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帥和國務院副總理們心中有氣，雖在前天的碰頭會上說了一些，但言猶未盡，在這次會上又衝著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王力、姚文元這五員“中央文革”的“大將”猛烈開火。本來是討論經濟問題的會議，卻開成了對“中央文革”的批判會——亦即後來被人們稱為“大鬧懷仁堂”。
會議從下午3時開到7時。 “中央文革”處於守勢。王力、張春橋、姚文元在會上沒有說幾句話，只是埋頭記錄。陳伯達、康生的話也不多。
據王力回憶：
剛一散會，姚文元對我說：“王力，你要站穩立場。這是一場大的鬥爭。”張春橋把我和姚文元叫到他的房間，說：“今天這個問題很大，要把情況湊一湊。明天我們要回上海了，主席說過，臨走前要再見我們三個人。今天的事要報告主席。”他們兩個湊，讓我記，當時認為不對的話，都湊上了。
當時，他們三人湊了情況，由王力記下一個文字要點。後來，在2月下旬，由王力執筆，整理出《2月16日懷仁堂會議》的記錄材料。署名為“張春橋、王力、姚文元”。
現據這份記錄，摘錄若干原文：
當譚震林同志提出要張春橋同志保陳丕顯，張說，我們回去同群眾商量一下，譚震林同志打斷了話，大發雷霆，說：
“什麼群眾，老是群眾群眾，還有黨的領導哩！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這是什麼東西？這是形而上學！”“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你們把老幹部一個一個打光。把老幹部都打光。老幹部一個一個被整，40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
“蒯大富，是什麼東西？就是個反革命！搞了個百丑圖。這些傢伙，就是要把老幹部統統打倒。”
“這一次，是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
“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當著我的面講的！（謝富治同志插話說：江青同志和小組同志多次保譚震林同志，從來沒有說過什麼“反革命”。）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為黨工作。不是為她一個人工作！”
譚站起來，拿文件，穿衣服便走，要退出場，說：
“讓你們這些人幹吧，我不干了！”
“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鬥爭到底！”
陳毅同志說：“不要走，要跟他們鬥爭！”
余秋裡同志拍桌子發言：
“這樣對老幹部，怎麼行！計委不給我道歉，我就不去檢討！”
李先念同志說：
“現在是全國范圍內的大逼供信。”
譚震林同志說：
“我從來沒有哭過，現在哭過三次。哭都沒有地方哭，又有秘書，又有孩子。”
李先念同志說：“我也哭過幾次。”
譚震林同志說：“我從井岡山，到現在，你們檢查一下，哪裡有一點反毛主席。”
當謝富治同志說，不要從個人出發，要從全局出發時，譚震林同志說：“我不是為自己，是為整個的老幹部，是為整個黨！”
李先念同志說：
“就是從《紅旗》第13期社論開始，那樣大規模在群眾中進行兩條路線鬥爭，還有什麼大串連，老幹部統統打掉了。”
周恩來同志當即對康生同志、陳伯達同志說：“發表13期《紅旗》社論，這麼大的問題，你們也不跟我們打招呼，送給我們看看。《紅旗》社論發表以後敲鑼打鼓，也是從這一期開始的。”
康生同志說：“我不知道啊，我沒有看。”
陳伯達同志也說：“我也沒看。”
……
李先念提到的，也就是1966年10月3日發表的《紅旗》第13期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發出了《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號召”。確如李先念所說，“那樣大規模在群眾中進行兩條路線鬥爭”，是從這篇社論開始的。 “老幹部統統打掉”，也是從這篇社論開始的。
從檔案中查到這篇社論的原稿，是王力的手跡。那瘦長的字、僵硬的筆劃，一望而知是王力寫的。與王力共同起草的是關鋒。
※ ※ ※
此文經“中央文革”討論，江青、康生、張春橋審稿，陳伯達定稿。社論的題目，是陳伯達親自擬的。可是，在周恩來責問陳伯達、康生時，這兩位“大秀才”居然當面撒謊，說自己“不知道”、“沒看見”！
譚震林還責問陳伯達：“閻紅彥有什麼罪？為什麼要逼死閻紅彥？”
陳伯達只好沉默著，不敢回答。
張春橋看在眼裡，記在心裡。張春橋此人，頗有心計，精於權術。在他看來，懷仁堂鬥爭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而且陳伯達、康生表現出“右傾”、“退讓”。正因為這樣，他甩開了“中央文革”的這兩位“組長”、“顧問”，與王力、姚文元湊好記錄，三個人直奔江青那裡。
王力回憶道：
張春橋向江青報告，帶著姚文元和我一起去釣魚台十一樓。
張春橋向江青一條一條講。本來正在“生病”的江青，立時“病癒”了。江青暴跳如雷，說道：“這是一場新的路線鬥爭，陳毅、譚震林、徐向前是錯誤路線的代表，葉劍英、李先念、余秋裡是附和錯誤路線的，陳伯達、康生在路線鬥爭中動搖。”由於李富春在會上一言未發，所以江青沒有提到他。事關重大，江青勸張、姚推遲一天回滬。
江青說要立即報告主席，並說：“你們三個人都要去。”
江青馬上給主席打了電話。電話是主席秘書徐業夫接的。江青說：“張春橋、姚文元就要回上海了，請主席今晚接見。”過了一會兒，徐業夫回電話說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會見他們。
晚十時左右，我們到了主席那裡。江青這個人的特點是，到主席那裡開會時像隻小貓似的，躲在一邊，一句話也不說，一出門，她就對一切都發號施令。
主席先問張春橋什麼時候走？張春橋說18日回上海去，問主席還有什麼指示，主席說沒有了，都談過了，簡單說了幾句。
這時張春橋說：“今天發生了一件事，要向主席匯報。”接著，把我們三個人湊的情況，向主席匯報了一遍。我一言未發，只是聽著。
我注意到，匯報前面的那些發言時，主席光是笑。當講到陳老總的發言時，主席變了臉，不再笑了（引者註：據王力回憶，陳毅說了一句；“斯大林提拔了赫魯曉夫，以後又怎麼樣？”意思是說現在的林彪以後會怎麼樣）。主席開始是當笑話聽，聽到這裡，板起面孔，從此以後再也沒有笑。主席以後講的問題，話都比較厲害。如張春橋告總理對第十三期《紅旗》社論沒送他看有意見時，主席說：“黨章上沒有這一條———黨報黨刊社論要政治局常委審查？”
匯報的時間不長，主席已經當成很大的問題了，但還沒發大脾氣。最後說：“第一要抓軍隊，第二要抓地方，第三要抓幹部，第四生產要搞好，要抓鐵路和煤炭。”因為張、姚要回滬，主席要我把這一意見告訴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文革”。
這時主席又心平氣和了。我說；“我根據主席和總理最近反复講的干部政策，寫了一篇社論，叫《必須正確對待乾部》，早已送主席了，主席看過沒有？”主席說：“你馬上再送一份到這裡來，不要經過陳伯達。”
這次大約談了兩個小時。
從2月10日，直到2月16日夜，陳伯達一直處於下風劣勢之處。毛澤東批評他，張春橋攻他，老帥、副總理們質問他，連江青也罵他“動搖”，以致毛澤東叮囑王力送社論來“不要經過陳伯達”。
陳伯達處於深重的政治危機之中，差一點就要垮台。不料，就在這時，政局劇變，一下子從批極左轉到批“右傾”，陳伯達也就從危機中解脫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