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達所說的“自上而下的反革命的複闢逆流”，是他的一大“創見”。 “大鬧懷仁堂”發生在二月，於是，便被稱為“二月逆流”。這一“新名詞”傳遍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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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從王力那裡知道林彪講過“徐向前他不能代表解放軍”，便衝著徐向前說：“徐向前呀，軍隊不是你的，你有什麼了不起？你要為劉少奇、鄧小平翻案，想要反黨嗎？”
謝富治是受“表揚”的，這時氣焰甚盛，說道：“你們反黨反社會主義，就是反革命復辟！”
江青最善於“上綱上線”！她說：“這是八屆十一中全會以來發生的最嚴重的一次反黨事件。是事件！是一次政變的預演！是一種資本主義復闢的演習！是向革命群眾反攻倒算！
但是，你們失敗了！永遠地失敗了！ ”
這些天緘口默言的陳伯達見江青上陣，也大為活躍，發表“理論性”的“高見”：“你們反對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麼？就是炮打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你們就是一股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復辟的逆流，最終，要顛覆無產階級專政！”
陳伯達所說的“自上而下的反革命的複闢逆流”，是他的一大“創見”。 “大鬧懷仁堂”發生在二月，於是，便被稱為“二月逆流”。這一“新名詞”傳遍全國。據查證，陳伯達在毛澤東發了“無產階級的震怒”之後，立即“積極”起來，給毛澤東送去一份天津小站的材料。毛澤東看後，寫了批語：“自上而下都有反革命復辟的現象。”陳伯達馬上加以發揮，稱之為“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復辟的逆流。”
“中央文革”發動紅衛兵，把批判“二月逆流”公開推向社會，北京街頭頓時貼滿大字標語：
“堅決擊退二月逆流！”
“堅決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將譚震林！”
批判“二月逆流”，使“四帥”、“三副”要么受衝擊要么靠邊，要么被打倒。 “四帥”、“三副”全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這麼一來，一下子倒了七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加上劉少奇、鄧小平、陶鑄、賀龍已被打倒，朱德、陳雲早已排擠，劉伯承年老體弱，剩下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只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五人，政治局候補委員只有謝富治一人。
中共中央政治局處於癱瘓狀態！
“中央文革”邁出了重要的一步：經毛澤東同意，“中央文革”代替中央政治局！
按照黨章規定，在中央全會休會期間，中央政治局是黨的最高權力機構。 “中央文革”
趁著批判“二月逆流”，亂中奪權，從取代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展到取代中共中央政治局！
於是，出現了一個從未有過的黨的領導機構，名曰“中央文革碰頭會”。這個“碰頭會”包括當時“中央文革”的全體成員，即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加上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列席，周恩來參加。
這個“碰頭會”的絕大多數成員是“左派”。周恩來在異常艱難的狀況下工作著。
真個是“柳暗花明又一村”，陳伯達從垮台的邊緣爬了起來。這個“中央文革”組長手中的權力更大了。
他急於取悅於毛澤東。本來，《紅旗》的社論大都由王力、關鋒捉刀，他不過動動嘴巴，發髮指示，在最後定稿時動動筆。這一回，他一反常態，親自執筆寫一篇《紅旗》雜誌社論《堅決打退反革命復辟逆流》。他以為，毛澤東對他送去的天津小站的材料作了指示“自上而下都有反革命復辟的現象”，他寫的社論正是對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加以發揮。迎合毛澤東的見解一定會受到毛澤東的讚賞，由此會對他這“理論家”產生好印象。
不料，毛澤東的看法在隨時改變之中，誠如他在2月10日狠狠批評陳伯達、江青，而在2月18日就轉了風向，批評起陳毅、譚震林、徐向前來了。當陳伯達把《堅決打退反革命復辟逆流》一文送到毛澤東那裡，毛澤東已改變了看法。毛澤東說：“究竟有沒有自上而下的反革命逆流？”於是，毛澤東壓下了陳伯達送來的社論———這是“文革”以來從未有過的。因為《紅旗》社論送到毛澤東那裡，向來沒有被壓下來不准發表，最多只是作些修改罷了。這一回，由《紅旗》主編陳伯達親自寫的社論，被毛澤東壓下，不准發表，給陳伯達因“勝利”而發昏的腦袋來了一帖清醒劑。
到了4月下旬，毛澤東已完全否定了“反革命復辟逆流”的看法，親自批准讓“四帥”“三副”在五一節時上天安門城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