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通宵奮戰，四位“秀才”趕出了社論。陳伯達把社論的題目定為《偉大的歷史文件》，以《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編輯部的名義發表。這一回，四位“秀才”摸准了毛澤東的思想脈絡，所以把稿子送往毛澤東那里之後，受到了毛澤東的讚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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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5月16日晚，陳伯達驚喜地接到了毛澤東的電話！
自從2月10日毛澤東狠狠批評了陳伯達之後，一直對他頗為冷淡。這一回忽然給陳伯達主動打來電話，陳伯達怎不欣喜雀躍？
大約是忙糊塗了吧，陳伯達竟忘了今朝是什麼日子。毛澤東在電話中告訴他，“今天是《五·一六通知》一周年的紀念日，明天全文發表《五·一六通知》，再配發一篇社論。另外，把《二月提綱》作為附件一起發表。”
這下子，陳伯達急壞了：時間太緊了！
至今還弄不清楚毛澤東怎麼會在五月十六日晚才通知陳伯達，也許是誰在那天晚上提醒毛澤東，今天是《五·一六通知》週年之日，才使毛澤東突然決定公開發表《五·一六通知》。
“社論是來不及了，可以晚一天發表。”連毛澤東也意識到這一點，在電話中告訴陳伯達。
“中央文革”總動員，貫徹毛澤東的最新指示。
陳伯達匆匆找出《五·一六通知》，重看了一遍，提出建議：《五·一六通知》中原文“彭真同志”，刪去“同志”兩字，其餘均照發。
毛澤東同意了。
康生聽說要把《二月提綱》作為附件發表，著急了。因為不管怎麼說，他是“五人小組”的成員之一。 《二月提綱》的公開發表，弄得不好，會引起一場新的砲打康生的運動。
康生求助於“第一夫人”：“我看，附件就不要發了吧，涉及的人太多。”毛澤東也同意了。
就這樣，當天夜裡，《五·一六通知》作為新華社新聞稿，發往全國各地。翌日，全國各報都全文刊登了《五·一六通知》。
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這四位“秀才”通宵未眠，落實毛澤東的指示：配發一篇社論。儘管“可以晚一天發表”，那也是夠緊張的，必須連夜趕出。
在陳伯達的主持下，“中央文革”的這幾位“秀才”討論著社論的主題。他們揣測著毛澤東的意圖，根據不久前毛澤東對王力的評論文章和戚本禹文章的“最高指示”，確定社論的主題是“徹底批判中國赫魯曉夫”，宣傳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經過通宵奮戰，四位“秀才”趕出了社論。陳伯達把社論的題目定為《偉大的歷史文件》，以《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編輯部的名義發表。
緊接著的一段，是王力提出來的“三個階段”和“三個里程碑”。這一段話後來被廣為引用，成為對毛澤東晚年的極左理論的“高度評價”。
這一回，四位“秀才”摸准了毛澤東的思想脈絡，所以把稿子送往毛澤東那里之後，受到了毛澤東的讚許。毛澤東親筆改寫了關於斯大林的一大段文字。
在這篇社論末尾，起草者們還記得，毛澤東加上了一段重要的話，發表時用黑體字排印。因是毛澤東自己寫的，所以他寫成“毛澤東同志近幾年經常說“———倘若是“秀才”
們寫的，則必然寫成“毛主席教導我們說”，下面是毛澤東添加的一段話：
現在的文化大革命，僅僅是第一次，以後還必然要進行多次。毛澤東同志近幾年經常說，革命的誰勝誰負，要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才能解決。如果弄得不好，資本主義復闢將是隨時可能的。全體黨員，全國人民，不要以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無事了。千萬注意，決不可喪失警惕。
經過毛澤東親自改定，《偉大的歷史文件》一文在1967年5月18日發表了，陳伯達總算鬆了一口氣。
不過，毛澤東在篇末所加的那段“最高指示”，在全國引起了頗多的猜疑：“第一次”
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了，現在大約又要開始“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這時候的陳伯達，又活躍起來，又到處發表講話了———他已從一場政治暴風雨中走出來。他與毛澤東之間又恢復了來往，不過，毛澤東已不像一年前那樣看重他了。
1967年6月1日，陳伯達派出王力、關鋒、戚本禹來到中共中央宣傳部。王力代表“中央文革”講話，宣布“黨中央決定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來接管中央宣傳部”。
一個“小組”接管了中共中央的一個部，“中央文革”威風凜凜，氣勢逼人，已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了。 “中央文革”所轄的宣傳組、文藝組、教育組，相當於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除了一些最為重大的事由毛澤東或林彪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決定之外，日常工作的大權已落在“中央文革碰頭會”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