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革”對於陳伯達、江青的問題想捂，所以只在1967年2月14日召開了沒有外人參加的小組會議，打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這次批評陳伯達、江青的小組會，連周恩來也沒讓參加。
不過，在2月10日，當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批評陳伯達、江青時，在座的並非全是“中央文革”成員，李富春和葉劍英也在座。毛澤東對陳伯達、江青的批評，使李富春、葉劍英感到高興。
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富春（他還是周恩來指定的“副總理小組”的組長），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國務院副總理們傳達了毛澤東對陳伯達、江青的批評，頓時群情歡躍。須知，老帥和副總理們的心頭，早就積壓了對於“中央文革”，對於陳伯達和江青的怒火，一下子便迸發出來了。他們在李富春家進行了議論。
他們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還有國務院當時主管生產的余秋裡、谷牧。
他們乘著毛澤東批評陳伯達、江青之際，發動了對“中央文革”的強大攻勢。 2月14日，“中央文革”那溫吞水式的批評會剛結束，陳伯達去中南海懷仁堂出席周恩來主持的中央碰頭會。所謂“中央碰頭會”，是由中央黨、政、軍日常工作負責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員共同組成的會議，研究、處理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周恩來主持、召集。這天，江青沒有去，陳伯達在會上簡直成了被告。剛坐定，陳伯達說：“江青同志身體不好，不能來開會，託我帶個意見來：軍委搞了個八條命令，部隊不搞大民主，不成立戰鬥隊，這個文件沒經'中央文革'討論，怎麼就送主席批了？”頓時，一連串的質問，像一連串帶著呼嘯的砲彈，落到陳伯達頭上。
葉劍英元帥頭一個向“理論家”開砲：“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幹什麼？”徐向前元帥拍著桌子，當面質問陳伯達：“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這樣把軍隊亂下去，還要不要支柱啦？難道我們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這類人來指揮軍隊？”
兩位元帥說的是1月19日至30日之間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的中央軍委會議，“中央文革”力主在軍隊內搞大民主，當時，葉劍英元帥在盛怒之下，拍案痛斥，以致把右手掌骨震裂，這一回，兩人又盯住了陳伯達，一個勁兒批駁。只是陳伯達挨了毛澤東的批評，此時顯得十分狼狽，不像往日那樣威風。
徐向前提起了劉志堅被打倒的事，憤憤地問陳伯達：“你說劉志堅是叛徒，完全是捏造！我還不了解劉志堅嗎？劉志堅同志根本不是叛徒。我們帶兵的人，軍隊的干部跟隨我們作戰那麼多年，難道我們不了解他們？”
陳伯達嘟囔著，說道：“劉志堅叛徒的案子已經定了，再不能改變了。”這時，葉劍英接著放炮。他質問陳伯達：“上海奪權，改名為上海人民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到國家體制，為什麼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又想幹什麼？”
陳伯達無言以對，因為毛澤東為這事已經批評過他，使他無法招架。
葉劍英趁機嘲笑這位“老夫子”：“我們不看書，不看報，也不懂得什麼是巴黎公社的原則。請你解釋一下，什麼是巴黎公社的原則？革命，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
陳伯達的臉，一陣紅，一陣白。雖然恨得咬牙切齒，可是，他正處於劣勢，正處於挨毛澤東的批評之際，只得忍氣吞聲。
據他的秘書回憶，陳伯達回到家中，一言不發，便往床上一躺，閉上了雙目……才隔了一天，2月16日下午，周恩來再度在懷仁堂召開中央碰頭會。事先通知，會議討論經濟問題。出席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中央文革”成員和國務院余秋裡同志。陳伯達、康生是作為政治局委員出席會議的。 “中央文革”出席會議的是王力。張春橋、姚文元因與上海經濟工作有關，參加了會議。江青不去。關鋒、戚本禹沒有接到通知，所以未出席會議。另外，聶榮臻、谷牧也沒有出席會議。開會時，周恩來居中。在周恩來右首，坐北朝南，依次為陳伯達、康生、李富春、陳毅、譚震林、李先念、葉劍英、徐向前（皆為政治局正式委員）。
在周恩來左首，依次而坐的是謝富治（政治局候補委員）、余秋裡、王力、張春橋、姚文元。陳伯達因挨了批評，不敢坐周恩來右首第一個位置，躲在後邊桌角上去。周恩來命令他坐回原位。