報》，甚至曾提名關鋒擔任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林彪拉攏了關鋒，在“中央文革”中建立自己的勢力。江青看出了關鋒的“離心傾向”。關鋒呢？也知道林彪與江青之間又拉又矛盾的關係，所以每逢林彪召見他，他總拉上“中央文革”的一兩個人到林彪那裡去，怕是單獨去了，江青會猜疑他與林彪有什麼密謀。
也正因為這樣，江青在批判關鋒時，不忘“追本溯源”，提及了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關鋒的那張寫給她的條子。江青把“發明權”歸於毛澤東———“是主席的意見”，“是我告訴你的”！
基於同樣的原因，葉群稱病不來開會。因為葉群來開會，勢必要對打倒關鋒表態，未免顯得尷尬……
如此這般地算老賬，算新賬，會議竟“馬拉松”一般，直至8月31日凌晨2時才結束。
江青在會議結束時宣布：“王力、關鋒從今天起請假檢討！”
“請假檢討”，亦即隔離審查的另一種“美妙”的說法。於是，威名顯赫一時、列為“中央首長”的王力和關鋒，即刻失去了自由。他倆被軟禁於釣魚台二號樓，“閉門思過”。在一個多月前，王力還是“文革”的“功勳演員”，是在天安門廣場受到百萬人歡迎的“英雄”，眼下連電話也給拆除了，切斷一切跟外界的聯繫，成了階下囚。這兩位寫慣社論的“大秀才”，如今忙於寫檢討了。
林杰也與王力、關鋒同時“請假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